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0《中亚塔吉克史》第十章（20210704）
预告，
本书的延续，
个人翻译编纂的中文版，
《塔吉克斯坦近代史》上卷，
将定于2021年6月1日开始在线连载，
将采用付费阅读的模式连载，
目的是为了可以能将该书出版，
未来该书全本将在塔吉克斯坦出版。
《中亚塔吉克史》文本版，将会持续每周免费更新！
2021年5月1日，（杜尚别，夏冉整理校对）按照之前的计划，在五一劳动节开始第一更，每周更新一个章节，预计19周全部更新完。对于19章之后的内容，翻译工作也在持续之中。
关于全书的目录，请参阅V.0。对于我修订的部分，则使用红色字体在括号中标注。
V.2《中亚塔吉克史》第二章（20210509）
V.3《中亚塔吉克史》第三章（20210516）
第十章-
塔吉克民族及其国家组织的
形成 塔希尔王朝、萨法尔王朝和
萨曼王朝的国家
(公元九—十世纪）
地方封建贵族势力的加强
河中地区各民族反对阿拉伯统治的不断起义，开始于哈利发国征服中亚时期，在穆坎纳起义被镇压以后并未停止。
公元806年，在拉菲·伊本·莱斯领导下，爆发了大起义。哈利发的总督在撒马尔罕被杀。该城在一段时间内落入起义者手中，参加起义最积极的是费尔干纳、忽毡、布哈拉、苏对沙那、花剌子模、石汗那和胡塔梁等地的定居居民。突厥游牧民也支持起义的人们。这一广泛的人民起义到公元810年才被镇压下去， 当时它的领导人拉菲·伊本·莱斯在斗争的紧急关头向敌人投降。
在这以后的年代里，有时在粟特，有时在苏对沙那和费尔干纳，不时爆发新的起义。
所有这些起义表明，哈利发的总督如果单纯使用武力，那就不可能使河中地区和呼罗珊经常处于服从状态。只有当他们更广泛迆把当地贵族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时，他们才可能管理这个国家。
阿拔斯王朝采取的办法是，更广泛地吸收当地贵族的代表参加国家事务，麻痹他们的独立意识，并且依靠他们同人民起义进行斗争。正因为如此，从哈利发阿布贾法尔·阿尔-曼苏尔（公元754—775年）执政时代起，并在他的继承人哈利发阿尔-马赫季（公元775—785年）和哈伦-阿尔-拉希德（公元了786—839年）在位期间，河中地区各地基本上由当地封建贵族中的瓦齐尔（大臣）进行管理。这些贵族封建主，主要出身于中亚古老文化中心巴耳黑的巴尔马克家族和萨曼家族。但是，这样做并没有加强哈利发国家在中亚的统治，反而为中亚从阿拉伯统治下解放出来提供了条件。
这时，名为舒比特的运动在当地居民的知识界中迅速发展起来，他们竭力强调自己的文化比阿拉伯文化优越。同时，当地贵族也觉察到自己有相当大的力日益渴望掌握整个政权和不再依附于阿拉伯哈利发国家。
哈伦-阿尔-拉希德由于害怕以巴尔马克家族为代表的非阿拉伯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势力日益壮大，因而杀死了巴尔马克家族中一切有代表性的人物。
哈伦-阿尔-拉希德特别加强伊斯兰教教会的作用，希望得到教会的支持。他分给伊斯兰教宗教界大量土地。同时，他继续实行把地方贵族吸引到哈利发国家方面来的政策。消灭巴尔马克家族这件事的巨大影响，无论在哈利发宫廷中，还是在当地居民中，持续了五十年之久。但是，哈利发国家治理东方地区的政策并没有因此而发生变化。这些地区，在当地贵族地主的代表们帮助之下，仍旧按照过去的方式进行管理。这些贵族的作用，从公元 821年起，即从当地的王朝（起先是塔希尔王朝，后来是萨法尔王朝）在呼罗珊和河中地区开始执政的时侯起，特别增长起来。
塔希尔王朝（公元821—873年）
塔希尔家族的祖先是赫拉特省布申格城的统治者。这一王朝的创始人是塔希尔·伊本·胡赛因，他是布申格城的领主。以后成为哈利发的马蒙那时是呼罗珊的总督，塔希尔当时在他的宫廷里获得很大声誉。公元811年，在哈伦-阿尔-拉希德的继承人阿明和马蒙兄弟俩争夺哈利发国政权的战争中，塔希尔是马蒙军队的统帅。公元813年，他攻克巴格达，有力地促成了马蒙登上哈利发王位。后来，在一段时期内，他是整个哈利发军队的统帅，而于821年被任命为呼罗珊总督。塔希尔象一个独立的统治者那样治理呼罗珊和河中各地。公元822年，他甚至下命令，在每星期五的呼图白中不提哈利发的名字，这等于和巴格达脱离关系。这以后不久，塔希尔逝世。有人认为他是被哈利发的间谍毒死的。
哈利发马蒙不顾塔希尔的十分明显的分立主义倾向，还是任命他的儿子塔尔哈（公元822—828年）为呼罗珊总督。塔尔哈的继任者是塔希尔的另一个儿子阿勃杜洛（公元828一844年），他绝对不认为自己是哈利发国家的臣属，完全独立自主地治理呼罗珊。塔希尔家族的府邸在乃沙不尔。哈利发穆塔西姆(公元833—842年） 憎恨阿勃杜洛，但是没有能力使他服从，企图毒死阿勃杜洛的阴谋也未能得逞。
塔希尔王朝采取果断措施，以建立巩固的中央集权的政权，并发展农业。它改善水利设施，建设新的水渠。按照阿勃杜洛所规定的任务，国家最卓越的法律学家们详细地制订了灌溉用水的规则。他们为这个题目所写的书，在以后二百年间是解决水利争端的指南。
当时，各地大地主和国家宫吏，普遍极其专横地对待农民。为此，阿勃杜洛试图限制那些态度特别专横的人。他颁布专门的命令，以略为改善农民的处境。阿勃杜洛在命令中说，“上帝用农民的双手养活我们，用他们的嘴祝福我们，上帝同时禁止欺侮他们。”
