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丽波 | 分化与发展:南诏大理国时期的东部乌蛮

摘要:东部乌蛮是南诏大理国时期西南地区的重要族群,包括东爨乌蛮、昆明等,分布于雅砻江以东、大渡河以南、安宁河两岸。但东部乌蛮与东爨乌蛮并不能简单地直接画等号。东爨乌蛮与东蛮虽共源于乌蛮,在唐诏时期已分化和发展为不同的族群。从南诏后期东方黑爨三十七部的形成及其在大理国时期的不断分化与发展,以及宋代黎州诸蛮的出现来看,无论是东爨乌蛮还是东蛮各部,各族群内部已酝酿着朝向单一民族发展的趋势。东部乌蛮在元以降,大部分发展成为今天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民族。

关键词:东部乌蛮;东爨乌蛮;东蛮;南诏大理国;

作者简介:段丽波,女,(1974——),云南澄江人,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西南民族史。

一、问题的提出

乌蛮是南北朝时期出现于中国西南地区的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族群,其上承汉晋时期的昆明、叟等族群,下启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各民族,其在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分化、发展,奠定了今天彝语支民族的特点及其分布格局。

学者们从不同的视阂、不同层面,对乌蛮进行了全面关注,各类成果也层出不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乌蛮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方国瑜的《关于“乌蛮”“白蛮”的解释》从民族称谓的角度对樊绰《蛮书》中所载乌蛮进行详细解读;[1]尤中在其论文《唐、宋时期的“乌蛮”(彝族)》[2]和专著《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3]《中国西南民族史》[4]等对乌蛮的族属、源流做过研究;王文光在《西南边疆乌蛮源流考释》[5]《元代云南行省的政区设置及“乌蛮”的发展》[6]《大理国的乌蛮》[7]《宋王朝统治下的乌蛮及其民族关系》[8]《南诏国境内外的乌蛮》[9]等多篇文章中对乌蛮的源流及其在唐宋元时期乌蛮的文化、社会发展、民族关系层面进行了重点关注;郭声波在专著《彝族地区历史地理研究—以唐代乌蛮等族羁縻州为中心》从历史地理的视角对唐代乌蛮进行了一定探索。[10]

在众多研究成果中,笔者注意到,南诏大理国时期的“东部乌蛮”是乌蛮族群中一个比较重要的部分,但对这一乌蛮群体的研究似有一些认识误区,澄清对这一问题及其与乌蛮其他相关族群关系的认识,对深化乌蛮研究、拓展西南民族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二、何谓东部乌蛮

“东部乌蛮”系乌蛮之一部分,“东部乌蛮”的提法首见于尤中先生1980年所出版的《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一书,他在第三章第二节“乌蛮”中,首次以“西部的'乌蛮'”,“北部的'乌蛮'”,“东部的'乌蛮'”,为题分别论述了乌蛮族群。[3]这种论述方式,尤先生并未交代其依据,后来其在1982年发表于《云南社会科学》第5期上的《唐、宋时期的“乌蛮”(彝族)》一文中,尤先生明确提出:“'蛮’分布在不同地区,互相间的经济文化发展不尽平衡,大致可以分为西部'乌蛮’、北部'乌蛮’和东部'乌蛮’。”[2]而在其后之专著《中国西南民族史》中,[4](P250-264)尤先生也表达了相同观点。可以看出,尤先生主要是从乌蛮分布的大致地理位置即乌蛮的分布地域来进行分类表述的。后人在分片研究乌蛮时,对“东部乌蛮”的提法大多循尤先生之先例。

