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凯 || 献给好人的奏鸣曲
“在大多数情况下，一般人，甚至坏蛋，也常常比我们通常所认为的要天真烂漫得多。包括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卡拉马佐夫兄弟》
《回忆玛丽·安》
作者 / [德国] 布莱希特
翻译 / 媛的春秋
那一天，蓝色月亮的九月
静静地，在一棵年轻的李树下
我搂着她，沉默苍白的情人
像搂着一个妩媚的梦。
在我们头顶，夏夜美丽的空中
有一朵云，让我久久凝望
它很白，不可思议地高远
当我抬头，它已不知去向。
那天以后，许多，许多个月亮
在空中悄然坠落，消失。
那些李树们或许也已被砍去
若你问我，那个情人后来怎样了？
我会这么对你说：我已想不起
不，我确实明白，你想问的是什么
但她的脸，我真的再也想不起
我只记得：那天我曾将她亲吻
甚至那个吻，我本该也早已忘记
若不是因为那朵云
我还记得它，也将永远铭记
它是那样白，来自高高的天上。
李树们也许仍在开花
那个女人或许已生下了第七个孩子
但是那朵云，盛开得如此短暂
当我抬头看它，它已消失在风中。
汉娜·阿伦特在《人的境况》（The Human Condition）一书中写道：“人类不可能获得自由，除非他知道自己是受制于必然性的，因为把自己从必然性解放出来的努力虽然不可能是完全成功的，但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赢得了自由。”
德国电影《窃听风暴》（或称为《别人的生活》）即是这样一部强烈反思性的电影。故事从1984年开始叙述，显然不是一种简单的巧合。六十年前，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曾经在其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一九八四》里为世人虚拟或者预言了一个“老大哥在看着你”的恐怖世界。冷战末期，德国仍然被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隔阂所分裂为东西德国，东德国家安全部（又称史塔西，被认作当时世界上最有效率的情报和秘密警察机构之一）的警官维斯勒正在以高度饱满的工作水准和政治热情在波兹坦秘密警察学校担任教官，审讯和监视是他的全部工作内容。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娴熟的职业技能让他在晦暗的时代里显得那么热忱和坚决。作为一名秘密警察，他冷酷而无趣，做事专业严谨，一丝不苟，讲究原则，性格坚忍，为人低调深沉。他的心，是片未被开垦的湖，没有人明白，笼罩在天空的阴霾和湖底的水草在牵动着他多少的情感和心绪，他似乎是个迷，是一只终将被自由打开枷锁的海鸥。
作为一个普通人，他孤独寂寞，缺少爱好，生活单调乏味，没有朋友、爱人和亲人，是个内心上了锁的人。他生活简单，家里布置干净简洁，却很冷清，没有家人照片，没有书，一回家就是打开电视机，虽然看的是“祖国形势大好”之类的无聊新闻，但至少有了点生气；永远挺直的腰，一丝不苟的生活习惯，衣服干净整洁，西装衬衫纹丝不乱，扣子系得中规中矩，一件外套从头穿到尾；食物单调，没有菜，加点调料就打发了他的生活像座光秃秃的山，孤零零的屹立在时间的流逝中。但他一旦打开原被彻底封闭的心门，情感和人性的洪流必将冲毁每一个企图阻拦的驿站。
他的工作是侵入别人的生活，从刷牙洗脸到低声亲昵，他都需要仔细的记录与辨别，从中发现蹊跷。维斯勒和文化局长古毕兹是警校同学，成绩优异的维斯勒在仕途中却被中等生古毕兹甩在了身后，无论因为什么，也许性格也许机缘，总之，维斯勒就像缓慢迟钝的夕阳，走在时光的下坡。但他又是那么敏感而忠贞，总能嗅出人与人之间的话外之音，谈不上信仰，他的心一直有一根强力的线拉扯着，要去向哪里，谁都说不清。
他在监听作家德莱曼时，发现了另一种真正的生活，美丽的女友，志同道合的朋友，不用拘泥于政治信仰的合作，很多礼物，还有理想，还有人与人之间平缓的表达，他向往这样的生活，确切的说，他希望在党的强盾和利剑（史塔西的自诩）面前，善良无辜的人可以因为人性的互相鼓励而得到庇护。甚至可以说，是被他监视的德莱曼捂热了他的心，是德莱曼的无助与渺小唤起了他的正义感。维斯勒设计让德莱曼知晓汉普部长利用职权展示淫威，他拨通边境检查站的电话却又放下了，作为一名秘密警察，他明白德莱曼的处境和未来的遭遇，但德莱曼的善良触动了他尘封已久的情感，甚至情不自禁的闭着眼睛坐在椅子上做出了和剧作家一样的拥抱动作，虽然他抱住的只是椅子的扶手，他称德莱曼为“我的朋友”，作家从电话中得知导演雅思卡自杀了，翻出雅思卡送的《献给好人的奏鸣曲》弹奏起来，传入正在监听的维斯勒的耳中，悲伤而动听的音乐让他流出了眼泪，作家说到：那些听过的人，我是指真正用心聆听的人，难道会是坏人吗？这时的他再也不是以前的那个维斯勒了，是艺术的魅力，还是深沉的情感更打动他呢？在某些时候，维斯勒对德莱曼的保护大概保护的是他自己已被唤醒的内心。
