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万历年间腾越“八关”的设置对明清中缅疆域变迁的影响
明万历年间腾越“八关”的设置对明清中缅疆域变迁的影响
[摘要] 明万历二十二年设置的腾越“八关”，是在缅甸东吁王朝不断侵扰明初所设木邦、孟养、孟密、蛮莫、八百、车里等土司，明朝在朝纲不举，“北虏南倭”边患不断，无力大规模征讨的背景下，为有效遏制东吁王朝进一步内侵而设。然“八关”之设，并没有达到“滇南之安，永保万事无虞”的目的，反而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一是“八关”的设置并没有成为有效阻止缅甸入侵的军事堡垒；二是“八关”的设置，主观上是为了防止缅甸的入侵，但客观上“八关”之设成为明朝主动放弃关外诸土司的重要标志，导致明朝疆域的大幅萎缩；三是“八关”的设置使得原本模糊的疆界呈现出清晰化的倾向，并成为清朝处理与缅甸雍籍牙王朝边境纷争的一条隐形的疆域分水岭，对清朝处理中缅边疆问题和近现代中缅疆域变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边疆土司以“八关”为界，逐渐走上了各自不同的发展历程。
[关键词] 明代；中缅；腾越“八关”；影响
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明朝为遏制缅甸东吁王朝对中缅边疆地区木邦、孟养、孟密、蛮莫、孟艮、八百、老挝、车里、陇川、干崖、南甸等众多土司的侵扰，筑八关于腾冲之边。腾越“八关”的设置，成为明清时期中缅边疆变迁的重要历史事件，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然而，学术界对于此问题的研究却略显不足，除张磊在其硕士论文《明代嘉靖至万历间中缅冲突研究》及相关论文中进行较为深入探讨外，方国瑜、尤中、贺圣达、王文光等学者虽在相关论著中所有涉及，然仅作简要介绍，尚有深入研究之必要。因此，本文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对明代腾越“八关”设置的背景、过程及影响进行了较为深入和系统的梳理，以弥补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研究的不足，就教于方家。
中缅之间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早在先秦时期，就实现了道路联通、人员互通和贸易畅通，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但是，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限于中缅古代王朝政治势力的局限，元朝以前中缅之间在边疆问题上还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冲突。随着元朝和蒲甘王朝逐渐强大，其政治势力不断向周边扩张，元代中缅之间在疆域问题的交集和冲突已在所难免。
元代至元十四年(1277年)三月，蒲甘王朝国王那罗梯诃波帝(1254～1287年)“犯干额、金齿，其地在太平河旁，距蛮莫凡七十里，其首领已内附，因向元廷告急”。阿禾告急于云南，向元军求救。元朝大理路蒙古千户忽都忽都等率七百部众昼夜兼行，驰援阿禾，以少胜多，追破其十七寨，转战三十余里，贼及象马自相蹂死者盈三巨沟，虏甚众，其脱者又为阿禾、阿昌邀杀，归者无几。从此，拉开了元朝与蒲甘王朝征战的序幕。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云南王与诸王进征，至蒲甘，丧师七千余，缅始平，乃定岁贡方物”，至此，辉煌了244年的缅甸蒲甘王朝在蒙古铁骑的血腥火影下灭亡，辽阔之疆域，四分五裂，成为若干掸邦，或臣服于中华，或俯首于暹罗，而复内战时作，昔日之宁静和平，淹然长逝。
