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经.涑水注》新考
二、
○涑水
△涑水出河东闻喜县东山黍葭谷。
涑水所出，俗谓之华谷。至周阳与洮水合。水源东出清野山，世人以为清襄山也。其水东迳大岭下，西流出，谓之唅口。又西合涑水。郑使子产问晋平公疾，平公曰：卜云，台台为祟，史官莫知，敢问？子产曰：高辛氏有二子，长曰阏伯，季曰实沈，不能相容。帝迁阏伯於商邱，迁实沈於大夏。台骀，实沈之后，能业其官，帝用嘉之，国于汾川。由是观之，台骀，汾、洮之神也。贾逵曰：汾、洮，二水名。司马彪曰：洮水出闻喜县，故王莽以县为洮亭也。然则涑水殆亦洮水之兼称乎？
涑水，今称涑水河，发源于绛县东南20里陈家峪；东西横贯运城全境，《嘉庆重修一统志》绛州：涑水在闻喜县东南，源出绛县陈家峪。
黍葭谷，旧称华谷，今称烟庄峪，在绛县东南今洮水河谷.谢鸿喜认为黍葭当指今绛县东南25里的烟庄。光绪《山西通志.山川考》云：烟庄谷为道元所谓华谷。
清野山即横岭山；东大岭即横岭关；洮水即今洮水河。（谢鸿喜，1990）
台骀庙，学界多认为即今侯马东台神村台神古城外西北角的三座大型夯土台基[1]。（备注：台骀（dài），是华夏民族史传中“英雄时代”的英雄，是早于唐尧、夏禹见载太原史册的第一位先贤。太原五千多年文明的帷幕，就由台骀开启。台骀治水早于大禹治水，是中国历史上成功治理江河的创始人。据《左传·昭公元年》（前541）载：“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生允格、台骀。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tai）原;帝用嘉云，封诸汾川”）
△西过周阳邑南。
其城南临涑水，北倚山原。《竹书纪年》：晋献公二十五年正月，翟人伐晋，周阳有白兔舞于市。即是邑也。汉景帝以封田胜为侯国。
周阳邑，谢鸿喜按《括地志》闻喜县：“周阳故城在绛州闻喜县东39里”推析周阳邑即今绛县西南10处涑水与洮水合流处的中阳、北阳、西阳村。爬梳相关文普资料本文以为周阳邑与今绛县周家庄遗址有着深厚的渊源。（备注：绛县周家庄遗址被誉为我国目前所发现史前面积最大的古城遗址，遗址总面积达500万平方米；2004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运城市文物局和绛县文物旅游局组成绛县横北西周墓地抢救性考古勘探发掘工作队，历时3年多，发掘面积3.5万平方米，清理墓葬1326座，出土青铜礼器、玉器、漆器、陶器、荒帏等珍贵文物1.4万多件（套），特别是青铜礼器上所镌“倗伯口作宝鼎……其万年永用”“倗伯乍毕姬宝旅鼎”等铭文证实，这里是西周早期的倗国墓地。此处距周家庄遗址仅1.5公里，有可能周家庄遗址就是当时的倗国都城。春秋时期，倗国被晋国所吞并，这里便成为晋国“邑”的所在地。《水经注》记载：“涑水西过周阳邑南，其城南临涑水，北倚山原。”可能指的就是此地[2]。）
表 1我国史前面积最大的古城遗址----绛县周家庄遗址横北倗国墓地
涑水西迳董池陂南，即古董泽，东西四里，南北三里。《春秋.文公六年》，蒐于董即斯泽也。涑水又与景水合。水出景山北谷。《山海经》曰：景山南望盐贩之泽，北望少泽，其草多薯藇，秦椒，其阴多赭，其阳多玉。郭景纯曰：盐贩之泽即解县盐池也。按《经》不言有水，今有水焉，西北流注于涑水也。
古董泽,从Google earth 鸟瞰结合注文“涑水西迳董池陂南”，初步考量约今官庄村西北一带的那片洼泽之地。
景水，今沙渠河，发源于唐王山[3]。
景山，今唐王山。唐王山因唐王李世民在此击败刘武周大将尉迟恭与永安王孝基，此山遂有唐王山之名。（谢鸿喜，1990）
△又西南过其县南。
涑水又西经仲邮泉阝北，又西迳桐乡城北。《竹书纪年》曰：翼侯伐曲沃，大捷，武公请成于翼，至桐乃返者也。《汉书》曰：武帝元鼎六年，将幸缑氏，至左邑桐乡，闻南越破，以为闻喜县者也。
