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学研究的当代意义
方笑一：古典文学研究的当代意义
——兼谈“非审美化的形式研究”
本文原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6 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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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科学技术对于当代社会的意义的研讨会很少，如讨论理工科、化学或者计算机技术的当代意义。讨论对于当代社会意义的，大多数都是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人文学科。那么，人文学科到底有没有意义呢?
古典文学，对于当代社会和当代人肯定是有意义的，只要看书店里古典文学作品长销不衰，为一代代读者所钟爱，就可以知道。但是作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古典文学研究，对于当代社会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我认为，第一个意义，就是帮助大多数不是这个学科的人，能够更好地阅读、读懂古典文学作品，更多地了解古典文学作家，从而更多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第二个意义，通过这样一种研究，可以使一个现代人在现代社会里面安顿身心，找到内心的平静，这是比较高的境界。
但这两方面的意义，也很值得怀疑。现在的古典文学研究跟一般人阅读的古典文学作品，基本上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博士、硕士论文选题大多刻意避开名家名作，比如李白、杜甫、苏东坡，因为前面的学术积累太深厚了。总之，我们目前做的，恐怕跟一般读者距离非常遥远，也不是他们所关心的对象。当然，你也可以用所谓“专业性”来解释，学术研究本来就不求面向大众的。第二个意义，关于“安顿身心”，我以前一直觉得通过学术研究可以安顿身心，实际上这一点是做不到的。现在的学科评估、高校科研管理体制等让许多文史哲的学者感到焦虑。这就说明，通过人文学术研究，学者不可能找到很好的安顿身心的方法。我们读过这么多书，脑子里早就应该把这些问题想通透了，有那么多的先贤的智慧在那里啊。但是事实却说明，人文学者是没有力量通过人文学术研究真正能够让自己身心解脱的。学者尚且安顿不了身心，更不要谈人文研究能让一般人安顿身心了。要让人身心彻底解脱，这不是人文学科所能做到的，这需要宗教。用佛教的道理就很好解释。原始佛教有所谓“八苦”，其中有一个苦叫“怨憎会”，又有个叫“求不得”，你讨厌评估填表，它偏偏来找你，这就是“怨憎会苦”，你想获得自由研究的时间，做自己喜爱的研究，但是你得不到，这就是“求不得苦”。佛教认为人生本来就是苦的，你想要快乐，等来世，但也要达到涅槃境界才可以。
既然古典文学研究与一般读者阅读古典文学关系不大，又不能让大家安顿身心，那么它还有什么意义呢? 也许可以有以下几点：
第一点，中国古典文学有它自身的传统。但在现代意义上的古典文学学科建立起来之后，这个传统并没有受到充分的尊重。中国古典文学自身的传统，它不是用西方的文学理论，不管是“五四”时期的学者面对的西方理论，还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西方理论，能够完全解释得了的。在古典文学研究界，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这个问题。我们恐怕并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以一种很简单的，或者完全西方化的，或者完全现代人的思维方式来理解这个传统，而是要让中国古典文学回归到它本身的传统里面去。但怎么回归呢? 难道只用文言文来评论文言文? 恢复诗话的写作来评论古诗? 显然是不可能的。为什么? “五四”以来我们现代学术的体制，就是建立在学术论文和著作写作的基础上。而现代的学术论文、著作写作的方式，就是从西方传过来的。苏东坡怎么评论前人的文章? 他不用写论文，而是说: “欧阳文忠公尝谓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一篇而已。余亦以谓唐无文章，惟韩退之《送李愿归盘谷》一篇而已。”[①]他表示自己写不出那样的文章来，说完可能就喝酒去了。他不用写一篇论文来讨论，为什么欧阳修那样说，自己又为什么跟着那样说。我所谓把古典文学放回到它自身的传统里去，不是号召大家也学欧阳修、苏东坡那样潇洒而独断地来一句评论，也不是讨论欧、苏说得对不对，魏晋或唐代的文章是不是只有这两篇最好。这样的研究毫无意义。我们所要研究的，是欧、苏评论文章的那样一种潇洒而独断的姿态，那种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它是从哪里来的? 为什么中国古代文人对这样主观独断的评论会比较欣赏。模仿苏东坡也来那么一句是附庸风雅，不是学术研究，而去探讨论证欧、苏说得对不对，是不是事实，又是很荒唐的，下结论时必然会“以今度古”。我认为，今天古典文学研究者要做的事，不是研究古人说得对不对，而是要研究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说，不是研究古人写得好不好，而是要研究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写。这就是把古典文学放置到它自身的传统里去研究，而不是一味站在传统之外放言高论，为古人作品定个三六九等，以炫腹笥之博，也不是要附庸风雅，与古人称兄道弟。把中国古典文学看作一个对象，放回到它本身所在的古代传统中去研究，从而让这个传统更加清晰地呈现，更接近历史事实，这是古典文学研究在知识论上的意义。
胡适也好，周作人也好，他们对于建立古典文学学科都是有很大功劳的。但是我们现在回过去看，胡适说白话文学在中国古代有很高地位，他实际上是为了白话文运动建立合法性或强调其合法性的这么一个目的。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里面标举“言志”与“载道”的对立，从他自己的文学观念出发来评论苏东坡说: “如《三苏策论》里面的文章，大抵都是学韩愈，学古文的。只因他聪明过人，所以学得来还好。另外的一小部分，不是正义文章，只是他随便一写的东西，如书信题跋之类，在他本认为不甚重要，不是想要传留给后人的，因而写的时候，态度便很自然，而他所有的好文章，就全在这一部分里面。从这里可见出他仍是属于韩愈的系统之下，是载道派的人物。”[②]他认为苏东坡自己重视的正经文章还不如他认为不甚重要的随便一写的东西写得好，所以断言: “我觉得他绝不是文学运动方面的人物，他的有名，在当时只是因为他反对王安石。”[③]且不论周作人说得对不对，只看他将苏轼的大多数文章排斥在文学史叙述之外，就知道他是用自己接受的更早从西方传入的、以审美性为主导的文学观念作为取舍的标准，而不是从中国古典文学本身的传统出发的。钱锺书从文学史的事实层面对周说多有批驳，这个大家很熟悉了。我想说的是，假如不以审美性为主导，那么古典文学研究究竟应该怎么做呢? 不以审美性为主导的古典文学研究还有意义吗?
