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侯国： 胡国
胡国之“胡”，甲骨金文中写作“?”，早在商代就已存在。周原甲骨中有“其于伐?”的记载，可见商末或周初时胡国与周族是呈对立面的，于是周部族兴师动众去讨伐。之后胡国归顺了周王朝，成为大周诸侯的一员，被分封到颍淮流域镇守南疆。《括地志》载：“胡城在豫州郾城县界。”即今河南漯河市郾城区。西周胡国为子爵，也叫胡子国，由于国小事少，不被史官重视。胡国最早见诸史端是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即东周之初郑武公阴谋灭胡，手法跟吞并冉国一致，即采取同姓联姻骗取信任，同样事件作为反面教材还载于《韩非子·说难》；《左传》中出现的胡国始见于公元前545年，已经到了春秋中期，而且胡国的地理位置也发生了改变，变成了安徽阜阳境内。正因两地胡国不同时期的出现，使得胡国历史变得较为混乱，历来有学者认为周代同时存在两个胡国。又因郑武公扩张领土多采以同姓联姻的骗子把戏（比如冉国），加之《左传·哀公八年》中有“齐侯杀胡姬”的记载，认为郑武公灭掉的胡国为姬姓，即河南郾城之胡；而之后与楚国、吴国交集甚多的胡国为归姓，即安徽阜阳之胡。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两地之胡实为同一胡，可能郾城之胡因为郑国所迫被逼东迁到了安徽阜阳，如果此说成立，那么西周胡国的始封地当在郾城，如果阜阳之胡西周时就已存在，为何整个春秋早中期《左传》中只影不见？至于“胡姬”之“姬”，乃对所有女子的称呼，不一定只作姓氏，比如郦姬。
春秋时期亡于郑国
胡国君主历经:胡乙公→胡归公→胡竟梳公→胡带间公→胡富公→胡懂既公→胡区公→胡经公→胡还公，历史至春秋时期。(此处国君世系缺乏参考资料来源)
姬姓胡国灭亡之后，王族与国人为了纪念故国，即以国名为姓氏，称胡氏，该支胡氏不常见于胡氏族谱，几乎都记载为陈国国君胡公满的后裔，但有的胡氏族谱同时也会提到历史上的胡国。
胡叔簠
不管姬姓胡国存不存在，归姓胡国是有实有据的。《春秋·昭公四年》杜预注：“胡国，汝阴县西北有胡城。”汝阴县，即安徽阜阳市一带。也就是说，《左传》中出现的胡国就是阜阳之胡。《路史·国名记》载：“胡子国，归姓，夔（kuí）出。”夔来自尧舜时代的后夔，也称归伯，商代时有夔氏部落，原在山东西南和河南东部地区，夔氏部落出自东夷，故也称归夷。据说在商武丁时期，天下动荡，武丁南征北伐东扫西荡，天下方国部落经历了颠簸式刷新，归夷也在这场动乱中被一分为二，一部分留在中原河南郾城一带建立胡国，另一部分归夷南迁至川鄂交界三峡地区，建立夔国。西周铜铭中有“師氏奔追袭戎于棫林，搏戎?”的记载，据裘锡圭考证棫林在河南叶县东北一带，即位于郾城的位置，那么这个地方很有可能是当时胡国的原始地盘，周师就是在这里击败胡军，征服胡国。
金文
细看金文的“?”字，一边像箭杆箭矢，一边类似一把弯弓，可以断定跟“弓箭”有关。很有可能，胡氏部族是一个擅长制作弓箭或善于习射的民族，这在古籍中也可找到映衬，《周礼·冬官考工记》中有“妢胡之笴（gǎn）”的记载，郑玄注：“妢胡，胡子之国，在楚旁。”笴，是用来制作箭杆的一种木材，也可代指箭杆，可见胡国盛产笴。弓箭是冷兵器时代重要军事武器，胡国掌握着这种上等弓材，在当时军事武器领域具有极大的先天优势，“妢胡之笴”当为一大知名国际品牌。也正因如此，小胡在西周时受到周王室的器重，东周时又频频遭遇周边大国的欺凌，实为资源优势所致。
禹甗铭文
相关胡国的传世铜器有十余件，大多都是西周时期，这对我们了解西周胡国起了很大的帮助。《殷周金文集成》收录的“禹甗（yǎn）”涉及到胡国，据说这件铜器诞生于西周中晚期，出土于山东烟台，今流落日本。铭文中有“（师雍父指使）禹事于胡侯，侯蔑禹历，赐禹金，用做旅甗”的记载，师雍父令一个叫“禹”的人出使胡国，得到了胡国国君的赏赐，于是有了这件铜器。铭文记载他奉命率成周八师出征淮夷，军队驻扎在古师，期间派心腹“禹”出使胡国。师雍父在传世铜器铭文中经常露面，比如同时期的“彔簋”，铭文记为伯雍父，当为同一人，据说师雍父是周穆王时西周大将，师雍父在南征途中顺道前往胡国，说明当时胡国与周王室有着密切联系，很有可能，师雍父在征伐淮夷的过程中得到过胡国的接应，禹出使胡国应该是为了商议出兵或征取兵器粮草之事。可见当时的胡国国力不俗，具备一定的军事实力，而且在周王室镇压淮夷反叛诸国时有过积极表现。
禹甗
进入东周，随着周王室的衰落，霸主的兴起，胡国不可更改的沦为弱肉强食中大国争霸的筹码，往日的风光早已荡然无存。在春秋之初遭遇郑国军事碾压被迫东迁后，胡子国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悲惨命运。为了避免亡国的厄运，胡国也曾频频以联姻的方式向大国投怀送抱，除了开头提到的“齐侯杀胡女”说明齐胡联姻外，《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有“（襄公死）立胡女敬归之子子野……立敬归之娣齐归之子公子裯”的记载，敬归和齐归都是胡国女子，归是胡国的姓，说明胡国也跟鲁国曾有姻亲。但这些大国并没有给胡国带来长久安宁，小国要不被乱世淘汰，只有朝秦暮楚见风使舵一条路。公元前545年，胡国首次以参与诸侯集体朝见晋国的盟友身份登上《左传》。
