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访谈：写作·世界的重新拆解和组装——答诗人阿翔六问
一、这些年，你走遍各地，经历山水，总要留下类似于古人的应景之作的诗，但看得出来并不是一般的应景，你的写作融合了现实性的东西，这个东西正是带有孙文波对阴暗的直视、对时空的惋叹、对历史的反思……，我的意思是，你的诗是带有“孙文波气息”，借山、借水、借花、借风、借雨来抒发。那么我想问的是，在这样写作背景下你是否接近于真实的内心？
答：我已在去年出版的《新山水诗》一书后记里谈到过这几年写作的初衷。如果更仔细地谈论诗与内心真实的关系，我想说的是：我并没有“借”什么来抒发情感，表达思想的意思，它们就是我面对广大世界时直接的内心真实。在我看来，基于诗歌的观看以及由观看而获得的对事物的认识，都是心灵的活动完成的，对事物存在价值的重新拆解、改造和组装。因此它们永远不会是“纯客观”的。在这一点上，我不同意那种从表面现象看待当代诗写作，以及认为诗人的写作带有普遍性的来自冥思的观念，我觉得它们是非常机械、教条主义，甚至是很弱智的看法。我总是在私下里提醒自己必须看到当代诗的写作是建立在写作者对诗的总体认知之上，以呈现自己对自然存在、社会状况、内在人性、文学理念的认识为主要路向的写作。也就是说，我一直觉得当代诗是在诗人对世界的认知支配下展开的与整个世界的对话，它既与进入现代以来，社会在人明确的意识支撑下建构的国家形式有关，也与我们反思国家形式为人类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样的思想和生存状况有关，同时也与人不断发展、深入地认识自身内在的人性，以及深入认识人使用语言言说事物的可能性有关。就是说，每个写作者都必然地是在与自身所处的意识形态环境的对话中完成自己作品的建构的，从来没有那种超越处境，高蹈在社会之上的写作发生。这一点，对于无论选择什么形式的诗歌写作的诗人都一样，没有例外。当然，由于各种原因，我们还难以看到彻底落实了自己的认知，显示出丰满的肌理，令人完全满意的写作成果。只不过这是另一个问题了。而之所以如此，在于很多诗人本身在观念的认识上并没有真正完善的一套，更没有找到表达自己观念的话语形式。正是因为这样，我从来不轻言“真实的内心”这样的话。在我看来，如果不站在更为深入的立场上看待问题，写作很容易陷入“简单主义”的谈论人与事物关系的泥淖之中去，或者说错误地把语言在诗歌写作中的支配力绝对化，而这样一来，所谓的“内心的真实”也很可能不过是一种自我欺骗。
二、当然我不会愚蠢到扯上“生活在别处”来问你的感受。不过一个事实是，你在别处的生活并没有降低写作的高度，相反你遵从了诗艺从细腻的词语出发，甚至转入到历史的一个隐秘角度。在这个时候你有怎样的初衷？或者说，在别处的生活中如何做到发现事物的隐秘意义？
答：自从兰波的这句话被昆德拉在自己的小说里引用后，在我们这里，“生活在别处”便成为谈论某种人生状态时必说的话了。问题是，对于每个人来说，不管其生活的处境如何，以什么样的方式生活，我们都是陷身于生活之中的——从来都没有别处的生活，只有我们身陷其中的生活。不管是我把大量的时间花在旅行上，还是像大多数人那样呆在一地不动，我们过的都是真正的生活。要说有什么不同，那些不同都不是本质上的，仅仅只是现象上的差异。正是因为这样，我从来不觉得自己运用了有悖于诗歌生成的一般规律在写作，我仍然是遵守着自己对诗歌的一贯认识要求着自己。而你说到的我“转入历史的一个隐密角度”，如果这种事真的发生了，那也不是因为其他的什么原因，而是我觉得自己不过是像很多前辈诗人那样将历史主义的认识论植入到了具体的写作。因为在我的理解中，对于诗歌而言历史感的出现是必须的，是由我们置身其中的文化所带来的必须肯定的结果。不然的话，我们如何能将个人的写作纳入到艾略特在他的《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所说的具有历史延续性的文化系统中去，并从中找到自己与历史的关系，同时使自己成为其中的一份子，进而参与到历史建设的进程中去呢？至于说到“发现事物的隐秘意义”，这其实是写作的要旨，也是写作必须追求的目标；如果一个写作者没有做到这一点，只能说明他的写作没有达到诗歌本身要求的丰富内涵。所以，在我这里，从来没有仅仅能够称为“写作的初衷”的这种东西存在，从一开始，我的写作就是循着对自然、生命的基本认识展开的。正是这种对基本认识的把握，使得我能够在任何外在生活形式的变化中，寻找到诗与自身的联系。由此一来，对于我而言“写作的初衷”其实也是“写作的目的”。
