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总司令军事经济思想，朱德真不愧是全才
发展战时经济要有长期打算。从“在持久战中树立国家的经济基础”和“抗日战争是经济战争”的思想出发，朱德对战争环境下的经济建设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和研究，提出了并形成发展战时经济要有长期打算的思想。他指出：“经济是作为政治、军事、文化的基础的东西”，是“坚持抗战的基础”[7]。只有减轻人民负担，节省人力物力，才能支持长期斗争。在1938年发表的《论抗日游击战争》一文中，朱德在引用西班牙内战的事例后明确指出：“在战争中进行国防建设，非但必要而且可能。西班牙的经济情形并不比我国好得多少，然而它现在已经建立起自己的国防工业……中华民族为了顺利地战胜日本强盗起见，亦需要采取西班牙建设军事工业的经验。”[8]并要求，为和敌人进行持久战，最好应在破坏的经济中使自己得有充分的给养和储备。1939年冬，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际，朱德提出：根据地在经济上要作长期打算，除倡导发展生产、改善经营，统制贸易外，还应采取具体措施，克服困难。包括创立冀南银行发展货币，建立小型兵工厂，号召部队在不妨碍战斗的情况下，要开荒种麦，非战斗部队尤须注意这一点等等[9]。1943年，朱德在《我们有办法坚持到胜利》一文中指出：发动生产运动，各地方政府设法帮助人民，提高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军队实行爱民，人民实行拥军，军民互相帮助，大家努力生产，以求达到“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目的[10]。1947年11月在对冀中各经济部门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朱德进一步阐述了“发展战时经济要有长期打算”的思想，指出：“我们有些同志不安心经济工作，不安心生产工作，不愿作长期打算。应该告诉他们：经济建设是基础。我们打仗为了什么呢？为的是生产建设。土改又为了什么呢？也是为了生产建设，就是说要彻底摧毁封建制度对生产力的束缚，以便把各种力量动员组织起来搞好生产。土改搞好了，使人人有生产资料，人人能生产。战争是暂时的，生产是永久的。”
自力更生地解决经济和财政困难。面对战略相持阶段到来以后由于日军“扫荡”和国民党军封锁带来的巨大财政经济困难，朱德明确指出：“我们素来主张以自力更生为主，辅之以争取外援。我们虽然得不到武器、弹药、器材、医药、被服和饷项的接济，但我们依靠军民一心，自己动手。”[12]他要求部队：“我军必须自力更生，不依赖国民政府的接济，坚决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和国民党军限制我军发展的阴谋”，并具体阐述了解决我军物质困难的一些办法。[13]1940年，为了克服经济困难，朱德大力提倡军垦屯田，亲自到南泥湾勘察，组织指导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并使这一运动席卷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同年2月，他在给部队的一封电报中指出：时局严重，摩擦增多，敌后抗战更艰难，特别是财政经济愈形艰困，这关系到军队的生存问题。为此，他提出包括军队生产在内的解决困难的五项办法[14]。9月，他又写了《论发展边区经济建设》《参观边区工厂后对边区工人的希望》等文，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一）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使边区财政经济由半自给达到完全自给；（二）提高技术，发展经济，巩固边区，供给战争和人民需要；（三）积极开发边区资源，发展以纺织业和盐业为中心的工业生产[15]。1941年6月他在给南泥湾屯垦部队的一封信中，要求部队长期打算，在进行农业生产的同时，把畜牧业、运输业、手工业、商业等4项建设事业都抓起来，作为自己的家务。指出：“你们建立的家务，虽然是你们经营的，同时也是国家经营的。我们是共产党，要时时刻刻想着为国家建立一个很大、很好的家务，这样才能 '共产’啊！”[16]7月，他亲临南泥湾屯垦部队视察，指出：你们的任务是屯垦。要求你们今年粮食自给自足，明年耕二余一，向边区政府交公粮。我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作为八路军的总司令和敌后游击战争的主要组织者，朱德在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关于以游击战争消耗敌人、发展自己的思想和主张，为我党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1．指出日军经济基础的薄弱环节，坚定战胜敌军的信心。