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恢恢而能远 流洋洋而不溢 刘勰“对策写作论”及其对申论写作的启示

风恢恢而能远  流洋洋而不溢

刘勰“对策写作论”及其对申论写作的启示

广西师范学院　劳玉灵

在《文心雕龙》的《议对》篇，刘勰分别论述了“议”和“对”两种密切相关而又有所区别的文体。其中，“对”这一特殊的文体可以追溯到汉代。

西汉初年，为广泛选拔经国济世的人才，汉文帝先后于二年、十五年两次下诏举贤良，凡“明于国家之大体，通于人事之终始，及能直言直谏者”，通过策试取得优异成绩的，就可以被朝廷选拔录用。汉武帝即位的第一年，也同样下诏推行策试制度。西汉形成的这种策试制度，开创了我国历史上后来延续千百年的科举考试制度的先声，“对”就是在那个历史背景之下产生的一种文体。处于南北朝时期的文论家刘勰，敏锐地觉察到“对”这种文体在国家社会历史中的作用，因而在他的文论巨著《文心雕龙》中通过《议对》篇精辟而深入地探讨了“对”这种文体的写作理论问题。

在《议对》篇，刘勰首先简要地考察了“对”这种文体的特点及其运用情况。刘勰指出，由于考试形式的不同，“对”分为“对策”和“射策”两种，前者是“应诏而陈政”的答卷，后者是“探事而献说”的答卷。虽然“对策”和“射策”名称不同，但都有相同的实质，即它们都要向帝王“陈政”，都要向朝廷“献说”，即都要针对有关国家社会问题提出治国安邦的对策。可见，“对”即考生针对考题对答，发表政见，通俗地说便是一种考场作文。不过，“对”作为一种文体，它在封建社会中起到了帝王、朝廷用以征询政见和考核人才的双重作用。根据这一个特点，刘勰认为，“对策”和“射策”“二名虽殊，即议之别体也”它们在实质上都是“议”另一种形态。原来，“议”是汉代在秦朝法定公文“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被后世历代封建王朝沿用的法定公文文种，属于上行文。“议以执议”，其主要用途是臣僚向帝王陈述对于某些重大政事的不同意见。因此，刘勰将“议”与“对”两种文体合在一篇加以论述，显然是将“对”视为公文一样的文种，这也还是相当恰当的。由于“对策”和“射策”只是形式不同而性质相同，其写作原理都有共同之处，因此刘勰阐述有关“对”的写作理论，主要侧重于“对策”方面。《议对》篇末尾有一段总结性的论述：

……对策揄扬，大明治道。使事深于政术，理密于时务，酌三五以熔世，而非迂缓之高谈；驭权变于拯俗，而非刻薄之伪论；风恢恢而能远，流洋洋而不溢，王庭之美对也。

这是刘勰关于“对策”写作的总结性论述。在他看来，能够写出“风恢恢而能远，流洋洋而不溢”的“对策”，那将是朝廷上最优美的“对策”！可见，“风恢恢而能远，流洋洋而不溢”便是“对策”写作艺术的最高境界，是“对策”在写作上的美学要求。清代著名学者纪昀曾对刘勰这一段论述赞赏不已。纪昀当时作了这样的眉批：“语尤精确。前辩洁四句论文章，此四句论意旨。议对之要，包括无遗矣。”纪昀的眉批，的确抓住了刘勰论文的精髓，有助于我们对“风恢恢而能远，流洋洋而不溢”这一论断的深入理解。

“风恢恢而能远，流洋洋而不溢”是个形象性的说法，它的深刻涵义需要认真琢磨。在这一段话语中，“对策揄扬，大明治道”，是在说明“对策”的写作宗旨，即必须正面阐明自己的观点，深刻地表明自己的治国主张；“使事深于政术，理密于时务”云云，是在说明“对策”在论述过程中的要求，即论事必须深明政术，说理必须切合时务；“酌三五以熔世，而非迂缓之高谈”、“驭权变于拯俗，而非刻薄之伪论”云云，则指出“对策”写作中应当注意防止的两种不良倾向，即不能脱离实际，不能空发议论，夸夸其谈。由此可见，“风恢恢而能远，流洋洋而不溢”的深刻含义就是前面这些论述的形象性概括。其中，“风恢恢而能远”侧重于思想内容方面的要求，“流洋洋而不溢”则侧重于语言表达形式方面的要求。从整段论述可知，刘勰主张，“对策”的写作要密切联系社会现实，深刻的阐述自己的治国方略，它应当具有恢宏而深远的社会内容，象风一样能吹送到遥远的地方；应当具有洋洋洒洒的语言表达形式，却又不能有溢美之嫌，就像充盈的水一样却不会外溢。这一个理论主张，既阐述了“对策”写作与一般议论文写作的区别，也阐述了“对策”写作与诗歌散文等文学写作的区别。一般议论文虽然也要议论说理，但它往往只表达对一人一事的评论，不可能像“对策”那样具有恢宏而深远的社会内容；诗歌散文等文学写作虽然也要反映现实社会的生活内容，但它们往往只抒发个人的情怀和感受，而不是治国安邦的建议和对策。

