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临汾的陶寺遗址是新石器时代黄河中游地区一处以龙山文化为主的遗存，它的前身是介于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阶段的庙底沟二期文化。

但是，陶寺文化却和庙底沟二期文化不存在直接的继承关系。

首先是庙底沟二期文化迄今为止都没有发现过任何城址，而陶寺文化却以规模空前的城址、气势恢宏的宫殿著称于世。考古发掘中也没有找到庙底沟晚期和陶寺早期有明显承继关系的遗存。

其次，陶寺文化早中期流行猪骨随葬，在贵族墓葬中往往会出土猪下颌甚至整猪骨架。但整个晋南地区在陶寺文化兴起之前的2000多年时间里都没有该墓葬习俗。反倒是千里之外的山东大汶口文化和陶寺文化有着共同的猪骨随葬习俗。

很显然，陶寺文化在晋南地区显得“格格不入”，庙底沟二期文化更像是被陶寺文化推翻或驱逐了。

那么陶寺是上古时期哪位人物的聚落呢？

《帝王世纪》记载：“尧初封唐，在中山唐县。后徙晋阳，及为天子居平阳”。《山西通志》记载：“尧受封于陶，年十五改国于唐，故又号陶唐氏”。《诗经》也提到“成王封母弟叔虞于尧之故墟，曰唐侯”。

众多文献记载虽有所差异，但对尧都平阳（临汾古称）都是确凿无疑的。不仅如此，带有明显陶寺早期文化特征的高领折肩壶、折腹盆在晋中地区和山东日照尧王城遗址中都有体现。以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为首的专家学者根据史书记载和考古发现最终认定：陶寺是帝尧的都城。

但同时，无论是史书记载还是考古发掘，也都证实陶寺并非尧部族的发源地。也就是说，尧是以外来“殖民”者的身份驱逐了庙底沟二期文化后，占据平阳的。

这个结论也得到了DNA和牙釉质锶同位素研究的验证。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通过对比陶寺早、中晚期墓葬出土人骨和人类牙釉质的锶同位素比值对比，得出了同一个结论：陶寺早期人群和中晚期人群来自不同的族源。

上文已提到，考古发掘中没有找到庙底沟二期晚期和陶寺早期有明显承继关系的遗存，这表明：尧帝并非是和平迁居到陶寺的，而是采取了暴力手段，强行占据了这里，修筑城邑、宫殿。尧帝的这段黑历史显然跟儒家所宣扬的上古圣王形象差异很大。

《逸周书》有如下记载：“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脩，武士无位，……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

这段记载透露了两条关键信息：一是被陶唐氏灭掉的是西边的夏部落；二是夏部落并不擅长武力，甚至不修城邑。如果尧帝被证实是陶寺古城的创始者的话，那么《逸周书》记载的“西夏”很显然就是被尧帝驱逐的庙底沟二期文化族群，事实上，庙底沟二期文化也的确没有发现城邑。

在陶寺一带的庙底沟二期文化消失后，豫西地区出现了庙底沟二期谷水河类型，此后又形成了王湾三期文化，也就是夏文化。

如果我们结合史书记载，就会梳理出这样一段脉络：最早生活在陶寺一带的是夏鲧为首的夏部落，他们在晋南地区创造了庙底沟二期文化。长期安逸的环境导致夏部落“城郭不脩，武士无位”，结果被外来的尧帝武装灭国驱逐。

此后，夏鲧被迫带领族人逃亡豫西，建立崇国，并向尧帝臣服，获封“崇伯”。但舜帝继位后，借口夏鲧治水无功，将其流放羽山身亡。

鲧死后，其子大禹一改夏族群性仁非兵的性格，以韬光养晦的姿态，让夏部落的实力和声誉达到了无可撼动的程度，最终通过逼舜禅位、杀防风氏、征三苗等一系列军事活动，奠定了夏王朝的基础。

可以说，如果不是尧帝强占晋南，夏部落恐怕还会在表里山河中尽享安逸，不修武备，也就不会向河南迁徙，更不会有后来的夏朝了。夏朝的建立，实属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