不用说，阿勃杜洛不是农民利益的维护者。他所关心的只是大地主和大商人的利益。他要求“不要欺侮”农民，仅仅因为不如此就不能正常地把税收纳入国库。居民特别是农民的处境，在塔希尔王朝统治时期始终很困难。农民遭受大地主的沉重剥削，同时必须给国家缴纳大量税收。关于这一点，即使根据公元844年向农民征收的捐税共达四千八百万阿拉伯第尔赫姆，也可以作,出判断，当时锡斯坦的农民起义几乎从未停止过。
塔希尔王朝竭力传播伊斯兰教，企图在伊斯兰教宗教界中找到自己中央集权政治的支柱。在塔希尔王朝的塔尔哈统治时期，伊斯兰教深入到了苏对沙那地区，过去那里保持拜火教的时间最久。塔希尔王朝的阿勃杜洛，在公元840年支持组织对于苏对沙那原先的阿弗申海达尔进行轰动一时的审讯。海达尔在接受伊斯兰教以后，成为哈利发穆塔西姆手下最有名的军事长官之一。在法庭上，对海达尔提出的公诉是：他接受伊斯兰教是为了掩盖自己的阴谋，而实际上他为在苏对沙那恢复独立的古老宗教进行准备。
塔希尔王朝需要大量识字的官吏。阿勃杜洛设法对居民中的一些集团，进行比过去更为广泛的教育。象他的父亲一样，他也是诗人。他的侄儿曼苏尔，负贵管理梅而甫、阿穆尔（査尔卓乌）和花剌子模，以其哲学著作驰名。阿勃杜洛的儿子塔希尔二世（公元844—862年）在一切方面力求模仿自己的父亲。总的说 来，正如人们所指出的那样，阿勃杜洛和塔希尔二世的时代，是中亚文艺复兴的开端。
萨法尔王朝（公元W3—903年）
九到十世纪，象前面所说过的时代一样，国家政权在中亚农业绿洲的任务之一，是为防卫游牧民的侵袭进行组织工作。为此目的，在这一时期建立了专门的武装志愿兵队伍，他们被称为加齐，即保卫信仰的战士。参加加齐部队的人，大部分是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这些选择战争作为自己职业的人，被派往同异教徒进行小规漠武装冲突的地方。
地方统治者利用加齐部队为巩固农业绿洲和游牧草原之间的边界服务。阿拉伯地理学家马克季斯认为加齐既是地方统治者的支柱，又是他们的麻烦。一方面，加齐们抵抗游牧民的进犯，保护农业绿洲免遭敌人攻击：另一方面，他们往注积极参加反对当地贵族的人民运动。
九世纪末，武装的加齐队伍成为中亚和伊朗边境上巨大人民运动的中坚。这一运动被亚库勃·伊本·菜斯和阿姆尔·伊本· 莱斯兄弟所利用。起初，这两兄弟组织了一个强盗匪帮。不久，这个匪帮参加锡斯坦的加齐部队。由于亚库勃很勇敢，并且富有军事才能，因此很快他就掌握了部队的指挥权。这支部队积极参加地区的政治生活，并利用农业绿洲的人民起义，于公元 861年赶走塔希尔王朝的地方行政长官，占领锡斯坦的中心疾陵城。
亚库勃成为这一地区的统治者，并在十年期间内相继占领哈利发国的东方各省。这些地区在这以前是由塔希尔王朝的最后代表穆罕默德·伊本·塔希尔（公元862—873年）管理的。公元873年，亚库勃击溃塔希尔王朝的军队，占领呼罗珊的首府乃沙不耳。从而推翻了统治中亚和现今伊朗东部地区的塔希尔王朝。
虽然，巴格达政府对于亚库勃的胜利非常担心，并采取了一些措施，以阻止亚库勃势力的进一步扩大，但是这些措施并没有产生什么效果。公元874年，哈利发不得不承认已成事实，于是委托亚库勃管理整个呼罗珊。
亚库勃一直到死始终是一名朴素的战士，他穿简单的棉布服装，反对使用地毯和无绒头的地毯而坐在地上，睡觉时用盾牌作枕头。同时，他却同滋养中亚人民运动的那种思想格格不入。
虽然亚库勃·伊本·莱斯在人民帮助之下才夺得了政权，但是他的胜利却一点也没有改善劳动人民的困难境遇。亚库勃主要依靠中小封建地主。亚库勃在所夺得的地区内一成不变地保持当地原先存在的制度，丝毫也不减少农民负担的沉重赋税。
公元876年，亚库勃企图夺取哈利发国家的政权，向巴格达出动军队，但是没有到达那里就被哈利发的军队击溃于达尔阿尔阿库拉地区，不得不撤回原地。历史资料表明，亚库勃·伊本· 菜斯失败的原因之一，是他拒绝阿利·伊本·穆罕默德·布尔卡伊提供的帮助。阿利·伊本·穆罕默徳·布尔卡伊是长达十四年 (公元869—883年）左右的伊朗黑奴（桑给）起义的领袖。亚库勃认为不能和奴隶缔结联盟，因为他本人拥护保持奴隶占有制度。在向巴格达进军失败以后三年，萨法尔王朝的奠基者亚库勃·伊本·莱斯逝世。军队拥戴他的兄弟阿姆尔·伊本·莱斯继承王位。
阿姆尔·伊本·莱斯继兄登位以后，赶忙向哈利发表示俯首听命，因而获得了呼罗珊和伊朗一些东方省份的总督职位。但是，实际上阿姆尔和塔希尔王朝一样，独立于哈利发国之外。
根据若干资料可以推测，萨法尔王朝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十叶派的宗派主义活动。这一活动在农民和手工业者中获得成功，亚库勃甚至在声明中写道：“我们确定祭祀太阳，以代替卡阿巴。
萨曼王朝国家的建立
九世纪后半叶，萨曼家庭的代表管理着河中地区。他们早在塔希尔王朝兴起之初，就被阿拉伯哈利发任命为中亚一些地区的总督。
萨曼家族的始祖萨曼，是从巴耳黑迁来的移民。有材料说，他在九世纪初放弃拜火教，加入伊斯兰教。史料表明，萨曼之子阿萨德所有的儿子们努赫、阿赫马德、亚希亚和伊利亚斯都担任国家职务。努赫被哈利发马蒙任命为撒马尔罕行政长官，阿赫马德为费尔干纳行政长官，亚希亚为柘折和苏对沙那行政长宫，伊利亚斯为赫拉特行政长官。阿赫马德（死于公元865年），在诸兄弟中起着领导作用。到他儿子纳斯尔时，已经管理整个河中地区 (这时，萨曼家族还隶属于塔希尔王朝）。
