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奴，做妓，做狼，做媒婆，八面做人难

听名人演讲听到一个有趣的例子，他上大学后父亲问他有什么长进，他说：“我学会了明辨是非。”结果他爸脱鞋追着抽他：“我叫你明辨是非！！我叫你明辨是非！！”

这个故事发人深省。

不是说做人不需要明辨是非。而是说，一旦摆出自己是“是非判官”的嘴脸，浑身上下就会透出三个字“讨人嫌”。

有话说“成年人的世界只讲利害，不讲是非。”就算仅仅“是非”，哪有那么容易搞明白的？

因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你觉得某些事情显得突兀，是因为你可能只看到明面关系的一部分，那些你没看到的暗里关系更关键。你可能只看到冰山一角。

人之间相处，不得不制定一些规则。大到国家法律，小到单位规章制度。我们设想，如果人人都遵守，这个世界不就变成了“美好的人间”。恰如人人都献出一点爱。

但我们在现实中，却看到无数的“打折扣”，和“变通”，恰恰是这些，构成了我们真实的生活。

理解了这些“打折扣”和“变通”的背后的原因，就学会了“做人”。

我们从明朝官员袁宏道做县令的感受，和他的解决办法，可看出端倪。

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描述他在江苏吴县做县令的感受：“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税收）则仓老人（老会计），谕百姓则保山婆（媒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苦哉！毒哉！”

他的解决办法：“上官如云，过客如雨，簿书（文件）如山，钱谷如海。朝夕趋承检点，尚恐不及。苦哉，苦哉！然上官直消一副贱皮骨，过客直消一副笑嘴脸，簿书直消一副强精神，钱谷直消一副狠心肠，苦则苦也，而不难。”

简言之“对上级要贱，对同级要陪，对文件要熬，对老百姓要狠”。这可和他读过的圣贤书变通太多。

但最难的是啥？袁宏道说“惟有一段没证见的是非，无形影的风波，青岑可浪，碧海可尘，往往令人趋避不及，逃遁无地，难矣，难矣！”

最难的是“虚功”。看不懂这个，玩不好这个，官场活不到第二集。

同理，清朝知府张集馨因为政清廉，被提拔为“陕西督粮道”。按“规定”，他只要负责从老百姓手里收粮食，再按“规定”发军粮就是。

但发军粮，前来验粮的军官，要是不宴请，不伺候好了，他们以“粮食质量不好”为由，拒绝领军粮，这就是老大事故。

陕西省政府的接待费。陕甘总督、陕西巡抚、将军、都统“三节两寿”的贺礼。都要从粮道出。

著名清官时任陕西巡抚林则徐一年两万两的“例规”，哪怕荒年也一两不能省。

而这些玩意儿，规章制度上都没有。粮食要“合法”地收上来，钱要“合理”地用出去。

那些读圣贤之书的道德君子，没几年就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叉烂污”。没学会，或者学不好的，就自然淘汰了。

“合法”和“合理”之间并不完全匹配。不明事理的人因为看到“空和假”而义愤填膺，他们口含天宪，到处碰壁，百事无成，百无一用。

“经世致用者”的着眼点却在于能否执行下去的“用”。他们在条件不足时，迅速掂量出事情可以变通的空间，执行力超强。毕竟，办成事才是王道。

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就在于是否“会做人”。而“传统中国人”，一切成功都是“做人”的成功，一切失败都是“做人”的失败。

之所以有这种现象，是因为传统中国是宗法制体系内的“人情社会。”

法律固然一直都有，但一直尊奉“有治人无治法”，运用法律因人而异，弹性很大。

古代法律对“价值观”的维护，要大于维护法律条文本身。

譬如朱元璋曾经干预过一起杀人案。一盗贼潜入京城一小军官家里准备行窃。小军官要上早班，临行前对妻子蜷蜷爱意，千叮咛万嘱咐。小军官刚走，奸夫就闪进门来，和军官的妻子恋奸情热，甚至商量要谋害军官。盗贼出于义愤，把女人杀了。破案后，朱元璋不仅没有处罚盗贼，还给予他奖励。

而现代社会的“法治”，其价值观要求却是“刚性”、讲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弹性变通的“人情”是抵制的。

因为，社会基础变了。

宗法制的根基被慢慢破坏，越在大城市破坏的越彻底。越在小城市，县城，乡村残存的越多。但历史趋势不可避免。

“人情”越来越表现为“假公济私”，“变通”越来越表现为谋私利的“枉法”。

社会越进步，熟人社会的“人情”关系越淡，陌生人社会的“契约”关系越确定。

办事不讲“人情”讲规则，并不是不讲“人情味”。而是结果普惠大众。

但“人情社会”的社会土壤铲除非一日之功。“聪明人”会按照“实际情况”调节自己的行为。

实际上，会“做人”的“精明人”越少。按规则办事的“傻人”越多，生存土壤越好，社会的交易成本越低。

人的注意力更多的不是放在“做人”的成败，而是放在“做事”的成败。社会运行的效率会更高。

每个人也不用活的那么累。

也不用发出那种慨叹：做人难，做女人更难，做名女人更更难，做名老女人更更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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