当然，要全面而准确地理解“风恢恢而能远，流洋洋而不溢”的深刻涵义，我们还应当联系到《议对》篇有关“对策”写作问题的全部内容。

首先看看刘勰对优秀“对策”作品的评价。在《议对》篇，刘勰特别赞赏晁错、董仲舒、公孙弘、杜钦、鲁丕等五家的“对策”，并将他们的作品视为“前代之明范”。他具体分析指出：观晁氏之对，验证古今，辞裁以辩，事通而赡，超升高第，信有征矣；仲舒之对，祖述《春秋》，本阴阳之化，究列代之变，烦而者，事理明也。公孙之对，简而未博，然总要以约文，事切而情举，所以太常居下，而天子擢上也。杜钦之对，略而指事，辞以治宣，不为文作。及后汉鲁丕，辞气素质，以儒雅中策，独入高第。凡此五家，并前代之明范也。

刘勰这些评论，准确地反映了这五篇代表性“对策”在写作上的特色。晁错的《贤良文学对策》，其主要特色是语言简洁、内容通畅而丰富；董仲舒的《举贤良对策》，其主要特色是深明事理，内容繁多而结构不乱；公孙弘的《举贤良对策》，其主要特色是善于抓住要点而简略行文，论事确切，情意显豁；杜钦的《白虎通对策》，其主要特色是简略而有专指，密切结合治国之道，不是为文章而写文章；至于后汉鲁丕的《举贤良方正对策》，其主要特色是文辞朴素，以儒雅见长。这些代表性的“对策”之所以在当时的策试中出类拔萃，独占鳌头，并能够产生重大而深远的社会作用，就是因为它们在内容上或“事通而赡”，或“烦而”，或“事切而情举”，或“不为文作”，或“以儒雅中策”！因此，刘勰“风恢恢而能远”之说的深刻含义，由此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

其次再看看刘勰对魏晋以后其他“对策”作品的批评。《议对》篇继续指出：魏晋以来，稍务文丽，以文纪实，所失已多，及其来选，又称疾不会，虽欲求文，弗可得也。是以汉饮博士，而雉集乎堂；晋策秀才，而兴于前；无他怪也，选失之异耳。

这里反映了形式主义文风给魏晋之后的“对策”写作带来的严重影响。“稍务文丽”、“以文纪实”便是当时“对策”写作中存在的不良倾向。即使是诗歌散文等抒情性的文学作品，尚且不能过分地追求华丽的辞藻，何况是“大明治道”的“对策”呢！汉代五家优秀的“对策”，或“辞裁以辩”，或“总要以约文”，或“略而指事，辞以治宣”，或“辞气素质”，不仅有充实的思想内容，而且在语言表达形式方面也是相当简洁的，这也是他们的“对策”能够“独入高第”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务文丽”、“以文纪实”便是“对策”写作的大忌！由此可见，刘勰所谓“流洋洋而不溢”的“溢”，便是指“对策”写作中内容空虚、过分地追求华丽辞藻的不良现象。他要求“对策”写作“流洋洋而不溢”，就是对形式主义文风的批判，其深刻涵义也就不言自明了。

由此可见，刘勰关于“对策”写作应当“风恢恢而能远，流洋洋而不溢”的理论主张，体现了他在《文心雕龙》中始终强调的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的理论原则。“道”与“文”的高度统一，即“文道合一”的审美观念，是刘勰在《原道》篇所强调的重要原则。《原道》篇在《文心雕龙》全书中是居于“文之枢纽”地位的篇章，它所提出的理论原则，对于包括《议对》在内的各个篇目，无疑都具有理论的指导意义。而“风恢恢而能远，流洋洋而不溢”的理论主张，便是刘勰“文道合一”审美观念在“对策”写作中的具体表现。《情采》篇是《文心雕龙》中专门论述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的篇章，它的理论根据来源于“文体论”部分对各种文体写作的深入考察。在《情采》篇，刘勰主张“述志为本”、反对“采滥忽真”的形式主义文风。而《情采》篇的这一理论主张，与《议对》篇提出的“风恢恢而能远，流洋洋而不溢”的论断，在本质上也是一致的。

刘勰不仅给“对策”写作提出“风恢恢而能远，流洋洋而不溢”的美学要求，同时也给人们指出了提高“对策”写作能力和水平的根本途径。《议对》篇末尾的感叹，真可谓意味深长：