从分布地域的视角对乌蛮进行分块研究,确实对细化、深化乌蛮的探讨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东部乌蛮所领之部落,尤先生认为,南诏占领东部爨区以后,以拓东城(今云南昆明市)、通海城、石城(今云南曲靖市)为中心,对原来的“东爨乌蛮”各部落进行统治,从南诏到大理国统治时期,东部乌蛮先后分化为许多部,并重点详述了“东方黑爨三十七部”[4](P123-153)尤先生认为,“东部乌蛮”基本上就是南诏统一之前的“东爨乌蛮”,他们分布在今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东部、滇中地区、曲靖地区(除宣威、会泽、东川外)、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一带。而“北部乌蛮”分布于今大渡河以南、金沙江以北至滇东北、黔西一带。[2][4](P256、P252)从其分布地域来看,东部乌蛮与北部乌蛮地域相连。而事实上,在东部乌蛮或北部乌蛮所包括的族群中,并没有完全囊括这两个区域内所有氏羌系统民族,如昆明,它实则也属乌蛮群体的一部分,而且这一族群后来也成为今天彝语支民族的先民。“咸亨三年(公元672年),昆明十四姓率户二万内附,析其地为殷州、总州、敦州,以安辑之。殷州居戎州西北,总州居西南,敦州居南,远不过五百余里,近三百里。其后又置盘、麻等四十一州,皆以首领为刺史。昆明东九百里,即牂柯国也。”①所以,这种分块研究的方法确实有遗漏之处。此外,对于尤先生主张北部乌蛮包括乌蛮七部落群体的观点,其他学者也有不同看法。如郭声波先生认为,滇东北的阿芋、阿猛、阿夔、暴蛮、卢鹿、磨弥、白水七部,基本上就是被《新唐传》统称为“昆明(等)十四姓”的部落,属广义的东爨乌蛮。[10](P46)先不论此种观点正确与否,从史籍记载来看,东爨乌蛮的实际所指,与尤先生所言东部乌蛮包括的内容确实存在差异。因此,东部乌蛮与东爨乌蛮并不能简单地直接画等号。

三、东爨乌蛮与东蛮

东爨乌蛮首见载于樊绰《蛮书》。“云南界内途程第一”载曰:“石门外第三程至牛头山,山有诸葛古城,馆临水,名马安渡。上源从阿等路部落,绕蒙夔山,又东折与朱提江合。第五程至牛蛮阿旁部落。第七程至蒙夔岭。……第九程至鲁望,即蛮汉两界,旧曲、靖之地也。曲州、靖州废城及邱墓碑阙皆在。依山有阿竿路部落。过鲁望第七程至竹子岭。岭东有暴蛮部落,岭西有卢鹿蛮部落。第六程至生蛮磨弥殿部落。此等部落,皆东爨乌蛮也。”②可以看出,史料中所记之“阿等路部落”与“阿竿路部落”为同一部落,而“阿竿路部落”“阿旁部落”“阿夔部落”“暴蛮部落”“卢鹿蛮部落”“磨弥殿部落”等六大部落,皆为东爨乌蛮。