三、在你的《新山水诗》一书中，我注意到“咏古诗”“在南方”“从‘XX’一词开始的诗”“辛卯年……”等等一系列作品，这是否有系统集中地写作？对你来说，相比于分散化的写作，有系统的写作是否影响新鲜的表达？它们是互为滋养的关联？
答：我很高兴你注意到了这一点。因为它非常重要。九十年代末期，我在对自己过去的写作做出反思后发现，很长一个时期，我和我这一代诗人中的绝大多数人虽然对自身的写作有一定的要求，但其实并没有在写作中有真正明确的，具有整体意味的设计感，只是依凭着偶发的灵感之类的意识，靠着才华随机地进行写作。哪怕有些人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不是这样，好像显得有很多心机，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这一发现让我决定，必须重新系统地看待自己的写作，将之完全纳入到有明确要求，更具方向性的轨道，而不能再凭着所谓的灵感，靠着激情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用自己都不知道下一首诗写什么、怎么写的方式写作了。你所注意到的那些系列作品，就是我贯彻自己决定的产物。其实，在这些诗之前，譬如写作《六十年代的自行车》、《与无关有关》等小诗集时我已经这样做了。而这些年来我已经完成的作品用事实证明了将写作有计划地导向具体的方向，并不会出现你所说的“影响新鲜的表达”，反而会让我们在向某个方向的推进中做到步步深入，将某种语言的可能性尽量展开，也能让具体的诗篇在一个整体中相互印证，相互支撑，从而使之获得更为充沛的、有效的诗意，并由此真正地向外界呈现出对所触及的主题的全面而深入的把握。并且这样做的结果，我认为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对于一个诗人而言，写作的重要性从来不能靠着偶然性的意外获得，而是需要通过深思熟虑，有所设计才有可能真正的得到。所以，我更愿意将自己的写作看作一个需要一生来完成的整体，我真的不需要那种依靠偶然性来获得两三首所谓的杰作。对我而言，那样没有意义。其实关于这一点，我们吸要看看历史上的那些伟大诗人，就会清楚地知道这是为什么了。
四、从上个世纪80年代“第三代”运动过渡到“90年代诗歌”，再平稳地过渡到新世纪2000年以来，你是少见的一位跨过三个年代的诗人，回头看，你如何评价自己在三个年代写作上的区别性？说到“坚持”也许不适时宜，因为我记得你在微博上说写作是不需要坚持来支撑，什么挺住意味着一切都是扯淡，顺其自然是惯性。现在想听听你的进一步看法。
答：如果时间的流逝可以成为认定一个人写作的衡量器具，那么，我承认自己的确是一个跨过了你所说的几个年代的诗人。但是，诗歌写作这种事，并非能够简单地用写了多长时间来说事儿，所以我对你提到的这个问题真还不知道怎么回答。不过，这里我愿意就“坚持”这一说法谈一点自己是怎么想的。你可能知道，八十年代末，德语诗人里尔克的“挺住意味着一切”是一句在中国诗歌界传布很广的话。而之所以如此，与彼时的社会氛围有关，这句话的广泛流布是社会状况几乎具有反诗歌的性质的情况下，对坚持个人诗歌写作信念的强调，在很多人身上的确起到了支撑性的作用。但正如写作是一种来自于我们生命内在的需要，是这种需要推动着我们行走在艰难的写作之路上。因此像“挺住意味着一切”这样的话，虽然能在一种特定的时代气氛中产生作用，但不可能成为长期支撑一个人写作的信条，尤其是在时代生活发生变化，整个社会已被金钱至上的观念笼罩的情况下更不能。我认为，一个人能够在某种糟糕的，并不利于写作的时代氛围下长期坚持写作，主要还在于他能够从写作这一需要人类智力的精神活动中得到从其他方面得不到的乐趣。我的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这么些年来，我之所以能够坚持写作，没有受到来自其他方面的东西的诱惑，就是因为写作对于我来说确实是一件让我感到很愉快的事情，我能够在写作的过程中发现很多让我感到有趣的东西，并从中得到快乐，并靠着这些有趣的东西感到时间消逝的不至于让人觉得可怕。而这种状况直到今天仍然是这样。一句话：我是一个对所有的未知事物充满了好奇心的人，而写作总是在满足着我的好奇心。再之则是，长久的写作也使我养成了写的习惯，写作由此已成为我生活的构成部分，是它使我成为了我。
五、我读过你以前与几个友人合作编的80年代民刊《红旗》、90年代民刊《反对》《九十年代》《小杂志》等等，直到你最近单独编的两期《当代诗》，不同的是《当代诗》是公开出版物。先不论《当代诗》在市场销售如何，我好奇的是，从早期几本民刊不只是同仁化，还似乎有着一种标准，而这一次在《当代诗》我明显看到去掉了同仁性质，更多的是倾向于更年轻的诗人，也就是说你以开放的心态而严谨接纳，在你看来，《当代诗》有无新的标准？
