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张吉生：也论汉语词重音
关于汉语（此文专指普通话）有没有词重音一直有两种相反的声音。关于汉语有无词重音涉及一系列问题，如：汉语有没有音步？一个语言的韵律层级可否没有音步？声调语言是否也可以同时是重音语言？等等。本文将依据Hyman（2014）对词重音的定义，从超音段功能类型视角分析汉语实际语料，解析汉语是否有词重音，回答上述问题。
所谓重音是指一个音高或音强或时长的突显形式落在某个音节上，一个承载重音的音节叫重读音节。反之，一个不承载重音的音节叫非重读音节。世界上有重音语言（如拉丁语、阿拉伯语、英语、俄语等），也有非重音语言（如匈牙利语、芬兰语以及许多非洲声调语言等）。重音语言的特点是一个形态词必须有一个也最多只有一个音节具有最高的节律突显，这种重音也叫词重音。Hyman（2014: 61）提出词重音具有：a）必要性，每个词必须有主重音；b）唯一性，每个词只有一个主重音；c）自主性，词重音规则不牵涉语法信息；d）听感性：词重音有语音特征（能够听出来）等9种特征。
在汉语有没有词重音的讨论中，另一个问题是混淆了词重音与节律重音的区别。根据Hayes（1995），节律重音主要构建句子的韵律节奏，节律重音模式是有节奏地组织句子层级结构。简言之，词重音是线性的，是词库内的；节律重音是非线性的，是词库外的。节律重音与词重音的另一个区别是前者与语法或句法结构有关，后者与语法或句法结构无关（见c））。当我们讨论词重音时，首先要区别词重音与短语重音的不同（Hyman 2014: 64）。
词重音的实现在不同语言有不同方式，但不外乎音高、音强和时长这三种形式，其中音高是最基本的。Levi（2005）指出，许多语言主要依据基频识别重读音节。无论是音高、音强、还是时长，或三者的结合，重音作为超音段特征在语言中的音位功能主要有三种形式：重音（stress）、音高重音（pitch accent）和声调（tone）。无论表现哪一种功能，超音段特征都可以用H（高）和L（低）来表征。如表达一个三音节词，其H和L的音高特征模式一共有八种可能：H.L.L、L.H.L、L.L.H、H.H.L、L.H.H、H.L.H、L.L.L、H.H.H。在重音语言（如英语）中，一个三音节词只有三种结构，H.L.L、L.H.L和L.L.H，三个音节只能有一个H，也必须有一个H，即必须满足a）和b）。在音高重音语言（如日语）中，一个三音节词的第一二两个音节必须是曲折调（即H.L或L.H）。在声调语言（如汉语）中，一个三音节词的声调调值可以是任何一种形式。三种不同语言的音高特征结构说明了音高这一超音段特征在不同语言中的不同功能具有不同的类型学特征。这种不同类型的音高模式受到相关制约条件的制约。制约英语重音语言的音高模式是*Lapse和CUL两个制约条件，制约日语音高重音模式主要是OCP（Initial），定义如下：
（1）*Lapse：每一个弱节奏必须与强节奏或词界相邻。
（2）CULMINATIVE (简称CUL)：一个词最多只有一个主重音。
（3）OCP (Initial)：词首两个音节的音高必须曲折（或H.L，或L.H）。
声调语言不受上述制约条件的制约。显然，在声调语言中一些常见的音高模式在重音语言是不合法的。然而，语料证明有些重音语言也有声调，有一些声调语言也有重音。但是，只要一个语言有词重音，它一定不能违反重音语言必须遵守的音系制约条件。
纵观半个多世纪来有关汉语词重音的相关研究，主张汉语有词重音主要有三大理由。第一，汉语有轻声，轻声不重读，因此汉语（双音节）词有轻重之分，表现为左重。但轻声是一种声调现象，不是重音语言中区别重音的非重读。更何况轻声在汉语词汇中所占比例很小。有人做过统计，轻声在汉语词汇中最多不超过14%。绝大多数汉语词汇都带声调，即都是重读音节。许多实验语音研究分析了汉语[T.T]结构的双音节词汇，大约有50%的词汇没有明显的左重或右重，另有50%的词汇稍有左重或右重的差异，但这些差异明显与声调调型有关，如“开水”（55.214）表现为左重，“水车”（214.55）为右重；还有研究认为孤立双音节右突显现象被证明是词界突显标记。
有一种观点认为重音可以是一种抽象概念，不一定要具备语音的听感性，如端木三（2016：61）认为，“感觉明显不明显，跟重音有无，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但普遍认为，重读音节一定有某种语音的突显，或音高，或时长，或音强。Fry（1958）认为，重音语言母语者都能准确听辨出词重音。总而言之，“汉语不是一种重音语言，这在当代实验语音学界几乎可以说已经成为了一种共识”（周韧2017：540）。
第二，汉语有一些双音节词，两个音节的音系结构一样，它们音同字不同（即义不同），但语音实现时会产生前后音节不同的重音，如“陪客”（定中）左重，“陪客”（动宾）右重，“公事”（定中）左重，“攻势”（动+名）右重。他们认为这就是词重音。但仔细观察便可发现，凡定中结构总是左重，动宾结构总是右重。赵元任（2006[1942]：347-348）认为这种重音现象与词的内部结构有关，动宾结构是抑扬格。Hyman（2014：61）认为，词重音与语法结构无关。与语法或句法结构有关的重音是词库外的节律重音。汉语的词与词组没有明显界线，有些复合词的内部保留着词组的特征，词组又经常可以当词用。汉语这种重音实际上是由词内的语法关系决定，是词库外的节律重音遗留的痕迹。