《新唐书·南蛮传》说:“乌蛮与南诏世昏姻,其种分七部落:一曰阿芋路,居曲州、靖州故地;二曰阿猛;三曰夔山;四曰暴蛮;五曰卢鹿蛮,二部落分保竹子岭;六曰磨弥敛;七曰勿邓。土多牛马,无布帛,男子髽髻,女人被发,皆衣牛羊皮。俗尚巫鬼,无拜跪之节。其语四译乃与中国通。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则置小鬼主。”③同书“地理志·戎州”载路程曰:“自县南七十里至曲州。又四百八十里至石门镇……又经邓枕山、马鞍渡二百二十五里至阿傍部落,又经蒙夔山百九十里至阿夔部落。”④从部落名称来看,《蛮书》中的“阿等路部落”“阿竿路部落”和“磨弥殿”即分别为《新唐书》所记之“阿芋路”和“磨弥敛”,且《新唐书》对这一地域民族所记更为详细。从分布地域来看,“阿芋路”位于今云南会泽一带;“阿猛”即“阿蒙”(“乌蒙”),在今云南昭通一带;“夔山”在今云南宣威一带;“磨弥敛”在今云南富源、曲靖一带;“卢鹿蛮”在今贵州威宁、大方、黔西一带,“暴蛮”在今贵州普安、兴义一带;[11](P88、90)竹子岭在今云南会泽东部、宣威北部的滇黔交界处;“石门”,即在今云南盐津西南豆沙关,属古代由蜀入滇北道之重要关隘。方国瑜先生认为,从地理区位来看,这六个部落均分布在石门道沿途,而并非是说东爨地区仅有此部也。[12](P513)也就是说,这六个部落主要是因其分布在交通沿线上而被记录下来,事实上东爨乌蛮远不止这六个部落。如郭声波先生认为,东爨乌蛮尚有“白水蛮”。[10](P46)上述史料记述了阿芋路等六部落的分布,即其主要分布于滇东北至黔西一带。《蛮书》名类第四”载曰:“西爨,白蛮也。东爨,乌蛮也。当天宝中,东北自曲靖州,西南至宣城,邑落相望,牛马被野。在石城、昆川、曲扼、晋宁、喻献、安宁至龙和城,谓之西爨。在曲靖州、弥鹿川、升麻川、南至步头,谓之东爨,风俗名爨也。”⑤按此处所记,东爨之地即为“曲靖州、弥鹿川、升麻川、南至步头”之地。这与《新唐书》所载吻合。关于西爨、东爨所指,方国瑜先生认为,西爨即《隋书》所记之建宁、兴古二郡故地,而东爨即朱提郡故地。建宁北境之升麻、磨弥也为东爨地。至于《樊志》谓步头为东爨,用以《南诏碑》而误。凡《南诏碑》之东爨,《樊志》都在西爨地,即因爨部在南诏之东境,一律称为东爨,不分西爨、东爨也。碑之“东爨悉归,步头己成内陆”。乃灭爨归王、爨崇道后而得步头,非东爨乌蛮区域。东爨即在初唐时期之曲、协、靖、麻四州,其南宁、郎州为西爨地,即以今之宣威、寻甸至武定一线为界。[12](P356-358,P351)由此可见,东爨乌蛮主要应分布在今滇东北至黔西一带。郭声波先生认为,东爨乌蛮其实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东爨乌蛮所括,从曲、靖二州到步头、宣城,包括了昆明等蛮十四姓与和蛮;狭义的东爨乌蛮即除昆明等蛮十四姓、和蛮以外以南宁州为中心的东爨地区,境域相当于南宁州都督府东部,今滇东一带。[10](P37)客观而言,史载中的东爨乌蛮所指其实有一个变迁的过程。公元938年,南诏未立国之前,东爨乌蛮所指应为曲、靖州,南诏立国后,随着对东部诸蛮的征服与治理的深入,特别是公元948年阁罗凤率兵兼并东方爨区后,“阁罗凤遣昆川城使杨牟利以兵围胁西爨,徙二十余万户于永昌城。乌蛮以言语不通,多散林谷,故得不徙。是后自曲靖州、石城、升麻川、昆川南至龙和以来,荡然兵荒矣。……乌蛮种类稍稍复振,后徙居西爨故地”。⑥使原居滇东的部分乌蛮迁至今滇中、滇西地区,是故在《南诏德化碑》中己不见载西爨而仅言东爨了。所以,到南诏后期,东爨乌蛮所指己扩大到滇东、滇东北及黔西一带。

特别地,可以从民族文献对东爨乌蛮阿芋路部的记载来一瞥东爨乌蛮分布地域的变迁过程。阿芋陡(阿芋路)部在强盛时期,其分布范围甚至从滇西大理、滇西北丽江,一直到滇北、滇中、滇东北一带。因为在彝文史籍中载:“阿芋陡地盘,上段为克吾度(地名,今云南省北部一带),超出峨嘎姆(山名,今云南省北部靠近金沙江一带),中段为洪鲁陡毕(地名,在今云南省东川境内),阻鲁洛(地名,今云南省东川)居正中,下段连珠吐勾部(今云南石林一带)。至确益奏(即南盘江)下游。左段迫默度(地名,今云南宣威市境内),右段至任洪鲁(山名,即今云南丽江玉龙雪山),包括赖署娄克(地名,在今云南丽江境内),侯乌姆(地名,在今云南丽江境内)在内。在此范围里,有五支里罗雅(家支名,属德施支系),六支那德阿迭(家支名,德施的一个分支),七支阿着(家支名),千户毕尼氏(家支名),百户麻育(家支名)。四大部毕侯(家支名)。不用多叙述。在益那默朵(地名,在今云南大理境内),有九百家扑尼(彝族支系名);在谷昌贝谷(地名,在今云南昆明市附近),不包括武乍,有八部谷麻吐(部族名),有六寨罗纪,九百家阿着。上中下地界,政令都通行。阿纳笃则贤君,建规章制度,是这样做的。”[13](P267-270)这也能从一定程度上透视出其与南诏“世为昏姻”的重要原因,而其分布范围也远非汉文史籍所载的那样,有一部分东篓乌蛮可能甚至分布到了滇西、滇西北一带。随着历史的发展,阿芋路部落在宋时被记称为“乌蒙蛮”。⑦近来有学者从历史记忆、祖源叙事等视角对滇西北丽江永胜彝族的族群认同做过探讨,有一定借鉴意义。[14]