这是我要说的第二点。结合自己对于古代散文的多年研究，我想提出一种观念或者方法，叫做“非审美化的形式研究”。我主要从事宋代散文的研究，从数量来说，宋代散文中绝大部分都没有办法进入今人所编写的文学史。因为它们根本不被看作文学作品，像大臣写给皇帝的长篇奏章，有的干脆叫“万言书”，还有周作人提到的《三苏策论》里的那些文章等等，通常不被拿来做文学研究。但古人的文章就是那样的，能不能对之进行文学研究，是今天学者、学科的事情。假如对宋代散文的文学研究只能局限于少数作品，那么说明我们的研究观念和方法存在问题。而我们若用以往审美为主导的文学观念去分析奏章、策论，又显得很无聊，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它们本来就不是为了审美的目的而创制，它们的重心在于文章中所承载的政治、思想、文化等。所以，过去我们都没法理直气壮地称它们为“文学作品”，我们通常会说，这是古代的实用性文体，或者叫“杂文学”，不管怎么叫，反正称“文学作品”是勉强的。那我们就不用“文学作品”这个词。我认为，像奏章、策、论这类文章，它是一种“文本”( text) ，文本的范围自然比文学作品要宽。具体而言，它是由中国古代的某种政治或社会功能所催生的文本。比如大臣要向皇帝说事儿，就要写奏章，考生要对付科举考试，就要写策、论。它们首先重在内容，而不是形式。但单纯奏章、策、论的内容应该是历史学家关注的东西。古典文学学者还是要研究它的文本形式。它的文本是怎么构成的? 是如何实现其政治或社会功能的? 我们对这些文本作形式研究，并不是要发现、衡量和欣赏它的美，而是要研究它的形式和功能之间是什么关系，它的形式受制于哪些复杂的因素，它的形式又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其功能。比如我最近在做宋代策文的研究，策文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学术等，可以说包罗万象，我主要不是研究这些政治、经济、军事、学术本身，而是研究它们如何被策文这样一种文体“书写”的。科举考试中的试策题是怎么命题的? 这个题的结构怎么样? 背后反映了出题者怎样的话语策略? 为什么要把这个题写成这个样子? 而考生是怎样组织他的答卷的? 怎样引经据典来论证自己的观点的? 又怎样建构文本来显示自己水平的? 这些策题和策文与当时的政治、学术风气又有怎样的联系? 这些最终都要落实到文本形式的分析上，但这样的分析与审美毫无关系，因此我把它叫做“非审美化的形式研究”。
既然和审美没有关系，古典文学学者对这样的文本进行形式研究还有什么意义? 我认为意义相当大，因为这可以最大限度地激活古代丰富的文本资源，使其能够为古典文学研究所利用，纳入到文学研究的视野中来，这是从古典文学学科发展的角度而言。进一步说，这样做还可以极大提升古典文学研究本身的意义。古典文学学者现在做的事情是将一部分古代的文本抽离出来，视作“文学作品”，放置在“文学史”中来研究。“非审美化的形式研究”则要求把文本放回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去，既不放弃文学学者所擅长的形式研究，又能与古代史、古代思想等领域的研究充分交流; 既能做到“文史哲不分家”，又不会沦落到文学为其他学科“打工”的境地。在我看来，这种“非审美化的形式研究”是目前让古典文学学科走出相对封闭状态的一个有效途径，它使古典文学研究能够更多地参与到对于整个中国文化传统的体认和诠释中来，而不是继续局限于自己的一方小天地之内，过分强调文学的特殊性。因为，加深我们对于整个中国文化传统的认识，是中国古代文、史、哲研究者共同的任务、职责和目标。
强调中国古典文学自身的传统，强调古典文学研究与古代政治、文化研究的交流，并不是要将古典文学研究当作某种狭隘民族主义的舆论工具，也不是要将其当作某种宏大政治话语的附庸和注脚，假如有一天古典文学研究沦为二者之一，对于这个学科而言，将是十分悲哀和危险的。
①苏轼：《跋退之送李愿序》，《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2057 页。
②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22—23页。
③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22页。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