彔簋
随着晋国霸业的衰落，胡国的靠山也从晋国倒向了楚国。之后的胡国频频跟着楚国参与各种劳兵伤财的会盟。春秋晚期，吴楚争霸拉开帷幕，位于吴楚交界的胡国首当其冲，迫于楚国淫威，胡国只得追随楚国去攻打吴国。但随着吴国的不断强大，胡国也开始动摇，幻想脱离楚国的羁绊。据《左传·定公四年》载，公元前506年，刘国筹划十八国召陵会盟，目的是为了讨伐楚国，其中就包括胡国。而此时吴国也在谋划攻楚，同年冬季，吴王阖闾联合唐国、蔡国进攻楚国，大破郢都，楚昭王出逃云梦泽。而此时的胡国却难得的坐收渔利，胡人趁机夺取楚胡边境的土地，使胡国领土和主权得以一时恢复。但好景不长，楚国一年后重振，曾经一纵小国又开始事楚，只有胡国不信邪，国君胡子豹自大的说：“存亡有命，事楚何为？多取费焉。”意思是国家存亡听从天命，去讨好楚国又能怎么样呢？能改变亡国的命运吗？不过是多浪费钱财、时间、精力。胡国放话没多久，公元前495年，楚国灭亡了胡国。
昔①者郑武公②欲伐胡③，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娱其意。因问于群臣：“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大夫关其思对④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⑤之，曰：“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遂不备郑。郑人袭胡，取之。
昔：从前。郑武公：春秋时期郑国的国君。胡：国名，在今安徽阜阳附近。对：回答。戮（lù）：杀。
从前郑武公想要讨伐胡国，故意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胡国的国君，以此来使他高兴。然后问大臣们："我要用兵打仗，哪个国家可以攻打？"大夫关其思回答说：“胡国可以攻打。”郑武公大怒并且把关其思杀了，说：“胡是我们的兄弟之国，你说可以攻打它，是何道理？”胡国国君听说了这件事，认为郑国和自己友好，于是不再防备郑国。郑国偷袭了胡国，占领了胡国。
说“者”：作为文言虚词，“者”有以下用法。
1、放在时间副词之后，起语助作用，可不译。如，上文“昔者郑武公欲伐胡”。《孙权劝学》：“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2、用在主语之后表示停顿，然后说明或论断，可不译。如《愚公移山》：“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陈涉世家》：“ 陈胜者，阳城人也”。3、附在别的词或短语之后，组成名词性短语，可译为“……的人”、“……的东西”、“……的事情”、“……的原因”。如，《爱莲说》：“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出师表》：“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
郑国
公元前806年，周宣王之弟姬友被封国于首都镐京附近，国号为郑，成为了周朝的诸侯国，郑桓公成为第一任君主。在那场著名的“烽火戏诸侯”闹剧之后，郑桓公和周幽王一起，死在了申候的手上，王位由他的儿子郑武公继承。
郑国在郑武公的治理下，国势逐渐强盛起来。郑武公病逝后，郑庄公继承王位，以其雄才大略，使郑国在春秋时期第一个强势起来并称霸诸侯。郑桓公、郑武公、郑庄公被尊称为郑氏三公。对于郑庄公，毛主席曾经评价为“一个比较厉害的人”。公元前375年，郑国被韩国灭亡。
启发与借鉴
郑武王为了攻打胡国，首先在战略上迷惑敌人，先后使用了美人计和苦肉计。相比于郑武公缜密的计谋，胡君却被这些小恩小惠所迷惑，丧失了防备意识，从而使郑国大军乘虚而入，以至国破家亡。
“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想要获得什么，必须先付出相应的代价，然后才能够换取。反之，如果有好处平白无故给到你，那更需要三思而后行。
胡国姓氏略探
从血统观念说起
在现代社会，随着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价值观念的普及，血统观念已经日渐式微，然而在遥远的古代，血统绝对是一个放之四海都极其重要的评判标准。比如西方最负盛名的《荷马史诗》，仅仅开篇前十行诗句，出现的三位主角都介绍了他们的血统，分别是“佩琉斯（注：宙斯的孙子）之子阿喀琉斯”、“阿特柔斯之子，人民的国王阿迦门农”、“宙斯与勒托之子阿波罗”，仿佛在告诉世人，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首先是有着高贵的血统。
