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高陵擦肩及那些曾经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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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已不记得关于高陵的概念产生在什么时候，唯记得父亲曾多次提起，说村上某位叔叔就徙居高陵，但内心的思维里，高陵一直模糊遥远且与我无关，省内的许多县市尚不曾涉足，除非缘份，生命中又能够了解几多辽阔。
与高陵结缘更多是与高陵人结缘。1994年南下深圳打工，最初一站在龙岗区一个叫白坭坑的工业村，村子里有一家规模相当大的养鸡场，该场是高陵养鸡场的分场，当时还实行国营化运作管理，鸡场的员工和管理人员全部来自高陵和相邻的临潼等县。
这里需要普及一下，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高陵养鸡产业已渐成规模，据资料显示：“ 1991年高陵县养鸡已多达205万只，养鸡总收入达3288万元，仅此一项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166元，占人均纯收入的25.4%。”高陵养鸡场在白坭坑设立分场也是一种前瞻性决策，极方便地解决了新兴特区的部分肉蛋需求。
我最初在一家名叫炜通有限公司的玩具厂上班，工厂离养鸡场不远，第一位接触到的鸡场员工是鸡场门房的王李学，还是表弟离厂前托存行李而去找的，但自此就不断地结识了许多养鸡场工作的朋友，这是后话。
1994年7月，炜通厂用工紧张，保安任航校从高陵和临潼一口气带来了80多名新工，许多是临潼新市乡和高陵药惠乡区间新毕业的女学生。因为老家正宁古来就属秦地，与陕西关中食俗相同，语言差异也不大，尤其一到南粤打工，进入各地方言混杂的移民区，这种差异就更显得微乎其微，所以就同称老乡，也彼此多了些亲近感。
炜通厂以主产各类搪（塑）胶公仔玩具为主，加班长，工资低，当年许多车间的加班时间都在每日8小时以上，加班费每小时8毛钱，所以生活也相当清苦，除了吃饭和休息，工人们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车间，而且男工比例相当低，像我当时所在的包装车间，近百名员工中男人只有四人，而且另外三名都来自四川，且两人已婚，所以严重的阴盛阳衰，连车间主管都是来自四川被称之为“跑不动”的女汉子孟贤琴，所以我当时在厂里算得上是相当的吃香，孟贤琴常调笑我，突然间扯我衣襟一下，让我去注意某位向我暗送秋波的姑娘。
说实在的，那时有好多位高陵和临潼的姑娘都对我不错，曾有姑娘还托人给我递过纸条，可我那时还有些懵懂，也未曾静心去思考过与其中的某位谈恋爱，否则我极有可能成为高陵的女婿，这就算做我人生的第一次与临潼擦肩而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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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坭坑生活的多年里，养鸡场里的员工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大都成为我的朋友，每逢周末我就到养鸡场去玩，与鸡场的朋友们一起调剂生活，有时是在他们的宿舍煮鸡蛋喝啤酒 ，有时只是玩玩，离开时带几枚鸡蛋回宿舍里煮着吃。
1997年我首次离开工厂学创业，在白坭坑的市场边开了一家照相馆，房子是从一位姓石的河北朋友手里转接的，小石曾做过河北某企业的推销员，与白坭坑养鸡场合作，在深圳推销过好长一段“生命蛋”，所以他的女朋友就是通过养鸡厂认识的一位高陵女子，结婚后在那间铁皮房里开过一段理发馆，后来生意不景气进了厂，我就接手那间小门面筹办了一所照相馆，开始经商。
开办照相馆以后，养鸡场的电工军成就成了我电子电器方面的专业师傅，关于逆变器、闪光灯等类的电子产品维修全找他；另外两位很熟悉的朋友我竟然一瞬间记不起名了，只记得大家都对我很好，有多位朋友给我送过鸡蛋，但到照相馆来的最勤的却要数厨师老马了。