九世纪七十年代是河中地区不断内讧的年代。国家的政治局势作常紧张，而纳斯尔显露出他不是一名能干的国务活动家。这时，他的兄弟伊斯马伊尔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他是萨曼王朝这个国家的真正奠基者。公元874年，纳斯尔任命伊斯马伊尔为布哈拉行政长官。他在很短时期内就制止了贵族之间的内讧。
伊斯马伊尔提出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任务。由于这一问题，引起了他和纳斯尔之间的斗争。公元888年，伊斯马伊尔击溃纳斯尔的军队，纳斯尔本人也被俘。伊斯马伊尔为了把纳斯尔的拥护者吸引到自己方面来，采取了非比寻常的姿态。当战士们把被俘的纳斯尔带到他跟前时，伊斯马伊尔立即下马，吻哥哥的手，请求原谅，然后扶纳斯尔坐上宝座，自己侍立在后，准备随时效劳。他对哥哥这样尊敬，使得纳斯尔怀疑他是在挖苦自己。但是，伊斯马伊尔另有打算。他恭敬地送他的哥哥去撒马尔罕，并在临别时说：“我将是你在布哈拉的代理人。”
从这时起，纳斯尔只是名义上的艾米尔。实际上由伊斯马伊尔管理国家。公元892年纳斯尔死后，国家完全归伊斯马伊尔管理。
在消除内讧和镇压叛乱以后，在伊斯马伊尔面前还有一个严重的任务，即保障他所建立的国家的对外安全。当时的国际形势很令人不安。首先，萨曼王朝伊斯马伊尔国家势力的日益增长，引起了哈利发国家中央的担心。同时，附近游牧部落的不断侵袭，给农业绿洲的经济带来沉重的打击。
哈利发在同萨曼王朝伊斯马伊尔的斗争中，利用呼罗珊的统治者萨法尔王朝的阿姆尔·伊本·莱斯。公元898年，哈利发请从中亚来到巴格达的朝圣者进入自己的宫殿，当着他们的面宣读诏书：废除伊斯马伊尔而任命萨法尔王朝的阿姆尔为河中地区的行政长官。随后，他把这一诏书连同珍贵的礼物，一起送给阿姆尔。哈利发希望通过唆使阿姆尔反对伊斯马伊尔，从而削弱他们双方，以有利于巩固哈利发国在中亚的统治。
阿姆尔接到哈利发的诏书后，起而反对萨曼王朝的伊斯马伊尔。纳尔沙希记载说，伊斯马伊尔武装起“手工业者和平民”，带着大批军队前往巴耳黑迎敌阿姆尔，阻挡他前进。公元900年，伊斯马伊尔巧妙地运用策略，包围阿姆尔的军队，予以歼灭，从而在呼罗珊建立了他的统治。
萨曼王朝的伊斯马伊尔，在对游牧民战争中所取得的胜利，不比他对阿姆尔的胜利小。游牧民不得不长期停止入侵河中地区的农业绿洲。为了保障布哈拉绿洲不受游牧民侵犯，早在伊斯马尔以前，就在农业绿洲和游牧草原之间建筑了长达好几十公里的高墙。由居民负责每年对这座墙进行修理。十世纪的历史学家们说，这是很沉重的劳役。当萨曼王朝的伊斯马伊尔击溃游牧民以后，他免除了布哈拉及其近郊居民的这一劳役。他说：“当我活着的时候，我就是布哈拉的城墙。”纳尔沙希写道：为了不让敌人占领布哈拉地区，萨曼王朝的伊斯马伊尔亲自参加了会战和战役。
萨曼王朝的伊斯马伊尔，利用人民群众争取独立的斗争，在阿拉伯人征服中亚以后，第一次统一了由于内讧而分崩离析的国家，建立起强有力的独立政权。伊斯马伊尔结束了萨法尔王朝政权以后，不仅在河中地区和呼罗珊建立了自己的统治，并且成为伊朗东部和北部许多地区的统治者。他确保所建立的国家真正独立于阿拉伯哈利发国之外。
由于伊斯马伊尔本人是最大的封建主，所以他竭力保护当地封建贵族和商人们的利益。伊斯马伊尔实行的各种措施，无论是巩固国家的外部安全，还是整顿国内的管理，都是为了有利于大地主和大商人，这些措施，首先是围绕一个中心把呼罗珊和河中地区统一起来，保证国家真正独立，调整同游牧民的关系等等，为发展河中地区和呼罗珊的农业、手工业与商业，创造了必要的前提。
国家管理制度
萨曼王朝国家的创始人伊斯马伊尔清楚地知道，为了保证河中地区独立于阿拉伯哈利发国之外，必须建立巩固的中央集权的政权。为此目的，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这些措施之一是制定完整的国家管理制度。在萨曼王朝时期，国家机关分为宫廷（达尔戈赫）和季凡（军亊、民政的中央管理机关）。在封建社会条件之下，这种划分并没有被严格遵守，有势力的内侍时常干预一些由季凡专管的事务。
纳尔沙希指出，在萨曼王朝纳斯尔二世时期（公元914一943年），在布哈拉大广场周围，为十个季凡建造了十所大建筑物。这些季凡的职能如下：
瓦齐尔季凡，或称主要的霍吉勃季凡，它被认为是中央管理机关中最主要的一个。它监督一切行政管理的、政治的与经济的各种国家机关。所有其他季凡的领导人都归它管辖。通常任命贾伊霍尼、巴尔阿米或乌特比等三个家庭的一名代表担任季凡的首脑，即瓦齐尔的职务。主要的霍吉勃管辖萨曼王朝的所有军队。
穆斯塔菲季凡，管理一切国家财政事务。
阿米德-乌尔-穆尔克（或拉索伊尔，即书翰）季凡，管理所有重要的国家文书，以及同其他国家的外交往来。
索希勃-乌什-舒尔塔季凡，管辖萨曼王朝的近卫军。它对发给军队的粮食和饷银，对军队的给养，进行监督。
索希勃-乌尔-巴里德季凡 (邮政长官），管理国家的信件递送。但是，这个季凡的地方工作人员不仅从事邮政业务，并且给中央收集有关行政长官和地方官吏行为的秘密情报，执行"黑办公室”官吏的职能。邮政长官的季凡和其他季凡不同，它的地方机构不隶属于地区的行政长官（阿奇木），而直属于中央的管理机关。应该注意到，那时的邮政只为国家的需要服务，而不是人民大众可以利用的设施。