西方如此，东方也是一样，在不朽诗篇《离骚》中，屈原在第一句写道：“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开门见山亮出了颛顼（五帝之一）后人的身份，顺便申明了父亲的名字。在《史记》的“三十世家”里，习惯性的开头是这样的：“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鲁周公世家》）；“微子开者，殷帝乙之首子而帝纣之庶兄也”（《宋微子世家》）；“管叔鲜、蔡叔度者，周文王子而武王弟也”（《管蔡世家》）；只有到了草根出身的陈胜，才极平淡地介绍了籍贯“陈胜者，阳城人也，字涉”（《陈涉世家》）。然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毕竟异端，事实证明，哪怕一个卖草鞋的小贩，主要能打出“中山靖王后代”的旗号，就能牢牢占据“复兴汉室”的道德制高点，引领上千年拥刘反曹的主旋律，血统的影响可见一斑。
古代的历史记录和研究中，关于血统的传承记载，逐渐成为一类专门的资料，被称作“世、系、记、牒、谱”等等。司马迁写作《史记》时，就把“世本”“谱牒”作为重要的参考资料，并在《史记》的体例上，以“本纪”“世家”“年表”等命名，显示着血统的深刻影响，而千余年来，国人编修家谱的热情，则可视作血统观念深厚的民意基础与深远的文化回响。
诸侯血统与姓氏
今天所说的“炎黄子孙”“华夏儿女”，这些称谓固然起源于上古的神话传说，但是中华文明真正的形成期，还是要从距今约三千年的商周革命算起。在攻灭商王朝之前，周只是偏居西部的农业部族，即便通过军事殖民性质的分封，最终实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然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成份也是极其复杂的。《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记录了先秦主要诸侯的世系，如果从姓氏的角度来看，除了周、鲁、晋、卫、蔡、曹、燕为姬姓，齐是姜姓，楚是芈（mi）姓，秦是嬴姓，宋是子姓，陈是妫（gui）姓，显然，周王朝治下的诸侯的血统是相当多元的。
司马迁在《陈杞世家》中，尝试分析过受封诸侯的血统，比如陈国是舜的后裔，杞国是夏禹后裔，宋国是殷商后裔，只是有据可循的毕竟是少数，对于多数诸侯，即便拥有当时最丰富的记载资料，司马迁也不得不承认“周武王时，侯伯尚千馀人……江、黄、胡、沈之属，不可胜数。”正如《胡国爵位漫谈》中曾经介绍，商周之际，大量“服制”下的“矦”转变为诸侯，又在兼并战争中逐渐融合，最终汇入华夏主体民族。所以，由诸侯的血统姓氏入手，对于分析先秦民族融合情况，未尝没有一点启发。
需要区分的是，先秦姓氏不像今天，对于贵族来说，女称姓、男称氏，对此王国维先生在《殷周制度论》中曾有说明。比如楚国王族为芈姓熊氏，所以王族女子称芈月，而楚王都称熊某某。除了熊氏，芈姓楚国还有昭、景、屈三氏贵族（楚虽三户），屈原就是屈氏。对于秦国，嬴为姓，但是秦始皇的氏却是赵，所以嬴政的正确称呼应该是赵政。另一大国齐国则更为特殊，作为姜子牙（吕尚）的封国，最初的齐国是姜姓、吕氏，所以著名的齐桓公就是吕小白而不是姜小白。然而随着战国初年的“田氏代齐”，齐国还是那个齐国，国君却从“姜”变成了“妫”，因为田氏原是陈国贵族，迁居齐国后称田氏，姓仍是陈国的妫姓。
胡国姓氏的辨正
那么胡国的姓氏是什么呢？主流的观点是：胡国歸（归）姓，依据就是先秦典籍《左传》和《春秋》。在《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公元前542年）中记载：“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宫。……立胡女敬归之子子野”，这段文字记载的是，鲁襄公去世后，他与胡国女子敬归的儿子子野，被立为鲁国继承人的事件。正如前文所说，先秦贵族女子称姓，胡国女子敬归的姓显然是“归”，据此，西晋杜预在他影响深远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中指出：“胡，归（歸）姓之国”，这一判断在此后的一千多年里，受到了广泛认同。
另据《春秋·昭公十一年》（公元前531年）记载，“五月甲申，夫人归氏薨。”鲁昭公的母亲齐归与敬归是姊妹关系，两女共同嫁给鲁襄公，反映了春秋时期鲁国和胡国的通婚关系，颍州西湖的女郎台，纪念的就是敬归和齐归。胡国姓氏的争鸣在胡国归（歸）姓的主流观点之外，胡国姓氏还有若干分歧：