对于上述《新唐书·南蛮传》中关于乌蛮七部落的记载,尤中先生则把其归入北部乌蛮之中。[14](P252)《蛮书》成书早于《新唐书》,《蛮书》所谓除勿邓以外的乌蛮六部落皆属东篓乌蛮的记载较为可靠。据有关学者研究,被尤先生归入北部乌蛮的这六大乌蛮部落和乌蛮部落王的出现成为三十七部崛起的基础。[15](P201-202)也就是说,南诏后期形成的东方爨区三十七部,是由滇东北乌蛮六部落及滇东地区原来的乌蛮等群体构成的。南诏后期,“封部获安”成为南诏治理东部乌蛮的重要治策,南诏不断封赐这些部落首领为地方官员,三十七部遂逐渐形成。[15](P205)

谈到“东爨乌蛮”,还有一个居地与之相近的民族群体“东蛮”,按尤中先生的划片,东蛮应包括于北部乌蛮之中,虽然两者均共源于乌蛮,但由于分化和发展的进程各异,二者所指截然不同,不能混淆。

在唐朝剑南西川节度之南,南诏的会川都督以北,雅砻江以东、大渡河以南、安宁河两岸,还分布着史书上所载之乌蛮的一部分—东蛮。[16]这部分乌蛮,因居于雅砻江以东,故被记称为东蛮。《新唐书·南蛮传》载:“乌蛮与南诏世昏姻,其种分七部落……七曰勿邓。土多牛马,无布帛,男子髽髻,女人被发,皆衣牛羊皮。俗尚巫鬼,无拜跪之节。其语四译乃与中国通。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则置小鬼主……勿邓、丰琶、两林皆谓之东蛮……勿邓地方千里,有邓部六姓,一姓白蛮也,五姓乌蛮也。又有初裹五姓,皆乌蛮也,居邛部、台登之间。妇女衣黑缯,其长曳地。又有东钦蛮二姓,皆白蛮也,居北谷。妇人衣白缯,长不过膝。又有粟蛮二姓、雷蛮三姓、梦蛮三姓,散处黎、嶲、戎数州之鄙,皆隶勿邓。勿邓南七十里,有两林部落,有十低三姓、阿屯三姓、亏望三姓隶焉。其南有丰琶部落,阿诺二姓隶焉。两林地虽狭,而诸部推为长,号都大鬼主。”⑧到了宋代,东蛮分化、发展为宋朝成都府路与建昌府交界地带的黎州诸蛮:山后两林蛮、邛部川蛮、风琶蛮、保塞蛮、三王蛮(亦称部落蛮)、西箐蛮、净浪蛮、白蛮、乌蒙蛮、阿宗蛮等十部(种),按《宋史·蛮夷四》的记载,尚有大云南蛮、小云南蛮二部(种)。这十二部(种)黎州诸蛮,其内部又由多个部落构成,如部落蛮,有“刘、杨、郝、赵、王”五族,称为五部落蛮。还可见载:“浮(应为'净’,笔者按)浪蛮、白蛮、乌蒙蛮、阿宗蛮,则其地各有服属云。”⑨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第一,东蛮的分布范围较为集中,分布于安宁河流域,北抵大渡河。大致包括了今天四川西昌、冕宁、喜德、越西、石棉、甘洛、峨边一带。[17](P115)而勿邓为乌蛮七部落之一,其与丰琶、两林一起被记为东蛮,“与南诏世昏姻”的联姻关系深刻说明了东蛮与乌蛮、三大部落联盟间密切的族源、政治关系。第二,从数量上来看,在三大部落联盟中,勿邓有二十一姓乌蛮、白蛮隶属之,两林统有九姓,丰琶领有两姓。事实上,丰琶所领远不止两姓,因为“丰巴部落,贞元中大鬼主膘傍、阿诺两姓及诸蛮部落,皆为丰巴部落”,⑩即除了这两姓之外,可能还有很多更小的“诸蛮部落”。而从乌蛮到东蛮再到更为具体的邓部姓、初裹姓、粟蛮姓等等至宋代的十多种黎州诸蛮及其各部有服属的更小更次级的群体,说明称为东蛮的乌蛮其分化和发展更加细致。从实力来看,“两林地虽狭,而诸部推为长,号都大鬼主”,两林成为三大部落联盟的首领,因此,除了各部落内部不断在发展分化以外,部落联盟也正进行着分化和发展的历史进程。第三,从其“女人被发”“衣牛羊皮’川俗尚巫鬼”等习俗来看,这部分乌蛮尚保持了汉晋时期的“昆明人”与“叟人”的风俗习惯,实行鬼主制度,其经济不发达、整个社会尚处于部落联盟的发展阶段。第四,关于东蛮的族属问题,前人虽多有研究,但学界尚无定论。蒙默先生的观点在学界影响较大,他认为,唐宋时期的东蛮三部落不是一个单一民族,而是不同民族部落组成的三个部落联盟,其中乌蛮是主要成分,但他们不是彝族先民,而是今天纳西族(含纳日)和纳木依西番的先民,当时或被称为磨些,还有被称为乌蛮别种的虚恨,他们是虚米西番的先民。[18](P129-152)也就是说,东蛮是乌蛮别种磨些蛮、虚恨蛮等族群,而非为今天彝族的先民。

