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1911—1949）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社会大动荡的时期，军阀割据，战争频繁，特别是日本的侵华战争使生产遭受到极大破坏，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在战争的间隙和远离战场的后方，也曾出现相对的稳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长江流域的大中城市，民族资本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成为这个时期的经济、文化的中心区域。
民国时期的书法承清末碑学之余绪，纵势为尚，变古为新，南北兼收，碑帖并重，走上了自觉的发展阶段。其中行草书继宋、明之后，在经历了帖学和碑学的曲折道路，得到迅速发展；章草书沉寂一千余年之后再放光彩；钟鼎、石鼓文为专家学者所注目，正书推重韵度，各呈异趣；隶书和小篆沿清末之余波，走上程式化的末路。清中、晚期，碑学大兴。入民国后，学人多不规规于矩矱森严的楷法，行书书写便捷，应用广泛，抒情达意，世人好之，故民国书家多长于行书，纳碑版笔势于行草书之中，体势为之一变。草书清代几成绝响，碑学诸家，其工在篆隶，至清末废科举，兴新学，书法已无仕途之惑，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出，追古之风更炽，于正体、篆、隶之外，复究章草，以期别开新境，因而章草能于民国时期得到复兴，或宗皇象、索靖，或法二王，别具新韵；或以二爨为基，另构新体；或以新发现之汉晋简牍为用，推陈出新，故民国时期章草大家辈出。清乾嘉之际，训诂考据之风兴起，至清末民初，金石学大盛，考经证史，钟鼎盘彝上的款识和石鼓猎碣上的文字用笔精严，结体端庄雍容，行款布局流畅自然，气势雄伟磅礴，深得自然之妙，《毛公鼎》、《散氏盘》、《石鼓文》等被书家所青睐，故民国书家多善写钟鼎古籀，以金石气相标榜，开拓了书法艺术的新领域。另外，随着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甲骨文的发现、收集、发掘，考释一时蔚然成风，这古老的文字给书法的研究开辟了新的天地。隶书、小篆在清代后期得到高度发展，至民国已成强弩之末，日渐衰微。民国时期书法艺术的发展是由其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光绪末年，废科举、兴学校，在新的教育体制中，书法与绘画同样成为专门的艺术学科，书法教育开始改变千余年来单一的师徒授受为现代的学校教育，这一转变的出现对书法艺术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变革意义。清末民初，金石考古之学迅速发展，大量金文的著录、甲骨文的发现和汉晋简牍的出土，为书法开辟了新的领域，特别是书写钟鼎、石鼓和甲骨文的学者异军突起，打破了清代碑学、帖学两家分治的格局，许多碑学书家和帖学书家亦并治大篆，研讨古文字，并从前人无从见到的汉晋墨迹中得到启发，不仅改变了书法家队伍的结构，而且改善了书法家自身的知识结构和艺术结构，丰富了书法家的艺术语言，推动了书法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向高层次的发展。现代先进的照相印刷术在清末传入中国，在民国时期得到迅速发展，古代法帖珍本、碑刻墨迹、汉晋简牍以及当代著名书家的作品大量影印出版，使过去秘藏的名迹得以公之于世，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其中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艺苑真赏社、文明书局、有正书局等聘用国外技术人员，以先进的珂 版精印，传真程度很高。坊间印行的石印本更多，流布之广为前所未有，对书法艺术的普及和提高作出了巨大贡献。