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七大关系看我国煤电的归宿
“双碳”目标之下，煤电所面临的尴尬局面，恐怕是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历史高度，可能也是其他任何电源种类都难以想象的。
煤电以其巨大的体量，扮演着基础电源的角色；以其出力稳定可控性，是电力安全可靠供应的压舱石；以其高碳特性，让不少人恨不能去之而后快。
何去何从，成为行业内外对煤电的最大关注。其中，不乏向国际求取真经的思考，但国际上“去煤”“挺煤”声音同在，并无决断性的参考价值。再者，以我国体量之巨、情势之杂，又岂是其他国家所能比拟的。
当前，尽管唱衰的声音市场占有率比较高，有的已开始为煤电唱起最后的“挽歌”，但也并非黯淡一片毫无光彩。
那么，煤电到底会怎样？简单笼统给出结论唱衰或看好属于太过武断的行为，与煤电所面临的复杂环境、现实条件并不切合，需要实事求是进行深入科学合理分析。
从煤电与煤炭关系看，煤电是高效利用煤炭资源的先进方式。
尽管我们人均占有煤炭资源在全球各国中并不出众，但“富煤贫油少气”的基本判断深入人心，也表明了煤炭资源的相对优势地位。在优化能源结构的背景下，煤炭消费比重2018年首次降至60%以下并呈持续缓降之势，但煤炭作为基础能源的地位并未改变。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能源消费总量为49.8亿吨标准煤，其中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56.8%；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为40.8亿吨标准煤，其中原煤产量达到39亿吨，占比近七成。今后，煤炭消费比重可能持续下降，但煤炭作为重要基础能源的地位短期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5月19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也强调，要发挥我国煤炭资源丰富优势，督促重点煤炭企业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增产增供。煤电是煤炭利用的主要方式，占据消费总量半壁江山，也是高效利用的先进手段，2020年供电标准煤耗已降至305.5克/千瓦时，较2010年减少近30克/千瓦时，资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随着技术进步和运行改善，还可能进一步降低煤耗、提升利用率。
从煤电与电力供应关系看，煤电稳供压舱石地位短期很难改变。
能源电力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该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对电力的需求，即电力的安全稳定供应当作为首要考量目标。煤电运行的安全可靠性，与此目标高度一致，堪称无缝衔接。随着风光新能源的大规模发展，为新能源让路成为煤电的重要使命之一，煤电的地位作用正逐步发生变化，由电量型电源向容量型电源转变，但第一大电源品种的宝座客观上尚难“拱手让人”，因为“接班人”尚不够成熟。中电联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全国发电装机达到22亿千瓦，其中全口径煤电装机10.8亿千瓦，占比首次历史性下降到50%以下；全国全口径发电量为7.62万亿千瓦时，其中煤电发电量4.63万亿千瓦时，占比依然超过六成。风光新能源尽管发展很快，装机已达到5.3亿千瓦，在全国装机总量中占比近四分之一，但并网风光发电量合计占比尚不足一成，能力大、电量小是风光新能源可利用小时数不高的客观反映；作为不稳定性突出的电源品种，新能源发电无论是在发电能力，还是在稳定供应上，要实现对煤电的深度替代都需要时日。
从煤电与碳中和关系看，煤电是否应去之净尽不宜过早妄下结论。
碳中和并不是碳排放荡然无存、消失净尽，而是通过碳汇等方式把碳排放吸收掉，从而实现“净零”排放。据媒体报道，2019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为401亿吨，其中被陆地碳汇吸收31%、被海洋碳汇吸收23%，只有剩余的46%滞留于大气中，而碳中和就是要把滞留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解决掉。显而易见，碳中和与煤炭资源利用不是不共戴天、有你无我的关系，实现碳中和并不意味着对煤电的赶尽杀绝。事实上，煤电作为高效利用煤炭的先进手段，近年来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已降至极低水平，而通过CCS、CCUS等技术手段，煤电也可以实现二氧化碳的净零排放。新近召开的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也特别提到，煤炭清洁高效燃烧等多项关键技术推广应用，促进了空气质量改善。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也公开表示，我国未来还将继续研究推动煤电的低碳化发展。
