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圣达 | 元明清时期中缅关系与中国西南开放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摘 要] 古代中缅关系与中国西南对外开放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具有相当复杂的特点，仅仅从“友好关系”角度和作短时段的考察，难以反映出其历史变迁、复杂性及成败得失。本文以元代以来的中缅关系为重点，对这一问题作一个宏观的考察，这是因为从中国元代起，中缅关系的发展及其对中国西南对外开放的影响真正具有全面性和比较强的连续性。元代建立云南行省、建设驿站制度并在今缅甸北部地区设立土司后，从地域、制度、交通三个方面奠定此后中国对缅关系更为密切和更大规模发展的基础。明代前期在今缅甸大部分地区委任了多个土司，形成朝贡关系网，有利于更大范围内的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但由于不谙缅情，中后期应对缅甸东吁王朝崛起后的北侵乏力，转向被动，趋于退守，导致西南边境对外开放一线后退、内撤。清代对缅关系和在西南方向的对外开放并没有取得具有超越元明两代的新的进展。前期对缅关系持消极保守的政策，打击滇缅边境地区的民间经营的矿业开发，中期乾隆年间的缅清战争(1766～1770)后双方也只是恢复了朝贡关系，滇缅贸易得以稳定发展，清末逐渐形成了近代意义上的对外开放，但深受英国殖民侵略的影响和制约。本文文末从6个方面总结古代中国对缅关系与西南对外开放的成败得失。
[关键词] 中缅关系；西南对外开放；经验教训
缅甸在中国内陆朝西南方向发展对外关系方面一直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自两千多年前开辟西南丝绸之路以来，连接中国西南与印度的缅甸成为最早与中国发生交往关系的地区，也是双边陆上交往关系最为频繁、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中缅关系从而也影响、制约中国内陆西南方向对外关系的发展。
本文以元代以来的中缅关系为重点，对缅甸与中国西南对外开放着眼于宏观的综合性的考察，是因为唐代之前的西南丝绸之路与中缅关系，前人已经做过很多研究，*而元代以来到近代这一问题的历史与当代中缅关系与中国西南对外开放的关系更为密切，影响更为直接，需要从中缅关系与中国西南对外开放的高度深化。虽然中国西南在缅甸—印度方向的交往关系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此后不断有所发展，但直到8～13世纪主要还是云南南诏、大理政权与缅甸的关系。13世纪中叶元以后云南就作为一个省纳入了中国中央政府的治理下，对缅关系也从而具有了新的和更为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从缅甸方面看，9世纪之前虽然建立过诸多的早期国家包括持续时间最长的骠国，但是建立这些国家的民族或者族群包括骠国的骠族在10世纪以后都已消亡或者不见于史籍记载，而11世纪中叶兴起的以缅族为主的蒲甘王朝(1044～1287)以及此后在缅甸占主导地位的阿瓦王朝(1368～1551)、东吁王朝(1551～1752)、雍籍牙王朝(1752～1885)在政体上和文化上与蒲甘王朝基本上一脉相承。因此，元明清的中缅关系更为直接地影响到近现代乃至当代中缅关系和中国西南开放的一些问题。
公元3世纪时，诸葛亮于公元225年亲自率军南征，削平地方豪强大姓势力，平定南中，而南中地区的西南部分，正是东汉时期的永昌郡。诸葛亮采取措施，调整郡县设置，加强蜀国对永昌地区的统治，对于同今云南接壤的缅甸北部地区的发展也不无影响。明代杨慎的《滇载记》说：“诸夷慕武侯之德、渐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公元4到6世纪，约相当于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陷于南北分裂，王朝相继更迭，战乱异常频繁，影响了双边官方关系的发展。当时缅甸的骠国已经兴起，中国史籍也已经对骠人的情况有所记述，反映出双方尤其是民间仍然有交往。
公元7～9世纪，中国正当强大的唐王朝时期，在云南则有统一的南诏地方政权，而缅甸的骠国在7～8世纪时也正处于兴盛时期。中缅之间的交往出现双边关系史上的第一个高潮。最为著名的事件就是公元801年6、7月间到802年2月(唐德宗贞元十八年)，骠国国王雍羌派王子舒难陀、大臣摩诃思那等率领一支人数众多的使团(随同使团同来的乐工就有35人)经南诏首府(大理)、四川成都到达长安。有如此大的使团不远万里而来，显示出9世纪初滇缅道路的通畅，骠国、南诏和唐之间的开放。
不过，唐与骠国之间毕竟隔着一个南诏。公元832年，南诏军队“劫掠骠国，虏其众三千余人，隶属拓东(今云南昆明)，令之自给”。公元835年，南诏军队又攻破弥臣国，“劫金银，掳其族三千人，配丽水(伊洛瓦底江上游)淘金”*。此后中外文献都不见有关骠国及其与中国关系的记述。南诏也在10世纪30年代灭亡，之后大理国建立。
10世纪60年代，再一次统一中国的宋王朝灭了在四川的后蜀政权后，并没有一鼓作气南下进兵云南。尽管所谓“宋挥玉斧”之事还可考证，*但宋王朝“守内虚外”的内外政策造成对外军事能力的软弱和对外交往的封闭保守，没有采取积极向西南推进、通过云南从陆上向西南方向发展对外关系却是事实。因此，尽管缅甸在11世纪中叶(公元1044年)就出现了统一伊洛瓦底江流域的强大的缅甸蒲甘王朝，但是，宋朝与蒲甘王朝建立正式关系，却始于宋灭蜀后150年的公元1106年。*十二世纪中叶，宋室南迁以后，主要通过海路发展与东南亚海岛国家的贸易关系，与云南大理地方政权的关系以及通过云南向缅甸方向发展关系，还不如唐王朝与南诏的关系。*