影片的气氛营造的十分真实，在古毕兹局长已经意识到维斯勒搞砸了这次“勇者行动”时，他很平常的将维斯勒召唤到了审讯室里，维斯勒坐在了重案犯人的座位上，聆听着对面传来的质问与冷峻，他明白，留给他和德莱曼的时间都不多了，从汉普部长一开始盯上德莱曼，在权力主导的东德社会，德莱曼黯淡的未来就已经注定，维斯勒做出了惊人的决定，在最后一刻，也是致命一击降临之前，再次挽救作家德莱曼。他沾着红色印油的手移走的不仅是一台打字机，更是他对未来的殷切渴望和对现实的激烈对抗。德莱曼最终没有被当局关押拘禁，但维斯勒却被放逐到了邮件检验鉴定部门，成了降级小吏，可是，他种下的希望终于有了收货，柏林墙倒了，欢呼声在耳机里清晰的传播出来，房间里的史塔西雇员们都愕然而平静，他们知道，东德政权要结束了，德国要统一了，一个时代的晦涩要停止了。维斯勒缓步走出工作间，他的心里一定是痛楚的、也是欢悦的，这种国殇愈合的伟大需要多年的弥合，而维斯勒和他的史塔西，既制造过不幸，也释放过恐惧，庆幸的是，维斯勒在最后，变成了一名好人。
影片的结局，堪称完美，这种完美不仅限于男人之间情感的表露，更深刻的是，两个未曾谋面的人，彼此在冷战的大背景下完成了人性的互相传递和保存，双方都以各自的方式以最高的荣耀收藏了这一段往事，在维斯勒路过卡尔马克思书店时，铁幕已经消失，德国以统一的面貌屹立在欧洲，德莱曼也能自由出版诗集，而维斯勒的侧影却是那么令人怅惘，令人动容，当屏幕字幕出现“谨以此书献给HGW XX/7，致以最深的感激”时，我哭了，长达两个小时的压抑在这一刻如倾盆大雨般宣泄，很久没有这么痛快的哭过了泪光中，是维斯勒全片中唯一的微笑，是那本维斯勒送给自己的诗集，一刹那间，制度、隔阂、分歧、对峙在抽离的意识形态面前，溃败的分崩离析，仅存的，只有做为人的感情，做为人的品性。
是的，从小到大，老师总在教导我们去用理性的双眼看待世界。马克思秉承自黑格尔的那种理性被一脉贯彻在了社会主义的浪漫之中——一种螺丝钉的精神。当一颗螺丝钉开始怀疑整部机器的时候，注定了它的痛苦和高洁。在影片一开头，部长跟德莱曼讲，不管你怎么说，人是永远不会变的，而这部电影最耐人寻味的主题恰恰是“改变”，这是一部充分暴露，却又异常节制的电影。本片把情节高潮放在了最后，就像一壶蓄势已久终于滚沸的水，浇灭了沉寂的冰冷，迅速将人性的怜悯与挣扎溶解在心海里。当冷战结束后，维斯勒穿着他那平凡的灰色外套走过卡尔马克思书店时，昔日的东德早已物是人非，史塔西的传奇已经变成新德国的反面教材，而他仍然生活单调穿行在辛苦的工作底层，他路过德莱曼的出版海报，他的心没有忘记一丝一毫，他明白，不是他救了德莱曼，而是德莱曼拯救了他。
自由不是免费的，甚至需要付出一生的挣扎未必能等来阳光。本片的主人公是幸运的，在经历冷战的漫长的残酷之后，柏林墙倒了，德国统一了，但令人敬畏的是在黎明前的混沌中，人性的苏醒密集的漩涡缠绕着平凡人的生活，扮演魏斯勒的德国演员乌尔里希·穆埃出生在东德，他的前妻曾经便是史塔西的告密者，负责监视他和其他演员六年，仅解密的记录文件便有254页。所以真正的恐怖，不是晚上出门遇见鬼，而是，昨天晚上跟妻子说的体己话，第二天，却被打印工整，放到了警察的办公桌上。“这不是别人的生活，就是我自己的生活。”穆埃说。
在威严的必然性面前，任何个体都是渺小的，都是瞬间可以灰飞烟灭的，德莱曼如此，维斯勒同样如此。当他选择沉默的背叛时，他一定知道自己的命运将是如何。他也一定没有期望作家有一天会写一本题献给他的书。但显然，他之所以冒着巨大的风险这样做，一定不是为了功利的得失计算，而是基于人性的良知。而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说，他不再是绝对必然性的奴隶，而是一个高贵而自由的人。
自由就是对人性抱有一种期待和希望，就是相信天堂不在别处，它就在我们的心里。200多年前，在分裂的德意志，孤独的哲学家康德就说过，自由源自道德，那是一种发自人类心灵底部不必依赖于外部必然性的自我律令。无论外在的必然性要如何压迫他，都不会绝对扼杀这种人对自己的律令。这正是人的尊严和价值之所在。
当剧终时，我相信，这首献给好人的奏鸣曲值得每一个人聆听、体悟。这不是别人的生活，这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