老赤峰的教育：从私塾到中学

我就赌你不敢点赤峰记忆！

1947年夏，赤峰第二次解放，赤峰的教育恢复了生机，常氏女中不存在了，赤峰中学由丁武任校长，蒙民中学重新组建，其他小学校也都在原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最早的大学生

现在，小学生的入学年龄一般在八岁左右，甚至还要更小些。但在上个世纪之初，学生的上学年龄却是参差不齐的，并没有作统一的要求。比如，从记者掌握的一些资料中就可以发现，有一个叫赵文郁的人，生于1908年，字从周，号自恕，原赤峰市郊区红花沟镇敖包村人，祖籍山东莱州府昌邑县。1917年的冬天，有人到村里为夏六先生的私塾招收学生，赵文郁的父亲便让赵文郁去读书了。对此，赵文郁曾经这样回忆道：“……念书这种事儿，倒也不感觉困难。午间背一节生书，午后背一节熟书，次日早上再来背一节书，就可以回家吃早饭。整整的一个冬天，夏六先生并没有教我们认字，也没有教我们写字，就是一天背三节课的书。到了第二年的夏天，我就念到三本《诗经》了，背得滚瓜烂熟，字也全会认了……1920年，我13岁了，这才又到下官地上了几天的官学……”这说明，在清末民初，赤峰的教育还是以私塾为主的！

据记者了解，赤峰的教育开始于满清末期。当时，县府有学官管理科举事务并定期到所辖各地考察童生学业。在城乡，有由绅商大户设立的私塾，聘请塾师授徒，属于启蒙教育，读些《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杂字》等所谓的“小学”书籍，目的仅在于识字。其中，也有极少数的佼佼者可以读到四书五经、八股文的阶段，以作为考取功名进入仕途的手段。比如，在当年的赤峰街，有举人董子先，贡生、生员（秀才）杨子彬、支栋、李凤五、杜文藻、张文相等人，形成了赤峰的缙绅阶层，最早的“文化圈子”。

1905年9月2日，袁世凯、张之洞奏请立停科举，以便推广学堂，咸趋实学。清廷诏准，自1906年开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并令学务大臣迅速颁发各种教科书。科举制度被废除了，赤峰地区也跟全国一样，仿效西方的教育模式，即所谓的“新学”，招收学员，形成了学校教育的雏形。这些学员多数是没有赶上科举的士子，约有二三十名。其中，有一部分人从“新学”毕业后继续深造，成为赤峰最早的大学生，有考进天津法政大学的尹翰章、张砚钦、李毓芬，还有进入京师大学堂的刘荫青等人。他们在外地宦游几年后，于“民国”十年，即1921年前后回到赤峰，变成了新型的士绅。他们支持县长叶大匡大力兴办新式学校，使赤峰城内的公立小学和乡村的民办公助小学逐渐发展起来。之后，又争取热河省在赤峰建立了中等学校。但是，从赵文郁的读书经历看，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私塾教育在当时并没有退出教育阵地，甚至在数量上还要多于公立学校，形成了两种教育方式并存的局面。

高级大学堂

民国元年，即1912年前后，一些有识之士，如举人董子先、秀才徐仙舫、秀才王者弼、廪生李凤五等人，在赤峰街兴新学，废私塾，创办了高等大学堂一所、初等学堂六所，初等女子学堂一所，由劝学所领导，分配教员教学。

实际上，所谓的“高等大学堂”只相当于现在的完全小学，设立在二道街三中学校旧址，即前一期《赤峰中学》里提到的那座常家大院，与劝学所同院。这所高等大学堂的第一任堂长是董子先，学生免费入学，免费供应伙食，还为农村来的学生提供宿舍，学制三年，毕业后可以升中学或师范学校。其开设的课程除国文修身外，还有英文、史地、算术、音体，一改在私塾读死书的旧习。

当年，由于条件所取，办学地点多选择于赤峰街里众多的寺庙或旧有的建设。比如那六所初级学堂就分设在文庙、财神庙、马王庙、接官厅、鲁班庙、四老爷庙等处，女子初等学堂则设在文庙东院，还有财神庙女子小学，除在1921年有一名女教师而外，全部为男教师。每个学堂都分派正副教员各一人，担任教学，学制四年，分甲、乙、丙、丁四个班，毕业后可升入高等学堂，课程以国文为主，兼有修身、算术、体操、音乐等，乙班以上还有经学课《孟子》。