总结从公元前2世纪前后到13世纪中叶元蒙灭大理国大约1500年间中国西南向方向开放的历程，主要还是云南地方上与缅甸、印度的交往。就双边国家层面的交往而言，可以说总体上还处于一个比较有限而且缺乏连续性的发展阶段。在这1500年间，缅甸古代国家使团访华累计不到10次(至于中国封建王朝是否遣使到过当时缅甸的古国，史籍中尚无记载)。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当时中国对外开放主要还是通过西北陆上丝绸之路和东南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封建王朝的政治经济中心和直接统治的地区远离缅甸，南方丝绸之路艰险难行，沿途存在着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许多不同的族群以及南诏、大理等地方政权，蒲甘王朝之前的缅甸还处于早期国家发展阶段，持续存在时间最长的骠国(公元前后到9世纪)也还是一个带有部落联盟性质的早期国家(有属国十八、部落二百九十八)，中缅之间相互交往不能不受到多方面限制，除了唐代骠国使团等少数几次高规格的使团来华，双方交往频度不高，规模和水平相当有限。
一是元代设置云南行省，直接统治云南广大地区，不仅形成面向大陆东南亚的“昆明观点”，而且把中国西南发展对外关系发展的前沿推进到了今缅甸北部地区。公元1253年忽必烈率领元蒙军队攻入云南，在灭亡大理政权后，元朝于至元十三年设立云南行中书省，直接统治包括今缅甸北部的云南广大地区，这就使得元朝中央政府得以直接以云南为基地向西南推进对外交往。这是涉及通过中国西南发展与东南亚的关系方面，元代与此前中国历朝的最为明显的差别。汉代虽然在云南设永昌郡，但是为时不长，而且没有大批的军队和人员随之而来，没有拓宽道路，没有建立全面的有效统治，除了在永昌这个行政中心，对云南其他地区实际上的统治和影响非常有限。
元朝在云南的统治就与此前大不相同。元王朝在云南保持了一支强大的军队，派军队驻守战略要地，还建立屯田制，把当地民众编为军户，巡边戍守，强化了对边远地区的控制。元朝“在与东南亚内陆国家的交往中，陆上采取新的外交和军事主动。而且，关于商人的地位和作用，也突破了儒家思想的限制，允许商业的独立发展。这就完全改变了中国—东南亚之间经过云南的陆路关系的性质，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王庚武先生称之为这是元朝面向大陆东南亚的“昆明观点”。
元朝统治云南，也使得中国中央王朝在西南发展对外关系的前沿推进到了今缅甸北部的克钦邦、掸邦。元朝结束了8～13世纪中叶南诏、大理两个政权在云南长达500余年的统治，而南诏、大理统治的地区不仅包括现在的云南省，也包括了现在缅甸北部、老挝北部的一些地区。元朝云南行省的疆域基本上沿袭“大理”时代的统治地域，在伊洛瓦底江上游和萨尔温江上游克钦族、掸族居住地区，先后设立了诸路军民府，隶属于元朝的大理金齿宣慰司，主要有木邦路(治所在今缅甸掸邦的兴威)、蒙光路(治所在今缅甸克钦邦的孟拱，治地在今缅甸克钦邦和实阶区北部地带，地接西天即今印度界)、云远路(治所在今缅甸克钦邦莫宁，辖地即今缅甸克钦邦南部与实阶连接地带)、太公路(治所在今缅甸实阶省的太公)等，*从而把这些地区纳入了元朝的统治。1330年(元文宗至顺元年)，设立木邦军民宣慰司，管辖的地域包括今缅甸北部克钦邦的腊戍、孟密等地区。因此，可以说元朝实际上把中国中央政府在西南发展对外关系发展的前沿推进到了今缅甸北部地区。
二是1287年元缅战争后，元朝与缅甸封建王朝确立了朝贡关系，发展了频繁的往来。元朝统治云南后，它在这一地区发展对外关系首先面对的是缅甸。当时缅甸正处于蒲甘王朝(1044～1287)后期。蒲甘王朝是缅族在9世纪中叶在缅甸中部崛起后，以蒲甘地区为中心建立的封建王朝，在11世纪中叶灭亡南部的孟人国家后，统治着伊洛瓦底江中下游广大地区，当时疆域尚未达到伊洛瓦底江上游和萨尔温江上游在8～13世纪初由南诏、大理政权管辖的克钦、掸等族居住的地区。但是，蒲甘王朝的势力也在向北推进，与元朝在金齿地区(今云南保山、德宏及境外地区)发生争夺。1277年，金齿总管阿禾归属元朝统治，蒲甘王朝集结兵“四五万、象八百、马万匹，进攻干崖(今盈江)、南甸(今梁河)”，引发与元朝的大规模战争。1283年(至元二十年)，忽必烈动员四川、湖南大军，破江头城(今缅甸八莫)，1284年2月破太公城(今缅甸达冈)，1284年设立征缅省。1285～86年蒲甘王朝内部发生动乱，元军乘机于1287年攻占蒲甘。元军撤离后，蒲甘王室的后裔乔苴名义上仍然是蒲甘国王(1287～1298)，与元朝建立了三年一贡的关系。1303年元朝撤销征缅省，实际上承认了以取代蒲甘王朝的掸族在实阶和邦牙(都在今缅甸曼德勒附近)建立的政权(缅甸历史上称为实阶王朝、邦牙王朝)，并接受他们在大德四、五年(1303～1304)、至大元年(1308年)、皇庆元年(1312年)、延祐二年(1315年)和六年(1319年)、至治六年(1321年)、至顺三年(1332年)多次入朝。*缅甸封建王朝与中国封建王朝这样密切的朝贡关系和频繁的朝贡，是元代之前从未有过的。
三是元朝拓宽滇缅通道，开辟了滇缅之间的陆水连接的通道，打破双方因“山川延邈，道里修阻”而不能进行大规模交往的交通制约，特别是在滇缅道上设驿站，为滇缅道的畅通提供了交通制度上的保障。元军占领云南后，至元七年(1270年)，已在鄯阐(今昆明)、金齿(今保山、德宏地区)等地设站。至元十六年(1279年)纳速刺丁率大军抵金齿、蒲缥、曲腊、缅甸界内，“即立站递，设卫送军”*。1300年(大德四年)，元朝“增云南至缅国十五驿”*。云南到缅甸的驿路，起自大理，经永昌(今保山)腾冲进入缅甸，直到蒲甘。它的开通与完善，大大便利了云南与内陆以至于今缅甸北部和中部之间的交往。