一是姬姓胡国说。在《韩非子·说难》中，提到郑国郑武公“胡，兄弟之国”的说法，《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也曾引用，因为郑国是姬姓，有人认为“兄弟之国”的胡国也必定是姬姓。此说影响较大，并衍生出胡国位于河南郾城（今漯河）的说法。然而因为《韩非子》的散文风气，后世有学者视之为“战国游辞”，并列举古文中通婚之国称“兄弟之国”的例子，只能有待于进一步证实或证伪。
二是妫姓说、董姓说，集中在宋代罗泌《路史·国名记》和郑樵《通志·氏族略》等书中。宋代出版业发达，罗、郑二人的书中博采了大量杂说，由于很多说法并无凭据，甚至出自于纬书（汉代人伪造古籍称纬书，与经书相对），所以后世学者大多不予采信。清代是中国古典文字学与文献学的顶峰。通过学者们严谨的考据、训诂，由顾栋高总结成书的《春秋大事表》中，坚持春秋胡国为归姓。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胡国妫（嬀）姓说，因为上古文字广泛的同音假借，所以归姓与妫（gui）姓看上去颇有渊源。更巧的是，以妫为姓的陈国，受封开国之君被称为“胡公满”（《史记》《世本》有载）。事实上，“胡公”只是陈国开国之君（妫姓虞氏名满）的谥号，与姓氏无关，更关键的是，在严谨的《左传》中，贵族女子“敬归”“齐归”“陈妫”“圭妫”的记载是并存的，说明古人非常清楚归与妫的区别，同音通假之说因此是不成立的。然而今天的不少资料，包括阜阳市政府网站对历史沿革的介绍，称胡国为妫姓，这是很遗憾的。
胡国姓氏的猜想
胡叔胡姬簋一式六个，按照西周礼法，七鼎六簋的等级仅次于周天子的九鼎八簋。
铭文
公元前771年，由于周幽王宠爱褒姒，一举废掉了正宫娘娘申后和太子姬宜臼，委屈的母子二人跑回娘家向申侯诉苦，申侯一怒之下不惜当了“汉奸”，联合西北方虎视眈眈的犬戎一并攻打周都镐京，并在骊山脚下杀死了周幽王，褒姒也被犬戎俘虏。然而不幸的是，郑武公的父亲郑桓公也死在了此次战役之中。而后，申侯联合鲁侯和许文公一起将姬宜臼扶上了王位，为周平王。
所以，申侯和周平王都是郑武公的杀父仇人。但是郑武公上任之后不但没有向周平王报仇，反而一心一意辅佐他，甚至一路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邑。
如此匪夷所思的事情，需要从郑桓公生前制定的一项基本国策来看。郑桓公生前已经觉察出周室不稳，政局动荡，于是向周幽王申请向东迁徙，并且威逼利诱从东虢国和郐国之间收买了10座城池。
但是当他东迁之事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就遇到了灭顶之灾。所以继任的郑武公为了完成父亲的遗志，并且要想在东迁之地站稳脚跟，必须借助周平王东迁。
果然，周平王为表彰郑武公勤王的功绩封他为周王室的卿士，他便利用职务之便，第二年便一举攻占了郐国，并将郑国国都都迁到了郐国旧都制邑，再两年之后，他又出兵灭了东虢国，横扫了周边八邑。
尝到甜头的郑武公还不满足，毅然决然坚持他的扩张之路。直到周平王实在看不下去，出面制止的时候，他为了避免周王室联合其他诸侯的打击，这才归还了虎牢关以西的一大片土地。
但郑武公依然不甘心，他将目标瞄准了胡国，只不过换了一种策略。先是把自己的亲闺女嫁给了胡国君主，用以讨胡君的欢心，这显然是要出卖女儿啊。然后又在公开场合扬言要出兵征伐，问手下的臣子们该攻打谁，这时候，大夫关其思便走上前来向郑武公进言，“可以讨伐胡国”。
郑武公心想，“知我者，关其思也”。但是，要想一举攻灭胡国，就这么明目张胆的攻打肯定是不行的，那就需要牺牲一下你关其思了。说着他佯装大怒，将关其思斩杀于台下，并且将此事告知了胡国君主。
胡君听说之后，颇为感慨地说“郑国乃兄弟之邦，根本无需防备”。郑武公阴险一笑，火速派兵灭了胡国。
这一段记载在《韩非子·说难第十二》中，“昔者郑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娱其意，因问於群臣：“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大夫关其思对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遂不备郑，郑人袭胡，取之。”
以此可见，野心勃勃的郑武公，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将女儿和忠臣都作为他扩张的政治牺牲品。也正是他的这种作风，为儿子郑庄公小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胡国与胡城
归胡的地望在颍州汝阴，这在古代文献中多有记载。《春秋·昭公四年》记载楚子、胡子伐吴，杜预注明胡国在汝阴胡城，战国时属楚。《太平寰宇记》则说胡城在汝阴县西北二里处，是春秋时胡子国的故地。在今安徽阜阳市，除胡城这一古迹外，西北有女郎台，据说是胡国之女嫁给鲁昭侯为夫人，于是筑台表示对胡女的礼遇，俗称女郎台。
西周胡城 规模等级比较低