穆赫塔西巴季凡，监督市场和度量衡，监督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商品出售。它可以禁止假货和劣等商品的贸易，不准高价出售商品。这个季凡逐渐扩大其活动范围，对于居民的道德，对于去不去清真寺，对于酒的使用等情况进行监督。城市如果没有自己的穆赫塔西巴，那就不能算是城市。
穆什里法季凡，监督国家事务，特別是地方金库的收入和支出。
除了这些季凡以外，还将国家土地季凡，由总卡孜（法官）领导的法官季凡，瓦合甫（教会土地)季凡。所有上述季凡的地方机构，除邮政季凡外，都具有双重领导关系，一方面隶属于地方行政长官，另一方面又隶属于相应的中央季凡。
萨曼王朝的艾米尔任命地方行政长官时，通常根据瓦齐尔和其他有权威的达官贵人的推荐。被任命为行政长宫的人，多半是有势力的封建贵族，尤其是原先那些地方行政长官的子弟。与这些照旧称为“卡德胡多”的行政长官并列，每个城市还有一名城市行政长官“拉伊苏”，由当地城市贵族中的人担任。
但是这一制度并没有在全国所有地区实行。因为有些地区只在形式上承认隶属于萨曼王朝，例如花剌子模、胡塔梁和伊斯菲贾勃（南哈萨克斯坦）就是这样。
十世纪时，伊斯兰教宗教界在萨曼王朝中起很大作用。河中地区基本上普及了名为哈尼菲派的伊斯兰教教派。宗教界的首领乌斯托德，即后来的沙伊赫-乌尔-伊斯洛姆（伊斯兰教公爵），在萨曼王朝国家中具有重大影响。
地方国家机关的中心任务是向农业绿洲的居民、手工业者和商人征税。捐税是国家的主要收入。
根据现有的材料来看，萨曼王朝的国家预算大概是四千五百万第尔赫姆，其中二千万左右用于支付军队和官员的薪饷。
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在萨曼王朝统治下，河中地区差不多整整一百年没有遭到外来的侵略。这种情況促进了国家经济的顺利发展，并使它有可能消除由于阿拉伯入侵所引起的破坏性后果。
在梅而甫绿洲，很好地发展了葡萄种植业。以及植棉业和养蚕业。
泽拉夫善河和卡什卡河流域发展了粮食生产，扩大了小麦、大麦、玉米、水稻、棉花和其他作物的播种面积。
发展了畜牧业。特别是养羊业和养马业，也繁殖了骆驼，包括双峰骆驼。
在花刺子模绿洲附近的咸海沿岸，在的希思丹附近的里海沿岸，在布哈拉，在泽拉夫善河下游的湖泊中，发展了渔业。
在农业产量增长的基础上，出现了手工业的上升。在撒马尔罕、达布西亚，布哈拉、那色波（今卡尔施）、渴石（今沙赫里夏勃兹）和其他地方，不仅大置生产细布，而且还生产许多游牧民大置需求的粗糙织物。维达尔（在撒马尔罕附近）、赞达纳（在布哈拉附近）和达尔赞基（在苏尔汉河流域）等村镇生产的棉布驰名远近。撒马尔罕的纸不仅在河中地区有名，在所有中近东国家也都著名，并且排挤了纸莎草做的纸和羊皮纸。位于游牧草原附近的城市，例如乌尔坚奇和柘折，出产粗制皮革、棉布和游牧民通用的其他商品。费尔干纳各城生产兵器、农具和铜器。
山区的工业继续发展。费尔干纳开采铁、锡、银、水银、铜、铅，以及焦油、绿松石和氯化铵；忽毡区的卡拉马扎尔扩大了白银的开采。阿拉伯地理学家阿布尔-卡西姆·伊本·豪卡尔写道：在伊斯塔拉夫尚（今乌拉秋别）近郊有两处地方（马尔斯曼达和明克）出产铁。这些矿的产量很丰富，不仅供应费尔干纳的需要，而且输往呼罗珊和伊拉克。《胡杜德·乌尔·奥拉姆》(《世界境域志》）一书的作者无名氏提到，马尔斯曼达每年举行集市，向周围地区推销用那里开采的铁制成的产品。据阿拉伯作家阿尔·伊斯塔赫里记载，在阿斯巴拉（伊斯法拉）有很大的煤矿井，他说：那里“的山由黑石构成，这种黑石燃烧时象烧炭一样”。这位作家还指出：十世纪时中亚在军事上广泛利用石油，在围攻城市时使用装满石油的燃烧弹。那时，还有一些突出的山区工业中心，例如开采铁、金、银和矾的奥布尔顿村以上的泽拉夫善河上游地区，设有金、银矿场和红宝石、天青石露天矿的达尔瓦兹、罗善、什克南与巴达克山等地。在伊腊克城和卡什卡河流域开采盐。
由于考古学和地质学的工作，现在重新展现了九到十世纪山区釆掘业情况的真实写照。塔吉克探矿者们那时所积累的大量经验，促成他们巧妙地找到并勘探出矿床。许多有关探矿的实际知识，帮助他们在那样复杂的情况之下取得成功，这不能不使现代地质学家们感到惊奇。根据矿床的性质而奠定小的或者大的坑硐基础。有时开采达到了巨大规模。例如，科尼曼苏尔和科尼古特以及其他许多坑硐的开采，就是这样。仅从一个中世纪的采矿区，取出的岩石量就达到五十万立方米。为开采矿石，建设了竖井、斜井、水平坑道、专用房屋和露天开采场等等。多半把各种类型的坑硐配合起来使用。坑硐往往向下挖得很深，据记载说，塔吉克斯坦中世纪的矿井深度超过一百五十米。
掘进和开采矿石的过程，看来好象采取如下方式。为开凿坑硐，广泛采用“火力方法”在矿内工作面的"墙”下，长时间地燃烧火堆，当火焰烧红岩石时，往岩石上泼水。结果，特别是在屡次这样重复操作之下，矿石产生许多裂纹，进行开采就容易得多了。火力方法的遗迹到处可见。外表烧坏和熏黑的"墙壁'堆着、填着的烧焦了的木头，以及存放和搬运阴燃的煤的容器，水桶等等。矿工用各式各样的工具装备起来。掘进时使用铁楔、带柄或无柄的丁字镐、鹤嘴锄、月锄和铲。已知的还有铁锤和大铁锤，石锤及木楔。人们根据矿石的硬度而使用不同的工具。对古代坑砌壁的考察结果表明，掘进时往往使用几种类型的工具。