在征讨蒲甘王朝的过程中，随着军事力量的推进，元朝加强了对西南边疆地区的设置和统治，将云南行省的统治范围扩大到“东至普安路之横山，西至缅地之江头城，凡三千九百里而远”，伊洛瓦底江上游地区皆入元朝版图，并设置了柔远路、茫施路、镇康路、镇西路、平缅路、麓川路、南睒、老告军民总管府、邦牙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八百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云远路军民总管府、木连路军民府、蒙光路军民府、木邦路军民府、孟定路军民府、谋粘路军民府、南甸军民府、蒙憐路军民府、蒙莱路军民府、缥甸军民府、孟隆路军民府、木朵路军民总管府、孟爱等甸军民府、通西军民总管府、木来军民府等统治机构，通过推行土司制度，任命当地民族势力上层进行间接统治，开创了中国边疆治理体系的新纪元。
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平定云南后，明王朝为加强对西南边疆和民族地区的统治，一方面“改行省为云南等处承宣布政使司，领诸府州县司；置都指挥使司，领诸卫所；置提刑按察司，分巡安普、临元、金沧、洱海四道，并察诸府州县司卫所；并称三司云”，推进云南政治与中原内陆一体化进程。另一方面，考虑到云南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状况，以及“云南诸夷杂处，威则易以怨，宽则易以纵”的现状，通过“受之爵赏，被之章服，俾自为治，而用夏之变与焉”的手段，在云南布政司设“府十九，御夷府二，州四十，御夷州三，县三十，宣慰司八，宣抚司四，安抚司五，长官司三十三，御夷长官司二”。其中，在今中国、缅甸、泰国、老挝等交接地区设置了麓川宣慰使司(辖境在今德宏州及边外若干地区)、木邦宣慰使司(辖境相当于今缅甸掸邦东北部地区，治所在今缅甸兴威)、孟养宣慰使司(辖境相当今缅甸八莫、开泰以北，伊洛瓦底江以西，那伽山脉以东地区，治所在今缅甸孟养)、缅甸宣慰司(即阿瓦王朝，曾臣属于明王朝，其地在木邦以西，孟养以南，今缅甸曼德勒为中心的伊洛瓦底江中游地区)、底兀剌宣慰司(在缅甸宣慰之南，旧蒲甘伊洛瓦底江以东即洞吾之地)、大古剌宣慰司(在伊洛瓦底江入海三角洲之白古，即马革为得棱子地)、底马撒宣慰司(在萨尔温江入海，丹那悉林地带，南至土瓦)、八百大甸宣慰使司(其地在今缅甸掸邦东部和泰国清迈地区)、老挝宣慰使司(其地在今老挝境内)、车里宣慰使司(辖境相当于今我国云南西双版纳)等十宣慰司，孟艮(在今缅甸南掸邦景栋一带)、孟定(在南定河流域及以南地区)二御夷府，任命当地民族头人为宣慰使、宣抚使、招讨使等职，通过土司制度笼络当地民族上层为其“谨守疆土，修职贡，供征调”，达到“假我爵禄，宠之名号，乃易为统摄，故奔走惟命”的统治目的。明处最盛之时，明代西南疆域包有今日缅甸(除阿拉干外)全部、泰国北部(景迈)地区、老挝北部(琅勃拉邦)地区、越南西北部(莱州)地区。
蒲甘王朝灭亡后，缅甸陷入分裂割据的局面。在上缅甸地区，掸族头人他拖弥婆耶于1364年建立阿瓦王朝。在下缅甸，孟族头人伐丽流于1287年建立了白古王朝。西部的阿拉干族也纷纷自立，从而开启了缅甸长期的南北对峙局面。同时，由于南下的掸族势力迭侵上缅甸，导致缅人大量南迁以避其祸，致使东吁地区成为缅族势力的根据地。他们利用相对和平的环境大力发展农业，积蓄力量。从洪武十八年(1386年)到洪熙元年(1425年)，阿瓦和白古王朝经过长达四十年的战争，实力大为削弱，而东吁由于远离战区，未遭战争破坏，人口不断增多。正如哈威《缅甸史》所载：“掸族之略境，既逼缅族南迁至东吁，从而增强其人力，况彼掌有叫棲，该地为上缅甸最富之区，又为阿瓦门户。”