老马五十来岁，是个乐天派，总显得很开心，十足的老陕腔，常常在早上到市场采购蔬菜时到我的店子里来同我聊天，顺带送我几枚鸡蛋甚至是一只全宰割脱毛的全鸡，有时就在我的小店子里一起弄点炒田螺什么的喝个小酒。
有一段老马的女朋友来了，那是一位很胖的半老徐娘，老马精神出奇的好，邀我去给他们拍照，顺带去雁田水库淘田螺。因为环境熟悉，我们还借到了菜农的大铁壳船，滑到了湖心的小岛，但在返回的时候遇到了难处，那时我们所使用的船浆其实是一只俗称铁锨的铁锹，我和老马都不是熟手，无论怎么用力，船只是在湖心打转儿，折腾的越久，人就越心焦，眼见天色近晚，我和老马的女朋友都有些手足失措，老马却不急，脱了上衣下船，咕哩咕嘟一边游泳一边推，硬是把铁船给推到岸边，这倒让我这个“旱鸭子”对他有些刮目相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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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那个时候鸡场的运营情况已每况愈下，饲料成本和人工越来越高，鸡蛋价格却持续走低，让养鸡场的生存面临窘境，黄场长做为高陵养殖业界的专家级人物，面对市场的低糜却毫无对策，但他却是一个忧国忧民的学究式人物，每每同我聊天时总会思考上国民生计。
记得某次平湖工商所年度检查，白坭坑社区内的店铺多一半都关了门，那些年关外工业村的店铺大多都是无牌经营，赚钱的诸如私人诊所一类是受政策控制办不到牌，小商店是因为房租高店子稠利润低办不起牌照，因为当时的深圳工商业管理制度还不完善，税收和工商管理费（当时有）都是以特区内标准，关外一家小商店如果办齐证件，每月这方面最少都有近千远，而当时工厂里的工人平均工资才四五百元，而许多为寻生计开店的老板一个月都赚不到一个工人工资，像我当年开照相馆时所有的资产都不足一千元，所以当年工业区的店铺90%都没办营业执照，好在平湖镇工商所的工作人员也有限，每年就例行性检查一两次，被查到的罚款也是随你的能力，店大就多罚，店小就少罚，罚过款这一年也就过了，所以店铺关门应对检查就成为一种常态，只是黄场长平时在鸡场并不关注这些，某次偶然间碰上了就惊异地说：“唉呀，这怎么了得，这一条街一条街的都关门，都偷税漏税，国家不知道要损失多少的税收呀！”
我记得我当时就笑了，我说黄场长这你就不懂了，这就是南方人的高明之处，开店的人都是为了生存，如果这些费都收上了，肯定就不会有这么多店子，肯定就会有很多的店铺要降租或是租不出去，房东的房租、城管的卫管费、食药监的管理费、村委的灭鼠费等等都会收不了那么多……戴近视眼镜的黄场长听得直摇头。
白坭坑养鸡场应该是2001年前后关停的吧，接到高陵总场关停通知前几月就人心惶惶，连场里饲养了多年的两只老狗都杀着煮的吃了，煮了满满的一大锅，那是我第一次吃狗肉，也真正的领会了哪种狗肉上不了席面的原因——真的黑。
说到这里心底里就止不住发惭愧，回想起那些曾经的人和事，我就联想到自己某次去鸡场偷蛋的经历。
那已是养鸡场关停，承包给姚军成管理的前期，因为转型，养鸡场的员工们开始自谋前程，管理也相对混乱，许多员工都提鸡蛋出来送礼，我照相馆的床下放了好几箱朋友们存放的鸡蛋，有许多就是送给我的，所以当某天一位朋友邀我去鸡场背鸡蛋时我就坚绝拒绝，可朋友却特别热情，一定要我跟他去，说国营的场子，马上倒闭，大家都在拿，不拿白不拿，我最后就妥协了，随了他去了鸡场，我去没有进厂区，怕黄场长看到尴尬，就在围墙外等朋友帮我把鸡蛋装好了从墙头接了出来，我就背上鸡蛋向回走。
夜色微明，我背着鸡蛋绕过养鸡场的侧墙走向正路，走过厂区门前时隐约看到办公楼前站着一个人在遥望，很像是黄场长，我有些心慌，不敢回头张望，只顾自顾自往回走。
养鸡场在通往菜区的小山头，一条石子路与横东岭工业区相通，距离我的照相馆并不远，约摸一公里的路程，但这段路在那个夜里分外漫长，我是一个特别胆小的人，而那些年深圳关外的治安环境又特别糟糕，糟糕的环境里却有着如狼似虎的治安队，尤其是对外来打工仔来说，安分守已都可能收容，如果再说是做贼，其后果可想而知，所以大家可以想象我当初的心理，是无比的恐惧和后悔。