滇缅之间的水陆交通路线，*也在元代开辟。1284年(元至元二十一年)，元朝军队在攻占金齿地区后，“于阿昔(今槟榔江)、阿禾(今大盈江)两江造船二百艘，顺流(先顺伊洛瓦底江的支流大盈江，在蛮莫转入伊洛瓦底江)攻之，拔江头城(今缅甸实阶区东北部、伊洛瓦底江西岸，现在缅甸的杰沙)，遂水陆并进，攻太公城，拔之。”*可见，这条陆水连接的通道的陆路是从今云南内陆到西南部的腾冲、盈江，在那里连接大盈江而下，到蛮莫转入伊洛瓦底江，连接了纵贯缅甸南北的伊洛瓦底江水上航道，成为中、缅之间交往的便捷的通道。元世祖至元年间，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即奉元朝中央的使命，在1285年前后经中国内陆到云南后，从金齿(今以云南德宏为主的滇缅边境地区)进入缅国，到达蒲甘城，又经云南、四川返回大都。马可波罗去缅甸时沿途经过的重要城镇有永昌(今保山)、腾冲、干崖(今盈江旧城)、江头城(今缅甸实阶区北部之杰沙)、太公城(今杰沙南部之达冈)、阿真谷城(今曼德勒北部之新古)、马来城(今曼德勒)、蒲甘。他在《马可波罗纪行》留下了他对在云南和今缅甸北部地区的这一番经历，记述了1277年的元缅战争。这是西方人对云南和缅甸北部地区的最早的记述。
驿站制度的建立和滇缅之间水陆连接通道的开通对后来包括明清时期的中缅之间比较大规模的贸易的开展起了重要作用。中国经由西南内陆地区与缅甸之间的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更加密切起来。
由于元朝在上述三个方面胜于此前中国封建王朝的举措，中国从西南地区与缅甸方向的交往关系的发展开始进入一个更为频繁、更大规模、水平更高也更有持续性的时期。据《元史·本纪》《元史·缅传》《新元史·缅传》所载统计，自至元八年(1271)到1338年的67年间，元朝遣使缅国10次，缅国入贡、遣使至大都有30次，*而且都是通过陆路往来，而有宋一代，缅甸蒲甘王朝遣使访华也仅寥寥两三次。*中缅民间尤其是滇缅之间的交往也更为频繁。缅甸北部的玉石矿是在13世纪元朝时期，由云南商贩首先发现的。开采玉石的技术，也由中国传入缅甸。缅甸北部的玉石通过滇缅陆路商道运入云南腾冲加工，开辟了滇缅之间的“玉石之路”，其作用和影响一直延绵至今。
明代(1368～1644)前期(1382～1550)承袭元朝在西南边疆的制度而又有所发展，在更加广大的地域范围内构建了在今云南西南部、缅甸中北部的制度及其与中国封建王朝的朝贡关系网路，对缅关系全面推进、陆上经济交往的发展和缅北经济繁荣兴盛；中后期(1551～1644)双边关系发生逆转，朝贡关系网路破裂，明王朝应对缅甸东吁王朝向北扩张成为重要内容，后期采取防御、退缩，发展缅甸方向的对外关系严重受挫，不进反退。
(一)明朝前期对缅关系全面推进，滇缅边境经济繁荣兴盛
14世纪60年代以后，也就是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缅中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一步得到发展。1382年(明洪武十五年)，明军攻破云南，承袭并且充实了元朝在今云南西部缅甸中北部设置土司的政策，在地域上有所扩展。14世纪末到15世纪初明朝在今缅甸广大地区先后设置的土司有：孟养军民宣慰使司(始设于明洪武十五年，即1382年，永乐二年即1404年改为宣慰使司)，其地东起今缅甸克钦邦境内的伊洛瓦底江上游，南至实阶省北部的杰沙，西北至上亲敦县。木邦军民宣慰使司，始设于1382年(明洪武十五年)，初为府，1404年(永乐二年)，改为宣慰使司，其地相当于今缅甸境内萨尔温江以西的掸邦地区。缅甸军民宣慰使司，1394年(明洪武二十七年)始设为缅中宣慰使，1412年(明永乐十年)复置为缅甸军民宣慰使司。其范围在今缅甸中部地区，北起太公城，南到蒲甘，驻地为阿瓦(今曼德勒)。茶山长官司，1407年(明永乐五年)始设，其地在今云南怒江州西南、腾冲县北部境外的小江流域。里麻长官司，1408年(明永乐六年)始设，其地在今伊洛瓦底江上游迈立开江以东，恩梅开江以西地区，即江心坡一带。当地居民“峨昌夷”，系近代阿昌族和一部分景颇族的先民。孟艮衔夷府，1405年(明永乐三年)始设，其地在今缅甸掸邦景栋地区，府治在景栋。底元刺宣慰司：1424年(明永乐二十二年)始设。“底兀刺”，即“东吁”，在今缅甸锡唐河流域。*据《明实录》记载，底兀刺土司在1425年(明仁宗洪熙元年)和1430年(明宣宗宣德五年)派人入贡，但此后即不见于中国史籍记载。大古刺军民宣慰使，1406年(明永乐四年)设在今缅甸勃固地区，当时孟人在此建立政权。
明初之在上述广大地区设立了各种名称的土司，其历史基础是8～13世纪中叶在南诏、大理政权的统治范围达到了今缅北广大地区，13世纪末14世纪初元朝在这些地区又设立了蒙光路、云远路等治理机构和木邦等土司，其现实基础是这些地区出现的许多并存的地方势力。他们统治的地域大小不一，实际统治者和占据主导地位的族群也不同，为争夺统治地域与资源，彼此之间时有战争，而中国的明王朝，是一个强大的封建王朝，因此他们纷纷向明王朝纳贡称臣，求得支持。
明朝在西南地区设置土司，源于“西南诸蛮夷朝贡，多因元官授之，稍与约束，定征徭差发之法”，但是，明王朝进一步完善了土司制度。所任命的官吏，宣慰使定为从三品，宣抚使为从四品，安抚使为从五品，长官司长官为正六品。宣慰司经历官为从七品，都事官为正八品。这些地方的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等多为土官担任，“使之附辑诸蛮，谨守疆土，修职贡，供征调，无相携贰。有相仇者，疏上听命于天子”*。明朝新的皇帝登位，由朝廷都派人到各宣慰司通报。土司继位，都派人上报明朝，以取得明朝政府的正式承认。明政府按当地的传统治理这些地区，有时也派遣使节到这些地区去宣慰和册封统治者，听取有关宣抚使、安抚使、长官司长官的报告，各宣慰司发生纠纷，明朝派人前往劝解。各宣慰司每年要向云南布政司交一定数量的“差发银”，对明朝中央政府一般为“三年一贡”。遇有军事行动，明朝也向宣慰使司征调差役。1405年(明永乐三年)，明朝在云南设置“市舶提举司”，接待经由云南遣使入贡的诸国和诸土司的使团。因此，可以说是明朝承袭了元朝的历史遗产，又根据明初这些地区的实际在更广的地缘范围重建了土司制度，从而使得明初不仅恢复并保持了元代建立的中国西南发展对外关系发展的前沿在今缅甸北部地区的地位，而且与今缅甸中部地区的关系也更为密切。