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到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明吉瑜登上王位时，东吁已经发展成一股新兴的政治势力登上了缅甸的政治舞台。嘉靖十年(1531年)莽瑞体(《琉璃宫史》记为德彬瑞梯)继明吉瑜为东吁国王后，开始走上了统一缅甸，向外扩张的道路。
嘉靖十四年(1535年)，莽瑞体首先攻打下缅甸，因这一地区海道商贸发达，比北部地区富裕。1539年莽瑞体攻占白古，灭了白古王朝。随后，又雇佣葡萄牙约700名雇佣兵，携带枪铳小砲攻打卑谬。1541年，继续南下攻打当时白古最富有的马都八镇。攻占马都八后，莽瑞体屠城三日，“宫殿城镇，均被焚为废墟。被捕之王子与其眷属，虽有善为处置之前诺，卒被全部残杀，男女均罹难，贵族之被系石于颈，投入水中者，不下数十人。商人之余产均被充公输官”。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莽瑞体在白古用孟族和缅族两种仪式加冕，称为两地之王。1546年，东吁王朝远征阿拉干，在阿拉干的积极防御下未能获胜，后在僧侣的调停之下相约和好，班师回朝。1551年，莽应龙(《琉璃宫史》记为勃印囊，1551～1581年在位)继位后，继续了莽瑞体的扩张政策，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灭了阿瓦王朝，再次实现了缅甸的统一。
东吁王朝实现缅甸统一后，便于嘉靖末年开始北上，与木邦、孟养、孟密乃至陇川、干崖、南甸三宣抚司等掸族土司相争夺，造成西南部边疆更大的动乱。在东吁王朝强大的军事威慑下，边疆土司纷纷倒戈，降附缅甸。嘉靖十一年(1532年)车里宣慰使刀糯猛投靠缅甸，“以大车里应缅，而以小车里应中国”；嘉靖三十年(1551年)，缅甸攻入孟养、八百、老挝，势力日益扩张，木邦也“臣服于缅，反为向导，以窥中国矣”；万历元年(1573年)缅兵攻至陇川，“岳凤遂尽杀士宁妻子族属，受缅伪命，据陇川为宣抚。乃与罕拔、思哲盟，必下孟密，奉瑞体以拒中国”；万历七年(1579年)缅甸进攻孟养，土司思个败走腾越，途中被下属押送缅甸莽瑞体，缅甸杀死思个，尽并孟养之地；万历九年(1581年)，东吁王朝进犯姚关；万历十年(1582年)岳凤引导缅甸军队袭击干崖，夺了罕氏的大印；万历十一年(1583年)莽应里诱杀木邦土酋罕拔，并木邦地，并焚掠施甸。攻破施甸后，“焚掠施甸，剖孕妇以卜，男寇永昌，女寇顺宁。腹破得女，乃焚攻顺宁府”。继而又攻破盏达，进而窥探腾越、永昌、大理、蒙化、景东、镇沅诸郡。“盖自麓川、孟养、盏达三不援救，而后诸夷确然知中国之不可恃，而甘心臣缅矣”。
面对缅甸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万历十一年(1583年)明朝廷以南京坐营中军刘綎为腾越游击，武靖参将邓子龙为永昌参将，各提兵五千精锐进剿缅军。此时，莽应里“亦西会缅甸、孟养、猛密、蛮莫、陇川兵于猛卯，东会车里、八百、孟艮、木邦于猛炎，复并众入犯姚关”。在当地土司军队的配合下，刘、邓军队在姚关以南的攀枝花地大破缅军，杀死耿马土司罕虔和湾甸州土司景宗真，俘虏景宗真之弟宗材。攀枝花大捷后，刘綎率兵收复陇川、孟密，一直打到了阿瓦，扭转了明缅战争中的颓势。