第三，词重音是音步结构的需要。音步是决定重读音节和非重读音节位置的辖域（Nespor & Vogel，2007：83），即音步一定与重音有关。许多人认为人类语言的韵律结构都有音步，但也有人认为音步不一定具有普遍性（如Abercrombie 1967；Prince 1983等）。冯胜利（1998，2016）认为汉语一定有词重音，因为汉语有许多“自然音步”，如“巴西”“国家”“加拿大”“工农兵”都是自然音步。其实，冯胜利所指的“自然音步”都是韵律词，正如曹剑芬（2001：117）所言，汉语的“韵律词也就是音步”。如果一个语言中的音步就是韵律词，音步则没有存在的意义，因为在韵律层级结构中，最小自由韵律单位是韵律词，不是音步。
许多人认为汉语上声变调域是音步。如在王洪君（2000）的分析中，“保险锁”是一个音步一个韵律词，而“小雨伞”是两个音步两个韵律词，因为常速下的“保险锁”上声变调为[35.35.214]，即三字一个变调域；而“小雨伞”的上声变调是[214.35.214]，即只有“雨伞”是变调域。其实，“小雨伞”语速快时也是一个韵律词语，因为快语速的连读变调可以是[35.35.214]，即连读变调域是韵律词，不是音步，因为音步域不会因语速快慢而改变。
端木三（2016：57）等还认为，如汉语没有音步，汉语诗歌节奏如何表现。其实，韵律音步与诗律音步不是同一概念。人类语言的韵律音步只有抑扬格和扬抑格两类，但诗歌格律音步类型还可以有扬扬格、抑抑格等共七种（Cummings，2006）。另，韵律音步是词库内重音分配的辖域，但诗律音步是美学的需要而人为编制的。因此，无论汉语诗歌格律是否用音步，与汉语音系结构有无音步没有关系。
综上所述，汉语作为声调语言，在词层面没有结构性范畴化、系统化的轻重音（张洪明 2014）。
曹剑芬 2001 汉语韵律切分的语音学和语言学线索，《新世纪的现代语音学——第五届全国现代语音学学术会议论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
端木三 2016 《音步和重音》，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冯胜利 1998 论汉语的“自然音步”，《中国语文》第1期。
冯胜利 2016 北京话是一个重音语言，《语言科学》第5期。
王洪君 2000 汉语的韵律词与韵律短语，《中国语文》第6期。
张洪明 2014 韵律音系学与汉语韵律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当代语言学》第3期。
周韧 2017 汉语韵律语法研究中的轻重象似、松紧象似和多少象似，《中国语文》第5期。
Abercrombie, David 1967 Elements of General Phonetic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Chao, Yuenren 2006 [1942] Iambic rhythm and verb-object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In Linguistic Essays by Yuenren Chao, 347-349.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Cummings, Michael J. 2006 Metre in poetry and verse: A study guide. http://www.shakespearestudyguide.com/meter.html.
Fry, Dennis Butler 1955 Duration and intensity as physical correlates of linguistic stress. Journal of the
Acoustical Society of America 35: 765–9.
Hayes, Bruce 1995 Metrical Stress Theory: Principles and Case Stud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yman, Larry M. 2014 Do all language have word accent? In Harry van der Hulst (ed.), Word Stress: Theoretical and Typological Issues, 56-8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evi, Susannah V. 2005 Acoustic correlates of lexical accent in Turkish.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ssociation 35: 73-97.
Nespor, Marina and Irene Vogel 2007 [1986] Prosodic Phonology. Dordrecht: Foris Publications.
Prince, Alan 1983 Relating to the grid. Linguistic Inquiry 14 (1): 19-100.
原文刊于《中国语文》2021年第1期
>>>中国社科院语言所网信室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