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本开新 一代名伶——忆京剧表演艺术家杨荣环
杨荣环 《昭君出塞》
今年4月，在天津的戏曲舞台上,有两台京剧颇为引人注目,一台是《昭君出塞》,一台是《宇宙锋》《霸王别姬》，两台戏分属尚派和梅派名剧，却都是按照被誉为“艺兼梅尚”的著名表演艺术家杨荣环的路子演的。由戏思人，恰逢今年是荣环先生诞辰90周年，不禁回想起了他在流派传承道路中的追求与创造。
我和杨荣环先生相识很早。20世纪40年代后期，他来家中作客，那时青春年少，结伴而来的青年名伶均为西装革履，风度翩翩，而他特有的一种文静、儒雅气质，更像一位大学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都是早年的零碎记忆，至于直接交往则是多年以后了。80年代初，我调到天津市文联工作，他刚从“文革”的劫难中解脱出来，偶然重逢，谈起尘烟往事，不禁有恍若隔世之感。从此接触多了起来，对他的经历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杨荣环出身清苦，10岁便被送入尚小云办的荣春社科班习艺。他先学花旦,后改青衣、花衫，由于天赋出众，学习刻苦，以一出《探寒窑》博得尚小云的赏识和器重。尚小云不仅亲自向他传授自己的拿手剧目，还请花旦筱派创始人于连泉（艺名筱翠花）教他筱派戏。尚对爱徒要求分外严格，杨荣环学演《渔家女》，一个“跪步”跑场，尚先生让他在地上反复练习，两个膝盖磨破了，结了痂再练，练了又破，就这样苦练几个月。直到花甲之年，杨荣环走“跪步”依然从容自如、优美轻盈。
到科班四五年后，他已然经常出演大轴，有了“小尚小云”的美称。一次演《四郎探母》，台上开戏前临时出水牌子，上写“尚小云助演萧太后”，场内顿时掌声雷动，留下了一段梨园佳话。
出科不久，杨荣环年仅19岁，即在京、津等地挂头牌挑班，班中不乏后来自成一家的大师、名角。1946年岁末，他接替当时已然崛起的张君秋，领衔组班到天津中国大戏院演出，班中有裘盛戎、贯盛习、魏莲芳、李多奎、刘连荣、钟鸣岐、高维廉等，正月初一演《龙凤呈祥》，报上赞誉“显示大角风范”,“唱做俱佳”。之后,接连上演《福寿镜》《大探二》《霸王别姬》《玉堂春》《汉明妃》《凤还巢》及鲜见于舞台的《贞娥刺虎》《一粒金》等，观众反响热烈。1947年，应北洋戏院之邀，他代替尚小云来津与迟世恭、郭元汾合作，头场打炮《大探二》，再起高潮，剧场座无虚席，门口、台前摆满各界祝贺的花篮，电台进行了实况转播。紧随其后，他又和李宗义并挂头牌，与王泉奎、江世玉、李金泉、萧盛萱等再度出演于中国大戏院。此时，他已逐渐确立了在剧坛的声誉和影响。
杨荣环汲取的艺术营养，不止于尚派一家。当年，“四大名旦”等京剧大家，开宗立派而又无门户之见，鼓励后学转益多师，博采众长，倡导宽松开放的学习风气，青年演员先后向多位大师、名家问艺者大有人在。1948年春天，杨荣环携齐如山和徐兰沅的亲笔推荐信，赴上海拜梅兰芳为师。梅对新弟子关爱有加，慨然承担一切拜师用度，并在生活上体贴入微，晚间亲自到客房照看，喷洒驱虫剂。杨荣环演的戏，原本就有梅派名剧，再经老师亲授、点化，对梅派艺术的体悟、理解和认识跃升到一个新的层次，由此开启了结合自身条件，兼取梅尚、融会贯通的艺术追求。