中世纪的矿工们，力图较少地耗费劳动，他们只取出那些为了继续向前推进所必须取出的，位于矿脉周围的脉岩。结果，这些矿井和水平坑道等等都没有合乎规则的形式，在某些地段只能爬着勉强钻过去，同时，他们却非常注意加工的精细，把矿石选得很干净。
有关矿中坑架的某些东西，矿的照明设备、通风装置、排水系统和向地面输送矿石的设备，都是很出色的。在大多数场合下，坑硐是不用支撑的。伹是，发现了很多古老的坑架。例如，在九到十世纪的科尼曼苏尔矿群中，采用了木制的固定托架（在两根竖杆中间架一条横梁）、实在的木排和其他类型的木支架。一些岩石作为柱子（矿柱）被保留下来。在某些场合，为了加固地下坑硐的所有系统，这种矿石作的柱子塞满了使用过的矿穴。因此，许多矿没有坑架不能说明那时矿工在技术上无能，而是那个时代社会经济条件的后果。当时，矿工的生命是那样的不值钱，矿主只在没有坑架就不能继续掘进的情况下，才安装坑架。有一件事也可以证明那时的技术水平，当时人们已经制成有弹性的坑架，现代科学为了避免山岩原有压力的破坏作用，才在一些场合建议采用这种坑架。
照明使用的是油灯盏（奇罗格）的火光。在发掘中世纪的矿场时，找到了这种灯的残余。筑在离工作面一定距离处的小壁龛表明，有时使用几个集中起来的奇罗格的光照亮工作面。
通风问题，随着挖矿的深度增加而具有越来越大的意义。
根据现有材料判断，当时曾采用几种通风方法，最普遍的是自然通风。中世纪的塔吉克矿工们已经清楚地知道往地下坑硐输送空气的自然通风现象。后来，这种现象首先由姆·弗·罗蒙诺索夫加以阐明。为了加强自然通风，也采用各种方法，如在有风的地方安装往下反射空气的装置等等。看来。那时已经采用了人工通风。
当时已经实行抽水。在这里利用了已有一千五百年历史的建:筑坎儿井的经验，坎儿井通过地下渠道使水流出地面。
砸下来的矿石在矿中就地进行祖糙的分类；必要时，大块的矿石也往往在那里用石锤砸碎。然后，把矿石放在筐内或皮袋内，往上提出地面。在陡峭的通道中，有时凿有梯级。在垂直的矿井中树立了带有刻纹的大木柱，或者真正的梯子。近几年又发现了绞车。在科尼曼苏尔的一个坑硐内，找到了一个很复杂的木绞车的鼓形轮（拼合制成的），钩住筐子或口袋的挂钩（木钩在那时已是人所共知的东西），在绳子的末端晃动。
最后，在地面上进行矿石的手选工作。然后击碎矿石。为此，仍然需要有各种各样（包括相当复杂的）的设备，并进行洗矿。在这以后才开始熔炼。当时已存在巨大的炼矿中心，例如在古老的康召尔矿区。
参加开采矿藏的人，有自由民，也有农奴和奴隶（在离科尼古特不远处，找到了在那里劳动的奴隶的铁脚镣）。为了拖运矿石，看来采用了成人和少年的劳动。
中世纪矿工的劳动，是难于忍受的沉重负担。正是在这种劳动中，以及在城市工匠和农民的劳动中，产生了一切在物质方面有重要价值的东西：金属和宝石、萨曼王朝的宫殿和陵墓、最薄的玻璃器皿和农业生产的食品。矿业在九到十世纪中亚的生产体系中，占有领先的地位。由于姆·叶·马松和勃·阿·利特文斯基的著作，已对这个时代的矿业，进行了比对其他各种生产更为详细的研究。我们专门谈论这个问题，为的是以矿业为例，揭示这一时期生产力发展的情况。
农业、采矿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城市的增加，引起国内外贸易的增长。游牧民把牲畜赶到河中地区的集市上，运来未经加工的皮革和羊毛，换取粮食、布匹和武器。被游牧民运到奴隶市场上来的奴隶，扩大了奴隶交易。
阿拉伯作家马克季锡（十世纪人）对中亚一些地区专业化的鲜明描写，提供了各个不同城市和地区向外输出物资的淸单。下面引的就是这一记载：
“至于货物的输出情况则如下：……从帖尔美兹输出胰子- (土制肥皂）和芳香的树胶……在那以北，从布哈拉输出细布、祈祷时跪的小地毯、毯子、旅店中铺垫滑稭用的布、铜提灯、塔巴里斯坦布、在监狱中制造的马肚带、乌舒蒙布、脂肪、绵羊皮、搽头油；从卡尔米尼（克尔米涅）输出小桌布；从达布西亚和维达尔输出维达尔织物（这种纺织品往往只有—种颜色），我听说巴格达的一位苏丹称之为呼罗珊锦缎；从拉宾姜输出红色的毛织冬季斗篷、祈祷时跪的小地毯、锡制器皿、皮革、坚韧的大麻和硫黄；从花剌子模输出黑貂皮、白鼬皮、黄鼬皮、伶鼬皮、貂皮、狐皮、海狸皮、染色的兔皮和山羊皮，以及蜡烛、箭、白杨树皮、高帽子、鱼胶、鱼牙、蓖麻油、龙涎香、鞣制的马皮、蜂蜜、榛子、鹰、剑、铁甲、桦树皮、斯拉夫奴隶、从布加尔人那里来的绵羊和母牛，还有葡萄、许多葡萄干、巴旦杏做的点心、芝麻、布尔迪（一种用一块块带状织物做成的方格毛毯——加富罗夫注）、地毯、大块呢绒、送礼用的锦缎、布制穆尔赫罩单、锁、阿兰吉布、只有嵌有劲的人才能拉开的弓、拉赫宾（一种干酪）、乳浆、鱼、小艇、……；从撒马尔罕输出银色的（锡姆贡）撒马尔罕织物、大铜锅、雅致的大髙脚杯、帐篷、马镫、马勒、皮带；从季扎克输出优等的羊毛和毛料衣服；从比纳肯特输出突厥斯坦布；从柘折输出马皮制的髙马鞍、箭筒、帐篷、皮革、突厥人运来的货物和鞣革用的东西、斗篷、祈祷用的小地毯、护肩、谷物种子、良弓、劣质的针、运给突厥人的棉花、剪刀；从撒马尔罕还运绐突厥人锦缎、以马尔吉尔一名著称的红色织物、锡尼齐（亚麻）布、许多丝和丝织物、榛子和一般的坚果；从费尔干纳和伊斯比贾勃（伊斯菲贾勃）输出突厥奴隶、白布、武装用品、剑、铜、铁；从塔拉斯输出山羊毛；从沙尔吉输出银子；从突厥斯坦往这些地方赶马和骡来，从珂咄罗（胡塔梁）也同样赶骡马 来，……。布哈拉的鲜肉和以阿什沙克（或阿斯萨弗）之名著称的布哈拉甜瓜，花剌子模的弓，柘折的器皿和撒马尔罕的纸，这些都是任何地方也比不上的产品。”