又如《故宫周刊》、《艺林旬刊》、《湖社月刊》，以及（标准）草书社所出《草书月刊》、余绍宋主编的《金石书画》等书刊的出版；吴昌硕、于右任、沈尹默等书法家个人作品的展览和出版，大大促进了书法艺术的交流。随着民国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商品观念的增强，也促进了书法作品商品化的发展，书法作品作为商品进入市场在人们的头脑里已不足为奇，书法家订润鬻书成为理所当然。义写义卖以助国民革命、赈济灾民，则受到社会的尊敬。书法家以书养书，以鬻书为业者亦不在少数，打破了封建社会中官僚们对书法艺术的垄断，促进了书法在民间的发展。社会对书法作品需求量的增加，书法和书法艺术风格流派的竞争随之俱增，刺激着书法艺术的繁荣和水平的提高，也促进了书法工具材料的生产和技艺的改进。仅以浙江吴兴善琏镇的湖笔生产为例，据费在山先生的统计，善琏镇本地的湖笔生产在1929年达到鼎盛，全镇有三百多户人家从事毛笔的生产，由此即可以看出当时书法普及和发展的水平。民国时期随着艺术教育的发展，出现了以高等学校和著名书法家为核心的书法团体和艺术流派。北京大学、南京金陵大学、上海美专、杭州艺专、天津南开大学等学校设有艺术专科，开设书法课，培养书法人才，并组织书法研究会，开展书法艺术的学术研究。以吴昌硕为首的西泠印社、蔡元培为首的研究会、于右任为首的草书社等书法艺术团体，不仅开展书法的研究、资料的搜集，还组织出版。吴昌硕、康有为、李瑞清、于右任、沈曾植、余绍宋、郑孝胥、沈尹默等书家风格流派先后形成，交相辉映，对书坛产生极大影响，推动着民国书法的繁荣。民国时期书法艺术的发展促进了理论的研究，理论研究的深入对书法的发展又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在书法史的研究中，沙孟海先生的《近三百年的书学》立论严谨，论述系统公允，站在时代的高度，将自清代中期以后出现的帖学、碑学之争及其兴衰作了科学的说明；在技法方面，沈尹默的《五字执笔法》和关于用笔运腕提按的研究，对历代谈论不休的执笔、用笔问题，结合自己的实践作了科学的、详细的解说，是现代高桌高椅条件下，坐姿书写行之有效的方法，已经为多数学书者所接受；在书法美学方面，宗白华、朱光潜以现代艺术理论，从美学的高度揭示书法的艺术规律，对开拓书法艺术的研究领域具有重大意义；丁文隽的《书法精论》深入浅出地对书法艺术的产生、演变发展、时代风格特点以及学书的方法要领作了阐述。杨守敬的《学书迩言》，马宗霍的《书林藻鉴》，余绍宋的《书画书录题解》，黄宾虹、邓实编纂的《美术丛书》等著述，对历代书家、书迹、书论的评介和不易窥见的书法论著的搜集，不仅本身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也为书法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民国书家大体分为前后两代，第一代书家大多出生在清道光、咸丰年间，受到系统的封建文化教育，博通经史，由于西方文化的传入，又受到西学的影响，学术思想已较他们的前辈开明，帖学、碑学功底深厚，入民国后已人书俱老，自成面目。第二代书家大多出生在清光绪年间，其主要艺术活动和成就在民国时期。他们既受到严格的国学教育，又大量吸收西方文化，许多人留学日本，接受民主革命思想，参与政治变革和新文化运动，几经动乱，社会阅历广，跨度大，思想活跃，治学严谨，其知识结构已较他们的前辈得到很大程度上的改善，有较深的传统功力，又具有很大的创造性，他们是民国期间成长起来的书家，对民国书法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这后一代书家才是民国书法的真正代表。民国早期的主要书家代表有杨守敬、吴昌硕、陆润庠、沈曾植、曾熙、李瑞清、康有为等，以吴昌硕最为杰出。杨守敬精鉴别考证，以金石、书法著称，书工四体，苍润不俗，有金石气。清季从黎庶昌使日本，携大量金石碑版拓本向日人传授中国碑学。吴昌硕是近代书画篆刻的开派宗师，书法以善写《石鼓文》名天下。凝练苍劲，卓有气骨，正书法钟繇。隶书取意《曹全》、《祀三公山》，以纵势出之，气度恢弘。行草取法黄道周、王铎，运以篆籀笔法，气势豪放。吴昌硕以势为尚，笔挟风雷，对书法时代风尚的开拓，起了奠基作用，对后世影响巨大。