刘綎击败缅军后，“夷缅畏綎，望风内附者踵至”，木邦土酋罕凤、迤西土酋思义都杀了缅甸使者，投归明王朝。孟密安抚土舍思混也派其弟思化前来投降，献出了大象和缅王发给的印章。陇川叛酋岳凤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正月率众投降，“尽献所受缅书、缅银及缅赐伞袱器、器甲、刀枪、鞍马、蟒衣并伪关防一颗”。然而，云南地方官吏图近功而无远谋，将前来投诚的岳凤及其子曩乌，俘解京师，以“岳凤父子本以华人，甘为逆党，三宣六慰，远近震惊，实神人所共愤，王法所必诛者”为由，最后将其磔于市，尽诛其妻子族属。诸夷得知岳凤全家被明朝所杀，产生了惧怕和疑虑，于是“猛密思忠惧，复率锡波思奇投应里，诸夷复多叛”。正如光绪《腾越州志》所载：“岳凤乞降，既受之矣，又复有功，其降可宥，其功可赏，而反诛之，凤则冤矣。而坐失事机，不尤可叹，恨哉！”。冤杀岳凤，尽失民心，致使投明之边疆土司转而附缅，这不得不说是万历年间明朝在处理边境问题上的一大失误。
万历十二年(1584年)，刘綎在威远营与边境诸夷盟誓，以期“以夷攻夷之效。财不费而国威愈张，师不烦而军威益振。共集堂堂之阵用，成赫赫之功”。同年，明廷以平陇川功，赐云南巡抚刘世曾一品朝服，加侍郎衔；黔国公沐昌祚加太子太保，赐蟒玉；升刘綎、邓子龙为都督同知、副总兵。
然而，中缅之间的战争并没因此告一段落。万历十三年(1585年)以后，缅军继续入侵边境各地土司。万历十五年(1587年)，缅甸进攻孟养，攻克密堵、送速两城，后被金腾兵备李材收复。同时，八百大甸上书请明朝出兵助其摆脱东吁王朝统治，但明朝并没有给予及时回应。万历十六年(1588年)，蛮莫思顺等投缅，莽应里以兵攻孟密，当地土司不能收，孟密遂失。万历十八年(1590年)，莽应里为报密堵、送速两城之怨，再次进兵攻打孟养，并占猛拱、猛广之地。万历十九年(1592年)，莽应里围攻蛮莫，被邓子龙击溃。万历二十年(1592年)，莽应里派阿瓦、孟养兵进攻蛮莫，邓子龙率军迎击，双方大战于控哈，斩首百余级后，缅军退屯沙洲，明军无船进攻，相持月余后，缅甸撤军。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缅甸纠集猛拱、孟养、孟密等地土司大举入犯，号称有大军三十万，战象百头，分兵三路入寇，“一入遮放、芒市,一入腊撒、蛮颡，一入杉木龙，并出陇川”。当时云南巡抚陈用宾正驻镇永昌，命参将王一麟夺回等炼，中军卢承爵出雷哈，都指挥钱中选、张先声出蛮哈，守备张光胤出打线，分路出击。在这次交锋中，缅甸以老弱士兵及象、马为诱饵，多次被明军俘获，使明军将士产生了轻敌思想，急于冒进，终落入缅军包围，损兵折将。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自明代嘉靖年间起，随着缅甸东吁王朝的崛起，以及实现了缅甸据蒲甘王朝之后的又一次统一后，其势力不断北扩，侵扰明王朝在洪武、永乐时期设置的木邦、孟养、孟密、蛮莫、孟艮、八百、老挝、车里、陇川、干崖、南甸等众多土司。莽应龙时期，东吁王朝已将北缅、掸邦、与暹罗等均入版图，各地所征集之兵，数近十万，武功之盛，盖为缅甸恒古为以后者也。莽应里(1581～1599年)时期，东吁王朝与明王朝更是连年征战不休，尤其是万历九年(1581年)以来，“滇民服甲枕戈，行齎居送，如孟养、孟拱、景迈、雍会、猛乃、夕波、落著，及雍罕、允墨等贼为莽奔走，或犯蛮莫、扰三宣，岁无虚日”。连年的征战，使得云南“刍粮之耗费者以数十万计，士马亡佚者以千百计。而小民之转输，数钟致一石，驿递之困难，数家供一差，全滇萧然”。而此期间，中国明朝则日益衰败，明世宗、神宗竟有二十余年不视朝政。嘉靖时期，严嵩专权，加之北有蒙古鞑靼俺答汗寇边，东南沿海有倭寇经常侵扰，国力日衰。神宗万历年间，虽经张居正改革，经济社会有所革新，然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病逝后，万历新政随之终结。之后，明廷又发动平定西北蒙古人哱拜叛变的宁夏之役、抗击日本丰臣秀吉政权入侵的朝鲜之役和平定苗疆土司杨应龙叛变的播州之役。在明朝内忧外患之际，虽然缅甸东吁王朝侵扰日深，然“夫缅之为滇患也已久，然以北虏南倭视之，实狐鼠已耳”，在整个“重北轻南”的边疆治理体系中，中缅之间的冲突一直没有引起明王朝足够的重视，也不是其边疆政策的重点。