从煤电与新能源关系看，煤电要为新能源快速上位转变身份。
能源结构从高碳走向低碳是大势所趋，非化石能源替代化石能源、非碳能源替代高碳能源是必由之路。具体到电力领域，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最直观的表现即是风光新能源发电对煤电的替代，也可以说是最紧要的待破难题。2020年，煤电年利用小时数仅4340小时，同比降低89小时，能力空间并未充分释放，有供需形势、市场竞争方面的原因，同时政策安排上也体现了煤电为风光新能源让路、腾出发展空间的思路。今后，煤电“配合”新能源发展的角色可能会进一步突显，深度灵活性改造以更好调节新能源的不稳定性，而本身的电量作用持续降低、弱化，可能呈现“装机增长、电量不增”格局，但要综合考虑供电安全、市场需求、经济成本，做好战略、规划、政策引导，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为，避免行政力量人为“拔苗助长”式的加速替代。
从煤电与地域关系看，应根据各地对煤电的不同需要因地制宜。
以我国地域之广袤，能源资源分布的不均衡当属必然，煤炭、油气、水能、风能、太阳能、地热能、海洋能等概莫能外。各地用能情况千差万别，电力负荷特性也差别明显，既有稳定的工业用电需求，也有可中断的用电需求，而尖峰用电需求往往跟极端天气下的居民用电需求有关，尖峰电力需求高、电量却并不大。所以，作为电力安全稳定供应的基石，煤电在各地的保供责任不尽一致，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5月下旬发布的2021年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也清晰呈现了这一特点。目标要求显示，云南、四川、青海等地可再生能源消纳权重可达七八成，而山东作为用能大省，可再生能源消纳权重激励值才14.3%。上海、重庆非水可再生能源消纳权重仅为4%，与黑龙江、吉林、青海、宁夏等超过20%的地方存在很大不同。根据权责利一致原则，煤电必须因地制宜采取不同措施，形成“煤电保供应、政策保煤电”的责任格局，避免出现“一刀切”式的全盘否定煤电现象。
从煤电与五年规划关系看，“十四五”时期依然处于增量发展通道。
无论是作为目前的全球第一能源消费大国，还是今后向更高阶段发展，多元化能源保障当属无可争辩的基本特征，任何一种能源都料难独自满足全部需求。减碳大背景下，煤电的发展定位不会一成不变，而是与时俱进、因时而异。今年4月，我国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明确将严控煤电项目，“十四五”时期严控煤炭消费增长、“十五五”时期逐步减少。稍早之前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也明确提出“合理控制煤电建设规模和发展节奏”。观察者认为，“十四五”可能是我国煤电最后的增量发展阶段，合理生存期不足40年。不过，对于“十五五”及以后阶段的煤电安排，当前并无概不发展的定论，可能还是要根据时间推移、供应实际再行定夺，但总体上煤电决不再是朝阳产业。
从煤电与社会认知关系看，煤电去留需要更加全面客观公正看待。
煤电的发展有其客观必然性，内在规律不会因人的意志而转移，但煤电同时属于政策性比较强的产业，容易受到主观能动性的影响。当前社会公众对煤电的认知差异明显，部分言论也未必出于公心和科学认识，甚至一有风吹草动就大肆渲染，而且越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雷言雷语越容易有市场——有研究表明，假新闻传播速度更快，在社交媒体上是真新闻的六倍。煤电的去留，既是公众关心关注的问题，也是专业性系统性很强的问题，所需要的是远见卓识、真知灼见，而不是刻板偏见、固有成见。媒体平台对此当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不给哗众取宠的错误观点推波助澜，不给粉墨登场戴着有色眼镜看煤电的偏见人士留空间，让社会公众准确客观理解，从而为科学能源决策创造有利的社会舆论环境。
煤电作为高碳电源品种的典型，处于风口浪尖的状况不易改变，需要综合考量、客观看待、科学决策、有效引导，既保持必要的战略定力，又采取适度的灵活应对策略。看煤电，过于乐观不符合历史潮流，急于高唱“挽歌”也大可不必，需要结合时空条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作者：蒋学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