确认阜阳境内商代胡国及其都城的存在，陕西岐山出土的甲骨卜辞并非孤证。1975年3月，陕西扶风县白家庄发现了8件自铭“伯”的铜器。这批铜器铭文，和传世的录卣、录簋、禹甗、禹鼎等器物铭文互勘，可还原一段穆王时期中原王室征伐淮夷的重要史实。而这段史实，恰与阜阳西周时期的胡国历史密切相关。如簋铭文，清楚记载了成周军队与胡国军队在郾地作战的史实：六月初吉乙酉这一天，主帅率领成周军队驻扎在堂谿，获悉胡国与淮夷联军攻打郾地的消息，于是急忙率领军队驰援。行进至棫林这个地方，成周的军队与胡国军队遭遇并打了一仗，结果大败胡军，斩获胡军100个首级，活捉2人，缴获兵器盾、矛、戈、弓、箙、矢、裨、胄共135件，还夺回114个被胡国军队俘获去的周人。这次战役后不久，成周军队的主帅师雍父率领大军驻扎在苦（河南鹿邑）地，并派遣大将禹出使胡国拜见胡侯，受到胡侯的礼遇与款待。五个月过后，主帅师雍父还曾为周穆王南巡查看道路到过胡国。辍联以上诸器铭文，可以大致复原穆王时期与古胡国活动相关的一段重要史实：6月初，胡国军队随淮夷联军沿“汝颍通道”进犯成周内陆，在今郾城附近与成周军队打了一仗，战败后撤回；6月下旬，胡国接受周王招抚，归顺西周王室，成为西周的一个小附属国；穆王南巡南土，驻扎在苦地的成周八师主帅，曾亲自到胡国为穆王查看道路。金文表明，在西周穆王时期，胡侯、胡国不仅存在，而且具有一定的军事实力。这个胡国的地理位置，恰与阜阳境内的古胡国相当。所以，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考录伯诸器铭文时认为，“这个胡国，就是文献中归姓的胡国，在今安徽阜阳，是自成周通往淮水流域的必经要地。”
阜阳境内的西周胡国史既能考实，则其国都——“胡城”亦必然存在。这个胡城遗址未作发掘揭露，根据文献与相关出土材料的比较，可对其形态、大小、功能分区作出一个大体的描述。
西周宗法等级制度森严，天子、列国建都各有规制，任何无理由的僭越行为，都会受到天下诸侯的舆论谴责，甚至诸国出兵群起而攻之，进而给自己招来亡国杀身之祸。天子都城之城垣大小、城门数量、城中道路宽度、宗庙、社祀、市的位置等规制，见于《周礼·考工记·匠人》：“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也就是说，地方诸侯国建都，依其爵位等级各有规制，突破规制即属僭越。《左传·隐公元年》：“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三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孟子·公孙丑》云：“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可见，西周时期的子爵胡国之都城，大体具备“方三里”、“高三仞”的特征，规模等级是在当时的诸侯方国中属于最低微的。
《吕氏春秋·慎势》：“古之王都，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从考古发掘的资料看，商、周方国都城的结构，皆由外城（郭城）环套内城（宫城）组成，宫城位于城郭之中心，体现了立都必居中土、王宫处于都城中心的传统观念。城郭与宫城之间，则分布着手工业作坊区、平民居住区、平民墓地等，诸侯贵族墓地（王陵区），则一般位于郭城外近郊。阜阳西周胡国都城的布局与内部功能分区，大体亦应遵循当时的规制。
商代胡城 阜阳境内确知年代最早的城
商周时期 胡国和胡城确实存在
胡国古城遗址地理位置示意图
阜阳之地确证有胡国与胡城存世的年代，最迟可追溯至商代晚期。
西周成王征伐淮夷的史实，还见于《尚书序》、《史记·周本纪》、《史记·鲁周公世家》及周初中鼎铭、大保簋铭的有关记载中。此次征伐淮夷，是一场历时两年之久、周族付出重大代价的大规模战争。西周王室势力征伐淮夷时攻打胡国，表明这个胡国地处淮水流域而与淮夷相去不远，抑或在周人眼里胡国就是淮夷族群中的一部分。概因胡国与淮夷族群毗邻，此时两者纠结在一起，跟随管、蔡、武庚叛周作乱，所以才遭致周人的征伐。商周时期，这个胡国的具体位置，就在今天的阜阳境内，与西周、春秋之际的胡国，实属不同历史时期的同一个方国。因胡国是中原通往东南淮域交通线上的一个必经要地，周族势力意欲进驻、征服淮域，则必须先控制胡地、建立一个前哨阵地，以解后顾之忧，所以征服胡国首当其冲。
胡国屡为周族所伐，表明在周初，胡国应是一个具有一定规模实力、影响较大的淮域方国。周族称胡国国君为“胡侯”，说明此时的胡国国君似比西周以后的“胡子”地位要高。商周时期有国必有城，进而可确认淮域胡国之都——胡城，不仅确实存在，而且应具有与“胡侯”身份地位相当的规模等级。这个商代的胡国之都，是目前阜阳境内确知年代最早的“城”。
胡城旧址在今颍河泉河故道交汇处