由上可知,东爨乌蛮与东蛮虽共源于乌蛮,但在唐宋时期己分化和发展为不同的族群,两大族群各有其主要的聚居地域。但无论是东爨乌蛮还是东蛮各部,各族群内部己酝酿着朝向单一民族发展的趋势,从诸多种、部及其之下包括有众多名称、以姓为部名的出现可以窥见一斑。


第一部分注释:

①《新唐书·南蛮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318-6319页。

②(唐)樊绰撰,向达原校,木芹补注:《云南志补注》,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页。

③《新唐书·南蛮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317页。

④《新唐书·地理志六》,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8页。

⑤(唐)樊绰撰,向达原校,木芹补注:《云南志补注》,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页。

⑥(唐)樊绰撰,向达原校,木芹补注:《云南志补注》,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页。

⑦《宋史·蛮夷列传四》,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4231页。

⑧《新唐书·南蛮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317页。

⑨《宋史·蛮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4231-14238页。

⑩(唐)樊绰撰,向达原校,木芹补注:《云南志补注》,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6页。

四、东部乌蛮的演化

前述己知,作为东部乌蛮重要先民的“阿竽路部落”“阿旁部落”“阿夔部落”“暴蛮部落”“卢鹿蛮部落”“磨弥殿部落”等六大部落在南诏后期,与其他乌蛮和乌蛮别种等族群一起,构成了东方爨区三十七部。而东部乌蛮除了包括东方爨区三十七部外,尚有分布在滇东、滇东北广阔地域内仍被记为“昆明”的“昆明(等)十四姓”与和蛮,这些群体在唐宋时期均有不同程度的分化与发展。

唐宋时期,东方爨区三十七部蛮的发展有其特点,有的部落不断为其他部落所并,有的则是不断地从大的部落中分化出更多更小更次级的以姓为部名的小部落,因此,这个“三十七部”实则处于不断的分化、发展过程中。关于三十七部的族属问题,尤中先生[4]和李家瑞先生均认为,三十七部均为彝族;[19]但仔细分析来看,特别是从南诏立国后的民族政策来看,南诏为了巩固民族政权,曾把滇西北的么些蛮迁往滇池地区,把西爨白蛮迁往永昌之地,么些蛮迁往东部乌蛮地区后,也为乌蛮同化,成为彝族的先民。但其时在滇东南地区的三十七部之一的斡泥部,所辖即为和泥。所以唐宋时期的三十七部不仅有彝族的先民,尚有哈尼族的先民。
    从《大理国与三十七部会盟碑》(亦称《石城会盟碑》)的记载来看,东方爨区三十七部助段氏立国,故见载于史册。然三十七部作为部族的统称,自大理国时期乃至元初仍在使用,在三百余年中,三十七部的兴废分合定不同于产生之当时,但均以三十七部之名概称之。在大理国后期,在三十七部旧地设一府、四郡、一镇等政区以统摄,而以部为基层行政单位,故元初征服大理各地时,仍举三十七部的名称。[20]“自出师至此,凡二年,平大理五城八府四郡,泊乌、白等蛮三十七部”,①虽此所言之三十七部与唐宋时期的东方黑爨三十七部肯定所指不同,但据此可以看出三十七部之于当时历史的重要性。又载“元世祖征大理,凡收府八,善阐其一也,郡四,部三十有七”,②此“部三十有七”己是指行政区划之意。因此,关于“部”从族群名称到行政区划名称,有一个演化的过程。在三十七部中,绝大部分的乌蛮及其乌蛮别种最后分化、发展演化为彝语支的彝族、哈尼族等。