河中地区同东方和西方，特别是同近东国家之间的贸易，也笼勃发展起来。
原先在河中地区同其他国家的贸易中畅销的商品品种，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变化。如果早先在哈利发国阿拔斯王朝成立的时侯，在商队贸易的商品品种中主要是奢侈品（优等的纺织品、青铜器和银器、玻璃器皿、装饰品、宝石、贵重的武器等等）的话，那末在萨曼王朝时代的商品品种中更多的是居民个人使用和家庭手工业需要的物品。近东同中国之间的商路，通过河中地区·这条商路从地中海沿岸各国开始，经过巴格达、哈马丹、乃沙不耳、梅而甫、阿穆尔（査尔卓乌）到布哈拉，从那里再经过撒马尔罕、柘折、塔拉斯（江布尔）、八剌沙衮、碎叶城和伊塞克湖南岸，前往蒙古和中国。
驮队有时很庞大。例如，公元920年哈利发穆克塔季尔派外交使团前往伏尔加河的布加尔王国，据该团秘书伊本·法德兰说，这个大使的驮队由五千人组成。通常的贸易驮队要小一些。经常搭驮队的，不仅有商人，还有手工业者、工匠、学者、艺术家和旅行家。大使们也搭驮队。在这种情况下，驮队往往很大，并且带有武装部队。
河中地区和呼罗珊对布加尔王国的贸易大为发展。伊本·法德兰详细地描述了这条联系中亚和东南欧的商路。从前，从巴格达和伊朗前往布加尔王国的商路，通过高加索和可萨王国。但是，十世纪初，即哈利发穆克塔季尔统治时期，巴格达的哈利发和可萨王国的关系恶化，商路开始通过河中地区。伊本·法德兰写道，商路从布哈拉通往阿姆河，然后沿阿姆河到达南花剌子模的中心柯提，随后到乌尔坚奇，再从那里经过扎姆姜、埃姆巴、 利克（今基涅尔)，到达布加尔王国。这样，商路就绕过可萨王国的领土，而沿转伏尔加河左岸前进。沿途建有旅店，商人们在那里停下来休息。在俄罗斯各地，直到波罗的海，发现大量萨曼王朝的货币，这些发现证明古代中亚同俄罗斯商业联系的扩大。很有趣的是，十九世纪初甚至在莫斯科境内找到塔希尔王朝的货币；不久前，在诺夫戈罗德进行的考古勘察，发现了十世纪中亚铸造的钱币“第尔赫姆”的宝藏。
河中地区的城市
对于河中地区的城市居民来说，八世纪是很困难的时期。纳尔沙希在《布哈拉史》中谈到，在公元709年阿拉伯征服者占领布哈拉以后，他们不仅夺走当地居民每所房屋的一半，并且腾空城市的整个整个地区，以安置阿拉伯诸部落的代表。大部分阿拉伯人的房产坐落在布哈拉沙赫里斯坦的库汉基兹门附近，因为这里被认为是布哈拉设防最巩固的地方。被安插在布哈拉的阿拉伯诸部落中，以巴尼萨阿德和巴尼阿萨德两部落最为著名，直到十八世纪布哈拉仍有两座城门以这两个名字为名。
最初，阿拉伯人的征服，带来了文化珍品的毁灭和城市的破坏。同时，它在改变所有古老的封建主义以前的城市的外貌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些城市由于近东和河中地区之间商业往来的扩大，越来越变成封建类型的城市。这种变化往往通过两条途径：或者是沙赫里斯坦内部发生变化；或者是从前的沙赫里斯坦失去自己的作用，而在它的外面产生新的封建城市。
例如，在撒马尔罕和梅而甫发生的情况就是这样。在那里，从前的沙赫里斯坦逐渐失去自己的作用，而新的封建城市在沙赫里斯坦外面发展起来。诚然，撒马尔罕的沙赫里斯坦在某一时期内仍旧继续是行政中心，但是商业场所和手工业者已分布在沙赫里斯坦外面的新地区。八世纪初，撒马尔罕城市的主要部分已位于南面，在渴石门和大校场之间。
梅而甫的沙赫里斯坦（加尤尔卡拉）的生活完全停顿，家庭手工业和商业的中心迁到沙赫里斯坦以西，八世纪时在这里产生了新的封建类型的城市（苏丹卡拉）。
布哈拉则厲于另一种情况，在布哈拉的沙赫里斯坦内部，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越来越集中，在那里出现了集市和手工业者的街坊区，建筑了商队的木板棚。据纳尔沙希说，早在塔希尔王朝时期，布哈拉已经有了一家名叫巴伊特-乌特-季罗兹的很大的织布工场。在这工场里大概采用奴隶劳动。这一工场生产的商品运往哈利发国家的中心和遥远的近东城市。在从前沙赫里斯坦境内出现了贵族的巨宅和许多国家机关使用的新建筑物。在沙赫里斯坦内部发生变化的同时，从八世纪初起，布哈拉城市向三面扩展：南面，在阿托尔（食品杂货店主）们的门外出现了集市和拉巴特在西南面和东南面产生了集市和手工业者们的专门街坊区。到九世纪中叶时，布哈拉城的境域迅速扩大。公元849—850年。布哈拉重新修筑了拥有十一座城门的城墙，围绕整个市区。
布哈拉大广场成为萨曼王朝的国家政治生活中心，在城市北部城此石拱门以西，建筑了王宫和中央机关（季凡）的建筑物，这些建设大大改变了这座城市的面貌。
经济生活集中于城市中心，这在使布哈拉变成封建类型城市的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在城市中心出现了各种手工业者的专门街道。他们在自己的作坊里工作，并且就在那里作买卖。因此，十世纪时整个布哈拉的中心部分是集市，城市本身完全丧失了过去封建主义以前时期的沙赫里斯坦的本来面貌。
十世纪时，中亚的文化特别发达，在许多方面超过当时的西欧文化。学者、诗人、艺术家和其他艺术巨匠，从阿拉伯哈利发国的各个地区前来河中地区。河中地区为从事科学与艺术，创造了有利的基地。萨曼王朝的首都布哈拉，成为科学中心；其他城市，例如撒马尔罕、梅而甫和乌尔坚奇，在文化方面也大为发展。