在明初的诸多土司中，缅甸宣慰使在缅甸史上称为阿瓦王朝，是缅族封建主在以缅族为主的地区的政权，具有比较特殊的地位，它以今缅甸中部阿瓦(今曼德勒)为中心，“有江头城，(与)太公城、马来城、安正国城、蒲甘缅王城，谓之缅中五城”*，实际上继承了蒲甘王朝的核心地区和主要遗产，统治着伊洛瓦底江中游从曼德勒到蒲甘的缅甸经济社会最为发达的地区。从洪武四年(1371年)，到宣德八年(1433年)的近60年间，明朝先后15次遣使访问阿瓦、白古(明初设立的大古刺军民宣慰使)等地。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到宣德八年的40年间，阿瓦、白古等地则先后27次遣使人访明朝。*从1443年到1504年，阿瓦王朝遣使人访明朝仍有12次。*明朝初年就在昆明设“缅字馆”，其任务包括了接待缅甸来使、培养缅语翻译人才。为适应与缅甸关系发展的需要，明王朝在首都设立缅甸邸，接待来使，还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培养兼有礼宾、翻译职能的“通事”；1407年(明永乐五年)，明政府设置“四夷馆”，“缅甸馆”为其中的一馆，其作用是培养中缅交往中语言、文字翻译人员。
但是，由于长期同木邦、孟养等掸族土司的纷争、与缅甸南部孟人勃固王国的战争以及王室内部的权力争斗，阿瓦王朝力量逐渐削弱，而缅甸中部的东吁政权(明初的底兀刺土司，1531～1572年缅甸的东吁王朝)日渐发展壮大，到16世纪中叶取代了阿瓦王朝的地位。
至于缅甸宣慰使以北今缅甸北部克钦邦、掸邦地区，当时大部分土司都属于的掸族土司，少部分为克钦族头人。在16世纪中叶东吁王朝崛起之前，这些土司地区一直与明朝中央政府保持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呈现出交往频繁、商贸繁荣的景象。《明孝宗实录》载弘治十三年(1500年)，云南巡抚谢朝宣在给朝廷的奏文中就已称“臣闻蛮莫等处乃水陆会通之守，夷方器用，咸自此去，货利之盛，非他地比”。明代朱孟震的《西南夷风土记》虽然写于16世纪中叶，但反映了14世纪中叶以来即中国明朝初年以来今缅甸北部克钦邦、掸邦一些地区的情况。据该书记载，“自孟密(在木邦西部，明初是木邦一部分，明成化二十年即公元1484年设安抚使，辖境在今瑞丽江入伊洛瓦底江以东地区，治所今缅甸的蒙米特)以上，山多宝，蛮莫(今八莫附近)以下，地饶五谷。当国初(指明朝初年)兵力盛时，剪荆棘为乐土，易麟介以冠裳”。在孟密土司境内，“一日一小市、五日一大市”，出现了“估客云集”，“商贾辐辏”的盛况。江头城(今缅甸八莫，一说杰沙)商业更为繁荣，“夹道有走廊30里，至摆古等温城”。不仅如此，“江头城外有大明街，闽、广、江、蜀居货游艺数万，而三宣、六慰被携者亦数万。”*
在印度方向，从云南西南的今保山、德宏地区经过缅甸北部通往印度东北部阿萨姆地区的道路虽然艰险难行，但是它仍然是双边往来的重要通道。中国和印度的一些学者认为，出现在阿萨姆的阿洪王国，是13世纪时由云南西南的掸族(傣族)迁徙当地所建立的。*近年来中国的一些傣族学者则认为印度阿萨姆的阿洪傣族，是中国勐卯(今云南西部以瑞丽为中心的地区，当时为麓川土司政权)傣族的后裔，他们是14世纪30年代末或40年代初由麓川土司苏卡法(思汉法)的兄弟萨姆隆法(三弄法)带领迁移去的。*尽管学术界对阿洪王国在13世纪或者14世纪建立尚无定论，但云南泰族(傣族)西迁印度东北部建立阿洪王国这一事实反映出当时从云南西部经缅甸北部到印度东北部的道路仍然是通畅可行的，在民族迁徙和双边交往中仍然发挥着它的作用。
(二)明朝后期向缅甸方向发展对外关系不进反退
明朝后期(16世纪中叶以后)缅甸东吁王朝崛起后，北进、侵扰，吞并孟养、木邦、孟密等土司地区，明军对自卫反击虽然一度全胜，但终因明王朝不谙缅情，疲于应对，丧失对缅北地区多个土司的控制，明初构建的朝贡关系网路破裂，滇缅边境局势动荡，经济社会发展受到严重破坏，向缅甸方向发展对外关系不进反退。
明初虽然以广泛设置土司为基础构建了对缅北地区的朝贡关系网路，并且由于明王朝的强势和缅甸在蒲甘王朝土崩瓦解后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的局面而维持了这样的朝贡关系网路。但是，明王朝并没有高度重视这一地区以及它对于明王朝发展对外关系的重要性，也没有采取切实有力的举措来巩固和发展这一朝贡关系网路。明代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把边疆民族地区以及周边朝贡国家和地区视为无足轻重的“化外之地”，满足于“四夷来贡”、“八方来朝”的虚荣。明太祖朱元璋就认为：“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水，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而且，明王朝把缅甸仍视为云南省督抚管辖下的土司，这对于了解缅甸政治的诸多方面都是有妨碍的。*
在明王朝这样的思想和政策的指导下，承平无事之时，西南边疆还能保持平安开放，而16世纪中叶东吁王朝崛起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就全面冲击和打乱了明王朝在14世纪末到15世纪中叶设置的土司制度体系和次序。明王朝未能深入了解伊洛瓦底江流域政治、军事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及时作出有力的应对，反而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15世纪后期，缅甸的东吁势力(明初的底兀刺土司)崛起，逐渐取代阿瓦的地位。1531年，莽瑞体继承明吉瑜为东吁国王，建立东吁王朝，1551年统一伊洛瓦底江中下游，到16世纪后半期的缅甸已成为东南亚大陆最强大的势力之一，向周边地区进行扩张。在北方，东吁王朝的侵夺对象是中国明王朝统治之下的云南边境地区。
由于明王朝对东吁王朝崛起以及云南边境的实际情况昏昏然，16世纪当东吁王朝的军队节节向北推进时，中国云南边境的孟养、木邦等地的土司却“内相吞噬，自撤其桑土之防”，“加以地界于荒远之徼而文告罕通，兵脆于承平之虞而土司习怯，”*使得东吁王朝的军队得以乘乱乘虚而入。在1555年攻占阿瓦以后的几年中，东吁王朝的莽应龙软硬兼施，威胁利诱并用，“掩袭孟养”、“攻打景迈(八百)”，“胁服木邦”。1560年(明嘉靖三十九年)，孟密司思真和他的儿子思汉相继死去后，其家族“嫡庶相争，境内大乱，”*东吁军队乘机而入。1575年(万历三年)，缅军10万入侵干崖，干崖宣抚拍举的弟弟拍亨逃入保山。这样，到1575年，木邦、蛮莫、陇川、干崖等土司地都已处于东吁王朝的控制之下。1579年(万历七年)，缅军攻破孟养。
