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鉴赏】从余华的文学写作谈开去

从余华的文学写作谈开去

余华早期的小说，偏重唯美灵性细腻的一面，有沈从文孙犁汪曾祺甚至川端康成的影子。从《十八岁出门远行》开始，余华才认为自己真正的文学书写开始了。这个标题和这篇小说的全部都在不断告诉读者这一重要的转变。自此以后，余华自己说，他的一篇篇“虚伪”的作品一一诞生。这些作品正是被评论界称为中国新时期先锋小说代表作的一系列作品。这批极具冲击力的先锋小说有《西北风呼啸的中午》《死亡叙述》《四月三日事件》《一九八六年》《河边的错误》《此文献给少女杨柳》《古典爱情》《世事如烟》等。这些小说撕碎了现实温情脉脉的假面，还原其荒诞残酷血腥无理性的一面，并把现实狰狞的面目做了某种极至化的夸张书写。

在这些作品中，余华背向当下，与现实绝缘，作品在世俗意义上，堪称篇篇“虚伪”，虚幻，在纯粹文学的意义上，却又往往闪耀着瑰丽的“真”的艺术光芒。余华认为，“新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往往是背道而驰的；在大众认为真实的“常识真理”面前，“文学书写”在幽暗之域开始了“与大众无关”，只遵从“作家内心个性的逻辑”的书写——开始无人跟随的独身探险，从而到达前辈作家之艺术没有涉足之地。余华认为，这样的文学书写，才具有了自身本应该有的价值和意义。

究其原因，首先是阅读直接促发了余华的突变。自从1985年接触卡夫卡以来，余华越来越感到，真正意义上的作家，他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常常是十分紧张的。再深究余华文学书写突变的深层根因，童年生活中无人照顾的孤独，医院里垂危病人命悬一线的阴郁恐惧压抑，太平间冷冽阴森森的环境气氛等等，是其中最主要的，青春时五年牙医的枯燥乏味单调的生活，对后来的作家余华也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样说来，阅读视野、童年生活、工作经历，就共同促成了余华文风的突变和先锋小说的井喷式写作。以上所列三方面，成了构成余华先锋写作自身独特内在文学逻辑的三大要素，从而笼罩制约作家余华后来的整个文学写作生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每个作家笔下的生活都是不同的，甚至是迥异的，天差地别的。所谓文学的“真”，主要表现为作家艺术良心良知的真诚，其次才表现为对生命人性文化存在把握表现的部分本质之真。

不过，我倒认为，作家独特的叙事方式、解读表达进入世界人性文化存在的方式，应该是孤身的探险，可你的文学里不可能回避也不应该回避大众关心的柴米油盐、吃喝拉撒、男欢女爱、爱恨情仇，普通人的世俗幸福、社会公平公正、文明道德伦理法制道义良心等现世性当下性元素，以及悲悯大爱等人性光辉，还有人类不同个体国家民族种族的相互协作妥协包容、多元文化等人类普世价值。换句话说，历史当下未来的思考，日常生活的庸常温暖，存在的荒诞形而上的冷冽，都应该全方位地而非片面地在文学中找到应有的位置。说白了就是，文学首先关乎作家的灵魂的大真，然后还要试图与一切外在世界、不同于自己的每一个人类个体，还有既往的文学前辈将来的文学后辈展开对话和交流。虽然这样的对话常常是单向的，不能互动的，但因它又会对人类文化世道人心有着潜移默化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的内在巨大影响，文学的最大化价值才可能被发挥到极至。

余华自己或许也感到这样的先锋书写剑走偏锋，孤身突入文学的蛮荒之地，不自觉间，已然离时代和读者越来越远。他的文学又开始了变化。不过，这次的变化没有上一次变化来得突兀、陡峭，而是表现得如抽丝剥茧，外表波澜不惊，内里暗潮涌动。首先在他的三个经典的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中悄悄地慢慢地开始转变。最明显的转变却落实在《黄昏里的男孩》《蹦蹦跳跳的游戏》《我没有自己的名字》《我胆小如鼠》等短篇小说中。

我从余华文学创作第一次突变后的《西北风呼啸的中午》等小说里，看到了加缪小说《局外人》的影响；我也从余华文学创作第二次转变后的《我胆小如鼠》等小说里，看到了辛格小说《傻瓜吉姆佩尔》的影响。余华敏锐深刻的洞察力，使之发现了生活的荒诞；他内心深处的善良，又使之深具悲悯情怀。因此，余华的小说，在荒诞之外，又发出悲悯等温暖人性之光。

余华许多的小说，都有意淡化时代印迹。他更多关注人性的永恒的劣根和局限，以及这劣根局限带来的绵绵不绝的人类苦难，还有他从中国具体历史现实和人类共同人性中，发现的人生的荒诞感。余华作为一个善良的人的良心，作为一个作家的良知，还有高贵文学的悲悯体恤等固有特质，又共同召唤他，使他的小说，他的文学中，强烈地透射着温暖的人性之光，对人类苦难和蝼蚁般小人物的命运的深切关怀。

如果说，余华小说创作第一次转变的关键词是荒诞无理性血腥暴力残酷冷漠的话，那么第二次转变的关键词就是苦难血泪救赎悲悯体恤关爱。

这两次的转变在他的长篇小说，特别是《兄弟》中得以兼容调和。正当读者期待余华最新的转变时，长篇小说《第七天》推出，余华又重新拿起先锋的利器，开始对当下中国进行更加荒诞绝望的书写。有些读者认为，余华绕了一大圈，又回到了他的出发之地，因此对《第七天》的批评之声异常尖锐。

