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一帝之六：行程数万里，秦始皇为什么这么喜欢自驾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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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在政治、军事、经济、交通等方面推行了一系列新的政策与改革，建立了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与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统一了文字货币与度量衡，这些开创性的措施，为以后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伟大领袖对此评价为“百代犹得秦政法”。
本文是系列专题：千古一帝的第六篇。
秦王朝统一中国后，秦始皇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密集的巡游，其中关东是秦始皇巡游的重点地域，在他五次大规模巡游中，一次巡游关中，有四次是巡游关东，每次都直抵东部海滨，最终病逝于东巡途中。秦始皇巡游的时间和所经历之地，《史记·秦始皇本纪》均有记载。
公元前220年（统一六国的次年），秦始皇开始第一次远途巡游。他从咸阳出发经陇西（治今甘肃临洮）、北地（治今甘肃庆阳）、鸡头山（今宁夏固原境内）、回中（今陕西陇县），最后返回咸阳。这一次巡游的主要目的是祭西峙，经考证是一次典型的祭祖行为（因与本文无关就不详细分析了）。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开始了第二次巡游考察。他首先到达齐鲁故地，登上了邹峄山（在今山东邹县）；随后登上泰山，行封禅礼后，乃东临渤海，登上成山、之罘山；之后南下，登临黄海之滨的琅琊山（在今山东胶南市南境），并在此逗留了三个月之久；接着，“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最后，经南郡，取道武关（今陕西丹凤东南），返回咸阳。
公元前218年，秦始皇在返回咸阳不久，又开始了第三次巡游。大队人马出函谷关后，直奔之罘，并重游琅琊山；随后过恒山，经由上党（治今山西长治北），返回咸阳。
公元前215年，秦始皇进行第四次巡游。首先是东临碣石（在今河北昌黎北），随后巡视了北部边境，游历了今河北、内蒙古、山西、陕西等地，最后返回咸阳。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开始了第五次巡游。巡游队伍南下荆楚，到达云梦，后浮江而下，经过丹阳（今安徽当涂东北），渡过钱塘江，然后登上会稽山（在今浙江绍兴），回车过吴（今江苏苏州）、江乘，到达琅琊山，随后航行至成山、之罘山。当到达平原津（在今山东平原县境）时，秦始皇身染重病，过了不久，在沙丘平台（今河北广宗西北）去世。
秦始皇在称帝的十一年期间，先后五次巡游地方，平均每两年巡游一次，而且最后是死在巡游途中；五次巡游所涉足的地域十分广大，据学者统计：
以秦46郡计，秦始皇五次巡游所经历之地共涉及38郡，占全国总郡数的83%。其足迹所至，最东点为胶东郡成山（今山东省威海市成山角），最西点为陇西郡狄道县（今甘肃省临洮县），最北点为九原郡九原县（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西），最南点为会稽郡会稽山（今浙江省绍兴市南）。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除西南边地和岭南地区之外所有秦帝国的版图。
以现今的地理概念来看，经过了陕西、山西、甘肃、内蒙古、河北、河南、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四川等15个省区，行程达到数万里之多。
