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修

　　严修(1860年4月12日-1929年3月14日)，字范孙，号梦扶，别号偍屚生。原籍浙江慈溪(今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1860年出生于天津。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学者、书法家。1882年乡试中举，次年中进士，入清翰林院任职，后出任贵州学政、学部左侍郎等职，戊戌变法失败后，辞职返乡，但仍坚持认为中国需要改革。后来与张伯苓一起创办了南开系列学校，1919年创办了南开大学，到1928年，独具特色的南开系列学校(小学、中学、女中、大学)终于全部建成。他是革新封建教育、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先驱。严修不仅通经史、习数算，还研究泰西之学，而且琴棋书画样样通晓，其书法秀逸浑雄，颇有功力，与华世奎、赵元礼、孟广慧并称近代天津四大书法家 。善诗歌，与赵幼梅、王守恂同被誉为“近代天津诗坛三杰”。1929年3月14日“南开校父”严范孙在天津病逝，享年69岁，遍及全世界各地的南开校友捐款，在南开中学建“范孙楼”，并塑造了铜像，南开大学及第二南开中学（前身为南开女中）均塑铜像于校园，以此来纪念严范孙一生矢志新学的功绩和对祖国教育事业的贡献。现辑录出版有《严修东游日记》、《严范孙先生古近体诗存稿》、《蟫香馆手札》等著作。

《癸亥正月十七日城南社集以“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分韵得常字》

不知今后几沧桑，又向城南集羽觞。
交浅亢卑皆有悔，俗衰恩怨亦无常。
独容我辈离人立，便拟终身与世忘。
二十四番风信至，眼前莫负好春光。

王若水点评：

这首诗作于民国癸亥年，即1923年，是城南诗社的诗人们聚会时的诗歌分韵赋得之作。诗社的诗人们经常聚会，餐饮费用“AA制”，席间饮酒作诗，费用的结余集结起来，年终用来赈济文贫。他们作诗用古人的诗词，分拆为每个字，每人抓阄，用抓得的字为韵赋诗。这首诗就是以杜甫的诗句“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曲江二首》）拆字所得，诗人分得“常”字，以之为韵写成。

“不知今后几沧桑，又向城南集羽觞。”羽觞，又称羽杯、耳杯，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盛酒器具，器具外形椭圆、浅腹、平底，两侧有半月形双耳，有时也有饼形足或高足。因其形状像爵，两侧有耳，就象鸟的双翼，故名“羽觞”。集羽觞就是聚会的意思。当年诗人周岁已经63岁了，老友们在天津城南聚会，又拆“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诗句，自是感慨时光流逝，流露出不知今后还能有多少相聚的日子的稍觉凄凉的心情。“交浅亢卑皆有悔，俗衰恩怨亦无常。”有悔：亢龙有悔，意为居高位的人要戒骄，否则会失败而后悔，也形容倨傲者不免招祸，亦指要懂得进退。友人们的情谊有深有浅，大家不卑不亢，都是进退自如，谈吐议论世俗衰化，恩怨无常。“独容我辈离人立，便拟终身与世忘。”以严修为首的城南诗社的诗人们有着较高的传统文学修养，他们结社的目的不是为了争名逐利，结树党援，而是有着摆脱世俗烦恼，获取心灵悠闲的超脱的精神追求，这句表现出诗人浓浓的退隐之心。“二十四番风信至，眼前莫负好春光。”二十四番风信，即二十四番花信风，宋周煇《清波杂志》：“江南自初春至首夏有二十四番风信，梅花风最先，楝花风居后。”毕竟是朋友聚会，热闹赏春，尾联诗人心情大好，劝告大家，赏春爱春，在大好春光中领略百花次第盛开的美景吧。

城南诗社成立于1921年暮春时节，严修主倡，津门乡贤严修、赵元礼、金息侯、王守恂等朋友皆和。起初不过是兴趣相投的三五位朋友之间的聚会，因举办雅集地点位于天津城南八里台南开大学一带得名。城南诗社凝集了当时天津有名的诗文大家，王守恂、赵元礼、李金藻、华世奎、章梫、冯文洵等皆为其中重要成员，天津地方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几乎全部参与诗社活动。诗社前后持续30年，成员以天津诗人为主，又涉及全国各地文学之士，总数超过200人，这些人大多著述丰富，不少人都有著作留存。1937年天津沦陷时，城南诗社一度停止活动，1945年后再次兴起，诗社活动至1950年初停止。可以说，以严修为核心的城南诗社，凝聚了天津近代文学史上最大的文人群体。这是天津文学不可忽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南诗社前呼乾隆时期的水西雅集，后应抗战时期的冷枫诗社与之后的梦碧词社。在天津沦陷以后，城南诗社中的青年诗人发起一个新的诗社，即冷枫诗社。冷枫诗社以赵元礼等城南前辈为导师，在结社宗旨、成员传承、诗学旨趣等方面，与城南诗社具有明显的一致性。当时津门诗人，不入城南，则入冷枫，或两者兼入，成为天津文坛一大盛事。冷枫诗社消歇后，寇泰逢等人组织梦碧词社(诗文并作)。而社中成员大多为城南诗社与冷枫诗社的旧成员。梦碧词社一直到20世纪末期仍有活动，是当代传统诗词的重要组成部分。