抗日战争爆发后，用年产850万吨钢武装起来的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战场派出了50万现代化军队，用以对付用年产4万吨钢武装起来的210万中国军队，其海空力量分别为中国的13倍和8倍，陆军师的火力约为中国军队的4倍。因而平型关战役前的战场态势几乎是向日军“一面倒”，以至于国内一些民众和军队中产生了“恐日病”，对坚持抗战、战胜敌人的信心不足。为此1937年7月，朱德在延安《解放》周刊发表《实行对日抗战》的文章，详细分析了日本军事力量尤其是经济基础的薄弱环节，指出：“日本虽然也挤上了帝国主义的地位，而且又加上了法西斯蒂的头衔，但它的经济基础却是那么的脆弱，除意大利外，不能与任何帝国主义国家相比拟。”接着，朱德详尽地指出了日本“国外贸易的不平衡”“天然资源的贫乏”导致的“致命伤”，“农业经济的落后更是日本整个经济生活中最弱的一环”等弊端，指出，要用这样的经济基础“来维持长久的战争，那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事”。他进一步分析道：“日本近些年来比较发展的只有军事工业。这种发展虽然给日本经济生活打了一针吗啡针，但它不但不能持久下去，甚而这种大量消耗于国民福利无关的军事工业的发展破坏了国民经济”；在财政上，日本“为了支持这个战争……一年需要发行一百亿日元的公债……以这种财政状况来进行战争，究能支持多久，那实在是一个最大的疑问呵！”为此，朱德得出结论：日本的军事经济已经千疮百孔，经济生活等各个方面都已步入“自杀的末路”。[18]这篇文章，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军民的抗日热忱，对消除“恐日症”产生了积极作用。
以敌后游击战争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面对抗战初期各个战场敌优我劣的基本态势，朱德在《论抗日游击战争》一文中，提出了“以游击战争改变敌我力量对比”的思想，指出：“抗日游击战争是整个抗日战争的一部分，而且是必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取得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并具体分析了抗日游击战争在改变敌我力量对比中的作用：第一，抗日游击队是民众抗日学校，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武装宣传者和组织者；第二，抗日游击战争能够部分地恢复国家领土和维系失地的人心；第三，抗日游击战争能够使日寇无法从它所占领的地区中取得人力和资财的补充来灭亡我国；第四，抗日游击战争能够配合正规军作战；第五，抗日游击战争能够为正规军创造优良的后备军和新的兵团[19]。因此，只有坚持抗日游击战争，才能改变敌我力量对比，创造出日军由优势逐步变为劣势，我军由劣势逐步变为优势的客观条件。朱德还进一步指出：“游击战争的发展，会给侵略者以极大的危害，而对于我主力军的作战，则成为有力的助手。游击战争可以实现迷惑敌人，疲困敌人，阻扰敌人，分散敌人的任务”；“发展广大的抗日游击战争，实为我国各界志士极其重大、极其紧要的事业。”
实施敌后持久消耗战破坏日军以战养战图谋。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实施抗日游击战争的目的，是要消耗敌人，拖垮敌人，破坏其以战养战的图谋。这一点，朱德早在1938年1月《争取持久抗战的先决问题》一文中，就作了明确的表述，指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在持久的消耗战争中来解决的。至于为什么要持久？只有持久才能生长力量，才能最后战胜日寇……消耗战的主要目的，在于消耗敌人的物力、人力，引起战局的变化，改变敌我的形势。为欲达到长期的消耗敌人力量，唯一的就是发动群众的游击战争”，破坏日军以战养战的图谋。朱德分析指出，日军“开发华北”的目的，“一来是要竭力榨取这些地区我国同胞的膏血，来挽救它的经济危机，二来是要利用那里的资源作为新占整个中国的军费，三来是为的削弱我国的经济力量，使我国经济上不能持久作战以致向它屈服”[22]。因此，他要求：“我们不但不能让日寇有 '开发华北’的机会，并且还应更进一步彻底破坏敌占领区域我们所没有破坏或者未及破坏的资财，使其完全不能使用。而要想达到这个目的，是非广泛发展敌人远近后方遍地皆见的抗日游击战争不可的。” ……朱德进行了一系列创造性的工作，提出了实行人民战争基础上的群众战的思想，丰富了人民战争理论的思想宝库。