秦始皇巡游频率如此之高在中国古代帝王中是少见的，虽然劳民伤财，乐此不疲。过去认为，秦始皇东巡的主要目的是镇压各方、耀武扬威和淫逸享乐。今天，我们换个视角聊一聊秦始皇的东巡
秦始皇东巡的历史背景
秦王嬴政( 即秦始皇) 即位后，用了大约十年时间，通过发动兼并战争，逐一吞并关东六国，于公元前221年完成了统一，秦国由偏居西部的诸侯国演变为一个统一封建王朝，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这种转变极大地满足了秦王嬴政的成就感和功名心，他自视为旷古伟人，自称为“始皇帝”。但是秦始皇也深知，天下虽然统一，但是并不“太平”，原六国所统治的关东地区，对秦王朝的统治并不认同，原六国政治势力及其统治下的士民，与秦人存在显著的心理隔阂，对秦王朝充满了敌视仇恨的情绪。
秦人与关东六国士民之间的心理隔阂与敌对情绪由来已久。战国时期，随着秦国实力的增加，在群雄逐鹿中原的过程中，秦国逐渐表露其吞灭六国一统天下的雄心，因而逐渐成为关东六国共同的敌人。六国人士日渐表露他们对秦国的批评和谴责，最常见的谴责是称呼秦国为“虎狼之国”，意在谴责其政治上严酷、凶残和原始野蛮、不讲礼义。“虎狼之国”的称呼表达了关东六国人士对秦国的敌视、仇恨和畏惧心态，显示了战国后期秦国与关东六国之间显著的心理隔阂。
关东六国士民对秦国的心态，主要是由于秦国对六国的明显军事优势给六国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尤其是秦国在军事行动得胜后惨无人道的的野蛮处置，给六国君臣带来巨大的心理伤害。例如秦国名将白起在长平之战后，一举坑杀降卒四十余万。另外，秦国在兼并关东诸国过程中，对诸侯国的国君、宗室、大姓乃至平民百姓采取杀戮、强制迁徙等系列残酷的镇压政策，也使六国对秦国产生切齿之恨，进一步强化了秦人与关东六国的心理隔阂。同时，沉痛的亡国情绪进一步加剧了关东六国与秦人的心理隔阂，使得他们在感情上很难认同秦王朝的统治。
如果说“虎狼之国”的称呼以及亡国之恨的情感主要还停留在政治道德谴责的层面和情感层面的话，秦国统治者信奉法家而漠视儒学，在文化上与关东六国形成严重的政治文化隔阂。儒学自春秋时期以来，在关东地区被奉为政治圭臬。齐鲁地区作为儒宗诞生之地，逐渐发展为儒家文化的中心地区，稷下学宫的形成和发展进一步强化了齐鲁地区的学术文化统治地位。儒家文化以齐鲁为中心向周边辐射，使得周边地区也深受影响，整个关东地区的政治文化皆浸润在儒学氛围中。特别是南方的楚国，其文化面貌已与中原无异，君臣言行大多贯穿儒家精神。在这种政治文化氛围中，秦国与关东六国在政治文化取向上显得格格不入。
在战国晚期，秦人与关东六国士民已经存在显著的心理差异和心理隔阂，双方无论在政治文化取向还是心理情感上都表现出对抗乃至互生敌意的状态。秦国扫灭六国，统一中原，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封建王朝，但是并不能就此立刻弥合关东六国士民与秦国统治者之间的心理隔阂，要使关东六国士民认同秦王朝的统治，是一个艰巨的任务。秦始皇的东巡活动，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开展的。
秦始皇东巡中的主要活动
秦始皇大规模的巡游活动多达五次，其中后四次是巡游关东。《史记》对于秦始皇后四次东巡活动浓墨重彩，记述内容十分丰富。秦始皇四次东巡，每次东巡都抵达东海之滨，刻石记功，通常还有泰山封禅、祭拜华夏先王或者遣人入海求仙等活动。
其中公元前219年第一次东巡最为隆重，活动最为丰富多彩。这次巡游从咸阳出发，一路向东，抵达齐鲁文化名山邹峄山( 今山东邹城市辖境内) ，在山上立碑刻石以颂秦德。接着登临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刻石颂功。然后继续向东，到达东海之滨，在之罘( 今山东省烟台北) 立石刻碑以颂秦德。转而南下，筑琅琊台，刻石颂德，在琅琊停留了三个月之久，应齐人徐巿之请，遣数千人入海求仙。之后继续南下，过彭城( 今江苏徐州) ，渡淮水、洞庭湖，经南郡( 今湖北西部、北部地区) 回到咸阳。可见，这次出巡路线大致由咸阳向东，穿越关东中部地区，直抵海滨后转而向南，经原楚国疆域，由南部线路折返，足迹遍及关东中部、南部主要地区。