难矣哉，士之为才也！或练治而寡文，或工文而疏治。对策所选，实属通才，志足文远，不其鲜欤！

刘勰的感叹，从表面看是对于人才难求状况的惋惜，实质上却给人们指出了提高“对策”写作能力和水平的根本途径。他认为，通过“对策”考试选拔的人才，不该只是会舞文弄墨的书呆子，不该只是会做不会写的政客，而应当是全面发展的“通才”，即既要熟悉国家社会问题的治理，又要擅长于文章写作。如果是“练治而寡文”，或者是“工文而疏治”，那都是不行的。确实如此，“对策”写作往往是研究和探讨有关国家社会政治管理的重大问题，它不可能像诗歌散文那样仅仅抒发个人的情怀，也不像一般议论文那样仅仅阐述作者对一人一事的主观评价，它必须冷静深入地分析当前国家社会政治管理中的矛盾问题，经过严密的论证，最后提出令人信服的治国安邦的对策和建议。如果仅仅“工文”而不“练治”，那么，最多有可能写出感人肺腑的诗歌散文，或者能够写出短小精粹的小评论，但绝不可能写出令人信服的政务管理方面的“对策”！因此，要提高“对策”写作的能力和水平，就必须既“练治”，又“工文”，熟悉和关心国家社会的治理问题，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全面提高一个人的综合素质。

如上所述，可知纪昀对刘勰“对策”写作论的赞誉并非虚言。刘勰对于“对策”这种文体的写作特点和规律所作的探讨和总结，确实从一个方面丰富了中国古代写作学的理论宝库。通过对刘勰的“对策”写作论的研究，笔者不禁又联系到“申论”的写作问题。

“申论”是当前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的笔试科目之一。由于公务员录用考试制度的推行，它现在已逐步演变成为一种新型的特殊文体。无庸讳言，“对策”与“申论”有着本质的区别。“对策”毕竟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是为巩固和维护封建社会服务的，而“申论”则是我国改革开放时期的产物，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的。但是，我们不该简单地否定“对策”的历史作用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正所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我国封建时代的科举制度，早已随着历史的发展进程而寿终正寝了；“对策”这一文体，也早已在社会的变革之中销声匿迹。当前，我国公务员录用考试的科目和文种，再也不是汉代开始推行的“对策”了。但是，继承我国历史上策试制度的优良传统，吸取刘勰有关“对策”写作理论的精华，对于提高申论写作的能力和水平，促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为我国现代化事业服务，还是必要的。

“申论”与“对策”之间存在着的微妙关系。这至少表现在几个方面：其一，二者都是国家推行的人才选拔制度的产物，都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成为国家社会考核优秀人才的一种文章体裁；其二，二者都很注重经国济世的文章内容，杜绝那种迂阔高谈、不务实际的形式主义文风；其三，二者都注重考察考生的综合知识和综合能力，尤其是解决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那么，刘勰所总结的“对策”写作理论，对于我们当今的申论写作有哪些积极的理论指导意义呢？笔者以为，从刘勰的“对策”写作理论，我们应当得到这么几点启示：

第一，必须认识“申论”的文体特点。申论写作，既有别于诗歌散文之类的文学写作，也有别于一般议论文的写作。申论写作所反映的内容，往往是解决当前国家社会有关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热点问题的对策。这一点，恰恰是诗歌散文之类的文学写作和一般议论文写作所不可能涉及的内容。因此，要写出优秀的申论，就必须抛弃文学写作和一般议论文写作的思维形式，就必须从安邦治国的高度来分析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和建议来。

第二，必须处理好申论写作中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申论是一种特殊的文体，它的写作具有特殊的内容，因而应当采取相应的表达形式。在辨事论理方面，它不能像一般议论文那样采用“大中取小”和“小中见大”的方法，也不能像诗歌散文那样采用人物刻画、景物描写、借景抒情以及含蓄幽默之类的写法，更不能容忍玩弄词藻、无病呻吟的形式主义文风，而应当根据给定资料所反映的纷纭复杂的社会生活内容，准确地分析概括其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从国家社会发展进步的角度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并在此基础上深入进行令人信服的论证，以简要、精巧的表达形式来表达广泛而恢宏的社会内容。

第三，必须从根本上全面提高各方面的能力和素质。申论写作是在特定的考场环境中写作的一种特殊文体，但它的文章质量并不仅仅是临场水平的发挥，而且更重要的是“功夫在考场之外”。因为，申论写作对于人才能力的考察，不仅仅是文章的写作能力，而且还包括行政管理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创新能力等各个方面。因此，要写出优秀的申论，在平时就要多多关心社会问题，热情地投入到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之中，养成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习惯，全面培养和锻炼各方面的能力和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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