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一帝之五：求仙，长生不死药，秦始皇真的相信这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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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在政治、军事、经济、交通等方面推行了一系列新的政策与改革，建立了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与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统一了文字货币与度量衡，这些开创性的措施，为以后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伟大领袖对此评价为“百代犹得秦政法”。
本文是系列专题：千古一帝的第五篇。
始皇帝二十六年（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后，以王号不足以显其业，乃称皇帝。作为一名雄才大略、独创体制的封建君主，统一天下后却把很大的精力投入到了寻神仙、求仙药的活动中。为此，他巡游全国、北击匈奴、坑杀儒士、兴建宫室，不惜一切手段企图长生不死，以至最后死在了巡游求仙的途中。
实际上秦始皇对于不死之药的传说始终都是将信将疑的态度。秦统一之初，秦始皇对未来王朝继承方式的设计是“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史记·秦始皇本纪》），个人的生命终将终结，始皇帝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把希望寄托于后人，希望后世能够继承自己的事业。
秦始皇的求仙活动对秦王朝的统治产生了巨大影响，加速了秦朝的灭亡。秦始皇为什么会对成仙、不死之道如此虔诚、神往、至死不悟呢？以往学者在讨论秦始皇求仙的时候，倾向于认为是皇帝个人对于死亡的恐惧和对长生的欲望，导致了一场极为荒诞的、以国家为主体推动的重大工程。然而细心梳理秦始皇二十八年以后的历史可以发现，政治局势的演变才是迫使秦始皇必须“不死”的动因，因为在他看来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持帝国的继续统一。
秦始皇统治晚期的几件事
在秦始皇统治的最后几年，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对他有不小的触动，让他对“不死”有了浓厚的兴趣。
第一件事是秦始皇三十二年“亡秦者胡”的谶语。
燕人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史记·秦始皇本纪》
当然，据考证太史公把蒙恬北击匈奴和亡秦者胡联系在一起是错误，太史公自己也在《史记·蒙恬列传》中说，蒙恬“暴师于外十余年”，也就是说蒙恬北击匈奴在卢生奏录图书之前。
然而，这则谶语的出现让秦始皇意识到他辛苦建立的帝国仍然有覆亡的危险，为了消除这种潜在的危险，秦始皇刻意强化在北边的军事行动，恐怕也是有的。所以，如果卢生奏录图书这件事是确实存在的，那么它对秦始皇最大的触动恐怕在帝国的安全方面，正如此，尽管谶语图书事颇虚妄，皇帝还是相信了，然后采取了相应的行动。帝国内外的安全、统一局面的维持等问题，是秦帝国建立后一系列政策的基本出发点，这是考察秦始皇统治后期历史不能不留意的。
第二件事是侯生和卢生的逃亡，这也是影响极为深远的所谓“坑儒”事件的直接导火索。
卢生在和侯生密谋时提到秦始皇不注意休息，而且贪于权势，所以不可以为他求仙药。
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史记·秦始皇本纪》
在听闻侯生卢生逃亡之后，秦始皇大怒。
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史记·秦始皇本纪》
可见在秦始皇看来，文学和方术士其实并没有什么区别，他把这些人召集在身边的主要目的是“兴太平”。所谓“兴太平”，可以理解为一种文化上的怀柔政策，为秦始皇歌功颂德。也就是说，文学和方术士们被征召到中央，其实是让他们为统一的秦帝国服务，当然也包含把他们集中起来以便于控制的意思。对于这些人的思想，秦帝国的统治者一直非常重视，就在坑儒前不久发生的焚书事件，也可以说就是对文学方术士言论进行管制的一种特殊方式。侯生和卢生的逃亡让秦始皇意识到，他所进行的努力并没有十分明显的成效，帝国内部的思想统一还未完成，这应当是真正令秦始皇愤怒的。
如果说前面两件事情只是引起了秦始皇的警惕和愤怒，那么三十六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则对秦始皇的内心造成了不小的触动。这一系列事件包括秦始皇三十六年的“荧惑守心”、“始皇帝死而地分”刻石以及山鬼献璧等事件。
三十六年，荧惑守心。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闻之，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始皇不乐，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及行所游天下，传令乐人歌弦之。《史记·秦始皇本纪》