在交通条件较为落后的时代，在这样广阔的地域范围内巡游是极为不易的。秦始皇在渡洞庭湖时遭遇大风，几乎不能顺利渡江，因此迁怒于湘山，这个事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巡游存在着一定危险。从巡游中一系列活动如登临文化名山、举行封禅大典、立碑刻石来看，此行主要是一次“文化之旅”。
这次出巡中四次立碑刻石，其中有三篇碑文传之后世，分别为《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琊刻石》，均在齐鲁地区。可见秦始皇此行的重要目的之一，是向齐鲁文化之邦表达致敬之意，向关东士民表达对华夏民族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以期获得他们对秦王朝的政治认同。文化朝拜与文化认同是此行的核心内容。
公元前218年，秦始皇再次东巡，途中于阳武博浪沙遇盗。博浪沙位于今河南省原阳县，可见秦始皇第二次东巡，仍然是自咸阳出发，经关东中道一路向东。关于秦始皇“遇盗”之事，《史记·留侯世家》亦有记载，点明这次针对秦始皇的突袭乃是张良所为。刺杀失败后，张良及其所遣刺客竟然平安逃脱，这点值得深思、细品。而秦始皇也继续东行，至之罘，立碑刻石，留下了《之罘刻石》、《东观刻石》两篇颂秦的刻石文字，南至琅琊，经上党郡( 今山西境内) ，由北道回到咸阳。
这次巡游由关东中路往东至海滨，由北路向西返回咸阳，一路跨越了北方大量郡县。秦始皇巡视途中“遇盗”之事反映了关东六国旧贵族对秦王朝的敌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秦始皇巡游时并没有派出庞大的军队随行，巡游的主要目的是为秦王朝的统治作舆论宣传，其用意侧重在精神文化层面。
公元前215年，秦始皇第三次东巡，至碣石，立碑刻石，遣人入海求不死之药，由上党郡返回咸阳，途中巡视了秦王朝的北方边郡。此次东巡留有《碣石刻石》传之后世。回到咸阳后，秦始皇下令蒙恬北击匈奴，占据河套地区。可见此行有着舆论宣传、巡边备战、寻求长生不老等多重目的。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四次东巡。这次出巡的诱因是秦始皇得到死亡的神秘预兆，欲借出游之机躲避灾难。第四次东巡活动中，秦始皇在云梦举行“望祀”舜帝的仪式。所谓“望祀”即“遥祭”，因云梦与传说中舜帝的墓葬所在地九嶷山尚有遥远距离。“望祀”虽然不及亲临葬地的祭祀典礼，但是并不妨碍表达对华夏先王的敬意。巡游至会稽，举行祭祀大禹的典礼，并在会稽立石颂德，留下了《会稽刻石》这份重要的文字资料。“望祀”舜帝与祭禹大典，均表达了敬仰华夏先王、认同华夏历史文化的精神内涵。
不可否认，秦始皇多次东巡，目的是多元的，既有巡视边防、视察郡县、加强震慑、巩固统治等政治目的，也有游览风光、炫耀功绩、寻求长生不老之术等个人享乐目的。但是秦始皇在天下初定、关东人心浮动、交通条件十分恶劣的历史环境下，马不停蹄地多次巡游关东，每次东巡路线都不尽相同，足迹遍及关东六国故地的大部分地域，多次途中遇险而仍然坚持不辍，由此来看，秦始皇东巡的政治目的明显多于个人享乐的目的。尤为值得关注的是，秦始皇每次东巡都伴随着丰富的文化活动，如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祭祀文化名山和华夏先王，立碑刻石颂扬秦德。这些文化活动表达了秦始皇对中原华夏地区的文化高地——齐鲁之邦的敬意，对华夏民族历史文化的认同，对宣扬秦王朝威德形象的迫切愿望，也从侧面体现了秦始皇对关东舆情的关注，消除或缓解原六国士民与秦人之间的心理隔阂、获得关东舆论支持的急切心理。
因此，秦始皇的东巡既是政治之旅，也是文化之旅，目的是向关东华夏民族历史文化表达认同与敬意，增进关东士民与秦王朝统治者之间的了解与交流，从而在关东地区建构秦王朝的国家认同。
东巡刻石的主要内容