阜阳商代胡国的都城在今天的什么地方？由于周初周族势力并未对胡国实行灭国绝祀之策，而是在胡侯臣服后承认了其旧有侯爵封地。此时的胡国，不存在迁都复国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所以，可以推定商代的胡国都城，与周代胡国之都位于同一位置。这个“胡城”的位置所在，为《水经注·颍水》所详记：“……颍水又东南流，径胡城东，故胡子国也。《春秋》定公十五年，楚灭胡，以胡子豹归是也。杜预《释地》曰：汝阴县西北有胡城也。颍水又东南，汝水枝津注之……枝汝又东北流径胡城南，而东历女阴县故城西北，东入颍水。”
此记阜阳胡国古城的位置，在今颍水之西、老泉河（汝水枝津）北侧、汉代汝阴故城的西北方向，位居今颍河与泉河故道的交汇处，地理坐标甚确，与建国后文物部门多次调查确认的“顺河古城”遗址方位吻合，表明至迟在郦道元生活的北魏时期，阜阳古胡国及国都胡城的位置，在世人的文字、口头记忆与地表实体景观中还是十分清楚的。
胡城城垣周长不超过一公里
商代的胡国都城未作发掘，目前还没有准确的材料来全面揭示其文化面貌。不过，通过早期文献与已知的其他商代城邑发掘资料类比，可以对阜阳境内这个“方国商城”的形态、大小与功能分区等，作出一个大致的描述。
目前，已经发掘出的商代方国城，均建在临河的高台地上。城的平面形状多近方形，面积都不大。比如：最大的湖北盘龙城遗址，城垣南北长290米，东西宽260米，周长1.1公里。此类方国商代城邑均由大城（郭城）、小城（宫城）两部分“套合”而成，宫殿区位于小城内，大、小城之间或大城附近分布有居民区、手工作坊区、墓葬区等。城垣采用夯筑法建造，宫殿营造主要通过挖坑槽——夯筑起台基——置柱础——立柱筑墙——起顶等步骤完成。商城的这些特征表明，当时的封国与方国营造都城应有统一的格局，可能要遵循某种规定的礼制。《战国策·赵策》：“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百家者。”这个说法，虽出自战国人对前代封国都城的追忆，但与今人实际调查发掘所揭露的商城格局规制，基本还是相符的。进而可以推定，阜阳商代的胡城规模显然亦不会太大，城垣周长约略不会超过1公里，其建筑格局与功能分区，大体应包括郭城、宫城、宫殿区、居民区、作坊区、墓葬区等若干部分。
春秋胡城 突破规制搞扩建
夹在大国间 生存何其难
春秋时期的胡国史迹不仅见于金文，亦为早期文献及后世学者注疏所记。这一时期，大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日趋剧烈，春秋经、传记载的胡国活动，主要见于参与会盟、被迫朝聘纳贡、被迫参加战争、遭受大国攻打、被迫割地图存、被迫举国他迁、君死灭国等。以吴楚战争为例，《左传》昭公23年记载的“鸡父之役”中，胡国被迫出兵参加楚国组织的七国联军攻打吴国。胡国国君胡子髡年幼轻狂，充任先锋；擅长奇谋的吴公子光于是先以三千囚徒充作“死士”，攻打胡国军队，其后，吴军精锐则乘势掩杀，七国联军大败，胡君胡子髡被俘后为吴人诛杀，成为吴楚战争的牺牲品。据《左传》记载，昭公30年记载，吴公子掩余、烛庸奔楚，楚王竟然随意割取胡国疆土充实“养”地，以分封给吴二公子。由此可见，位于“吴头楚尾”地域的淮北胡国，夹处在两个大国之间，生存何等艰难，不仅背上了沉重的战争、经济包袱，还要随时遭受君死国灭的厄运打击。
春秋胡城在顺河古城遗址
春秋胡国都城地望所在，早期文献见于《春秋》昭公四年杜注：“胡国，汝阴（今阜阳）县西北有胡城。”这里所说的胡城遗址，就是今天的顺河古城遗址。直到郦道元生活的北魏时期，这个说法仍没有异议，只是到了唐宋以来，才有论者另立新说。
顺河古城遗址，位于今颍泉区宁老庄镇以东海孜寨古城子村一带，城址北侧、东侧为颍河半环形包绕，南邻泉河故道，古城因此地曾被称为顺河乡而得名。建国后的两次文物普查资料，收录于《中国文物地图集·安徽分册》中，兹录于后：
“城址平面略呈长方形，南北长约1500米，东西宽约1000米，面积约1.5平方公里。东至窑岗，西至范庄，南至海孜寨，北至核桃园。调查勘探唐代文化层约在距地表2.5米以下，地表采集标本有陶网坠、灰陶残豆、绳纹灰陶鬲足、红陶器足、釉陶片、筒瓦、磨形石器等，城址内曾出土绳纹灰陶鬲足、夹砂绳纹红陶罐、夹砂绿釉陶残器、黄釉陶残器及蚁鼻钱、唐代钱币。”
清乾隆《颍州府志》、道光《阜阳县志》均证唐代于此置信州，民国时期此城城垣、城壕遗迹尚可辨识。从文物调查资料看，旧志记载唐人利用古城废墟设置信州的说法还是可信的。如果不考虑汉代以后的遗存，顺河古城遗址内的确存在商周、春秋战国之际的大量遗物。然而，要确认此城系春秋胡国之都并非如此简单，认证一处古方国都城遗址，除文献记载的线索与明确的城垣、城壕、城门之类遗迹外，至少还要有与之关联的宫殿区、居民区、作坊区、墓葬区等遗迹的存在佐证。
顺河古城遗址春秋墓葬出土的青铜簋
1988年冬季，当地一村民在顺河古城遗址东南部清淤水塘，在塘底发现一土坑墓，墓中出土了春秋时期的鼎、簋等一组器物。此墓随葬的一组只有春秋贵族才配享有的高等级青铜器，本可作为胡国都城附近贵族墓葬区存在的物证，但因拘执于“孤证不立”之例规，多年来罕有论者将其与《水经注》所记的“胡城”——胡国之都联系起来。2014年12月下旬，上述墓葬的南侧毗邻处，又发现一处高等级的春秋贵族墓，出土了青铜鼎、簋、匜、盘等一组器物。两处春秋墓的墓向、形制雷同，出土器器型、纹饰特征相类。因此，可确认这是一处经人为选址规划的高等级春秋贵族墓葬区。这个墓地位于顺河古城近郊，显与春秋方国胡城的城市功能分区有密切关联。