过了明辉厂的宿舍，离我的照相馆不过三五百米，后面来了一辆摩托，我猜想是治安队的摩托，心不由已的加速了步伐，一路小跑般向回赶，连头也不敢回，及至回到店了，背上早已失成一片，汗水和蛋清结了一背。
插了一段题外话。养鸡场转型后，高陵、临潼以至鸡场认识的周至和富平朋友们却依然有许多同我保持着联系，尤其是李长命、李长安兄弟、王小妮夫妇，还有与我同乡白金刚、徐向林打成一片的张少波、张增强等。他们许多在离开鸡厂后在周边的工厂打工多年，直至我离开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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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关注高陵是从深圳回到庆阳，与“深圳热线”乡坛里的网友们联系渐少，重融入了本土的网络群，在百度贴吧里常有朋友讨论长庆油田搬离庆阳对庆阳经济发展的影响，自然常提起高陵马家湾的飞速发展，也不可逾越地常在庆阳到西安的专线上遇到奔劳于庆阳和高陵区间的油田人。但这些事情都不是一般诸如我等小民百姓所能左右和思考的，我猜想即使把庆阳市政府搬到高陵，给予我的感触也绝对不如我那次偷鸡蛋的感受深刻，这不是说我从偷鸡蛋理解了贼的惶恐，或说是缺乏大是大非的理性，而是这个年龄我已明白了孰可为孰可不为。
2010年5月，朋友代理了高陵泾渭上城，邀我去高陵一起看房，那是一第一次涉足高陵，但一到高陵，我就被周边的环境迷住了。
2010年正是房价突飞猛涨的年份，西峰房价从2009年初的1700元每平方涨到了3000多，几乎涨了一倍，而新社区的环境却还远远跟不上新兴城市的基本标准，但高陵当时的房价才2000元，朋友代理的泾渭上城报价2000元，而旁边的另一楼盘现楼甚至更低于1500元、平方，我一下子心动了。
宽平的公路，秀美的城乡环境，售楼部展示的至高铁站15分钟、地铁站近在咫尺等优越前景让我对未来充满了前景，但那时候说实话，我压根儿是个门外汉，从黄土窑洞里走出来的乡巴佬，在售楼人员的莲花妙语诱导下签合同时都不明白我买到的楼是什么样子的。唯一弄明白的是这楼盘是复式，所谓的九十多平方在合同里只能写四十多平方，也是为了减少物业等费用的分摊，总之，只有种种好处。
缴了五万多首付，我总算可以很阿Q地对外宣布，我在西安的高陵买房了，当然这对于我这般的穷打工汉来说，也确实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毕竟打工N多年，手里能攒到五六万买楼钱的岁月也似乎只有2010年，哪一年我是儿子远龙出生的年份，那一年我转出了我经营的移动收费代办点，成为人生最富足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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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于家庄就因隋大业于志宁曾徙居于此而得名，而高陵又恰是燕国公于志宁故里。因为在高陵买了房，对高陵的关注也越来越多。
高陵位于西安市东郊，土地平坦，素有八百里秦川的“白菜心”之称，知道高陵早在1970年代初期，粮食亩产就已跨过“长江”，因贡献大，曾多次荣获国务院嘉奖，但由于依靠单一的粮食生产，高陵成为远近闻名的“高产穷县”。
农业发达（尤其是以产粮为主）的地区近些年的发展都不理想，这似乎很正常，许多地方土地肥沃，良田万倾，但若是农业主产区，就都不会很富有，庆阳的早胜镇就是缩影。当然如果经济发达，我在深圳打工时肯定就不会遇到那么多高陵老乡，但彼一时此一时，高陵的底蕴注定不会落寞，2300多年县制历史的区域，是盛产精神及物质文明的泾渭沃土，恰似怀才的处子，闪光只需假以时日。
西安城是千年帝都，盛世的大都梦想在膨胀，拓疆辟野的脚步马不停蹄，高陵的农业生态在随机转型，传统的粮棉产业迅速褪化，冬枣、石榴、葡萄、西瓜、各种蔬菜……高陵日益成为一座时代科技化的果菜区，工业经济也在迅速植入壮大，陕汽集团、吉利、长庆石油、华南城等一批新兴科技园渐成高陵经济的主体。
