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先生去世。他和同行们毕其一生心血培育的杂交水稻，与包产到户、市场经济等制度性政策一起，让中国人彻底摆脱了饥不果腹，让亿万农民可以只种高产单季稻、免于“双抢”等原始社会下的极度重体力劳动。纪念他的最好方式，是记住饥饿和贫穷的中国之痛，记住女人当男人用、男人用当牲口用的农民之苦。
2000年7月，袁隆平在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早杂水稻示范区。右为时任安庆市长赵树丛（右）。他称赞安庆市早杂水稻种植水平高、面积大。
“双抢”是中国长江流域特有的名词：抢收庄稼、抢种庄稼。在南方，水稻种两季，七月早稻收割后，必须立即耕田插秧，务必在立秋前将晚稻秧苗插下。如果晚了季节，收成将大减，甚至绝收，一年有半年就要白干。年少时我曾问母亲：为什么要拼死拼活地抢？像坐在办公室里上班的人那样，慢慢来不行吗？母亲瞪了我一眼：节气、节气！老天不同意！我少年时家在安徽，父母在镇上工作，但班上几乎所有同学都是农村的孩子，亲戚中大多数也在农村，所以，每年暑假的双抢季节，我要么去同学家帮忙，要么到农村的姑妈、姨妈家，给他们的双抢打下手。四年级时，我10岁，到一位姓凌的女同学家“学雷锋”，帮她家搞双抢。热浪滚滚的农田里，凌姓同学的父母顾不得与我客气，在轰隆隆的打稻机后面伸出沾满稻草的手，以最快的速度教我怎么拿镰刀，怎么弯腰割稻，几分钟后我就上阵了。不一会儿，我的腰就酸得直不起来，汗水和着脸上的碎稻草往下滴。人们只知道针尖对麦芒这个词，其实稻草的锋利一点不亚于麦芒，打在脸上如刀割，如针灼，火辣辣地疼。弯腰站在未全干涸的泥田里，我右手握镰刀，左手握稻束，一刀割下去，尖锐的镰刀竟然把自己的小手指给割了深深的口子！血流如注，同学的家长拿束稻草给简单包了下。直到今天，我的左手小拇指上，这条一寸长的伤疤依然清晰可见。在田地里干活，粗大的蚂蝗能直接钻到肉里去，而且不痛不痒，那一次，我看到自己的小腿肚在流血，才知道自己被蚂蝗“入侵”了。“双抢”是一年中最为重要的历史时刻，是全年收成的关键，哪怕来个半大孩子帮忙，也是求之不得，可以稍缓极度的紧张和劳累。怀孕八九个月的孕妇、八九十岁的老人，也要力所能及地干活。姨妈家劳动力多，不用我上阵，但我要包揽他们全家脏衣服的洗和晒，还要给姨妈七八十岁的婆婆打下手，帮着她做全家人的饭，送饭送茶水到田地里去。烈日下送饭，走在田畈上，虽然穿着鞋，依然能感觉到脚下的泥土热得烫人。天地之间像是硕大无比的大蒸笼，热浪从地底下往上涌，在田野上滚动，在天地间升腾。除了热，还有打稻机的轰鸣声。稻子割下来，要尽快把稻草与稻粒分离，打稻机是必不可少的。最早是是四方形的大木桶，约有两米长，拖到田地里，全凭最原始的人力把一捆捆割下的稻子往木盆的四壁上甩，利用惯性原理，把稻粒甩进木盆中。再后来有了半机械的脱稻机，用脚踩，作为动力，驱动机器上的轮轴转动，人再把稻子放到轮轴上脱粒，手脚要并用。一名回乡青年学生把稻子放进打稻机时，胳膊不慎被卷进去，半个手掌没有了，后来，没有了右手掌的青年成了我的代课老师，最终还是因这只残疾的手而壮年早逝。我少年时听到的最悲惨的事情，是附近一个农民家庭，父母带着两个孩子在田地里抢收抢种，公路上一辆大卡车失控，冲进田里，四条鲜活的生命瞬间没有了！只留下另外两个孩子成了孤儿。听到这惨烈的事情，年少的我，也不禁流下了同情的泪水。