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与哲人

肖旭

诗人是寂寞的，哲人也是寂寞的；诗人情真，哲人理真。二者皆出于寂寞，结果都是真。

诗人是欣赏寂寞，哲人是处理寂寞；诗人无法，哲人有法；诗人放纵，哲人约束。故在中国，诗人与哲人势同水火。但大哲人也是大诗人，大诗人也是哲人，此乃指其极致言之，普通人是格格不入的。如王维是一位大诗人，同时也是一位高明淡泊的哲人。在他的诗作中，常常是情理合一，情意合一；景是意，事也是意。他借重自身的感受和印象来刻画外界的事物，在这个过程中，亦悄无声息地阐释了内心的感怀。但是这种感怀却是一副冷寂凄清的面孔。

王维一生仕途不算得意，开元九年秋(721)进士擢第后不久即谪官济州；天宝十五年又为安史之乱叛军俘获，苟从得命。但是总的来说王维生活在开元盛世，且家道殷富，他所以会有这类寂寥隐逸的心境，大概受到了佛教禅宗思想的影响。诗人将相思，别离，盛衰，死亡等等都超脱于禅宗宣扬的宁静淡泊之中，在生活的表层显露出一种逍遥不争的态度，流连山水，离世绝俗。不过这种放任却无能改变岁月的残酷，也无法寄托潜藏在内心深处的政治理想和济世抱负，像写于天宝末年的《秋夜独坐》：“独坐悲双鬓，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白发终难变，黄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唯有学无生。”社会动荡的征兆已然显现，传统士人忧国忧民的心态终究不能逃避。于是在诗作中，多少流露出几点悲慨与无奈。每一首诗词都是一段小历史的凝结，放在每一个诗人生命长河的坐标中检阅，它才能激活情感本身的灵动与生机。

苏轼的“横看成岭侧成峰”大家都比较熟悉，这哲理思想非常明晰。但乌台诗案成了苏轼人生的一大拐点。在此之前，苏轼的仕途和人生基本还是平坦的，至少没有多大的波折。这一时期的苏轼基本上还是豪气干云、睥睨万物的，他曾在寄弟弟苏辙的一首词中自负地说到“致君尧舜，此事何难？”似乎仕途人生中一切坎坷挫折都不过是芥藓之疾，不足道哉。这正好反映了青年苏轼豪放率真的一面，他似乎从来不知道什么是韬光养晦，什么是营营苟苟。身为文官的他甚至要“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这一时期的苏轼思想上冲突并不激烈，他基本上属于一个温和的保守主义者。

乌台诗案之后，尤其是贬谪黄州的这一段时间，是他这种矛盾最为突出最为激烈的一段时期。在此之前，他思想中始终是儒家占据上风，他自己也在有意识地调节自己的心态。但乌台诗案之后，苏轼陷入了一个极端险恶的境地（险些被处决），他在狱中寄给苏辙的诗中就说“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他的确是“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在狱中他所承受的不仅仅是肉体上的折磨更有精神上的摧残。因此，出狱后，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不得不重估自己的价值，然而，这种重生是痛苦的，“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贬谪黄州期间，苏轼一面表示“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另一方面又难以抑制内心的矛盾与痛苦，内心的波澜发而为文章诗词，形成了他的一个创作高峰。这一时期作品如前、后《赤壁赋》等，苏轼之观水逝而惆怅，知道永恒为虚言；对俗客而生悲，怀想世外之高人。其理之通塞，其情之悲喜，其境之或明或暗，或空明或幽峭，正表明了其思想中那神秘的感情诱发者，也观坐在哲思与人生的裂缝中。《前赤壁赋》所谈哲理，受到庄子相对主义观点的影响。但他吸收了其中的积极因素具有辩证思想。他以变与不变之理来解客之悲，又以陶冶大自然的旷达情怀来解客之闷。作者在言论和行动均不得自由的逆境中，不怨天尤人，不消极颓丧，而是表现出一种乐观、旷达的思想和随遇而安的生活情趣。《后赤壁赋》通过道士化鹤掠舟而过又到斋中相见的幻觉，透露出作者超然物外，随缘任化的道家精神，将自己升华而与大自然合为一体——孤鹤、道士与作者的形象虽三而一 ——传达出“庄周梦蝶”的意趣。其共同主题就是对自己仕宦、人生的反思和追问，作品中都饱含一种“梦醒后无路可走”的哀伤或羽化登仙式的强作欢颜。从这些作品中，我们能够发现，这些真诚坦荡的文字中间所蕴含的不仅仅是一些情思意绪，不仅仅是一些哲理思辨，更是一个复杂的文化人格。

苏轼的痛苦是一种无法解脱而又要求解脱的痛苦，这种痛苦来自于其思想中儒道两家的斗争：一方面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入世抱负；另一方面是“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遗世绝俗的人格理想。但儒道又有互补的一面，二者相互调和、补充，共同构成了苏轼既心怀苍生兼济天下又狂傲自负遗世独立的伟大人格。这种人格理想不仅仅存在于苏轼一个人身上，也存在于后世知识分子如陆游、辛弃疾、顾炎武等许多人身上，儒道的互补与背离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一个共相，但这种互补与冲突在苏轼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和集中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