在布哈拉的书市上，可以找到那个时代最好的科学著作。例如，著名哲学家和医师阿布阿利·伊本-锡诺，在学习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时遇到了困难，正是在哈布拉的集市上发现并买到了卓越的中亚哲学家阿布纳斯尔·法拉比（按族系说他是突厥人）所著的书，帮助他理解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
在布哈拉还有很大的宫廷图书馆。阿布阿利·伊本-锡诺在治愈萨曼王朝的努赫·伊本·曼苏尔的病以后，得到了利用这个图书馆的权利，他在自传中说：
“我进入由许多房间组成的书库，每间房内放着柜子和一本挨着一本的书。一间房内放着阿拉伯的书籍和诗卷，另一间放着法律方面的书。原来，在每间房内分別按照科学的部门分类存放着书籍。我査阅科学前辈们的书目，并请求借给我那些所需要的书籍。在那里，我见到许多书，这些书的书名我从未听说过。我从前确实没有见过这些书，而且在这以后也再没有见到过。”
属于这一时代的建筑学的古迹，表明了八到十世纪中亚建筑工艺的水平。例如，在帖尔美兹，有一处用生砖建成的商队寓所 (名为“克尔克克兹”）的废墟，情况就是这样。这座在平面图上是正方形的建筑物，好象一座具有无缝的墙并在墙角上有高大塔楼的堡垒。其实，这些塔楼没有实际作用，因为它们和内部的房间并不相连。在古老的梅而甫，有两座生砖砌的房屋（“克兹卡拉”）和帖尔美兹的建筑物有某些相似之处。这两座建筑物的特点是用许多半圆形的柱子装饰外墙，因此这些建筑物被称为“起波纹的”。九世纪时也建造这种型式的建筑物。更晚一些时侯的商队寓所“马利克堡”（公元1078 — 1079年建于布哈拉州)，对于这种建筑形式更具有代表性。
于是从古堡建筑术的某些特点中，发展出了独特的装饰方式：从古老的碉堡女墙发展出波纹式；从堡垒角上的塔楼发展出墙角上有塔，而后来又发展成为又高又细的清真寺塔。
书面记载的史料提到，当时在城市中建筑大规模的淸真寺、高塔、有顶盖的市场和陵墓。从那时（九世纪）起，布哈拉萨曼王朝的陵墓完整地一直保存到现在。它用紧压的砖砌造，形成不大的加圆顶的立方形建筑物。在外面每个拐角上，建有厚实的、露出四分之三的尖塔。在四个正面的每一面中间，是带尖拱拱顶的入口龛。在萨曼王朝陵墓的建筑艺术中，既表现出过去的传统，同时可以看到在这个时代已经突出的新因素。形式的朴实，同越来越发展的美观结合在一起。这种美观特别表现在建筑物墙壁表面的华丽修饰上。在萨曼王朝的陵墓中，这种美观表现得严整而且朴素，既没有碑铭，也没有繁复的图案装饰。后来，装饰才越来越豪华和过分奇巧。因此，这些陵墓在风格上是古代建筑术同发达的封建社会营造学之间特殊的联系环节。
这一时期。在建筑工程中多半使用生砖和木料。在塔吉克斯坦山区（在奥布尔顿和库鲁特的村落中），发现属于萨曼王朝时期的木塔。这些塔的表面，装饰着模拟植物形象的雕刻图案。
封建制度的确立和
阶级矛盾的尖锐化
在公元三到四世纪时，发生了第一次灌溉网大规模缩减和城布荒废。出现了设防的农业庄园（寨堡）。
社会经济生活中心从城市迁到了乡村，迁到强大的贵族赛堡的台座之下。这标志着中亚奴隶占有制关系的危机，证明在旧的社会制度内部产生了新的关系。
这种关系是村社农民日益依附于更加富有并强大起来的奴隶主贵族的关系。为了建立封建土地所有制和统治农村公社农民，贵族们越来越使用直接暴力和超经济强制的方法。贵族摄取水渠的渠首，使沿着水渠分布的整个村社依附于它。出现了这样的情況，即“封建主就把奴隶拋弃，因为奴隶是对劳动不感兴趣和完全没有自动性的工作者；而宁愿利用农奴，因为农奴有自己的经济，有自己的生产工具，具有为耕种土地并从自己收成中拿出一部分实物缴给封建主所必需的某种劳动兴趣。”
土地贵族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变成封建主义性质的关系。
在六到九世纪发展起米的城市中，在上述经济和商业增长的条件下，建立了手工业者对地主贵族的半封建性质的依附关系。这些贵族也掌握着商队贸易。
因此，公元六到九世纪中亚的特征是从奴隶占有制关系向封建关系过渡，是确立封建制度。
整个这一过渡时期，充满着尖锐的阶级斗争，斗争的一方是奴隶、破产的村社农民和个体农民，另一方为贵族、富有的土地贵族和商人。六世纪在阿勃鲁伊领导下的布哈拉“穷人和乞丐”暴动；八世纪花剌子模的胡尔扎德起义,并席卷整个中亚的穆坎纳领导的“白衫人”人民运动；萨曼王朝时期无穷无尽的人民斗争浪潮；这一切都是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阶级斗争最重要的阶段。封建制度，象所有剥削结构一样，建立在中亚被压迫劳动群众的鲜血和白骨之上。
九世纪，在萨曼王朝统治之下，封建关系的统治完全成熟，并且充分定型。在封建关系统治之下，与农民还没有农奴化的前封建主义时期不同，发生了真正使农民成为农奴的过程。
虽然，中亚在法律上没有农奴法，但是实际上农奴制在这里的确立，象在基辅露西样，不迟于公元九世纪。
土地和对于中亚特别重要的水，转归大地主占有。封建土地占有制的建立，使以下几种情况得以产生，即采用超经济强制的办法剥削农民，对他们的人身实施统治权力，把自由的村社农民变成农奴。