答：关于这个问题，我干脆抄一段我写的《当代诗》的出版说明来作为回答吧——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并不信服“诗无达诂”这样的古人“圣训”。就对诗之认识而言，永远与语言的感知力、个人的文化视野、阅读建立的修养，以及“拓疆开土”的文化野心有关。正因为如此，诗作为最精粹的人类精神产品，能够究其究竟的永远只是具备理解前提的小部分人。我不敢说自己就是小部分人中的一员，但作为置身当代诗写作前沿的写作者，我深知某种标准的建立理由何在。我甚至想武断地说：如果到最后诗不是一种抛弃似的存在，没有决绝地不求原谅的姿态，所建立的标准就只能是戏子般取悦别人的标准。这不为我认同。在我这里绝对才是相对的；或者说，针对更久远的时间而言的相对。这样的说法当然自负又复杂，但对于我，这是自然而然的思想。所以我一直想主编一本个人主张明确的诗刊，设计的栏目，选择的作品，均带有我对诗和诗批评的预期，不求篇篇精粹但有新意，能够让人从中窥见写作者对诗的认识，以及文学抱负，从而在集合的意义上让读者看到一个时代有价值的诗样态，并以为能够看到语言朝向未来的流变。我知道，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取决于我对文学的理解，或许还不仅仅是理解，而是要求我能够站在某一高度上认定什么是现在意义上的诗之“高级”（需要解释一下的是：“高级”作为一个概念在这里提出，并不与一般意义上的“好”等同。我所要求的高级，首先与诗的质量相关，其次则与语言的创造性有关。我并不在乎自己所选择的作品与人们习惯中的“好”相抵牾，而在乎它们是否有趣又有益地改变我们对诗的理解——从语言到形式的变化。促成我做出这样认定的原因，是诗如果不能体现民族语言、审美认知变化的活力，存在的价值其实已经丧失）。
六、诗人胡续冬在一篇文章说你喜欢与一群生猛搞怪的小辈玩耍，还说你“老气横秋的大肚皮里面，其实还藏着阳光少年的好奇、机警、愤怒、顽劣，甚至有时还有那么一点点羞涩”，嘿嘿，这个在深圳我倒是领略了你的形象，也使我想到在你诗歌写作上保持某种“年轻”成分，避免老态化。当然，年龄大小也许与写作无关，对这一点你怎么理解？
答：对于写诗到我这样年龄的人，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保持想象力的活跃。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有可能使写出的作品不至于让人觉得缺少诗歌应有的新鲜成份。因为这种时候如果稍不注意，很可能会使写出来的东西显得被经验左右，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技艺老道，但没有作为一首诗所需要的让人眼睛一亮。而如何解决这一点我的体会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必须保持自己的好奇心，使自己永远处于对事物的秘密有探究、求答案、找特性的状态。那么，你肯定也知道，这需要的是我们不把年龄的变化看作改变我们感知力的外部力量，而是在内心时刻保持以警觉的方式面对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任何变化，并能够立即做出富有成效的反应。或许正因为这样，虽然它容易使我们的言论举止从表面上看不符合人实际年龄所应该表现出的那种样态，但是会为我们带来对于文学而言需要的敏锐感知能力，从而使写作永远呈现出进击的样貌。另外，就作为具体的人而言，我的确不喜欢与那些老气横秋，甚至不愿意与我的同代诗人中把自己看作诗歌名流的人打交道，而是更愿意与自身充满活力的年轻诗人打交道，你也许在深圳已看出来了，我与之打交道的人，都是年龄比我小的人。我认为这有助于保持自己心态的年轻化。因为我总是能够从年轻人身上看到他们由于活力而蹦发出来的想要干大事的野心。这样的野心也刺激着我，使我始终警惕写作过程中常常会出现的惰性，以及警惕像有些有点名气的人的作品中难免会出现的姿态化的东西，那样的东西在我看来是很让人讨厌的，而且是很容易让人变成自高自大、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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