天津，因漕运而兴起，明永乐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404年12月23日)正式筑城，是中国古代唯一有确切建城时间记录的城市，“天津”这个名字为永乐大帝明成祖朱棣所赐，意为天子渡河的地方。明朝设卫筑城之后，随着封建商品经济的发展，天津渐渐发展成为一座新兴的商业城市；到清代中叶以前，天津得河槽、海运和芦盐之利，已迅速发展成为北方的商业集散中心、拱卫京师的畿辅重镇。从咸丰十年（1860年）被迫开埠至民国时期，是天津发展的重要阶段，近百年的中国近代史，多少大事都和天津相关，所谓“百年历史看天津”，仅仅一座“小站”，就练出了中国5位总统、9位总理、30位督军，小站的新军，也是中国近现代化军队的肇始。一座城市，百年间被异族攻陷过三次：1860年英法联军；1900年八国联军；1937年日本法西斯，纵观世界史也是绝无仅有的。1949年1月15日城市解放，天津迎来新生。天津对她自己宣传得太少了，更何况她的文学。对于天津近代文学的不了解，甚至形成了“天津文学无近代”的印象。新中国成立后，偏重新文学轻视传统诗文，以及严修诗集被束之高阁，诗人严修在民国文学研究者视野中处于边缘之地，在普通民众印象里也成为陌生之人。严修在文学史中的这种遭遇，也是天津众多以传统诗文创作为主的近代作家的普遍遭遇。通过研究诗人严修的诗学观念、诗歌创作、诗社活动、诗派承传，可以进一步了解以严修为核心的一个庞大的近代天津文人群体，还近代天津文学的真实价值。

《再占一绝句》

病中恶字如蛇蝎，忽觉祥麟纸上来。

火急将诗来鼓吹，蜇虫欲振要春雷。

李都蔚点评：

看了若水兄的点评，对天津的历史和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从严修先生的生平简介了解到若水兄的母校与严修先生的渊源。严修曾任清朝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贵州学政、学部侍郎等职，积极推动全国教育改革事业。与旧官吏不同，他倡导新式教育，曾奏请光绪帝开设“经济特科”，改革科举制度，制定“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他的最大贡献便是创办了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南开女中(今天津市第二南开中学)等南开系列学校。南开系列学校是严修、张伯苓两位先生教育事业的不朽丰碑。从1898年严修聘请张伯苓担任家塾教师，到1904年私立中学堂(即后来的南开中学)建立，中间经过6年时间。这6年，既是世纪交替之际，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空前的大变革时期，其间许多争论、冲突的焦点都是围绕教育、学术与文化展开的。多年以后，张伯苓把这6年称为“南开的胚胎期”，其实孕育的岂止是南开。严修与张伯苓这一时期的教育活动，对中国近代教育史，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历史，都具有启发意义。这6年时间也正是中国近代教育转型的关键时期，从戊戌变法到清末新政，教育问题总是处在改革的风口浪尖之上，从经济特科，到新学制建立，再到科举废除，教育的每一次变革又在牵引社会的变革。作为教育革新的先行者，严修、张伯苓的活动不仅深受时代的影响，同时也引领着时代风气的转移。

严修先生晚年，对诗歌的爱好几乎到了狂热的程度，不仅因作诗而深夜不寐，更是不顾生病不顾人劝而参加诗社活动，以至去世前数日还作自挽诗并登诸报端。这首诗便是他一次重病过后所作，描写当时嗜诗的状态，病后亲友劝戒不必作诗，王守恂与林墨青等诗友也对他说最好别用心费神，但严修却道“偶一联吟或不妨。”祥麟，指麒麟，是古代传说中的瑞兽，象征祥瑞。蜇虫欲振：惊蛰是二十四节气之一，每年太阳运行至黄经345度时即为惊蛰，一般在每年在3月5日或6日，这时气温回升较快，渐有春雷萌动，“惊蛰”是指钻到泥土里越冬的小动物被雷震苏醒出来活动。严修形容自己对诗歌的爱好，就如同蛰虫对春雷的渴望。伴随着这种热烈，在严修人生的最后10年，他的诗歌创作达到了最高峰。据统计，仅《严范孙先生古近体诗存稿》，收诗就超过800篇，而其中绝大多数为严修60岁之后所作。

严修先生对后人的影响很大，整个严氏家族如今没有一个经商的，大多从事教育工作，传承着曾祖父的未竟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