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复旦大学也是这样：临时工在干，正式工在看

你可能不会想到，复旦大学那个杀人的海归博士，竟然是合同工。

六年合同期满，卷铺盖走人，他一气之下，持刀行凶，酿成惨剧。

正式工、合同工、临时工，这些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竟然一直存活在市场经济时代。

而市场经济，已经实行了快要半个世纪。

如果不是这起案件，我几乎都忘记了把人分成了几个等级的这些工种。

我爹曾经在陕西黄土高原一家粮站做过临时工。

那家粮站有十几个人，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从农民手中收购公粮。

这些人都是正式工。

那时候，国家给农民分配有任务，种一亩地，必须缴纳多少斤公粮。

农民缴纳公粮的时候，把最好的粮食放在架子车上，然后在粮站门前排队，队伍能排几里长。

他们一个个肤色黧黑，汗流浃背，神情焦虑，好像从地狱中走出来一样。

而粮站的那那些正式工，坐在树荫下面，验粮过磅。

粮食分好几个等级，每一个等级价格不一样。

他们总是把等级压得很低，把磅过得很少。

他们板着面孔，对农民呼来喝去，农民不敢有任何反抗，只能忍气吞声。

如果得罪他们，他们就把你的粮食定为不合格，你就得把粮食拉回去，换了粮包，重新拉来。

你不敢不交公粮。抗粮不交，在历朝历代都是要坐监狱的。

我爹和村子里几个人当时在粮站当临时工。

他们的工作就是扛着180斤的装满粮食的麻包，踩上颤悠悠的木板，把粮食倒进高高的粮仓里。

每天干下来，他们的身体几近虚脱，手脚好像都不是自己的了。

这样拼死拼活干一天，粮站给每人3元钱，一个月可以赚90元。

90元的工资比不上粮站那些正式工的工资高，但在农民们的眼中，这是一份好得不得了的工作。

尽管它是临时工。

这份临时工的工作，是村子里一个在乡政府当副乡长的人，专门给我们村的人安排的。别的村庄的人想干，还轮不上他们。

每年的公粮收购会持续一个月。

公粮收购完毕，就要开始晒麦。

在粮站宽阔平坦的水泥地面上，父亲和那些临时工又把麻包从粮仓里扛出来，倒在水泥地面上晾晒。

临时工们干得气喘吁吁，头晕目眩，汗如雨下，而粮站那些正式工们坐在树荫下，喝着茶水，摇着蒲扇，看着父亲这群临时工干活。

那时候，父亲总是告诉我说：娃呀，你一定要好好学习，成为国家的人，端上国家的铁饭碗，就一辈子轻轻松松就把钱挣了。

那时候我在上初中，我发誓这辈子一定要成为国家的人。

后来，我初中毕业考上大荔师范，又考上大学，终于成为国家的人。

我深切地感觉到，成为国家的人，和农民，和临时工确实不一样。

不管刮风下雨，不管上班不上班，我每月都有工资拿。而农民和临时工不干活，就没有一分钱收入。

然而，我是一个极不安分的人，我总觉得我能够干出一番比正式工更辉煌的事业。

后来，我辞职南下，做了一名没有编制的流浪记者。

报社里除了记者、编辑，还有那些搞行政的人。

搞行政的人坐在办公室里，他们管理记者。

他们都是报社的正式工，而我们这些流浪记者都是临时工。

我们顶着烈日在外面采访，一个个汗流浃背。他们坐在空调房里，上网聊天打游戏。

他们的工资比我们还高，他们的待遇比我们还好。

报社的第一批记者证，都发给了这些不需要采访的行政人员。而我们这些整天在外面奔波的一线记者，连记者证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

他们每月都拿着固定的高工资，而我们没有稿件见报就没有一分钱收入。

只因为他们是正式工，我们是临时工。

我小时候就亲眼目睹过正式工和临时工的巨大差别。

我没有想到，在堂堂的最高学府复旦大学，居然也有正式工和临时工。

这都多少年过去了，把人分为尊卑贵贱的那一套，居然还一直存在着。

同工同酬，多劳多得，不是都喊了几十年吗？难道都忘记了吗？

即使你是海归博士，你也成不了正式工。

我就想知道，复旦大学的正式工都是些什么人？

是不是和我小时候见过的那家粮站和我供职过的那家报社的正式工一样，啥都不干，还领着高工资高福利？

临时工在干，正式工在看。

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什么时候才能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