另一方面，明初为加强对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统治，在民族地区设置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等机构推行土司制度进行统治外，还在元代的基础上推行卫所和屯田制度，设立一套完备的军事统治制度，并迁徙内陆居民到云南进行屯戍。其中，在中缅交界地区先后设置了永昌卫(永昌府治西南)、金齿卫、镇安所(永昌府施甸)、镇姚所(永昌府姚关)、右甸所(顺宁府右甸)、腾冲卫等。其军士来源，“有从征，有归附，有谪发。从征者，诸将所部兵，既定其地，因以留戍。归附，则胜国及僣伪诸降卒。谪发，以罪迁隶为兵者。其军皆世籍。此其大略也”。按照明代户籍管理规定，卫所军士既入军籍，则为世籍军户，妻室同行，到指定地点屯田戍守，不许改变和随意迁动，也不能逃亡。然到了明朝中后期，屯田被豪强不断侵占，亩数日减，大量军士逃亡，卫所制度逐渐衰落。正如冯应凤《地方紧急军情并并述边境始末疏》所载：“滇自岳、罕伏诛后，定兵额止一万二千，而数年以来缅不犯。自十七年，两营鼓噪，将削而兵不满三千，缅遂乘虚而起，蹂蛮莫，逐思远于逸西，似有因也。”
因此，云南巡抚陈用宾为防止丢失西南边境更多的土地，在刘綎、邓子龙取得阶段性胜利后，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筑八关于腾冲之边，曰万仞、曰神护、曰巨石、曰铜壁、曰铁壁、曰虎踞、曰天马、曰汉龙，每四关设一守备戍之”。关于八关的建设情况，详见于天启《滇志》，兹辑录如下：
铜壁关，在布领山顶，台周三十丈，高二丈二尺，楼高五丈四尺，公署二所。控制蛮哈、海墨、蛮莫等要路。
巨石关，在户冈习马山顶，台周三十丈，高二丈五尺，楼高五丈八尺，公署一所。控制户冈、迤西要路。
万仞关，在吊桥猛弄山，台周三十丈，高二丈八尺，楼高七丈三尺。控制港得、港勒、迤西要路。
神护关，在盏西邦中山，台周三十丈，高三丈，楼高五丈四尺，公署一所。控制茶山、古勇、威缅、迤西等路。
铁壁关，在等练山，台周三十丈，高二丈五尺，楼高五丈七尺。控制蛮莫等要路。
虎踞关，在帮杭山，台周三十丈，高二丈六尺，楼高六丈二尺，公署一所。控制蛮棍、遮鳌、光脑、猛密等路。
天马关，在邦欠山，台周二十六丈，高二丈三尺，楼高四丈四尺，公署一所。控制猛广、猛密、猛曲等路。
汉龙关，在龚回要害，台周二十六丈，高二丈六尺，楼一座，公署一所。控制猛尾、猛广、猛密、猛育、垒弄、锡波要路。
根据史籍所载，明万历所设八关大致地望为铜壁关，故址在今云南盈江县西北布哈山上；巨石关，故址在今云南盈江县西北息马山上；万仞关，故址在今云南盈江县西北布哈山上；神护关，故址在今云南腾冲县西北孟卡山上；铁壁关，故址在今云南陇川县西北；虎踞关，其地在今陇川县西南境外；天马关，故址在今瑞丽县西南境外；汉龙关，故址在今瑞丽县南部境外。可见，八关之设，虽意在抵御缅甸东吁王朝的侵扰，然从所设地望可知，明朝八关已将明初在中缅交接之处所设之木邦、孟密、孟养、蛮莫、八百、孟艮、老挝等土司俨然拒之关外，预示着明朝统治者主观上放弃了对以上地区的控制权。
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明朝因设八关、二堡于三宣要害之地以防御缅甸。为解决戍守八关二堡军士的口粮生计，明朝又于猛卯(今云南瑞丽)筑平麓城，并于户撒、腊撒、杉木龙等地大兴屯田。二年小成，免其赋；三年大成，始什一而赋之。