涑水又西，与沙渠水合，水出东南近川，西北流注于涑水。涑水又西南，迳左邑县故城南，故曲沃也，晋武公自晋阳徙此，秦改为左邑县，《诗》所谓从子于鹄者也。
《春秋传》曰：下国有宗庙谓之国，在绛曰下国矣，即新城也。王莽之洮亭也。涑水自城西注，水流急濬，轻津无缓，故诗人以为激扬之水，言不能流移束薪耳。水侧即狐突遇申生处也。《春秋传》曰：秋，狐突适下国，遇太子，太子使登仆，曰：夷吾无礼，吾请帝以畀秦。对曰：神不歆非类，君其图之。君曰，诺。请七日见我于新城西偏。及期而往，见于此处。故传曰：鬼神所凭，有时而信矣。
涑水又西，迳王官城北。城在南原上，《春秋左传》：成公十三年四月，晋侯使吕相绝秦曰：康犹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故有河曲之战，是矣。今世人犹谓其城曰王城也。
桐乡城，《太平寰宇记》桐乡故城：汉闻喜县也，在县西南八里。隋《图经》云：“俗以此城为伊尹放太甲于桐宫之所。”孔注《尚书》曰：“桐，汤葬地也”近年来徐少华通过对相关文献典籍的系统梳理，以为左邑县是秦因晋都曲沃而置,故址即今山西闻喜县所在;西汉闻喜县乃汉武帝因左邑之桐乡而设，其地望在今闻喜县东北、涑水南岸的伯里合不花墓至东王村附近[4]。但谢鸿喜从东镇所处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推析东镇一带很可能便是左邑城所在。
不过徐氏与谢氏所论均基于文献梳理，关于左邑城、桐乡故城均未见有较明确之考古论据作支撑。
桐乡城，按注文当位于沙渠水之上游，本文姑从徐少华所论即其地望在今闻喜县东北、涑水南岸的伯里合不花墓至东王村附近。（但此论考古依据究竟为何尚未明晰，待考）
曲沃，谢鸿喜认为即曲沃古城址，但山西文物局将曲沃古城遗址判定为秦汉河东郡绛县县治。考古工作者认为晋都曲沃当即今上郭古城址。（山西文物局，2006）
左邑县故城（故晋都曲沃），按注文左邑县故城当位于沙渠水之上游，按注文 “涑水又西南，迳左邑县故城南” 从方位考量结合相关文普资料推析左邑县故城（故曲沃），即今上上郭城址[5]；而非徐少华等所认为的闻喜县城[6]。
沙渠水，即今沙渠河。
新城，谢鸿喜认为即指晋都新田；按此新城即侯马晋国古城遗址，在侯马市西北郊区的牛村、平望一带，是晋国晚期都城新田的所在地。（衡善庆，《侯马晋国遗址》）
王官城，谢鸿喜认为即今夏县禹王城，但禹王城已被确认为东周时的魏国都城安邑（禹都）及秦汉时的河东郡治所。故此初步推析王官城与今位于涑水河南岸的桐城镇南宋村东的鸣条岗战国遗址有关。该遗址介于左邑县故城（上郭古城）与禹王城之间且颇具规模（约30万平米）。（山西文物局，2006）
△又西南过安邑县西。
安邑，禹都也。禹娶涂山氏女，思恋本国，筑台以望之，今城南门台基犹存。
余按：《礼》天子诸侯台门，隅阿相降而已，未必一如书传也。故晋邑矣，春秋时，魏绛自魏徙此。昔文侯悬师经之琴于其门以为言戒也。武侯二年，又城安邑，盖增广之。秦使左更白起取安邑，置河东郡。王莽更名洮队，县曰河东也。有项宁都学道升仙，忽复还此，河东号曰斥仙。汉世又有闵仲叔，隐遁市邑，罕有知者，后以识胆而去。
安邑（禹都），即今夏县禹王城遗址。禹王城遗址的大城，城形状如梯形，总面积13平方千米。四面城墙皆板筑夯打而成，北墙和西墙保存较好，一般残存2米，最高达5米，南墙和东墙保存较差，东墙南段已没有一点痕迹。除北墙外，其余城墙都不直。东墙长1530米，西墙长4980米，随地形起伏而曲折，是四个城墙中弯曲最多的，南墙长3565米，北墙长2100米，外侧有护城壕。大城没有经过发掘，遗物堆积一般厚2米左右。城北部有战国时代的灰坑和灰层。城中部偏东的庙后辛庄以北，调查发现了一处战国中晚期的手工业作坊，文化遗物有锛、锄、镢、斧等器具的陶范、平首布陶范及陶罐、陶盆、铁锛等。据实物和文献考证，大城即战国时魏都安邑。禹王城遗址的中城为方形，总面积6平方千米。其西、南两城墙分别是大城的西墙和南墙的一部分，北墙长1522米，高1—5米不等，东墙现存长960米。城内遗物丰富，堆积层厚2米左右，有战国时代遗存，但主要是汉代遗存。从出土遗物分析，中城稍晚于大城，应为秦汉时河东郡治[7]。