这样两套写作套路，本身就表明余华创作主体内心存在着某种矛盾和悖论。或许余华自己都把自己绕进了这悖论的怪圈，绕得自己接下来的路不知该走向何方何处。也或许余华本来就坚定不移地坚守对世界荒诞、对人性失望的把握方式，后来的悲悯是出于他的作家的良心良知，还有中国文化和读者的回归的潜在折中欲求。简而言之，余华保持自身作为作家的精神独立性，与强烈的要与读者交流的世俗性之间，存在着貌似可以调和其实很难调和的矛盾。余华试图战胜这内心矛盾的纠结，在自己的文学中得以调和兼容，结果，不是搞得自己好长时间不能进入小说创作状态，就像1997到2004的一大段时期，就是难以使读者真正领会他的创作初衷，类如最新长篇《第七天》的饱受责难。

余华多年的文学创作成果已经告诉世人，他是一个天才作家，同时，也是一个有着局限性的作家。不过，细读世界文学经典，我们又会发现，所有的天才作家都是有局限性的作家。这正如孔雀开屏展示了其正面的完美的同时，也恰恰暴露了其后面的丑陋一样。

每一个杰出的作家，他的写作都是从自己灵魂的深处开始的。每一个杰出作家的创作个性，都源自各自鲜明独特的内心精神灵魂。而一个作家精神灵魂的独特性，往往和自己童年故乡刻骨铭心的生活经历有关，也和后来人生的一系列重要经历有关。从人生和文学的双重意义上说，作家一生的精神之旅，其始发站就是自己的童年故乡，无论作家的精神跋涉如何漫长，最终都是要回到自己灵魂的故乡的，尽管事实上作家的灵魂归宿与原初的童年故乡已然大有出入。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福克纳、马尔克斯、鲁迅、沈从文、汪曾祺、萧红、贾平凹、莫言，当然也包括余华，这些作家的创作，都遵从自身内心的精神逻辑，这各自独具特色的精神逻辑，又是源自各自对自然生命社会人生的独特感悟。这感悟都是独一份的，同时又不可避免是有自身局限性的。他们的感悟尽管出自真诚的灵魂，往往是那样深刻精准，却又不可能提供关于自然生命人生社会存在的全面彻底的认知。

托尔斯泰、沈从文、汪曾祺、萧红等人对人类身怀仁慈悲悯大爱，尤其是沈从文、汪曾祺，更是对人类的缺陷满含包容，不忍发出严正的批判，回避冲突，调和矛盾。对比残酷的现实、人性深处某些嗜血冷漠残忍，可以看出这样的文学对人的麻醉作用，进而使人容易对人生社会人性产生廉价虚飘的美好感受。其局限性立马凸显。相反，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福克纳、马尔克斯、余华等人的文学，对人性社会流露出深深的绝望，他们的书写直指人类的软肋要害，让人领略到残酷的大真，形而上的冷冽，进而是痛彻心扉不寒而栗的绝望。这样的文学荒原将使人们的内心产生荒芜感。其缺陷不言自明。

每一个文学写作者，都要拿自己的眼睛观察自然人生社会，感受领悟这无限广大的世界的某些方面，从而试图开始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把握和表达，文学书写同时也从此开始。童年故乡的经历，因此对每个作家的文学写作提供了基础和无尽的宝藏，同时也形成了制约，也就造成了局限。

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局限，这些杰出作家的文学还是闪耀着瑰丽的思想艺术光芒。同以上这些作家一样，我们的写作必然也只能源自各自的心灵，遵从各自独特的精神灵魂逻辑。

尽管人性残忍的魔兽蹲踞在人心的深处，时时处处准备伺机出击；尽管人生注定有着宿命般的诸多不完美之处，尽管社会运转有着太多的不公，文学本身的高贵性还是隐隐召唤我，文学中应该找回已经很久看不到的理想主义的瑰丽光芒了。我们需要冷峻地剖析人性社会，我们也需要客观地正视人生的诸多宿命般的缺憾，我们更需要激荡起生命的豪情，创造的激情，发挥文学对世道人心的向真向美向善的浸润作用，努力创造美好的文学，召唤人性深处的良知善良真诚悲悯恻隐等正面质素，力争使地球向人类共同的美好家园靠拢。尽管我的文学也注定会有这样那样的局限性，可我仍然要高举理想主义的大旗，为人类和谐相处、人生的种种美好不懈努力，完成独属自己的文学书写。这是我这个卑微之人的文学理想，这更是我这个卑微之人的人生理想。

  作者简介：史剑斌，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很少接触文坛，孤身行走文学江湖。写有近三百万字的文学作品，大部分没拿出发表；多年潜心世界经典文史哲名著的研读，并且广泛涉猎科学宗教经典，写有三十多本手写的读书笔记，只少部分整理成文。长期致力于民情风俗的个人采风，也写有十几本采风笔记。腹中有十多个长篇小说，意欲酿成陈酿。有散文小说诗歌文论分别在《中国青年报》《今晚报》《山西文学》《三晋都市报》《九州诗文》《漳河文学》《惊蛰》《长治日报》《上党晚报》《太行日报》等报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