“荧惑守心”是对最高统治者极为不利的星象，但有学者推算，秦始皇三十六年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荧惑守心”的天象，那么究竟是谁告知秦始皇当年有“荧惑守心”天象的，他的政治目的究竟为何，由于史料的缺失现在对这个问题很难有确切的回答。
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身边有“候星气者三百人”，他们的政治倾向是否影响他们做出“荧惑守心”的判断，这应当是一个可以继续讨论的问题。
“荧惑守心”这件事给秦朝的臣民一种暗示，即始皇帝可能不久于人世。秦始皇对帝国的继承者问题早已有打算，他希望帝国能够有二世、三世以至万世这样统治下去，然史料中并没有提到始皇帝立太子，而就在不久之前，长子扶苏也被他派去北方监蒙恬之兵，远离了政治中心。一年后也就是三十七年，秦始皇最后一次出巡，少子胡亥请从，这或许有考察帝国未来继承人的意思。当然秦始皇很可能也已经意识到，再好的继承人也不如依靠自己统治，所以最理想的情况是方术士们能够求得仙药，服用后不死。
紧接着发生的事是“始皇帝死而地分”刻石，发生的地点是东郡，原属于魏国统治地区，这一地区至迟在秦王政二十二年的时候就已经被秦占领，在被秦人统治十余年之后，依然有反秦的势力活动，这件事情恐怕对秦始皇也有极大的触动。而且“始皇帝死而地分”这句话透露出来的政治信号极为明显，即秦始皇一直追求的大一统很可能会在他死后化为泡影，所以始皇“不乐”，而这可能会让秦始皇对于不死有更强烈的欲望。
秦始皇通过《仙真人诗》传递了这样的政治信号，即方术士们的求仙已经获得成功，或者有可能获得成功，皇帝已然成为仙真人，或者即将成为仙真人，但无论如何皇帝不会很快死去，国家还会在皇帝的统治下继续有序运转。其目的自然在消除不安定因素和各地分裂势力的觊觎之心。
而三十六年秋天发生的山鬼献璧事件，同样也在暗示皇帝可能会很快死去，同时也宣告秦始皇的《仙真人诗》破产。
秋，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为吾遗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使者问其故，因忽不见，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闻。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过知一岁事也。”退言曰：“祖龙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视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史记·秦始皇本纪》
从“默然良久”这样的反应来看，这次的事件对始皇帝的心理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二十八年，秦始皇在封禅泰山、东游海上、祭祀八神、派遣徐巿出海求仙、过彭城祷祠出周鼎之后，南下过淮河到衡山、南郡，在湘山祠附近遇到大风，“几不得渡”这样的字句意味着秦始皇的船有倾覆的危险，这令他非常生气，在听闻湘君乃是尧女舜妻之后，“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史记·秦始皇本纪》），，沉璧于江或者就是此时之事。伐树赭山有着极强的神秘主义意义 ，也是对当地神灵极大的不尊重，对当地楚人是极大的不尊重，也必然会引起楚人思想的反抗，山鬼献璧事件或许就是这种反抗的结果。
总的来说，“荧惑守心”、“始皇帝死而地分”刻石以及山鬼献璧事件都有着非常明显的人为痕迹，联系三十二年“亡秦者胡”的谶语，以及侯生和卢生的逃亡，在秦始皇统治的最后几年中频繁发生这样的事件，至少表明大一统帝国的统治并不十分稳固，各种分裂思想和分裂势力一直都在以各种方式活跃，这一点秦始皇恐怕不会注意不到。
这些带有神秘主义性质的预言固然可怕，然而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这背后凸显的大一统帝国内部分裂思想以及离心力可能更加可怕。秦始皇意识到，这些问题的解决只能依靠自己，他必须通过求仙的方式获得长寿，以期永远地维持帝国的运转。或者退一步讲，如果秦始皇能够让臣民们相信仙人和不死药确实是存在的，求仙是有可能成功的，皇帝终将会长生不死，那么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维系大一统的局面。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秦始皇必须尽全力支持方术士们的求仙行为，至于他自己是否真的相信不死药的存在，反而已经不是那么的重要了。
崇方术而抑巫鬼
同时也应该注意到，秦始皇之所以一直支持方术士们求仙，也和巫鬼祭祀暴露出的问题有关，崇方术、抑巫鬼其实也是当时秦统治政策的一部分。
秦始皇本人对于巫鬼祭祀的态度较为复杂，一方面对于所谓“恶鬼”他也要有所避忌，例如方术士跟他说“恶鬼避，真人至”，他也会相信，而对于“山鬼”之言他也是将信将疑；另一方面受到传统“祭不越望”观念的影响，他对山东六国的鬼神却并不怎么尊敬。