大西安愈日逼近，新高陵呼之欲出，长安的发展模式给人太多的高陵遐想，只是高陵似乎远没有长安那么幸运，3号线地铁的延伸成为空谈，高陵的撤县设区也落在西咸新区之后，高陵的公路框架布局规划超前，社区建设却相对滞缓，毕竟错过了城市化进程最疯狂的节点。
在高陵购房之初，多少还有点野心，向往着物华天宝的关中沃土，高陵离西安城很近，正不断融入大西安的框构，近年经济发展势头不错，社会福利也不断优于别处，免费公交、15年义务教育体系，无不让人为之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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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坐静思，曾经的懵昧岁月贫寒如诗，美好年华尽消磨在加班加点的深圳，至中年托朋友帮携，在庆阳拼搏数年渐趋稳定，却因错失时机而再陷漂泊。人生的机遇稍纵即逝，农民工的漂零岁月遥遥无期。只是父亲渐老，儿女尚小，无数牵系在身，远方的梦想已成空，如何维生？
我把梦想寄予高陵，渐渐地发现这并不切实际，高陵的发展日新月异，但与我似乎没有一毛钱关系，十几万的楼房供起来就成了二十多万，装修住进去没有十万八万基本不可能，这么多年勒紧裤带过日子，同许多人一样，都只是在帮银行打工。
我多次下高陵，县城的人气与北部县城相差无几，消费并不高，蔬菜瓜果也相对便宜，说明高陵的农民也并不富足，而我也很少有机缘介入高陵。
泾渭上城的房子从2012年交楼，许多的房子都同我的房子一样空置在哪里，从楼盘模型购楼到建成并一日日失却精心的绿化变得杂乱，我能被传呼的，除了每月银行的按揭，就是物业公司的电梯、供暖费及物业费催缴，这些款项的总和其实也只一千多，对有钱人来说只是毛毛雨，但对一个朝不知夕的打工者来说，每月固定时段银行的催款电话几乎与催命符无异。
2016年前后我就开始思考着处理掉高陵的房子，有说出这想法的时候许多朋友认为我自开始可能就是想着炒房的，我只能苦笑着说有没有像我这么穷的炒房的。
高陵的房价一直四平八稳，朋友说如果2010年在庆阳随便买一套房子到2016年都能赚几十万，这话是真的，但说实话，那阵子在庆阳几万元首付买房子已经很难，也只能说穷人穷命吧。
2017年有朋友去高陵马家湾买房，数月后告诉我他的房子涨了十几万，我告诉他说我高陵的房子只想卖够本，还掉银行的贷款给自己减负。朋友说不至于吧，西安及周边的房价全涨了。我说是实情呀，网上看起来是涨了点，其实涨出来的都是银行的利息，更重要的是我那个小区有一半的房子都在网上卖，卖房的太多，都没人买房。
然市场的变化无人能预期，从今年5月份开始，突然间隔三岔五的接到电话有人询问我的房子是否出售，既而就有人询价，接着有中介索要钥匙，到八月底的时候就有中介同我网上讨价还价，一说定马上通过微信转发了一万元定金。幸福来的太突然，以至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更为奇葩的是房子订出后的三天内，我还接到过数家个人和中介的电话，给出更高的价位，也直到这时候我才明白，高陵的房子真的火起来了。
下高陵办理卖房手续，发现高陵的变化真的很大，纵横交错的公路布局最是突出，农田在不断减少，绿化越来越漂亮，楼盘小区周边已完全不同往昔，尤其是昭慧塔广场与水景公园周边，风景如画，商街、购物中心相继建成，显露出雍容华贵的都市气息。
而同时让人惊悸的是小区周边雨后春笋般冒出无数的房介中心，就连小区内部都有数家。购房的是一对高陵本地的九零后夫妻，都非常的年轻，他们是真正的刚需，虽然在我手里买的相对便宜，但却要承担高达上万元的中介费，我很佩服他们，并联想到当年在深圳打工时的情景，那时我正如他们般年纪，那时深圳关外的房子也大都保持一千元一个平方的价位，可我却未曾有过他们的勇气。
因为高陵许多银行的业务中心设在马家湾，办理交易手续时从高陵县城到马家湾区间奔波了数趟，所幸各服务机构的职员服务态度都很好，一切尚算顺利，离开高陵时我突然有了些失落落的感觉，对于高陵，我终是个过客。
2019/9/29
后记：“好久未曾登陆公号，今日突发念想，急就此篇岁月记事贴”，因杂事缠身且国庆长假在即，先发草稿于此，请朋友们指正以便闲时更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