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志自述：我的三次婚姻和三个儿子
1998年6月21日，曾志去世
图为曾志与陶铸合影
原载：《中华儿女》1998年第8期
作者：曾志
我的心一软，形成了我的第一次婚姻
常言道，物以稀为贵。农民运动讲习所只有我一个女生，还没等毕业，就有许多单位来联系要我。
因为我是党员，我服从组织的决定，首先是到农民协会做专职的妇女干事；其次是接受警察大队的聘请，做政治助理员，算是正式的军官，每月有50块大洋的薪水。
当然，我的主要工作还是在衡阳农民协会。作为专职的妇女干事，我就住在妇女部机关的房子里。
正是这座房子造就了我的第一次婚姻。
说来话长。尽管那时是国共合作时期，但共产党员的身份对外还是保密的。为了便于工作，衡阳公开共产党员身份的只有3位同志。一是湘南特委书记陈佑魁同志，化名王达山。二是负责妇女工作的朱石君同志。还有一个就是不久后成为我丈夫的夏明震同志。我与他的结合并不是自愿的，完全是舆论所迫。
那时我才16岁，刚从讲习所毕业，满脑子都想着工作和事业，根本没考虑那事，甚至连找对象谈恋爱的意识都没有。
我所办公、居住的那所房子，表面上挂农民协会妇女部的牌子，但实际上是湘南特委的一个秘密聚会地点，特委的几个领导经常在此开会、研究工作。夏明震是组织部长，经常找人来谈话。夜深了，我便先睡。他们开他们的会，开完了就走，那是常有的事。
那时，正是大革命的鼎盛时期，湖南的农民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广大农民在乡间打土豪、分田地，吓得地主都逃到城里藏身。他们恨透了农民运动、恨透了共产党。他们网罗地痞、流氓、土匪，在衡阳郊外建立反动武装，扬言要攻打衡阳城，杀害工会、农会负责人，放共产党人的血。因此，衡阳决定戒严宵禁。
有一天夜里，夏明震召集会议，一直开得很晚。像往常一样，困了，我就先睡了。半夜里，醒来一翻身，发现有个人靠在我的床边躺着呢，原来是夏明震。我把他推醒，问他：“他们都走了，你为什么不走？”“我的住地远，外面戒严我回不去了。他们有的住得近，有的另外找到了地方，我没处去，只好在你这里靠一靠，天一亮就走。”
我见他是合衣睡，连被子都没盖，且无恶意，也就没理会，翻个身又睡了。第二天一早，他没叫醒我就走了。
早上起床我也没在意这事。吃早饭时住在我隔壁间的总务处长宾利用见到我笑嘻嘻地问：“昨晚过得一定很高兴、很愉快吧？”
我一下子意识到他指的是什么，顿时感到了莫大的委屈和耻辱。下午夏明震来找我解释，我不听，把他赶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