图表 2禹王城遗址
涑水又西南，迳监盐县故城。城南有盐池，上承盐水，水出东南薄山，西北流迳巫咸山北。《地理志》曰：山在安邑县南。《海外西经》曰：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大荒西经》云：大荒之中，有灵山，巫咸、巫即、巫朌、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郭景纯《注》曰：言群巫上下灵山，采药往来也。盖神巫所游，故山得其名矣。谷口岭上有巫咸祠，其水又迳安邑故城南，又西流，注于盐池。《地理志》曰：盐池在安邑西南。许慎谓之盐监。长五十一里，广六里，周百一十四里，从盐省，古声。吕忱曰：宿沙煮海谓之盐，河东盐池谓之监，今池水东西七十里，南北十七里，紫色澄渟，潭（浑）而不流，水出石盐，自然印成，朝取夕复，终无减损，惟水暴雨澍，甘潦奔泆。则盐池用耗，故公私共堨水径，防其淫滥，故谓之盐水，亦为堨水也。故《山海经》谓之盐贩之泽也。泽南面层山，天岩云秀，池谷渊深，左右壁立，间不容轨，谓之石门，路出其中，名之曰白径，南通上阳，北暨盐泽。池西又有一池，谓之女盐泽，东西二十五里，南北二十里，在猗氏故城南。《春秋.成公六年》，晋谋去故绛，大夫曰：郇瑕地沃饶近盬。服虔曰：土平有溉曰沃，盬，盐也。土人乡俗，引水裂沃麻，分灌川野，畦水耗竭，土自成盐，即所谓咸鹾也，而味苦，号曰盐田。盐盬之名，始资是矣。本司盐都尉治，领兵一千馀人守之。周穆王、汉章帝并幸安邑而观盐池。故杜预曰：猗氏有盐池，后罢尉司，分猗氏、安邑，置县以守之。
监盐县，按注文“城南有盐池”推析，监盐县约今运城市盐湖区。
盐池，即今运城盐池。运城盐池，早在夏朝已有关于盐生产和贸易的记载：商代的《尚书》中有“若作和羹，尔惟盐梅”。《史记》中有“猗顿用盬盐起，以王侯埒富”的记载。舜帝在河东盐池池畔弹奏的《南风歌》：“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是其最好的阐释。河东路盐，历称国之大宝，是国家税收和财政支柱，据《新唐书·食货志》和宋史《包拯传》载，唐大历末，河东盐税占全国盐务税收1/4，占全国财政收入1/8。北宋庆历新政时期，由于包拯卓有成效的改革，推动范祥“钞引法”顺利进行，盐税收入高达全国财政的1/6。据记载，沿河东盐池周边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有磨河、安邑、鸣条岗、汤里等9处。运城市境域遗址更多有200余处…..尧、舜、禹均有在河东盐池周边活动的轨迹……河东因盐而成为古人类文明的发祥地；河东盐池被誉为是古中国文明之根[8]。
石门、白径：为中条山一条南北通道。在运城市南
图表 3运城盐池
王长命根据盐湖卤水的地球化学特征以及盐湖生态系统等盐湖知识和理论,结合古人对盐湖湖色和浑浊度相关记载,校正《水经·涑水注》安邑盐池文字当为"紫色澄渟,渾而不流"[9]。（备注：合校本等为"紫色澄渟,潭而不流"。据王长命介绍宋刻残本中此句亦为“紫色澄渟,渾而不流”。余按郦氏辞藻品类之盛独步古今无人能望其项背，以此蠡测王长命所论是也。）
巫咸祠，《嘉庆重修一统志》解州：巫咸祠在夏县东5里。
△又南过解县东，又西南，注于张阳池。
涑水又西，迳猗氏县故城北。《春秋.文公七年》，晋败秦于令狐，至于刳首，先蔑奔秦，士会从之。阚骃曰：令狐即猗氏也。刳首在西三十里。县南对泽，即猗顿之故居也。《孔丛》曰：猗顿，鲁之穷士也，耕则常饥，桑则常寒。闻朱公富，往而问术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当畜五，于是乃适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间，其息不可计，赀拟王公，驰名天下，以兴富于猗氏，故曰猗顿也。