民国十三年，即1925年前后，学制进行了改革，把高等学大堂合并在文庙、接官厅两所初等学堂，文庙改为第一两级小学校，接官厅改为第二两级小学校。此时的学制是高级班两年，初级班四年。高级班毕业后可以升入初中或师范学校，还把修身课改为公民课，高级班有自然科学。

赤峰高等大学堂与文庙和接官厅两所初级学堂合并后，在二道街原址组建赤峰初级中学校，高等大学堂的学生留校继续学习，学制三年。为了吸引农村学生，这所学校仍然提供宿舍、食堂，伙食费自理。在课程设置上，除学习国文、算术、英语、史地等课程外，还增加了物理、化学、公民等课程。第一任校长孙品璋（字公讷），经常去往承德，在省城进行官场活动，一切校务由学监阎圣希（字承三）代理。“民国”十五年，孙品璋到滦平县当县长，杨爱国（字毅民）从日本留学回来，继任赤峰中学校长，阎希圣仍为学监。这二人认为，要想提高赤峰的文化素质，必须从办好中学入手。于是，他们从北平聘请大学毕业生前来教学。这所赤峰当时的最高学府，师资水平和教学质量很高，毕业的学生除少数去了北平和天津升入大学外，大多数人在县内机关任公职或当小学教师，如热河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杨雨民就曾在财神庙小学和赤峰中学读过书。那时候，赤峰中学的学制为三年，有三个年级，每年招收新生一个班。第一班于“民国”十七年毕业，以后历年都有毕业生，各班毕业生皆有去内陆考入大学或专门学校的，赤峰的知识分子逐渐增多。

1933年春，赤峰沦陷，杨爱国和外聘教师回北平未归，赤峰中学校舍被日军占据。后来，伪教育局恢复，伪热河省派庞秀山为赤峰初级中学校长，在日本人的指挥和监督下进行奴化教育。不久，这所学校又改为国民高等学校，即国高，学制四年，毕业后可升入伪满建国大学，直到1945年。

两级小学校

据当年的知情者回忆，文庙两级小学的校长先后有王文生、于本源、王述文等。在于本源当校长时，学校办得很有起色。他让学生组织自治会，设立学习、纪律、文体等部门，鼓励学生养成勤奋学习、遵守纪律、爱护公物、讲究卫生的良好风气。这所学校还提倡男女同班，为女生升入中等学校创造了条件，如女学生支宪文、马玉芳等人就是由这所学校毕业后去了日本或北平上大学。初小班还招收过日侨儿童龙山五郞和龙山十郞两兄弟。学校定期举办“雄辩会”，锻炼学生的论辩和讲演才能。于本源非常重视体育运动，在每次全县运动会上，文庙小学都能名列前茅。那时候，这所学校有优秀教师徐缙宗、姚奎等，升学率在全县高级小学当中也占首位，吸引来很多外地或外乡的学生前来寄宿就读。

接官厅两级小学设在赤峰街南门外，校长郭明，学生多为城南的儿童，在校人数不足两百人。私立华峰两级小学校是由天主教堂开办的，学生多是教徒子弟，多数来自农村，家境比较贫困，学杂费和食宿费等均由教会补助。这个学校也招收附近的非信教家庭的孩子，在校学生200余人。

当年，这些学校除中学外，全由县教育局管理，有督学一人（王文生）巡回城乡各学校进行教育督察。赤峰全县中小学在校学生最多的年份也不过2100名，占全县适龄儿童人数的比例极小。在奉蒋合作后，学校撤换了五色旗，改挂了青天白日旗；教室内撤去了孔子和孟子的画像，悬挂起孙中山像，教科书也新增了“三民主义”的内容。“九一八”事变后，赤峰街的这些学校还曾掀起过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救亡爱国运动，积极拥护孙殿英到赤峰抗日。但是，不久，赤峰就被日寇侵占了。

1933年，赤峰沦陷，伪县公署教育局命令，把高级部分取消，成立赤峰优级学校，设在赤峰火车站附近，取消公民课，增添日语课，学制三年，毕业后可升国高。此外，在赤峰苗圃设立农业技术学校，培养农林技术人员。1946年，这两所学校被国民党军队拆扒。

居留民小学校

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中国东北仍然在日伪的统治之下，很多日本人来到赤峰做生意，经营土木建筑业的斋藤满男就是其中之一。他是1940年首次来到中国的，在赤峰接手的第一项工程就是扩建所谓的“在满洲日本居留民小学校”。对此，这位斋藤先生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校址在六道街，工程主体已经起来了，内部装修的活计尚未开始，学校的孩子们在走廊里跑来跑去，影响干活儿，工程质量要求很高，房顶须铺水泥瓦，可又缺少水泥。许多建材不足，支付工钱没有资金，一直处于停工状态。很早就应当准备好的扩建工程为什么停顿下来了呢？最大的难处还是物资的严重缺乏和物价的上涨。大量筹措军需物资，致使市场上物资缺乏；军需品的供应和运送，打乱了市场上物资的流通；农产品在当地滞销，城市食品缺乏，物价上涨，百姓生活特别困难；军事费用不断增加，导致了通货膨胀，满洲经济出现危机，统制经济造成的黑市价格上涨无法遏止。”

