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想看到什么样的中国?从陈凯歌和张艺谋的电影,就能看出

1958年,日本有一个著名导演今村昌平,他曾经拍摄过《楢山节考》这么一个电影。

这部影片的大致内容是讲述日本的农村生活,人们面对着人口增加,而食物不足的现状。

于是村里到了70岁的老人,干不动农活了,就会被子女背上楢山,在那里活活等死。

即便有的子女不舍得,但也只能遵从老人的意愿,在新年之前将老人背上山。

有的老人被背上山之后,不想就这么被饿死,最后选择跳崖结束生命。

一个平平无奇的电影,当时却受到很多西方人的大力追捧,这部影片甚至当年在戛纳电影节获得了最高奖金棕榈大奖。

当时被誉为“电影界的莎士比亚”日本超级大导演黑泽明怎么也没想到,今村昌平凭借这么一个犄角旮旯拍的电影,在地位上竟快追上自己了。

今村昌平在国际上的地位虽然显著提升了,但是他在国内,却被观众各种批评和攻击。

这是为何呢?

观众们认为,他这个电影是在丑化日本,电影被欧美等西方人看到之后,实际上是满足了他们的猎奇心理。

说得通俗一点,就是被人看笑话了。

其实这种事情在生活中,我们也常常会遇到,比如某国男子拿着几万块钱问中国人,在上海能买几套房子。

我们会觉得这样的事情很有趣,然后认为别人无知,就会觉得自己高大上,却没有看清事物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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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在西方人的眼里,最希望看到的是什么样的中国呢?

这要从中国第五代导演的领军人物张艺谋、陈凯歌等人他们的电影中说起。

为什么他们早期拍摄的电影在西方能受到大力追捧,在国际上都能获奖无数是为何呢?

1985年,陈凯歌拍摄的《黄土地》上映,可以说是他的开山之作,在国内和国际上都获得各种奖项。

这是讲述了陕北农村一个贫困女孩翠巧的故事,受到顾青新思想的影响,从小被定下娃娃亲的翠巧,才得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顾青让翠巧的父亲唱民歌,他父亲却说:“不愁不喜唱个啥?”。

陕北民歌之所以具有长久且旺盛的生命力,就在于那些民歌都在表达着歌唱者内心的情绪,发愁也好,欢喜也好,都表达着内心的真情实感。

影片中翠巧的父亲没有名字,或许这是导演很好的设定,因为翠巧的父亲就是中国千千万万朴实、勤奋,但也愚昧,贫穷的代表。

在贫穷的生活压力之下,不得不让女儿早早出嫁,即便早出晚归,也难以从根本上改善生活。

这部影片充斥着对个体的关怀,更饱含着对处在时代巨变下民族出路的拷问。

3年后,陈凯歌的《孩子王》上映,这部影片获得第41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金棕榈奖(提名)。

这部影片也是讲述了在一个贫困山区里,有一所破旧不堪的学校,师资缺失,没有一本像样的教科书。

队长就把一个知青派到这个学校去当“孩子王”,做那群贫困孩子的老师。

直接展示了那时的教育落后和文化残缺,其背后的尖刀更让人反思。

对于那群孩子,他们到底需要的是什么,又是谁亏欠他们,又是谁在拼命摆脱命运的枷锁。

这样的一部贫困山区拍摄的电影,在西方人看完之后,也大受欢迎。

在我们看来,这样的影片能够直击心灵,让人深思。

但是在西方人看来,就像那部日本的《楢山节考》一样,这些影片将落后,贫困,封闭甚至丑陋的一面为题材,展现在他们眼里。

无独有偶,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这部电影写满了旧社会和女性的创伤。

夜里挂满了大红灯笼,常年阴雨的天气,几乎没见过晴天,过着循环往复的日子,吃着不想吃,又不舍丢弃的食物,透着一股子女人的矫情和嫉妒心。

每天生活在闭塞的院子,无趣的生活,压抑,幽静,家里四位太太,唱戏的唱戏,算计的算计,看似波澜不惊,却过着各自悲喜的生活,很多事情都无法自己抉择。

那些高高挂起的灯笼,看到的却是阴冷沉重,那深宅大院,就好像是一座牢笼。

还有张艺谋的《菊豆》、《红高粱》等等,也是类似。

当时他们两人也和那个日本导演一样,被国内的观众批评和质问。

中国也有积极向上,凌云壮志的很多事情可以拍,为什么总要去盯着这点犄角旮旯的黑暗面呢?

后来张艺谋转型拍商业大片,这样的质疑声才慢慢消散。

现在的贾樟柯导演也喜欢拍这样的影片,也被人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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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电影在西方人眼里很受追捧,或许这也是一种猎奇的心态,喜欢看别人落后,愚昧、黑暗的一面。

并不是说陈凯歌和张艺谋的电影不好,这样的电影在我们看来。

它能够触碰观众的心灵深处,引发情感共鸣,看完之后让我们思考和感悟。

这样的电影,和时间无关,和地点无关,和性别无关,和语音无关,和民族无关,而真正表达的是人类亘古不变的情感。

而西方人虽然总是喜欢说什么平等,但是从他们评价电影就不难看出,内心其实充斥着不平等和歧视。

用猎奇的心态去看中国,而不是所谓的平等。

平时就像那些农村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别人有钱了,有人就会羡慕嫉妒甚至恨,但是看到哪家一直很贫穷,就很用异样的眼光去看待,甚至笑话别人。

西方人也一样,他们也希望看到我们贫穷落后的样子,满足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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