也听说过一件荒唐事，是含泪的笑，是含笑的泪：有个村里，有户人家，辛辛苦苦交了二十多年的公粮，等孩子长大结婚时，才发现，全家根本没有户口记录！所以，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夏天的美好，留在记忆中的，是对夏天、对双抢的苦难记忆。农民天不亮就要去下地，晚上天黑才能拖着极度疲乏的身体回家。他们是不是很希望下场雨、气温降下来好干活呢？绝对不能！白居易在《卖炭翁》中写道：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而南方的农民再怎么累、怎么酷热，都盼望日头越毒越好，哪怕自己热得中暑都没关系，保庄稼的收成最要紧。如果下雨，稻子烂在田里，那真是欲哭无泪，稻子收回来了，若不及时在大日头底下晒干，最容易发霉、发芽，一年又是白干。最怕的是雷阵雨。明明还是太阳当空，一阵风来，雨点就噼里啪啦地落下了，带着土腥味，一股脑地往地上砸。往往全家人还在田里抢收抢种，没等赶到家中，屋前屋后晒的稻谷已被在雨水中泡，所有的拼死拼活都白费。那一次，雷雨来了，姨妈全家都在田地里干活，晒场上只有我与她那裹过小脚的婆婆，一老一少，使出浑身解数，手忙脚乱，各种农具齐上场，紧赶慢赶，在大雨落地前把晒场上的稻粒收到稻箩里，用塑料布盖好，使劲搬到屋檐下。一切搞好，才舒了口气，竟然没注意到自己早已被淋湿！姨妈的婆婆劳苦一生，二十多岁时丈夫就被抓壮丁，再也没有回来，她独自含辛茹苦抚养大了儿女，七八十岁的晚年，依然还要如此劳作。淋了雨的稻子会发霉，自家吃霉米，事小，最怕的是交公粮时，粮站横挑鼻子竖挑眼，不收！每年秋后，忙完双抢，农民们开始拉着板车来交公粮（农业税），从粮站大门开始，长长的板车蜿蜒排队，在马路边一直排到十里开外。壮观景象的背后，是千千万万个农民家庭的苦涩和辛酸。一大早赶了十几里地，车拉肩挑来，晚上能交完公粮回家，是最美好的结果。可往往是一场空：粮站工作人员拿着专用的铁钎，捅到板车上的麻袋里，抽出“样本”，用手搓一搓，用牙咬一咬，傲慢地甩下一句话：“不合格，拉回去再晒！”农民不死心，苦苦哀求：“我一家人晒了三天了，我七八岁的孩子天天顶着毒日头，守在晒场上，这是我家最好的稻子了，求求你们……”收粮的人不为所动。而这时我母亲的一大“使命”，就是从单位匆匆赶到粮站，凭借自己良好的人缘，帮乡亲和亲戚们说情，请求粮站收下他们汗珠子摔八瓣肩挑车拉来的粮食。年年如此。有个农村汉子，少年时目睹了粮站工作人员对家人和乡们的态度，长大后，只要经过那个已经废弃的粮站门口，都要吐两口唾沫，他说：“原谅我的粗鲁。”粮站，让所有人敬畏，即便不愿求人的母亲，平时也注意与他们搞好关系，出身农村的母亲懂得：城里有个亲戚或者朋友，对于农民，是遇到困难时迫不得已可以求助的唯一稻草。买化肥种子要找人、取汇款要找人，看病要找人，城里有个“根据地”、有个能帮忙的人，心里会踏实很多。乡亲们来找父母，有时父母向粮站说情也解决不了问题，如果再走山路、走田畈把公粮挑回家，太辛苦，于是他们有时就把整车、整竹箩的稻子放在我家，第二天再重新排队交粮。我年少不更事，啧有烦言，因为我家也不宽敞，住得很挤，又雪上加霜，被这“临时仓库”占去不少。有一天，父母还没下班，一个本家远房大嫂挑着两大箩稻子，挑到我家门前，说粮站不收她的稻子，想放在我家。我说：“我家也没地方搁！”她家离粮站少说有四五里地。望着她被汗水打湿的背影，我似乎看到她眼中的泪花。我隐隐感到自己做得不对，但还是没敢告诉父母。如果告诉了，少不了我一顿打。多年后，我依然常感内疚，托人向这位大嫂道歉，请她原谅我的无知和自私。