十世纪，这已经是发达的封建社会时期。萨曼王朝是维护大地主和大商人利益的封建主义国家。
上述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并没有提供任何根据，因而可以断言，在萨曼王朝时期，这种发展给劳动人民的生活带来改善。
直到十世纪末，当地的封建主仍然是可耕地的主要占有者。萨曼王朝也享有庞大的土地资源。由缴纳贡賦的小地主和农民使用的“贡賦地”的收入，整个归萨曼王朝的代表享用。所谓贡賦，即根据土地质量和作物栽培的情况为转移的捐税。
最高的伊斯兰教宗教界的代表和最接近政权的人们，往往是完全辖免任何国家课税的土地占有者。这样，组成伊斯兰教宗教界实力基础的“瓦合甫地”就处于永远赠送给，各种宗教机构和清真寺无偿使用的情况之下。
不缴纳贡賦而缴纳十分之一税（乌守尔）的“乌守尔地”，也属于萨曼王朝时代享有特权的封建地产之列。
大地主和中等地主继续把自己的土地分成小块出租给农民，以取得收获的一部分（地租）。这一部分收获（地租）的多少，视以下情况而定，即除了土地以外，农民是否使用地主的种子、农具和耕畜等等。分成制的租赁，是剥削农民的主要方式。
在萨曼王朝时期确立的封建剥削方式，导致大量群众完全丧失土地并整个依附于大地主。普通人民，即农民和手工业者，过着非常贫困的生活，日益趋于破产。
萨曼王朝依靠劳动人民建筑起宏伟的宫殿，兴建宗教学校和清真寺，建筑费用作为沉重负担落在劳动人民肩上。总的说来，这是许多农民群众起义，反对无法忍受的封建压迫的原因。
如上所述，早在萨曼王朝伊斯马伊尔执政的第一年，就镇压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关于这次起义，纳尔沙希写道：“一名强盗把人民召集到自己身边。他从流浪汉和农村的二流子中召集了四千人，他们都在罗姆京（罗米鱼）和巴尔卡德之间的道路上进行抢劫。事情发展到他们打算前往抢劫城市（布哈拉）。”
毫无疑问，这里说的是劳动农民的起义。但是，作为封建主利益的表达者，纳尔沙希把起义者及其领袖称为“流浪汉"，“二流子”，从而对人民起义采取强烈的否定态度。
萨曼王朗国家内部的主要矛盾，是劳动人民阶级（农民和手工业者）同封建主统治阶级及其当权的上层分子之间的斗争。
在大多数场合下，甴经济原因（增加贡赋等等）引起的阶级斗争，在官方的宗教同宗教异端的冲突中找到自己思想上的表现方式；被压迫阶级在异端的旗帜下进行起义。这种斗争屡次在布哈拉、锡斯坦和石汗那发生。破产的人民群众已经不能成为可靠的军队的参加者。 萨曼王朝的最后几朝不信任义勇军，因而组成王朝武装力量的主要是突厥游牧部落的雇佣部队和专门买来的奴隶（古利亚姆），或者俘虏，还有一部分是招募来的雇佣兵，他们后来在萨曼王朝国家衰落和崩溃时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塔吉克民族形成过程的完成
塔吉克民族的形成过程，完成于萨曼王朝统治河中地区和呼罗珊的时期。在国家独立的新条件下，许多文化传统复兴了，并且创造了新的文化珍品，其中包括获得世界好评的古典诗篇。
早在阿拉伯人渗入中亚以前很久，在中亚各个地区和国家之间经济与文化联系加强的基础上，以及在封建关系发展条件下城市生活增长的基础上，出现了中亚某些部族(主要是定居的部族〉 联合并混合成一个民族的趋势。在粟特、吐火罗和呼罗珊三地交界处的一种地区方言的基础上，形成了当时名为“达里”语的塔吉克人的全民语言。达里语吸收各种同源方言的某些成分。这种现象在它的词汇中，以及它内部存在表现同一文法范畴的不同形式上，显示出来（例如，前置词同时又是后置词，对于表示所有格的两种不同方式，等等）。同时，通过分析，发现在这种语言中存在起源于远古的成分。
早在七世纪时，汇合成一个塔吉克民族的诸部族，在地域、语言和文化方面的共同性，就大为增加了，并且具备了形成统一民族的一切前提。阿拉伯人的人侵和他们实行的强迫同化政策，曾经阻挠这一过程，但是结果并没有能消除形成塔吉克民族的历史趋势。而且，人民群众的积极斗争和不断起义反对外国压迫，賦予塔吉克民族的集聚过程以特殊的力量。
正是在爱好自由的人民的这种斗争过程中，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塔吉克人的萨曼王朝封建国家。这一事实本身，促进了塔吉克民族形成过程的完成。
塔吉克民族战胜外国压迫，发挥自己的创造力量, 并且用自己的语言创作了丰富的文学作品。本地的萨曼王朝，为了向自己的同族人要（寻）求支持，不得不推行家乡的语言和文学。
塔吉克族的口语达里语，渐渐成为文学语言。公元九到十世纪时，使用达里语发展了科学的文献和书面的诗篇。资产阶级东方学家，仅仅因为达里语后来也成为波斯人的文学语言，居然毫无根据地宣布这一文学是"波斯的”文学。塔吉克民族和波斯民族的卓越作家们，以及整个中世纪东方其他民族（阿塞拜疆、印度、乌兹别克、土库曼等）的许多作家，都使用达里语（另外又叫作法尔西语，达里帕尔西语）进行写作。
总之，在公元九世纪时完成了塔吉克民族的形成过程。这一章和以后各章所叙述的，已经不是塔吉克族祖先的历史，而是塔吉克民族本身的历史。
202105091950乌鲁木齐三校
（第十章完）
注释略
来源：《中亚塔吉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