有鉴于这个重要发现，笔者2014年底曾尝试组织了一个由文物考古、地方史研究、历史地理研究专业人员组成的考察小组，对顺河古城遗址进行为期四天的专题调查论证，认为，把这个城址的早期遗存定性为胡国之都还是合适的。由于历史上黄泛泥沙的反复冲荡湮覆和人为破坏，凭地表踏查尚不能确认城内早期遗存的功能分区及其具体形构、方位。古城的平面形状，亦非过去认为的近似长方形，虽南侧、西侧城垣走向不易确认，但北侧、东侧的临水而筑的曲弧形城垣遗迹是显见的。其中，西北侧的圆弧形城垣抹角形构特征最为明显。在我们实际见到的春秋古城规模布局遗存中，此类不遵守传统“周制”、因地制宜构筑曲弧线城垣形制的例证很是常见。
春秋胡城 经历了一个扩张繁荣期
较之于商代、西周时期规模不大的胡国都城，春秋之际的胡城则应经历了一个发展扩张的繁荣期，城市的防御功能也得到一定程度加强。这个变化，有着特定的文化背景与深刻的社会动因。
春秋以来，我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建城高潮期。列国诸侯逐渐突破传统礼制的限制，迫于自身发展与战争防御需要等原因，都城建筑规模越来越大，城墙加固越来越高，城市功能分区日趋复杂完善，郭城与宫城之间也不再完全遵循“居中型”、“环套式”布局。春秋中期以来，阜阳境内的胡国夹处于吴楚争霸的战争漩涡中，频受战争侵扰之苦。国家的安危、都城的安全防御，成为当时胡子国君考虑的首要问题，而不断修筑加固城墙、改善防御设施当是应对此类危机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之一。由此推证，此期的胡城应经历了一个不断增修加固、改造扩容的建设过程。建国后，文物部门几次调查顺河古城遗址所获取的数据中，地表所观察的面积为1.5平方公里的城址，显然不会是殷商、西周时期胡国都城应有的规模，却很可能是春秋晚期的胡城遗址在地表的残存景观。这个相对“庞大”的城址规模，或系春秋中晚期胡国都城增建扩容、加固加高史实的间证。
胡城为何建于两河之间的台地上
胡国之都——胡城构筑于今顺河古城遗址一带，是充分考虑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交通地理等诸多因素后的绝佳选择，因为这一地域范围内，没有哪个地方较顺河古城的位置更适合于营造方国都城：
1、都城夹处于颍水与泉河两水系之间的高台地上，形成三面临水的独特地理景观，既可得水之利（漕运）、又可避免水患袭扰。目前发现的先秦城址，几乎无一例外都选址在河流转弯处或两河交汇处的台地上，这样既有河流最大限度地“绕城”而过，但河水的流量又不会太大，从而保障了城中居民方便用水、又不致遭受水患侵袭。阜阳胡城的选址建设，应该是充分考虑了城市对水的需求。
2、都城临河而建，是利用水系作为天然屏障以保障都城的安全，进而使该城安全防御功能大大加强。在春秋战争频繁的大背景下，利用河流“天堑”增强城市的防御功能是现实生存之需。
3、古城构筑于台地之上，调查表明这个台地有早于殷商时期的文化遗存，表明此前已有人类族群在台地上生存聚居，而台地周围广川无际，土壤丰饶，既有沿河避涝排水的优势，又得农耕灌溉之利，确系古人长期定居、繁衍生息的理想场所。凡此表明，胡国建都于此，有必要的社会经济基础。
唐代以后 为何出现胡城地望之争
关于胡城地望之争，唐宋以前的文献中没有提及。唐代以后，关于阜阳境内胡城遗址的位置有了多种说法。如《路史·国名纪》：“胡，子爵，楚灭之，姬姓也，今颍治汝阴西北二里有胡故城。”宋金时期的汝阴城在今阜阳城的位置，显然上引“今颍治汝阴西北二里有胡故城”中的“胡故城”，不是前文提及的顺河古城，而是指现在的柴禾场遗址一带。又《读史方舆纪要》颍州“汝阴废县”及“胡城”条：“胡城，在州西北二里，春秋时胡国城也”；《春秋大事表》卷5说：“今江南颍州府西北二里有胡城”。其实，柴禾场遗址为秦汝阴城故城的说法早在《水经注》里就已明确记载。近人不提顺河古城遗址而另指柴禾场一带为胡城的缘由，或与顺河古城遗址唐代以来破坏严重、地表景观特征不再显露有关。
近世有关古胡城地望之争，亦不排除与春秋以来胡国都城附近存在“离宫”、“别馆”、“苑囿”的建筑景观有关。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都在都城之外修建有离宫别馆及苑囿。如：晋都新田城外、楚国郢城之外、秦都雍城与咸阳附近等均有此类高大建筑。这些巍峨高大的华丽建筑，皆分布在都城近郊的风景秀丽之地，以利于诸侯贵族在此休闲娱乐、处理朝政，阜阳境内的春秋胡国自然亦不会例外。今市开发区黄庄社区附近的清古堆遗址，经1994年清理发掘就证明是一处此类性质的宫殿建筑遗存。阜城西北柴禾场一带，2003年11月瑶海大市场挖排水沟管道时，在一处旧称为“胡台子”的地方，也发现了一大批春秋时期的大型建筑构件及陶器遗物，此类只有大型宫殿才会使用的建筑构件的出土，表明本地春秋时期的确有宫殿建筑存在。而春秋之际有资格有能力构筑此类高大宫殿建筑者，恐怕只能是胡国国君所为，因而它应该就是春秋胡国的另一处“离宫”、“别馆”、“苑囿”所在。这个“离宫”选建在西湖景区岸边，亦符合王公贵族休闲娱乐之需，故而它并非胡君随意所为。