1581年(万历九年)，莽应里继承莽应龙为东吁国王，再次大举入侵云南边境地区。1582年，东吁军队攻破干崖，进入姚关(在今云南施甸县姚关)，进攻顺宁(今云南凤庆)、盏达(今云南盈江县莲花街)。缅军所到之处“杀掠无算”，给当地带来极大的破坏，这才使明廷为之震。云南总兵沐昌祚从昆明移驻洱海，调动数万军队分道出击，明王朝也派出南京坐营中军刘綎为腾越游击，武寻参将邓子龙为永昌参军，赶赴云南前线。刘綎和邓子龙指挥的军队在当地少数民族地方势力的配合下，大败缅军于姚关以南的攀枝花，收复湾甸、耿马等地。刘綎的大军长驱直入陇川，收降岳风，接着又收复孟养、孟琏(今云南孟连)。1584年(万历十二年)2月，刘綎在威远营(蛮莫旧城瑞亨山)筑坛誓众，参加者有孟养、木邦、陇川三地的宣慰使和孟密安抚使，誓词是：六慰拓开三宣恢复诸夷格心求远贡赋，洗甲全沙藏刀思窟不纵不擒南人自服。
1583年到1584年，明军的自卫反击以胜利而告结束，当时云南的有识之士也认识到云南边境这些土司地区尤其是孟密的重要性，认为“孟密一司，其属部有宝井、金、银、铁三品、水、象牙……其地控制孟养、缅甸、木邦三路，经营西南事者当始此。……蛮莫地距金沙江最近，其壤沃，多水田，暑热宜稼，一岁稻再熟，民乐居之。界在孟养、木邦、猛密、干(崖)、陇(川)之间。水入金沙江，舟楫渡缅，亦缅人必争之地。”*云南巡抚陈用宾也认为“蛮莫必不可弃；蛮莫存，江外诸夷尚顺中国；蛮莫一弃，则木邦、八百等夷皆为缅颐使矣。”*但是，16世纪末明王朝的统治已日趋腐朽，云南地方将官贪贿勒索，使得云南边境有的土司又投靠东吁王朝。另一方面，当时仅仅凭借云南的经济实力和交通运输，也难以长期支撑应对缅甸东吁王朝军队的大规模入侵。因此，明王朝没有能够巩固自卫反击所取得的成果，东吁王朝势力卷土重来。1585年冬，蛮莫安抚使思顺再次投靠东吁王朝。之后，孟养、孟密等地土司也依附缅甸。1593年(万历二十一年)，缅军再次大举入侵，号称有30万大军，云南巡抚陈用宾组织全力反击，曾一度收复蛮莫。
但是，此战之后，陈用宾在腾越州西北至西南边界筑八关。这八关是：神护关(故址在今腾冲县西北孟卡山上)、万仞关(故址在今盈江县西北孟养山上)、巨石关(故址在今盈江县西北息马山上)、铜壁关(故址在今盈江县西北布哈山上)、铁壁关(故址在今陇川县西北)、和虎踞关、汉龙关、天马关，反映了明王朝在对缅甸东吁王朝采取了退缩、防卫的政策，实际上放弃了孟密、蛮莫一线而依险筑关，退守八关一线。当时就有人指出这一举措失当，认为“八关之设皆近地险隘，未足御缅。何若蛮莫设屯田建守，而以一将握兵镇之，则诸司皆有倚藉矣。”**
1604年，缅甸东吁王朝复兴以后，缅军大举北上，又攻占孟养、孟密。1606年，缅军30万攻木邦，明救兵不至，木邦失陷。今缅甸八莫、开泰以北到掸邦东北部的广大地区都落入东吁王朝的控制和统治下。
(一)清前期中缅关系
17世纪中叶，中国国内由于农民起义、清军入关等引起的大动荡，影响到中缅关系。1656年，农民军领袖李定国、白文选领导的大西军拥南明桂王(永历帝)从贵州进入云南昆明。永历帝听取黔国公沐天波的意见，于1659年初，放弃昆明，经永昌(今保山)、腾冲进入缅甸。“当然，这是孤注一掷之举。尽管这位最后的称帝者曾在广西和湖南驻留了许多年，但是他是否知道缅甸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还是大有疑问的。”*其实，无论是永历帝还是他的君臣，实际上对缅甸都知之甚少。1662年1月，吴三桂率清军10万抵达缅甸京城阿瓦郊外的旧晚坡一带，莽白将永历帝及其母亲、妻妾、儿子等送交清军。永历帝被吴三桂押回云南，于1662年6月在昆明被绞死。李定国的遗部有不少人流落在缅甸北部和滇缅边境一带。他们中一些人从事农业生产，还有一些人则成为商贩、手工业者。进入缅北矿井中的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他们对活跃滇缅边境贸易、发展缅甸北部和滇缅边境地区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其影响只是限于今滇缅边境地区。流落在缅北和滇缅边境地区的中国人带去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工艺技术，农、商、工矿等业，对发展双边的经济往来和两国人民好关系，起了积极的作用。滇缅边境地区的茂隆银厂和波隆银厂所起的作用，尤为重要。茂隆银矿所在地现属缅甸，距我国云南班洪、班老地方约100公里，波隆银厂即现在缅甸的包得温矿。茂隆银矿是云南石屏人吴尚贤创办的。周围五六百里，有矿丁至少二、三万人。波隆银矿的头目宫里雁，祖籍也是中国人，他本人可能是随桂王入缅或是大西军遗部人员。波隆厂的矿工也“不下数万”。这两个银厂在当时都已规模很大，仅茂隆厂在1746年(乾隆十一年)向清政府交纳的课银，就在一万两以上。波隆银厂和茂隆银厂所在地区，是当时滇缅边境地区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波隆银厂“商贾云集，比屋列肆，俨一大镇”。茂隆厂的情况，大致也是如此。
清初统治者的精力主要用于稳定国内的统治，较少考虑与此关系不大的外域。缅甸东吁王朝后期也日趋衰落，国内民族矛盾发展，无力继续对周边进行扩张。从1662年到1750年，清王朝与缅甸没有正式的关系。清王朝既不把缅甸看作越南、朝鲜那样的建立在共同文化根基上的“藩属”，又不将其看成是某种重要的经济作用(如暹罗的大米)的贸易对象，从一开始就没有给予高度的重视，在清初不仅迟迟不与缅甸建立正式的关系，而且采取了消极无为的政策，但求边境相安无事。在缅甸东吁王朝同属于清王朝的车里(今以景洪为中心的西双版纳)土司关系问题上，东吁王朝力图把车里纳入其势力范围，雍正帝却认为，“边夷固当将就了事，以夷制夷，但不可令其骚扰内陆可也”，对于领土的主权要求远不如缅王积极。*雍正九年(1731)，“缅酋(东吁王朝)与整迈(即清迈，在今泰国北部，当时是独立的泰人国家，与中国尤其是中国西双版纳有着密切的关系)构兵，缅目蟒古叮在九龙江遇燕鸣春，有'告知国王，明年进贡’之语。鄂文端公(云贵总督鄂尔泰)以闻，得旨：'宜听其自然，不必有意设法诱至。’”*