1．军事是和政治、经济相关联的东西，人民战争的基本内容就是群众战。怎样看待军事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科学界定人民战争战略的基本内涵，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对此，朱德结合战争实践，尤其是抗日游击战争的实践，进行了深入的思考。1945年4月，他在党的七大所作的军事报告中明确回答了这个问题，指出：“军事是和政治、经济相关联的东西，人民战争的基本内容就是群众战，而有了上述一切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东西，才有实行这种群众战的可能。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告诉了我们：'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这就是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八年来在解放区战场所实行的战略战术的出发点，由此创造了解放区战场抗日人民战争的全套的战略战术。这种群众战的特点，就是不但有人民大众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协力，而且有人民大众在军事作战上的协力……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战争、人民的战略战术，三者是一致的东西，这三者一致的东西造成了各解放区战场，又恰是各解放区战场作战的特点。”[24]上述论述，深刻阐明了人民战争与人民军队作战行动、战略战术和后勤保障等要素的关系，是对人民军队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2．实施持久抗战的全民动员，弥补人力、物力、财力的不足。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充分动员人民的基础之上的，没有广泛而深刻的全民动员，就无法形成人民战争，也就无法解决人民军队人力、物力、财力的来源问题。为此，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朱德就提出了动员人民的问题。抗日战争一爆发，朱德又形成了“实施持久抗战的全民动员”，并在此基础上解决军队作战补给的思想，指出：“要进行持久的抗战，就要在抗战中动员一切人力、物力，团结与生长民族的力量，高度地发挥民众抗战的热情，建立正确的战略战术，转变敌我力量对比的现势”；“有了民众的动员，前方的人力可以得到如意的补充。军队作战的人力消耗是很大的，加上我们还需要组织更多的新的军队，才能应付战局开展的需要，这就非要全民族的动员不可”[25]；“有了民众的动员，可以增加后方的生产，特别是军需工业的生产，保障战争需要源源的供给，可以使军队得到民众无量的帮助，如搬运粮食，救护伤兵，铲除汉奸，侦探敌情，帮助带路，封锁消息，等等。”[26]朱德要求：“我们不但要把广大的同胞唤醒起来，还要把他们组织得能发挥其最大的作用，使各人都能真正尽他的能力做实际的工作，而不是光有一个意志。要使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各有自己的事情做，学生、工人、农民、商人、教职员等等各人尽其所长来做工作……做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知识出知识，有枪炮出枪炮……这种做法，我们就能保证在人员方面有一定能战胜敌人的信心，并且补足我们别的要素上的缺陷。”[27]
3．提出了人民战争基础上养兵的思路。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如何养兵，如何在战争环境下养兵，怎样适应人民战争的战略养好兵，是人民军队在战争年代的一个重大课题。为此已有几十年带兵生涯的朱德，1945年4月在中共七大所作的军事报告中，专门讲了“怎样养兵”的问题，指出：“有两种不同的军队，便有两种不同的养兵方法。非人民的、反人民的军队的 '养兵’方法，实际上是从剥削人民，因而又是从剥削士兵出发。而人民军队的养兵方法，则是从爱护人民，因而又是从爱护士兵出发。八路军、新四军的养兵方法便是属于后一种。”对于八路军、新四军的养兵方法，朱德指出：“我们的兵是穿起军服的武装农民，军队即是穿军服带武装的人民集团……注意衣食住行的满足，这是物质营养；注意抗战爱民教育，这是精神营养。”[28]那么，物质营养又包含哪些基本要素呢？朱德在讲话中归纳了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是在不过分加重人民负担的原则之下，去保养军队，因为不然，军民之间就会发生矛盾，人民生活困难，军队生活也困难，就不能有力地对敌作战。为此必须军民兼顾。第二，在官兵平等待遇的原则之下，规定部队人员的待遇，军官以身作则，与士兵共甘苦。只有能代表士兵利益，能体贴士兵疾苦的军官，不脱离士兵群众的军官，才是一个好的军官，这就是养兵的原则。这样，就在军队中绝灭了吃空额和剥削士兵的恶习。第三，在战斗和训练的间隙，实行军队自己生产，解决军队自身的物质需要，减轻人民的负担。朱德把这一条形容为“我们在养兵方面的新发展、新创造”。指出：“军队自己生产之后，民众负担大为减轻，军民之间更加团结，军队生活更加改善，部队更加巩固，训练更加有效，战斗更加积极，并为养兵的经费开辟了无穷的源泉。”[29]朱德的以上论述，不仅丰富了人民战争和无产阶级军事经济思想的基本内涵，也是党和军队领导人第一个关于养兵问题的论述，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