在东部乌蛮地区,还有屡见于史载的昆明蛮。郭声波先生认为,唐宋时期见于记载的昆明,属于广义的“东爨”。[10](P46)《旧唐书·南蛮西南蛮传》载:“牛羊柯蛮……西至昆明九百里”;又说:“西赵蛮……西到昆明。”③由上述记载可知,昆明与牂柯居地相连。“昆明”与三十七部蛮一样,开始也是民族名称,后有了地区的意义。蜀汉在建宁、牂柯相接地区有昆明,唐代亦称之。[12](P515)这部分昆明蛮,乃是自蜀汉以降不断迁居东篓地区的,《新唐书·南蛮下》曰:“昆明东九百里,即拜柯国也。兵数出,侵地数千里。元和八年(公元813年),上表请尽归牂柯故地。”④史载中的“牛羊柯”“牂柯”“牂牁”属同音异写,所指为一。关于昆明蛮的族属问题,方国瑜先生认为,昆明蛮与爨部之居民同一族属,即昆明部族之在平夷、夜郎故地者,由爨地迁居,则与爨地联系密切,而受南诏控制,亦可得而知也。[12](P517)也就是说,昆明蛮即乌蛮之别种。从昆明蛮及乌蛮的分布地望与现代民族的分布格局及相关文化来看,绝大多数的昆明蛮最终都发展为现代彝语支民族。[21]

五、结论

通过对东部乌蛮、东爨乌蛮、东蛮的关系辨析及东部乌蛮的分化与发展的探讨,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提出根据乌蛮分布区域,把乌蛮划成三大片区进行研究的是尤中先生,这种方法对细化、深化乌蛮的研究具有重要作用。但在具体的研究中,由于对史料的理解不同,导致学界对东部乌蛮所囊括的群体有不同意见。

第二,东部乌蛮包括的群体除了东爨乌蛮外,尚有“阿竽路部落”“阿旁部落”“阿夔部落”“暴蛮部落”“卢鹿蛮部落”“磨弥殿部落”等六大部落,而且这六大部落还构成了南诏后期崛起的东方黑爨三十七部的重要基础。从六大部落的地域分布及历史记载来看,他们确实属于东爨乌蛮,也即属于东部乌蛮。

第三,东爨乌蛮的含义有一个变迁的过程。南诏立国后,随着民族政策的实施,南诏国境内的民族不断被动迁徙,南诏建立之初,东篓乌蛮的分布地在今滇东北至黔西一带。随着南诏统治的日渐深入,东爨乌蛮所包括的范围己从曲、靖二州到步头、宣城,分布其中的既有乌蛮六大部落,又有昆明等蛮十四姓及和蛮,整个范围包括了今滇东、滇东北至黔西一带,己基本囊括了东部乌蛮的范围。

第四,东蛮是唐宋时期重要的乌蛮别种,其分布于雅砻江以东、大渡河以南、安宁河两岸。东爨乌蛮与东蛮虽共源于乌蛮,但在唐诏时期己分化和发展为不同的族群,两大族群各有其主要分布地。从南诏后期东方黑爨三十七部的形成,其在大理国时期的不断分化与发展,及宋代黎州诸蛮的出现来看,无论是东爨乌蛮还是东蛮各部,各族群内部己酝酿着朝向单一民族发展的趋势,从众多名称、以姓为部名的出现可以窥见一斑。

第五,在南诏后期,东部乌蛮的分化与发展趋势不断加强。总体来看,分化与发展始终是东部乌蛮在南诏大理国时期历史进程的主线。东方黑爨三十七部成为大理国倚重的中坚力量,亦成为东部乌蛮的主体,其内部也正处于不断的分化、发展状态;从族属来看,三十七部中极大部分是乌蛮,但也有少部分乌蛮别种哈泥。此外,也还有被记称为“昆明”的乌蛮群体。所以,东部乌蛮在元以降,大部分发展成了今天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民族。

第六,不论是东爨乌蛮还是昆明蛮,其刚开始是族群名称、族群概称,但随着群体的迁徙、分化、发展,东爨乌蛮和昆明蛮也成为地域的代称,东部乌蛮也如此。其实,以族名为地名,或以地名为族名,或以山名、水名为族名等等,这是中国古代民族在历史发展中的一种常见的命名现象。


第二部分注释:

①《元史·兀良合台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980页。

②《元史·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457页。

③《旧唐书·南蛮西南蛮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76页、第5275页。

④《新唐书·南蛮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3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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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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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段丽波.隋唐时期乌蛮的民族关系[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

[17]郭大烈,和志武.纳西族史[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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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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