缅甸与清廷的“朝贡”关系始自1750年代，离清朝建立已有一百多年。清乾隆年间虽然恢复了双边关系，却对滇缅边境的华裔民间势力进行打压；在不谙缅情的情况下进行的缅清战争损耗巨大；战后缅清关系得到恢复发展，但密切程度、规模和水平都不及与越南、泰国(暹罗)。
(二)清中叶中缅关系
清中叶中缅关系由民间转向官方并没有对中国推进向西南开放起到多少积极作用，中缅边境地区中国移民从事的大规模采矿等经济活动受到缅甸和清王朝官方打压而趋于衰亡；缅清战争(1766～1770)一度阻断双边关系的发展和对外开放；战后双边经贸关系才得到较大规模的发展，主要是在滇缅之间。
清初中缅边境地区中国移民包括南明人入缅余部后裔的势力及其从事的大规模采矿等经济活动繁荣了当地经济，参加了中缅边境双边关系的发展。但是，清政府包括云南当局不仅不予支持，却视吴尚贤为“非安分之人”的活动，将吴尚贤逮捕入狱，茂隆厂纳入到清政府的控制之下；认为“该酋(宫里雁)一日不除，恐滋事端”，听任缅甸雍籍牙王朝打压。因此，在缅甸雍籍牙王朝、中缅边境华人势力与清王朝三者的关系中，清政府不仅没有主动、积极利用有利的因素推进中缅关系的发展，扩大中国的影响，反而采取使亲者痛的举措，导致桂家势力的覆没，中缅之间的缓冲地带不复存，云南边境面临缅甸雍籍牙王朝势力崛起后侵扰带来的问题，而清王朝在云南的官员又未能妥当处置，导致乾隆三十年到三十五年(1766～1770)的损耗巨大的清缅战争。
在18世纪中叶清缅之间建立直接的关系之前，茂隆厂在缅清关系的发展中，还起着中介的作用。1749年(乾隆十四年)，吴尚贤曾入阿瓦，说服缅甸国王摩诃陀摩耶沙底波蒂向清廷朝贡。1752年2月，缅甸使团由昆明赴京，吴尚贤因为熟谙缅甸情况，随同前往。但是，清朝在云南的高级宮员对吴尚贤在边境地区开办着这么大一个银厂，却别有看法。他们认为吴尚贤是“无籍细民”，“终非安分之人”，并担心“内陆无业游民群集边外，恐贻患未来”，因此，决定对他下手。缅甸使团从昆明回国时，云贵总督硕色就不让吴尚贤再回茂隆。1752年，硕色拘禁吴尚贤，没收其财产，共折合银12.5万多两。吴尚贤不久就死于狱。硕色任命新的课长，定章程，立制度，把茂隆厂完全改变为清政府的官办银厂。吴尚贤事件为清初缅清关系的一大转折。此后，缅清关系由过去以茂隆厂为中介，转变为缅清政府间的直接交往。雍籍牙统一缅甸后，发兵缅甸北部地区，先攻打以宫里雁为首的桂家在波隆(今缅甸包得温)经营的银厂。1762年，宫里雁反抗失败，遭到缅军追杀，经猛畏、耿马、孟定，进入孟连，要求内附。云贵总督吴达善认为，宫里雁“在缅构衅多砰，今复流毒，该酋一日不除，恐滋事端”。他在报清王朝的军机处后，将宫里雁杀于昆明，并把斩杀宫里雁的布告传送到缅甸。
1752年(清乾隆十七年)，缅甸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贡榜王朝的建立，缅甸实现了历史上第三次大统一。带有贡榜王朝浓厚的军事封建色彩，建立不久就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而吴达善斩杀的宫里雁，实际上是缅军北上侵扰云南的一个障碍。此后，“缅酋益无所忌”。雍籍牙王朝向孟连土司“征索货币”，并以兵威胁，使得边民“日数迁”。同时，缅军进入云南耿马，向土司勒索“花马礼”。1763年，缅军入侵西双版纳，杀死孟笼土司乃占等。滇缅边线的土司，纷纷请求云南当局予以保护，导致了1765年4月到1769年11月长达4年之久的大规模的缅清战争。乾隆帝先后任命云贵总督杨应琚、伊犁将军明瑞、大学士傅恒为主帅，前后征调官兵八万多名，耗银11300余万两。*三次征缅。清军两次出师不利，杨应琚被遣送入京赐以自尽，明瑞战死于小孟养。傅恒率师稍有进展，攻占孟艮孟养等地以后，于1769在老官屯与缅方签订和约。老官屯和约签订后，缅清关系并没有立即实现正常化。1788年，孟云派出一个100多人的使团向清王朝进贡。1790年，乾隆帝80大寿，孟云又派出使团到北京祝寿，并请赐封、开关禁，得到同意。同年6月，清高宗正式赐封孟云为缅甸国王：至此，两国完全恢复了友好关系。
在中缅关系的发展过程中，大批中国人往来于中缅之间，有不少流落、定居于缅甸。据法国人拉比尤姆的估计，18世纪末在缅甸的华侨已不下60000人。缅甸曼德勒以北地区的华侨，主要来自云南。缅清战争时期，失散、流落在缅甸的中国士兵也不少。战争结束后，仅在缅甸首都阿瓦的中国战俘就有2500人。在缅甸北部人数众多的华侨，除从事商业，还从事宝石矿、银矿的开采。在阿瓦、八莫、孟拱等城市和矿区，都形成了华侨聚居的街区，有的称为“德由谬”，即中国城。旅缅华侨对当地经济的开发和中缅两国友好关系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一时期，缅甸人民开始称旅缅华人为“胞波”(意即“同胞兄弟”)，而他们称印度人和西方人为“卡拉”(外国人)，这充分体现了缅甸人民对华侨、对中国人的友好感情。
随着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的恢复和发展，两国商人和边民之间的贸易也趋于活跃，在19世纪初进入高潮时期。当时中缅贸易以陆路为主，从云南输出到缅甸的有铜、铜器、铁器、丝绸、纸、扇、伞、针绣、水银、朱砂、水果等。从缅甸输入中国云南的有棉花、宝石、食盐、象牙、鹿等，以棉花为最重要。英国人西姆施在1800年写的《1795年出使阿瓦记》中说：“在缅甸首都与中国云南之间存在着广泛的贸易，从阿瓦输出的主要商品是棉花……沿伊洛瓦底江运到八莫，同中国商人交换商品，从水陆两路把棉花运入中国。”同一时期到过缅甸的英国人科克斯说，“实阶是(棉花输出)的主要市场，载着棉花的船只从那儿驶往中国。每船装载100捆(每捆约重150公斤)棉花。航运时间为30～40天。”据英国人克劳福特估计，19世纪20每年运入云南的棉花，价值达228000英镑，数量不下500万公斤。