涑水又西迳郇城，《诗》云：郇伯劳之，盖其故国也。杜元凯《春秋释地》云，今解县西北有郇城。服虔曰：郇国在解县东，郇瑕氏之墟也。余按《竹书纪年》云：晋惠公十有五年，秦穆公率师送公子重耳，围令狐，桑泉、臼衰，皆降于秦师。狐毛与先轸御秦至于庐柳，乃谓秦穆公使公子絷来与师言，退舍，次于郇，盟于军。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桑泉、臼衰，并在解东南。不言解，明不至解可知。《春秋》之文，与《竹书》不殊，今解故城东北二十四里有故城，在猗氏故城西北，乡俗名之为郇城。考服虔之说，又与俗符，贤于杜氏单文孤证矣。涑水又西南，迳解县故城南。《春秋》，晋惠公因秦返国，许以河外五城，内及解梁，即斯城也。
猗氏县故城，即今临猗县猗氏镇铁匠营村北猗氏古城遗址。（备注：北猗氏古城被考古工作者断代为北朝时期[10]，颇疑此古城即在汉猗氏县故城基础上所经建）
解县故城，按注文“涑水又西南，迳解县故城南”结合文普资料推析解县故城与今规模庞大的临猗县东周程村遗址有着深厚的渊源。
刳首，按注文“刳首在西三十里。县南对泽，即猗顿之故居也”则刳首县当位于临猗县庙上乡一带，爬梳文普资料，颇疑抑或即今庙上乡城西村附近的北解古城。
郇城,西周侯国，故治即今临猗县城关原头村。（谢鸿喜，1990）
郇城，
涑水又西南迳瑕城，晋大夫詹嘉之故邑也。《春秋.僖公三十年》，秦、晋围郑，郑伯使烛之武谓秦穆公曰：晋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者也。京相璠曰：今河东解县西南五里有故瑕城。涑水，又西南，迳张阳城东，《竹书纪年》齐师逐郑太子齿，奔张城南郑者也。《汉书》之所谓东张矣。高祖二年，曹参假左丞相，别与韩信东攻魏将孙遬军东张。大破之。苏林曰：属河东，即斯城也。
涑水又西南属于陂。陂分为二，城南面两陂，左右泽渚。东陂世谓之晋兴泽，东西二十五里，南北八里，南对坛道山。其西则石壁千寻，东则磻溪万仞，方岭云回，奇峰霞举，孤标秀出，罩络群山之表，翠柏荫峰，清泉灌顶。郭景纯云：世所谓盎浆也。发于上而潜于下矣。厥顶方平，有良药。《神农本草》曰：地有固活、女疏、铜芸、紫菀之族也。是以缁服思玄之士，鹿裘念一之夫，代往游焉。
路出北巘，势多悬绝，来去者咸援萝腾崟，寻葛降深，于东则连木乃陟，百梯方降，岩侧縻锁之迹，仍今存焉，故亦曰百梯山也。水自山北流五里而伏，云潜通泽渚，所未详也。西陂即张泽也。西北去蒲坂一十五里，东西二十里，南北四五里，冬夏积水，亦时有盈耗也。
瑕城,按注文“今河东解县西南五里有故瑕城”则瑕城亦可能被纳入今涑水河西岸规模庞大的东周程村遗址（面积约125万平方米）范畴。
张阳城，按注文结合相关文普资料推析张阳城当即今永济市开张镇古城村东周城址。（城址规模庞大周约4500米）
晋兴泽（东陂），俗称鸭子池，在今五姓湖东，光绪《山西通志.山川考》：“鸭子池者，自石鹿至麻村桥，其长一千五百四十九丈。”但今水已枯。
张阳池（西陂），即今永济市区西北的五姓湖。
图表 4永济五姓湖
[1]《新田模式·侯马晋国都城遗址研究》，《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4月
[2]刘玉栋：《我国史前面积最大的古城遗址绛县周家庄遗址》，《山西日报》， 2017-2-8
[3]《山西古今地名词典》，第342页，2009年9月。
[4]徐少华：《秦汉左邑、闻喜县地望考论——兼论闻喜县的沿革和治所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7-07-10
[5]（山西文物局，2006）
[6]徐少华：《秦汉左邑、闻喜县地望考论——兼论闻喜县的沿革和治所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7-0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