郑杀关其思，计夺胡国
周平王八年，郑武公杀大夫关其思。《竹书纪年》近似目录式的记载，重要价值是标出发生的时间，《韩非子》在说难篇给出了诛杀关其思的解释。
“昔者郑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娱其意。因问于群臣：“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大夫关其思对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遂不备郑。郑人袭胡，取之。”
胡国的地望在今河南漯河郾城区，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度，在历史上有妫姓胡国，也有姬姓胡国，郑武公所灭的胡国到底是哪一个胡国？我们不能下武断结论。《考工记》记载，“妢（坟）胡之笴（革）。”说明胡国境内出产做弓箭必需的最好箭杆材料，郑国苦心积虑要夺取胡国，就是要夺取这个拥有重要的战争资源原产地。如何对直线距离超过二百里的胡国采取军事入侵？又如何穿越许国疆界（许昌市）？是摆在郑武公面前的现实问题。
韩非子借用关其思被杀故事，只是想说明献计之难，说真话被杀，说假话有违智者良知，但熟知韩国各地风土人情的韩非子，对于发生在属于韩国的漯河郾城的史实应该是有研究的。郑武公先嫁女给胡国国君，建立联姻关系，而后在召集郑国朝议时，引出郑国重量级大臣关其思发言，待到关其思献出伐胡大计，郑武公勃然大怒，诛杀关其思。
郑武公计夺胡国，杀大夫关其思，主要目的是让二百里外的胡国国君放松警惕，怎么才能达到目的？必须铲除郑国对胡强硬派关其思，而改换亲胡派，两国的友好互动，实现了郑国控制胡国，而让胡国干预不了郑国的局面。这就是郑国初期的发展经验，郑国运用软实力加军事手段“二年灭郐，四年灭虢”、“八年灭胡”，开地数百里，成为当时中原土地面积最大的诸侯。此外，因成功夺取胡国，占据用于战争资源箭杆最大产地，因而使得郑军远程军事打击能力倍增。
郑国的扩张，对于郑国来讲也许好处多多，但危机也随之而来。郑国的成功首先换来了被灭诸侯后裔的反击，郐国是祝融后裔，与楚同宗，此后楚国总是打击郑国，与郑国灭郐不无关联。东虢国始于周文王同母弟虢叔，割祝融之墟荥阳、广武一带建国，历两百多年被郑国巧夺，西虢国怎能不伺机报复？即使在周政府处于二王并立状态，周平王为打压周携王的坚定支持者西虢国，容忍郑国吞并东虢国，但从感情上说，周平王也未必欢天喜地，这为以后重用西虢公打压郑庄公埋下了伏笔。胡国是传统古国，虽因与郑联盟被吞并，但长期形成的支脉渗透周边各诸侯，尤其郑国控制箭杆的主产地，必须造成胡国周边国家的报复。
其次是唤醒郑国周边的强者。郐、虢、胡的灭亡，警醒了周边国家，这意味着郑国初始发展模式越来越趋于无效，随着郑国边界的外展，逐渐与传统大国接壤，郑国的边界逐渐被厘清，与强者对决的时代开始了。
第三，郑国开启了一个靠智谋和铁血发展本国的新时代。如果郑国不是周王室的卿士，不是支撑东周政府的柱石，他如何运用智谋，如何使用铁血，都对东周政府没有如此大的破坏力。远在西周时期，四方戎狄入侵周土，哪一个不是靠智谋和铁血？周懿王13年，翟人入侵岐（周先祖古公亶父创建之都），周懿王15年西周京畿腹地危机，迁都槐里（今兴平市）暂避其锋芒，京畿地区尚且如此，各地诸侯受夷狄之患更加不计其数，但周体制并没有因此发生巨变，到周夷王3年，身兼东部之伯的齐哀公扩军自强，终被周夷王烹杀。到如今，郑武公身为东周政府的执政，率先突破诸侯国独立发展隶属于自己的强大武装的禁令，并且诛灭姬姓国家，扩张本国实力，有实力的诸侯岂可善罢甘休？从此开启了诸侯争霸的序幕。
柏杨以幽默的笔法，讽刺郑武公掘突以仁义外衣，骗取胡国国君的信任，有点像戏说版的郑国取胡。其实中原诸侯的扩张都以郑武公为榜样，突破西周体制，打仁义牌而不再尊周礼成为东周初年的最流行口号，也是东周初期中原诸侯发展模式的突出特点，遂形成中原文化的定式，这就是正义原则。随着《春秋》的诞生及两千多年的诠释，正义原则被无限重复，俨然成为照耀发展本国实力的灯塔。
对郑国而言，关其思被杀，会产生诸多后遗症。以后郑国的异姓大夫常有极端的做为，与关其思被杀事件不无关联；郑国外交常常得不到诸侯信赖，也与郑武公诛杀关其思，夺取胡国有关；被灭的东虢、郐国、胡国等国贵族多迁徙他地，纳入反郑联盟，留下的亡国子民变成郑人虽不能颠覆郑国政权，遂形成《诗经》中《郑风》独特风格，成为郑文化的组成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