这位大嫂说，她完全不记得这事了，让我不要放在心上......交公粮（农业税）是农民的义务，是没有钱的。公粮之余可以再向粮站卖点粮，这种“议价粮”，国家给点钱，但常常是打白条，先交粮，让农民年底或者来年再来结账领钱。一位农村出身的老兵回忆自己年轻时：“那时候，我去县里的粮站大库，扛着180斤的粮包，爬四五十公分宽、高40多度角的板梯，把粮食倒进大库里，给城里的阶级兄弟姐妹们吃......”乡亲们卖完粮，身上往往无分文，就拐到我家，喝点水，再吞吞吐吐地开口借点钱：两元、五元、十元。而我家也不宽裕。父母养育三个孩子，虽有工资，也捉襟见肘。小孩子的鞋子坏得快，每年夏天来临，我母亲总要算计一番，叹口气：去年的凉鞋坏了，这个月又要买三双，又是一笔开销！但父母总是尽力挤出钱，借给开口的乡亲。他们知道赤贫是什么滋味，理解乡亲们的卑微和无奈。交完公粮、卖完议价粮，天气凉下来，镇上的国营纸厂（高河造纸厂）开始收购稻草了，农民们又用板车拉着金黄的干稻草，同样排着几里路的长队，把它们卖给“公家”。白天排队轮不到，夜晚就在马路排队，睡在板车底下。我至今记得一吨稻草的收购价：三元。而一板车的稻草，堆得再高，也装不了一吨。可镇上居民也有穷人，买不起煤，家里的孩子们往往就趁着夜色，拎着小篮子，跑到长长的板车队伍里，乘其不备，抽一把稻草放在篮子里就跑，农民无法追赶，只能无奈地骂两句。我也曾“友情出演”，加入到小伙伴的队伍中，帮他们抢稻草，送到他们家，生火做饭。好在卖稻草是给现钱的。乡亲们卖完稻草，拿到了钱，就到我家，把这三五块钱还给我父母，千恩万谢。长大后，我出境出国，看到外国人休闲、度假，游玩，而生活却比我们富裕得多，我曾百思不得其解——我的父老乡亲们像牛马一样一年忙到头，如此勤劳，如此卖力劳作，为什么还过着几乎是世上最穷的日子？为什么如此高强度的劳动却没有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财富？
袁隆平让中国水稻从“亩产三万斤”降到了一两千斤，并坦言“特殊年代”饿死很多人。农民感谢他
改革开放初期，中共山东省菏泽地委书记到老区访贫，一位重病在身的农村八旬老人犹豫着说：想吃半碗猪肉，这位老人当年为了掩护地下党、八路军，牺牲了自己的两个儿子。听了老人的话，这位姓周的地委书记泪流满面，拿起老人的野菜饼 ，当着下属，扇自己的耳光：“解放三十多年了，乡亲们还穷成这样，我们这些大大小小书记的脸还叫脸吗？”这位地委书记，在山东最先学安徽，在菏泽地区搞起了农包产到户责任田。他说：“再不抓紧改变，我们都不配做人、不配做这个官！”又过去了三十多年，今天，中国深度融入世界，大量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中国农民的劳动强度大为降低，生活比以前富裕多了，他们的后代，不再像祖辈那样被死死捆在田地里，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牛马般劳作。他们拥有了更多的职业自由，在 人人生而平等的路上迈出了第一步。这是制度解放的红利：农民从制度束缚中获得解放，焕发了无穷的主动性和创造力。一条路上你和我，都是同路人。愿人人生而平等的路更宽阔、更平坦，让农民和农民的后代有更多的选择和自由。
作者简介：新闻人。出生于安徽，国际政治专业，伊拉克战争期间曾任驻中东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