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复仇状》详译
复仇状
韩愈
【原文】
右，伏奉今月五日敕：“复仇，据《礼经》，则义不同，征法令，则杀人者死。礼、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异同，必资论辩，宜令都省集议闻奏者。”朝议郎行尚书职方员外郎上骑都尉韩愈议曰：
伏以子复父仇，见于《春秋》，见于《礼记》，又见《周官》，又见诸子史，不可胜数，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详于律，而律无其条; 非阙文也，盖以为不许复仇，则伤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训。许复仇，则人将倚法专杀，无以禁止其端矣。
夫律虽本于圣人，然执而行之者，有司也。经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宁其义于经，而深没其文于律者，其意将使法吏一断于法，而经术之士得引经而议也。《周官》 曰：“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义，宜也，明杀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复仇也。此百姓之相仇者也。《公羊传》 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不受诛者，罪不当诛也。诛者，上施于下之辞，非百姓之相杀者也。又《周官》 曰：“凡报仇仇者，书于士，杀之无罪。”言将复仇，必先言于官，则无罪也。
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怜孝子之心，示不自专，访议群下。臣愚以为复仇之名虽同，而其事各异。或百姓相仇，如《周官》所称，可议于今者; 或为官所诛，如《公羊》所称，不可行于今者。又《周官》所称，将复仇，先告于士则无罪者，若孤稚赢弱，抱微志而伺敌人之便，恐不能自言于官，未可以为断于今也。然则杀之与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 凡有复父仇者，事发，具其事申尚书省，尚书省集议奏闻，酌其宜而处之，则经律无失其指矣。谨议。
【翻译】
右边的内容，我敬受自这个月五日皇上的诏书：“有关复仇的规定，若根据《礼记》的说法，在道理上说与仇人应是不共戴天的，但若引证法令条文，杀人的人就应当处以死刑。礼教与法令两项，都是帝王实行教化的重大根据，既然其间存在着这样的区别，固然应当通过论说辨析商量明白，应该让尚书都省召集有关人员共同评议，奏报闻知。”时任朝议郎行尚书职方员外郎上骑都尉的韩愈奏议认为：
臣下认为儿子替父亲复仇，在《春秋》、《礼记》、《周官》等典籍中都有记载，数都数不过来，从来没有因此而治罪的。按理说这是最应该被详细写进法律条文里去的，但是现行刑律中没有关于与杀父仇人不共戴天的条文；这并不是出现了有意存疑而未写出的文字，假如不允许为父报仇，便伤害了孝子的心愿，而且又违背了先代帝王的教训；若允许为父报仇，人们便将会凭借着法令擅自杀人，从而就无法阻止此类事情的发生了。
法律虽然原本是圣人制定的，可执行法律的却只是一些普通官吏呀。作为思想、道德、行为等标准的经书条文中明确的，是由官吏们掌控的呀。所以圣人在经书里将此中的含义反复强调，而在刑律中又将此类条文深深隐没，圣人的用意是让执法的官吏一概本着法令裁决，而让尊奉经学的人士得以援引经典而加以议论.
《周官》说：凡是杀人而又合乎礼义的，就不准被杀者的亲属再次寻仇，如要报仇，则处死刑。公正合宜的 举动，是可以的，公开杀人而且做得不够合适的，儿子是准许复仇的。这就是老百姓之间的相互仇杀啊。《公羊传》说：如果父亲无辜被杀，儿子复仇是可以的。不能忍耐父亲被无辜杀死这种遭遇，所犯罪行还不到杀头的地歩。如果把罪人杀死，就是皇上强加给普通老百姓的托词，就不是普通老百姓之间的相互仇杀。《周官》又说：凡向人复仇的人，事先书面报告司法官，杀死仇人就无罪。也就是说将复仇这件事情，必须事先报告给司法官，再去把仇人杀了就不算你犯罪。
如今皇帝如此关心法令制度，是想留下为自己服务的，不仅爱惜官吏们如此遵守法令，又怜悯孝顺父母儿子的心意，又要表明自己不独断专行，咨询我们这些僚属和群臣。我认为复仇虽然名义上是相同的，但是事情的原由是不同的。有时候是平民老百姓之间的相互仇杀，正如《周官》所说，现在就可以讨论。有时候是触犯刑律被执法机关所杀，正如《公羊》所说的，在如今就是不允许的。《周官》又说，你将要复仇，向司法官吏告知就没有罪行可言，假如是无父或无父母的幼儿或贫弱无依的百姓，心里存着微小的复仇志愿且伺机观察对手的便利，恐怕就不能事先亲自告诉司法官吏了，未必可以认为今天就能断定了。既然这样,那么是处以死刑还是免除和减轻刑罚，就不可一概而论。应当将所规定的此项制度表达为：凡是为父亲报仇的人，事情被举发后，应当一概申报尚书省，由尚书省召集有关人员计议奏报，斟酌合理的情由作出应有的处治。这样，经书与刑律（道德与法律）便都不会失去各自的意指了。谨发表上面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