50年代初，杨荣环与“四小名旦”之一的毛世来联袂来津，在中国大戏院轮流唱大轴，之后又与唐韵笙在新华戏院合作，其中《楚汉争》一剧,两位名家的精湛演技轰动一时。那段时期,杨荣环还先后与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等合作。50年代中后期，杨荣环曾加入河北省京剧团，后正式落户于天津，任天津戏曲学校副校长，并在京剧团兼任主演。“文革”中，他被打成“反动权威”，被赶到农村改造，养猪、务农，备尝艰辛，但他始终没有放弃挚爱的京剧艺术，暗地练功、吟唱，夜深人静时复习、反思演过的剧目，研磨唱腔。
那段时期，杨荣环还先后与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等合作。记得约在1955年，我在中国大戏院看新剧《正气歌》，谭饰文天祥，他演文夫人。50年代中后期，杨荣环加入河北省京剧团，此后不久，他正式落户于天津，任天津戏曲学校副校长，并在天津市京剧团兼任主演。特殊岁月中，杨荣环备尝艰辛。但他始终没有放弃挚爱的京剧艺术，暗地练功、练唱，夜深人静时复习演出剧目，研磨唱腔，由于他“六场通透”，精通打鼓、京剧演奏艺术，还培养儿子杨健拉京胡，到他1979年重返舞台时，其子已经成为了他的伴奏琴师。
“文革”后，杨荣环重返舞台,之后的十几年间,陆续恢复演出了梅、尚两派的代表剧目《霸王别姬》《宇宙锋》《福寿镜》《汉明妃》《银屏公主》等，他对每出戏的剧本、声腔、音乐和表演都进行了新的加工、整理，锐意求新而又不失传统规范。由于大师经典剧目的艺术高度和巨大影响，求新如同站在巨人肩上继续攀援，谈何容易？这需要凭借深厚的传统功力“打”进去，再以强烈的时代意识、创新精神“走”出来。他的表演艺术，给人们的印象是尚中有梅、梅中有尚，兼得梅派的婉约雍容、尚派的刚健婀娜，呈现出个人挺秀华美、清新明丽的艺术风韵，而引尚入梅、引梅入尚的两派名剧，经过新的处理和创造，也别具一番新的风采。评论杨荣环，多用“艺兼梅尚”四个字，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
在一次聊天时，荣环先生曾在私下里问我，可不可以称派？我当时没有想好，未明确表态。过后反复思考，像杨荣环这样的大家，善于继承而又勇于创新，承前启后，成就斐然，不是艺术创造不足以称派，也不在于缺少自创的新戏，历史上不乏因老戏新唱，唱出别具一格的新意而称派的先例，但他们的黄金年华被无情剥夺，而后时代环境又发生了深刻变化，市场和社会影响对于传统艺术的制约，还有业内随之出现的传承观念的分歧和摇摆，使得新的艺术创造很难再形成普遍的、广泛的认知效应。这应该是八九十年代，杨荣环和同代的几位最具称派实力和希望的老艺术家，未能响亮称派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也许称不称派并不那么的重要，同样一出戏，新的演法得到观众认可和欢迎，学生学了就能在大赛中获奖，广受好评，已然是不“派”而派，是对艺术家最好的回报。
杨荣环是终其一生都在执着追求的艺术家。在教学上，他同样倾注了大量心血，他的学生既有戏校学生，也有教师和院团青年演员。就在心脏病发作期间，他还为学生说戏、排戏。1994年夏天，荣环先生病逝，年仅67岁，人们都叹惜他走得太早了。
值得告慰的是，在中国京剧音配像工程中，杨荣环的学生王艳、李国静录制了他的五出代表剧目，王艳还在“京剧电影工程”中拍摄了《乾坤福寿镜》,近年来启动的“戏曲像音像”工程，又有多部戏相继录制、问世，供后人学习、传承。从舞台到荧屏、银幕，这位艺术家的创造成果依然焕发着生命的活力。人走了，戏还在台上，这是对艺术家最好的回报。
转自《光明日报》2017年06月23日15版
部分内容源自作者2014年的另一篇文章《雅韵清歌人未远 忆杨荣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