陆润庠为清同治年间状元，官至东阁大学士。善正书，然千字一面，万字雷同，把馆阁体推向了极致。马宗霍评曰：“凤石（陆润庠字）真书清华朗润，略近欧、虞，然馆阁气重，干禄之书耳。”李瑞清曾官南京两江优级师范监督、江宁提学使，提倡艺术教育，造就艺术人才。入民国后以前清遗老自居，自号清道人。书工四体，取法广泛，喜鼎彝汉碑，博宗六朝，自号北宗，行草得黄山谷神髓，善榜书，气势磅礴奇伟，自成一格，晚岁参以西陲木简，益臻古茂，对民国书坛产生较大影响，其书学由胡小石继承，光而大之。曾熙与李瑞清同官京师，同学书法，特工正书，喜石鼓文、汉碑、钟繇、二王，以尽其变，自号南宗。李瑞清评其为“今之蔡中郎也”。沈曾植说他“于书沟通南北，融会方圆，皆能冥悟其所以分合之故。……昔人以洞达二字评中郎书，若俟园（曾熙号）之神明变化，斯可悟于洞达矣”。曾熙取碑帖之长，南、北兼收的书学道路，对民国书学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沈曾植以草书著称，融汉隶、北碑、章草为一炉，碑帖并冶，尤得力于二爨，体势飞动朴茂，纯以神行。曾熙曰：“余评寐叟（沈曾植号）书，工处在拙，妙处在生，胜人处在不稳。”向 评曰：“书学包慎伯，草书尤工，纵横驰骋，有杨少师之妙，自碑学盛行，书家皆究心篆隶，草书鲜有名家，自公出而草法复明，殁后书名更盛。”康有为学问广博，著述甚富。在书法上尊魏卑唐，推行碑学，身体力行。其行书笔势豪健，意度雄深，得《石门铭》之神，自成一体。所著《广艺舟双楫》对碑学在理论上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与阐发，成为近代最有影响的碑学专著。民国第二代书家主要有于右任、王世镗、郑孝胥、叶恭绰、萧蜕 、商衍鎏、罗振玉、谭延闿、丁佛言、李叔同、余绍宋、周树人、谢无量、沈尹默等，以于右任最为杰出。郑孝胥晚年佐清末皇帝溥仪，任伪满洲国总理，成为不齿于人的汉奸。但他的才学和在书法上的成就是人们所公认的，工正、行书，融合碑、帖，纵横取势，雄健豪放，自成一体，对民国书坛影响很大。叶恭绰、周树人、谢无量、沈尹默皆以行草名世。叶恭绰妙融碑、帖，雄森苍浑，古拙生辣，真气弥漫，以气势胜。周树人以篆隶笔意作行书，动静得宜，超妙入化，正如郭沫若所评：“鲁迅先生亦无心作书家，所遗书迹，自成风格，熔冶篆隶于一炉，听任心腕之交应，朴质而不拘挛，洒脱而有法度，远逾宋唐，直攀魏晋，世人宝之，非因人而贵也。”谢无量学贯中西，其书取法钟繇、《瘗鹤铭》和六朝造像记，精气内含，沉雄俊逸，以拙为巧，世称“孩儿体”，于右任评曰：“谢无量先生书法笔挟元气，风骨苍润，韵余于笔，我自愧弗如。”沈尹默宗法二王，碑、帖并习，精审笔法，深研书理，开辟了由宋、唐窥究晋人的书学途径，为帖学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晚年致力于书法教育，功莫大焉。萧蜕 通经史，精小学，书工四体，工力深厚，于篆书融大、小二篆，别开生面，昭于前贤。罗振玉、丁佛言皆金石名家，一代学者，甲骨、篆籀各造其极，震动北方书坛。丁辅之、王襄、董作宾等甲骨专家皆以擅长甲骨文著称，以新出之甲骨文作书，为书苑别开一新的书体。继沈曾植之后，王世镗、余绍宋、靳志、郑诵先等家之章草苍古妍润，皆自成面目。李叔同书以北碑为宗，超尘绝俗，虚和静穆。商衍鎏、谭延闿、华世奎俱宗颜真卿，各得其宜。于右任早年专攻北碑，其书雄强峻伟，朴茂奇拙。中年以后，致力草书的研究，以“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为原则，把历代草书加以排比，去伪存真，编成《标准草书千字文》，用以推广普及。民国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是一个继清末之后继续发展的时期，历时虽然短暂，却涌现出了一批成就杰出的书法家。他们为我们今天的书法艺术的繁荣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民国时期这段书法的历史，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