(一)英国殖民势力的扩张、滇缅经济交往条件的改善和对外开放的扩大(1852～1885)
1852年第二次英缅战争后，英国侵占了整个下缅甸，极力向上缅甸扩张，并企图通过上缅甸把英国商品输入中国云南。1862年英国在缅甸的首席官员潘尔访问上缅甸，和敏同王达成协议，议定由中国输入英属缅甸的货物只需缴纳1%的进口税，而由英属缅甸输往中国的商品一概免税。1876年英缅双方签订约议。敏同王同意帮助英国通过上缅甸打开同中国的贸易关系。1869年起，英国开设了从仰光到八莫的定期航班。1874年底，伦敦《泰晤士报》报道说，“4年来，轮船航运发展，差不多每两星期开船一次。到1874年10月的一个年度结束时，载运往来八莫的货物总值达20万英镑”。到19世纪70年代后期，上下缅甸之间的贸易总额已超过300万英镑，输出和输入基本持平。从英属缅甸输往上缅甸的相当一部分商品，如棉布、棉纱、煤油等，又转输入中国云南。云南一些从事滇缅贸易的商号，由从前主要经营农副土特产品逐步转向经营日用轻工产品。商号中较早也较有代表性的，有“福春恒”，它从缅甸购进大量棉布、棉纱等，又把四川的丝推销到缅甸和印度，在腾冲、下关、昆明和缅甸的曼德勒都设有商号，建立起一个范围广大的商业网络。
从仰光到八莫的定期航班的开通，也开始了从中国西南进入缅甸后经伊洛瓦底江航道进入印度洋的近代陆水连接便利通道。光绪四年(1878年)，四川青年学子黄懋材被四川总督丁宝桢派往印度考察，7月7日由成都启程，取道藏印线在巴塘遇阻，改走滇—缅—印线，由云南中甸经丽江、大理、永昌府，至腾越厅(今腾冲)出关，过野人山，入缅甸国境，至蛮暮、新街，乘坐轮船沿伊洛瓦底江而下，过缅甸阿瓦都城(今曼德勒)，抵达仰光，改乘去印度洋大轮，行六昼夜，于光绪五年(1879年)闰3月26日抵达加尔各答，*成为近代中国从中国西南进入缅甸后经伊洛瓦底江航道进入印度洋也是到印度考察的第一人。此后中国西南人士如云南干崖土司、傣族民主革命先行者刀安仁1905年到印度考察，走的也是这条陆水连接通道。
(二)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滇缅之间的全面开放和经贸关系的新发展
1885年英国吞并缅甸后，得以直接向云南推销廉价商品，1886年，英国在八莫设海关，并派员到腾越要求保持滇缅贸易关系，扩大通商。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滇缅贸易即云南与英国殖民地缅甸的贸易，以更大的规模发展起来。英国的“中国通”认为，“缅甸的重要性还不在于它本身的贸易，更重要的是，它构成我们通往中国大陆的一部分。中国才是我们将来真正的市场”。为了打开中国西南市场，英国在与清政府签订的有关条约中，对滇缅商务作了专门规定。1894年的《中英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规定：“中缅陆路商路，答允自条约批准之日起，以6年为期，中国所出之货及制造之物，由旱道运入缅甸，除盐之外，概不收税；英国制造之物及缅甸土产，运出缅甸，由旱道入中国，除米之外，概不收税。”并规定，“以上盐米之税，不得多于海口所收之税。”1897年的《中英续议缅甸条约附款》第十二条又规定：“英国欲令两国边界商务兴旺，并使云南及条约内中国新得各地之矿务一律兴旺，答允中国运货及运矿产之船，由中国来或往中国在厄勒瓦底江(即大金沙江)行走。英国待中国之船，如税钞及一切事例，均与待英国船一律。”这些条款虽然是为了适应英国进一步打开中国云南的大门而定，但它在客观上也有利于中国云南的商品进入英属缅甸。《中英续议缅甸条约附款》十九条，将蛮允领事馆改设于腾越。1901年，腾越正式开关，龙陵设分关。1898年缅甸铁路贯通到密支那后，成为又一条贯通缅甸的交通大动脉，而且可不受伊江水道季节性枯水的影响，增强了上下缅甸的经济交往，由密支那向东，可进入当时云南商贸最发达的腾越地区；向东北则能深入西藏。因此，1885年以后，中缅陆路贸易得到更大发展，陆路贸易额1890/1891年度为162万卢比，而到1924/1925年度达2614万卢比，35年间增长了15倍。
近代滇缅贸易的发展得益于自由贸易，云南对外开放的经济动力主要来自近代经济影响下的民间资本，这对于加强中国云南同省外、国外的经济联系，起了积极的作用。近代云南滇西的一些大商号，如大理喜州帮中的永昌祥，腾冲帮中的茂恒、洪盛祥、永茂、鹤庆帮的福春恒等，无不经营滇缅贸易。他们开设的商号，遍及于云南和上缅甸的八莫、腊戍、曼德勒、孟拱等地。甚至在较为偏僻的缅甸景栋，云南人也有较大的影响。“在景栋城里有一个云南人社区，规模相当大”。“通过商业贸易关系，中国在景栋的影响十分巨大”。
第二、从中国中央政府或者封建王朝在西南方向对外经营战略和政策层面看，主要原因是历代封建王朝都没有自始至终高度重视，形成一套完整的行之有效的经营战略和政策。元代之前，虽然也有过汉代设立永昌郡之举，但总体上看中央政府对滇缅边境地区还是鞭长莫及。南诏、大理时期，限于地方政权与缅甸的关系。元代是有始无终，虎头蛇尾；明朝前期设立了缅甸、木邦、孟密宣慰使等多个土司，建立了包括更广泛地域的朝贡体系，但是，并没有能够进行有效的管控，实际上是“盛名之下，其实难符”。后期对东吁王朝侵吞木邦、孟密等地应对乏力，明王朝转向防御，退缩到“八关”，丧失了发展对外关系主动权，也反映出在缅甸方向朝贡体系的虚弱性、虚幻性。清朝即使在前期也没有采取积极进取的政策，乾隆年间的缅清战争实际上是得不偿失，后期则不能有力应对英国的侵略，又丧失了一些领土，或者丧失了对一些领土的实际管控。明、清对缅的“朝贡”制度也缺乏连续性，自明后期直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前，并没有与缅甸封建中央建立密切的关系，没有有意识地通过制度性的安排来促进中缅关系；在相当长的时期中，明清封建王朝只有在出现边境危机(往往是缅军大规模入侵)时，才对对缅关系引起高度重视，采取紧急应对政策(通常是派遣大军入滇征缅)，但事后又未能推出一套较为完整的、有利于双边关系发展和巩固边境安定的制度性安排；如遇王朝危机(如在明后期)，实际上在边境地区就采取退缩的政策，导致一些原来属于明、清封建王朝的边境地区沦落入缅甸封建王朝手中。