根据规定，各国君主负责祭祀各自国内的山川鬼神，例如在《诅楚文》中秦王通过祭祀自己国内的水神来诅咒楚王，楚昭王也说“祭不越望”，人们相信祭祀不属于自己国内的鬼神，不会得到福佑，也不会产生理想的效果。
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会稽，并海上，北走琅邪。道病，使蒙毅还祷山川，未反。《史记·蒙恬列传》
秦始皇在巡游途中生病还要派近臣返回秦国祭祀山川鬼神，实际上就是受传统的“祭不越望”观念的影响，不相信秦地以外的鬼神能够治愈自己的疾病。所以虽然秦始皇几乎每次出游都要祭祀经过的名山大川，但这看上去更像是一种表面上的礼遇，秦始皇既不寄希望于这些鬼神能够给自己带来福佑，也不畏惧他们的威力。
例如，二十八年行至湘山祠附近遇大风，几不得渡，一怒之下砍掉湘山上的树木，这是一种厌胜巫术，也是对鬼神极为不敬的行为。另外，秦始皇还梦与海神战，并乘船追杀巨鱼，足可见他在心理上并不畏惧神怪，还想要与之一争高下。
实际上，秦统一之后也在试图整合各国山川祭祀，通过这样的方式控制人们的信仰，“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史记·封禅书》），并把祭祀分为太祝常主、上过则祠、民各自奉祠三个等级，其中太常所主的祭祀主要在咸阳和雍附近，是秦人原有的祭祀场所；上过“则祠，去则已”的主要是山东六国的名山大川，例如齐地的八神等；民间祭祀则散布在各地。有学者认为秦政权此举用意在于统一神权，是说甚确。
而没有被官方列入祀典或者祠令者都属于“淫祀”，这一类的祠祀是被历代政府严令打击的对象。三十三年“徙谪，实之初县，禁不得祠”（《史记·秦始皇本纪》）；“擅兴奇祠，赀二甲”（《睡虎地秦简》），“奇祠”就是不合法的祠庙，后世称为淫祠。
而作为国家的基本政策，除了整合祭祀系统、禁绝淫祀之外，秦始皇也在尝试放弃通过鬼神之说统治民众，努力摆脱巫鬼之术的影响，“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久长”（琅琊刻石）。也就是说，秦始皇认为对于民众的统治不能够依靠鬼神之说进行欺骗，五帝三王这么做，与他们的名号是不相称的。秦始皇还指出五帝三王不久长的原因还在于法度不明，所以需要明法律。
秦始皇虽然是在批评历史上的五帝三王，但他有着明确的现实政治需求，即以秦人一直以来贯彻实行的明确的法律取代假威鬼神（实际上也就是山东各国原有的统治方式），当然最重要的目的还是希望民众能够接受这样的统治方式。在统治思想上以律令取代鬼神是秦维护统一的政治需要，当然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它是一种政治文明的进步。
然在当时普遍的信仰背景之下，彻底放弃鬼神思想似乎是不太可能的，那么如果宣扬新的鬼神之说（也就是不死成仙的思想），这样就可以一方面脱离传统的巫祝祭祀，一方面维护皇帝的权威，同时也扶植一批支持秦统治的势力集团，也就是方术士们。所以说秦始皇对方术士们求仙活动的支持，实际上应当也有着维护统治的需求。
我们知道，虽然先秦时期不同地域都有信奉巫鬼的习俗，例如史料中提到陈国“俗巫鬼”，越人“俗信鬼”，但楚人对巫鬼的信仰可以说是独特而鲜明的，这一点在传世和出土文献中都有所反映，而后来陈胜吴广和刘邦初起之时也都有依靠鬼神力量维系人心的表现。前文已经提到，秦始皇对于楚人的信仰并不怎么尊重，这当然可以理解为对楚地离心力量的提防。而相比之下秦始皇却对活跃于滨海地域的方术士给予了极大的信任，一再支持他们的求仙活动，其出发点或者也在于压制巫鬼信仰，同时刻意打压楚人和楚地文化。
三十七年秦始皇最后一次出行直奔楚地云梦，且“望祀虞舜于九疑山” （《史记·秦始皇本纪》），此举或者是受到山鬼献璧的影响而对之前行为的反悔。然并卵，陈胜、吴广几声狐鸣，“大楚兴，陈胜王”（《史记·陈涉世家》），就天下大乱了，秦始皇一生功业就此灰飞烟灭了。
求仙、长生不死药的本质
秦始皇求仙虽然也着眼于为自己求福佑，但他更为真实的目的还应从政治角度进行考察。秦统一之后分裂思想和分裂势力在山东各地乃至秦政权中央都普遍存在，他们慑于秦始皇的权威暂时还不敢有所作为，但秦始皇一旦去世，局面就会一发不可收拾。后来秦二世统治时期秦帝国的迅速崩溃即证实了这一点。
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严重危局，秦始皇一方面在中央强力钳制思想言论，大力镇压不利于统一的“异端”思想和学说，无论焚书还是坑儒都可以从这个角度进行理解。另一方面就是大力支持求仙，在秦始皇看来，如果当真能获得仙药最好，而即便仙药一时不可得，求仙也有利于控制人们的思想，是对期盼皇帝去世的分裂势力的有力回击。
另外，秦始皇召集文学和方术士以“兴太平”，相对于留存各地的传统巫祝势力，方术士不仅具有一整套“先进”的神仙和不死之药理论，在政治倾向上也更认同统一的秦帝国，所以秦始皇刻意提高方术士的地位，借以压制传统巫祝势力。
在以上种种原因的共同影响下，秦始皇的求仙活动一直持续到他去世还未结束。秦始皇死后不久帝国重新陷入分裂，“秦始皇死而地分”的预言被证实。
不能说秦始皇没有意识到分裂思想和分裂势力的普遍存在，然而在消除他们对民众思想影响的过程中，秦始皇的很多做法后来被证明无效，例如资助方术士求仙终究还是一场空。但也并不能因此而否定秦始皇在试图影响和控制民众信仰方面的努力，大一统的思想终于还是获得普遍的接受和认可，不过这已经是汉代建立以后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