在斋藤满男的回忆录里还有如下描述：赤峰在热河省人口之多是堪称第一的城市，作为商业城市，赤峰也是第一的。这里有各官厅、银行、公司支店等，又有很多办事处。官府有旗公署、街公所、警察署、法院、税务局等，还有协和会、蒙民裕生会、鸦片组合等各团体的支部，既有飞机场又有旗公立医院；这里还驻屯着日军、满军、铁路警护队，有满铁的工务区、火车站区。此外，由于附近有发达的畜牧业，随之也有检疫处，收集农产品的机关兴农合作社及其所属的绵羊改良场等各个机构。当时旗长是个蒙古族老人，属于次位的是参事官，由日本人担任。参事官实际上是一旗的实权人物，当时的参事官是石丸三郞氏，其下为江口总务科长、千贺警务科长，形成两翼控制机构。

但是，这其中，有一个细节更值得我们的关注与深思：因为误了工期，石丸参事官把斋藤满男叫到了伪旗公署，狠狠地教训道：“孩子是国宝，把那个教育场所学校的工程放弃不管，是怎么回事儿？”由此可见，日本人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了。可再反观我们当时的教育情况却是：因缺少教室，都是两个班共用一个教室，教师轮流上课，全县皆如此。

1933年3月，日寇侵占赤峰，杜文藻（字泮青）任伪赤峰县教育局局长，4月份学校复课。公立学校开始增设日语课，日本人也随之进入了学校，掌握着学校的一切大权；在历史和地理的教科书里，只限于东北四省范围。这一年的冬天，尹翰章等人筹备重开赤峰中学，继而由伪热河省派来庞秀山任校长，开始招收学生，录取60多人，1934年春开学。此时，赤峰中学的校址是租用六道街李家的住宅和菜园子，教室只有两间，分两个班级，教师有尹翰章、王干一、孙佩璋、马德泉及日本“车本愿寺”的僧侣北条月照等。以后，被免去伪职的原财政局局长张文相和伪教育局局长杜文藻也来中学任教。赤峰中学迁回二道街原址后，具备了一二三年级的招生条件。

这个阶段，财神庙女子小学升格为完全小学校，同时又增加了回民小学。日本人还在六道街建立起了“赤峰居留民小学校”，即斋藤满男回忆录中的那种“在满洲日本居留民小学校”。这时，只有初俊杰、田笏臣二人在开办私塾，但讲授的内容与公立学校相同。实际上，古老的私塾教学模式在赤峰已彻底绝迹了。

1937年，伪满康德四年，日伪为了进一步推行奴化教育，将两级中学改为国民高等学校，六年学制改为四年学制，即比初中多一年，比高中少两年的高、初中合一的学制；高小为“优级学校”，学制两年。最显殖民化的是，改国文为“满语”，取消了英语课，增加了日语的分量，增设国民道德课，宣传日满一体，同心同德；有日本史、西洋史、无中国史。日伪还推行所谓的“劳作教育”，让学生们在城北龙头山下开荒种田。这一时期，承德女师毕业的傅桂芬、钱晓英、张平会、赵秀云、刘佩玉等人先后被分配到赤峰任教。从此，赤峰街有了女教师的身影。

1945年8月15日，赤峰光复，日伪政权垮台，赤峰各学校又恢复了两级中学、完全小学和初级小学的名称。在这一时期段，除了赤峰中学而外，赤峰城又成立了内蒙古自治学院和蒙民中学。

1946年10月，国民党占据赤峰后，徐铁民任教育科长，王干一再任赤峰中学的校长。伪满蒙民裕生会的常咏萃筹组私立常氏女中，由其妻傅桂芬任校长并招收她在伪满时期的学生。这时，学校管理混乱，不能正常上课，老师也领不到工资。

1947年夏，赤峰第二次解放，赤峰的教育恢复了生机，常氏女中不存在了，赤峰中学由丁武任校长，蒙民中学重新组建，其他小学校也都在原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1945年8月上旬，斋藤满男因日本战败离开赤峰回国，赵文郁在家乡当了一辈子的老师，于1949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