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罗妮卡·施密特在试衣间被陌生人偷拍，而Kmart的工作人员居然拒绝报警。
我在事情发生之前就看到了他，他正站在女更衣室外面的走廊上。有那么瞬间，我们目光相遇。我猜他注意到了挂在我胳膊上的运动文胸，而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选择了偷拍我。
即使他的眼神或举止中有什么蛛丝马迹，我也没有察觉。我当时心烦意乱，得赶回家照顾孩子，我还得买好孩子的衣服，生日礼物，回家路上还交通堵塞。我自然地认为他的伴侣在更衣室，于是下一秒我就完全忽视他了。 我走进一个小隔间，锁上门，把手提包扔在座位上，然后脱下套头衫、T恤和文胸。
我站在那里，赤裸上身，摸索着衣架和蓝绿色的运动胸罩。然后我穿上文胸，调整了一下看它是否贴身。然后我换了另一间文胸，接着我拉开牛仔裤的拉链，脱下裤子。从一堆乱七八糟的衣架中挑出运动裤，当我把脚伸进裤腿，裤子绕在脚踝上时，我发现了手机。手机屏幕开着，明显是在偷拍我。而偷拍者想必一定是躺在地上，才把手机插到隔间和地面之间的。
偷拍者躺在那里，胳膊伸开，得意洋洋地把手机拿在手里，他看到我了吗？但我估计手机偷拍的角度一定很玩美，就在我的臀部下方。 我崩溃了，难以想象自己脱光衣服，裸露的身体被荧光灯照亮，有手机盯着我偷拍了好久。我开始尖叫、哭泣、拖拽着衣服、跌跌撞撞走出了隔间。女人的尖叫从试衣间传出，但我旁边的隔间门依然保持关闭。
五分钟前，当我走进试衣间时，Kmart的一名员工已经数好了我挑选的衣服。现在她坐在凳子上，盯着我。我把所发生的事告诉她，让她叫警察。万万没想到，她完全没理会，转头看向另一个方向。人们说，当受到威胁时，人的反应可以归结为三种:反击、逃跑或静止不动。我的反应是反击。 "Get out here, you f******arsehole!"
隔间的门还是关着
"You f****** arsehole, get the f*** out here!""Open the f***** door, you arsehole!" 门开了，偷拍者像搞砸了的演员，怂怂肩，然后装糊涂问：“什么？” "Give me your f****** phone!" 他直接甩开我，弯腰护住手机，并且在屏幕上打着什么。这一刻我在脑海中一遍又一遍地重现。我试着想看看手机里发生了什么。是他在上传视频或发送给别人吗？还是在删除？我告诉他,请他打电话给警察。“这是民事案件。由你们两个自己解决。”他转身走了。 “请不要留我和他在这里，我害怕。” 他犹豫了一会儿,然后直接走了。 在我对面的一个小隔间里，一位名叫Saskia的女士正在试衣服。她听到我尖叫，走出来看到偷拍者，这个比我块头大得多的男人，抓着他的手机，疯狂地敲着屏幕，还咄咄逼人，而Kmart的两名员工拒绝帮助我。她看到我试图卡住走廊，让偷拍者不能逃跑。她走过来站在我身边，安慰我。Saskia卡住了走廊，这样我就可以打电话求助。
当Kmart店员再次出现时，店员说，“啊，你不是在叫警察吧？你真的这样做？挂电话吧，我叫安保。”我打完电话，转向Saskia。“警察几分钟就到。” 他再次消失了,当他回来时带着保安。其中一个保安走近偷怕者，剩下三个居然在我身后。
警察来了。其中一名警察朝那名偷拍者走去，另一名向我走来。她看着我说,“我很抱歉发生了这种事情。”。 按理说，偷拍者应该收到惩罚，被押上警车。但他否认他做的事。 我感到震惊、厌恶、愤怒。后来，我开始神经紧张，不想母乳喂养我的女儿，不想再次脱下我的衣服。 淋浴前，我把自己的浴室检查了一遍，看看有没有相机。在我脱衣服之前，我怀疑地环顾了一下自己的卧室。
然而，我在网络上发现，在马尔伯勒、汉密尔顿和奥克兰居然都有女性被偷拍。在公共厕所、在Airbnb的淋浴间甚至晚上通过卧室窗户偷拍。我感到愤怒和无助。是不是用google搜索“女人+更衣室+视频”我的身体也会出现在屏幕上，这让我恶心。警察告诉我,当他们回到商店要求检查安全录像时，Kmart员工居然试图袒护偷拍者，甚至说，“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们的态度令我心寒。朋友和家人试图帮助我。他们告诉我，我很勇敢，我勇敢地面对了那个Kmart的变态。我打电话求助，那种给予性侵害受害者支持的组织，我在电话里对着咨询师哭诉。然后,我打了另一个电话。商店经理面对我这种顾客拷问，他应付自如。他表示相信我，表示同情，道歉，承诺改变，并同意我的要求，变更了商店协议，给他的员工培训。这个变态的名字是：瓦利德·索利曼（Walid Soliman）。他已经删除了视频，甚至极力否认自己拍了这个视频。
警方在索利曼的手机上什么也没找到，因为是iPhone，所以没办法恢复他删除的东西。每次法院受害者顾问联系我时，都会让我回忆起发生的事。我患上了应激障碍。我受过教育,英语是我的第一语言，有能力告知法院我的情况，而我受害后，对司法系统地处理依然觉得难以置信。
审判前，我心里充满了焦虑。大脑被各种问题堵塞——我该如何面对他？如果我在接受盘问时失控大叫会怎么样？如果他被判无罪呢？后来，我被审判被取消，需要改日再议。警方和受害者援助顾问随后打电话道歉。他们说，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他们甚至不能给一个理由。新的审判日期确定的时候，距离在Kmart发生这件事已经过去了11个月。我读过《新西兰先驱报》的一篇报道。一名男子在奥克兰一家健身房的更衣室安装了一个秘密摄像机，拍下了六名受害者的裸体。而他最终被无罪释放。他甚至被永久禁止公开名字，因为公众的关注可能会影响他的工作。他工作在一个政府机构，职位颇高。
我在证人席上呆了一个半小时，偷拍者在看着我。他的律师在辩护，不断质疑:我没有看到，我看到了什么。 我坐在索利曼身后的旁听席上，听他叫我“疯婊子”，听他把我诬蔑成一个疯女人做出了疯狂的断言。 我到法庭后差不多8个小时，法官已经准备做出判决了。有罪。
但离开法庭时，我的心情沉重得无法释怀。我一直在想，如果当时我身边没有那些支持我的人，一切会变得多么不同。如果我被更严重的罪行伤害了，我还能坚持到最后吗?如果我没有照顾孩子或者带薪休假，我还能上法庭吗？毛利人、残疾人、失业者，那些经历心理压力或单亲家庭的人，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他们身上会怎么样？我已经算是一个享有特权的人，也是一个相对较小的罪行的受害者，我付出了如此多才得到公平。对于那些特权较低的人来说，这个司法系统的成本是多少呢？那些严重罪行的受害者又要花多少钱才能获得公正?
案件发生已经一年了。罪犯应该两天前就被判刑了。我希望他能接受判决，好好改造。我期待着听到判决结果，但我收到的电子邮件说，判决将被推迟到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