秦始皇四次东巡，每次都立碑刻石，其中有七篇碑文流传至今，分别为始皇公元前219年第一次东巡所作《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琊刻石》，公元前218年第二次东巡时所作《之罘刻石》、《东观刻石》，公元前215年第三次东巡时所作《碣石刻石》，公元前210年所作《会稽刻石》。其中后六篇刻石文字均为《史记·秦始皇本纪》全文收录。对这七篇刻石文字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它们有如下三个共同的主题。
第一，谴责六国残暴不义，强调秦国武力吞灭六国的正义性。秦始皇非常重视对秦灭六国之举的解释。
早在秦国刚刚完成统一之际，秦始皇在请群臣讨论帝号时，就对秦灭六国的性质进行了论述，将秦灭六国的原因，归结为六国国君“倍约”、“倍盟”、“畔约”、“昏乱”或者“欲为乱”，总之是因为六国背信弃义，因此秦灭六国是“兴兵诛暴乱”的正义之战。这一观点，在石刻碑文中被一再重复和强化。在流传至今的七篇秦朝刻石文字中，有五篇对六国进行了严厉谴责，六国的“罪名”已经不限于“背约”，还陆续添加了“贪戾”、“虐杀”、“强暴”、“无道”、“专倍”等恶名，六国被视为战争的祸源，秦灭六国是正义之战，是诛杀强暴、结束动乱、拯救黔首的义举。由此可见，秦王朝对灭六国之举的理论阐述日趋成熟完备，为秦王朝的统治找到了充分合理合法的依据。
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建立有利于秦王朝统治的社会舆论，宣扬秦王朝的合法性，从而填补关东社会与秦王朝统治者之间的心理沟壑，在关东地区建构对秦王朝的政治认同。
第二，歌颂秦王朝统治下的统一、安定政治局面与社会和平环境，肯定了坚持国家统一的基本政治原则和政治追求。
歌颂统一、赞扬安定与和平是秦朝刻石文字的重要内容。撇开这些文字描述的真实性不谈，仅就文字本身来说，它们反映秦王朝统治者试图顺应人民渴望和平安定的愿望来引导、影响政治舆论的努力。社会需要安定，人民渴望和平，这是战国后期社会各阶层普遍认同的政治观念，秦王朝统治者充分利用了这种社会心理需求，试图通过歌颂统一、和平与安定，来进一步否定六国政权存在的合理性，肯定秦灭六国的正义性。
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引导舆论认同秦王朝的统治，从而建构和强化对秦王朝的政治认同。
第三，为秦始皇个人歌功颂德，塑造其勤政爱民、恩威并著、德才兼备的光辉形象。
秦代流传至今的七篇刻石文字，充满了对秦始皇个人歌功颂德、阿谀溢美之词，极力把秦始皇塑造为一位勤政爱民、恩威并著、德才兼备的明君、圣王，称颂其文治武功，治国有方。立石刻碑之举，是在秦始皇授意下，由大臣李斯执笔、以群臣恭请的名义来完成的，因此碑文对秦始皇个人极尽溢美逢迎之辞，充分反映了群臣对秦始皇的阿谀逢迎心态。群臣呈奉这些溢美之辞固然是为了讨其欢心，秦始皇接受和认可这些过誉之辞，也与秦始皇个人骄傲自大、喜欢被人吹捧有着直接联系。
但是对秦始皇个人的溢美之辞，还有更重要的政治目的。在秦灭六国统一天下为时尚短、关东士民与秦人存在明显心理隔阂的历史背景下，把秦始皇塑造为贤人、明君、圣人的理想政治形象，目的是为秦王朝树立的良好政治形象，从而获取更广泛的政治认同。
秦始皇东巡的重要目的之一是消弭关东士民与秦人之间的心理差异，打破心理隔阂，建构国家认同，巩固秦王朝统治。然而，从秦王朝仅仅存续十五年就灭亡的历史结果来看，这个预期目的并没有实现。但是，秦始皇东巡并非毫无意义。秦始皇东巡的重要目的是经营关东，弥合地域之间的心理差距与心理隔阂。我们知道，作为一个庞大的地域群体，关东士民的政治心理转变必定是一个复杂漫长的过程，绝非短时期内可以一蹴而就。秦始皇东巡的积极作用不显于当时而显于后世。
秦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多民族的中央集权政治模式的封建王朝，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认同形成发展的起点。而秦始皇的东巡无疑是这个起点上，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