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盂鼎

出土于清道光年间的大盂鼎，是现存最大的带有铭文的西周青铜器，具有重要的文物、文献价值。因其流转经历曲折离奇、可歌可泣，又被视为一部浓缩的中国近代史。

　　大盂鼎，通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达153.5千克，为西周时期的炊器。折沿，敛口，双耳立于口沿上。深腹中空，内壁有铭文，足上有扉棱。整体造型庄重大方，纹饰简洁质朴。

　　关于大盂鼎的出土地点，历来有两说：一说陕西岐山礼村，一说陕西眉县礼村。通过考察陕西青铜器出土分布情况，多数研究者认为后者更为可信。据记载，与大盂鼎同出的还有一小盂鼎，也刻有铭文，后来在战乱中被毁，仅有拓片传世，令人扼腕痛惜。

　　大盂鼎出土后，先被岐山宋金鉴收藏，后流入北京。宋金鉴进京考中进士，做了翰林，他在琉璃厂德宝斋发现了大盂鼎，于是以白银3000两购得，运回岐山老家。宋氏家道中落后，大盂鼎落入左宗棠之手。左宗棠又将其赠予工部尚书潘祖荫。潘祖荫没有子女，他过世后，生前收藏的文物被其弟潘祖年运回苏州老家，就包括大盂鼎。潘祖年去世后，守护家传文物的重担落在了孙媳潘达于的身上。战争期间，潘家将大盂鼎重新埋入地下，躲过重重劫难。1951年，大盂鼎入藏上海博物馆，1959年后陈列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大盂鼎最有名的当属它的铭文，291字的铭文有证经补史的重要作用。内容主要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追溯文王受天命和武王灭商的功德，周康王强调自己要秉承先王美德。第二部分追溯盂早年学习的经历，盂深受周王恩泽，周王告诫盂要效仿他的祖父南公。第三部分是周王册命盂辅佐上司荣氏，要勤于奉公、恪尽职守。命盂继承祖父南公的官职，掌管军队、负责诉讼，辅佐周王治理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