第三、中国明清两代西南战略和政策缺陷的主要原因，是囿于传统的朝贡体制，没有充分认识缅甸，不谙缅情，尤其是明代，一直把缅甸作为属于云南地区的土司(清初修《明史》，仍然把缅甸列入《云南土司》)，而且认为其“地在云南西南，最穷远”*，实际上即使明初的缅甸宣慰使所管辖的地区即从今曼德勒到蒲甘的伊洛瓦底江流域就是古代缅甸资源丰富、经济社会最为发达的地区，东吁王朝崛起后已经成为东南亚大陆最强大的封建国家。由于古代缅甸实行带有强烈的封建军事制色彩的兵农合一的阿赫木丹制，16世纪以后与西方殖民主义者(尤其是葡萄牙和英、法)已经有较多的交往，掌握了一些西方式的枪炮武器，加之在适应地理、气候方面的有利条件，在对明、清王朝的战争中，往往还处于有利的地位。对于这些，明清政府都没有全面深入的了解，这也是造成明、清王朝在应对滇缅边境危机时失误甚至军事远征失败的重要原因。正如著名学者王庚武所指出的：“尽管到16世纪后半期，缅甸已成为东南亚大陆最强大的势力之一，但仍被列为云南省督抚管辖下的土司”，这“对于了解缅甸政治的任何方面都是有妨碍的”。同时，“在明朝整个统治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体制都没有发生变化。这就掩盖了三个世纪以来东南亚大陆发生的政治经济变化的重要性”，“显然中国控制对外关系的僵化不变的体制使当时的明朝误人了歧途，”这反映出“传统的朝贡体制绝对没有支持积极的国际政治活动的用意”*，从而使得明王朝在处理对缅关系或者滇缅边境地区的事务中失当，没有能够在明代前期朝贡体系的基础上推进西南方向的对外开放。
第四、这一时期及其前后中缅边境也有过和平与经济繁荣发展，这主要得益于三个方面。一是中缅政府尤其是中国明清两朝政府的政策和制度建设，如明代前期的对缅近乎自由贸易的政策和“朝贡制度”，以及乾隆五十五年(1790)以后清王朝对缅甸的友好关系和“朝贡制度”的恢复。二是双边地方政府对滇缅居民的往来采取无为而治，听其自由往来，经商办厂(矿厂)时，如明末清初。三是大量华人进入缅北地区，活跃于中缅边境地区。明代前期缅北江头城、蛮莫、孟密的繁荣，明末清初滇缅边境矿业的兴盛，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以后滇缅贸易的发展，都是由于这些方面的因素造就。而这种和平繁荣景象的遭到破坏甚至毁灭性的来击，则是由于动乱、战争和政府(主要是清政府)禁止居民出入境和自由经商办厂。前一方面的威胁破坏主要来自缅甸封建王朝尤其是缅甸新的封建王朝崛起时的侵略扩张，而后一方面的威胁则主要来自中国封建王朝对边民的防范禁管；缅甸方面当时由于对中国商品、人力资源和技术的需求，对边境倒是采取开放政策的。这些方面历史，同样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第五、云南在古代中国与缅甸的关系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中缅关系的重大事件都围绕云南和缅甸北部这一广大地区展开，但明清政府对云南的防务，对云南在对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都未能给予足够重视。一旦边境有事，都只有从中原地区调集大军，而大军远道而来，情况不明、地理不熟、气候不适、后勤保障不足等原因，又往往是军事远征不顺甚至失败的重要原因。
第六、由外省入滇、由滇入缅的华人，对这一时期缅北地区和中缅边境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甚至对中缅友好关系的发展，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明清政府，特别是清政府，不仅不能利用滇缅边境地区的华人拓展双边关系，还视之为聚众生事之徒；不仅未能保护，还置有影响的华人首领如吴尚贤、宫里雁于死地，这样就不仅削弱了华人在这一广大地区的作用和影响，而且也使封建王朝在应对边境危机时，陷于不利的境地。
本期边疆学的两篇文章，探讨的是古代中国与周边东南亚两个重要国家—缅甸与越南历史上政治、经济包括民族关系史上的重大问题。其中涉及中缅关系史的一文，对于古代中缅关系与中国西南对外开放，学术界已经有大量的研究，但大多囿于“友好关系”的视角，往往回避双边关系中的问题，也疏于总结历史经验。友好关系固然是主流，问题也是客观存在，中缅关系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变迁，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也是颇为复杂性的，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需要根据史实全面分析。《元明清时期中缅关系与中国西南开放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一文以元代建立云南行省、建设驿站制度并在今缅甸北部地区设立土司以来的中缅关系为重点，对元代至清末中缅关系与中国西南对外开放作一个全面的历史考察，从6个方面总结了古代中国对缅关系与西南对外开放的成败得失。另一文涉及中越民族关系史，文章全面探讨了中越两国学者骆越文化研究的流变与分异。骆越文化是中越两国学者都很关注的问题，但是，由于问题的复杂性、研究目的、方法的差异、所掌握的史料以及对史料的理解、解读的不同，中越两国学者对涉及骆越文化流变与分异的问题，观点多有不同。《中越两国骆越文化研究的流变与分异》一文以对骆越史料的历史解读考辨为源引，分别论述两国骆越文化研究分异的源流，全面梳理中越两国骆越文化研究流变进程，展现两国骆越研究的背景、过程与特点，辨析导致两国分异产生的原因，对双方的学术争议作出了积极回应。
[作者简介] 贺圣达，男，上海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东南亚历史与现状。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