综上所述，明代在腾越之边的“八关”，是在明朝嘉靖、万历年间面对缅甸东吁王朝不断扩张，侵扰边境，而明朝又面临“北虏南倭”的侵扰和朝纲不振，无暇对缅甸进行大规模征讨的窘境下设置的。正如李本固所言：“夫滇南大事，譬之一家，苍洱以东则为堂奥，腾永则其门户，三宣、蛮莫则其藩篱也。所贵乎藩篱者，谓其外御贼寇、内固门庭，使为主人者得优游堂奥，以生聚其子姓、保有其货财。”为达到有效阻止东吁王朝侵扰的目的，明朝不得已设置“八关”作为军事防御体系，其目的是“更宜筑关建堡，设大将旗鼓以控制要冲，立诸司衙门而相为犄角。遂行屯田之策以足食，而财可以富，保障坚于未形，及练土著之民以足兵，而力可使么麽庶几无患。由是，雨霁云开，见陇树苍山之色，风清庭静，断羗红番管之声，而滇南之安，永保万事无虞矣，地方幸甚，国家幸甚”。
然而，“八关”的设置，并没有达到“滇南之安，永保万事无虞矣，地方幸甚，国家幸甚”的效用，反而在明清时期中缅边境纷争和疆域变迁中起到了消极的作用。具体而言，主要表现的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八关”的设置并没有成为有效阻止缅甸入侵的军事堡垒。“八关”虽遏控要道，然布防兵力有限，“以上营房，俱有营房二十五间”，“一关设兵把隘，不过二三十名”。可以说，“八关”兵防是虚有其名而无其实。因此，“八关”设置后，缅甸并没有停止对明朝西南边境的攻伐。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缅甸令思仁、丙测等进攻蛮莫。“夫蛮莫，何地也？三宣之藩篱也。三宣，腾永之垣墉也”，蛮莫失，则三宣危。于是明朝派参将吴显忠遣兵击溃，并斩杀了丙测；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缅甸进击孟养思轰，为明朝击溃；万历三十年(1602年)，缅甸为夺取孟密等地宝井，出动十几万军队进攻蛮莫；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缅甸进攻孟养，土司思轰兵败身亡，缅甸任命思华占据其地；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缅甸出动30万大军围困木邦，明军救援不及，木邦失陷。可见，“八关”设置以后，虽然有效阻止了缅甸对关内的侵扰，但关外蛮莫、孟密、孟养、木邦等地的争夺却一直未终。直到万历三十四年以后，中缅战争之间的战争才基本上停止。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东吁王朝连年征战，农田荒芜，乏人耕种，导致经济崩溃，“至于人食人肉，公开屠宰，父母不得已而食其子女，子女不得已而吞其父母”。加之莽应里在位期间，缅甸境内北至孟拱，南及毛备，各地叛乱不断，鲜有一年不从事国内平叛之战事。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莽应里分五次攻伐暹罗，结果出征战士，归者仅约半数。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暹罗军队反攻缅甸，围困白古，莽应里之堂弟致书阿拉干首领，共同反抗莽应里，并最终攻陷白古，俘获莽应里。白古陷落后，缅甸出现了十六年的诸侯分割状态，阿瓦、卑谬、东吁、沙廉、景迈诸小邦与其他更小之土邦，各自为政，已无力外侵。正如包见捷《缅甸始末》所载：“其后，用宾所遣使人黄龚至暹罗，暹罗与龚要约，因发兵攻摆古，墟其地。是后，屡为暹罗、得楞所攻，疲于奔命，不复内犯。”
其次，“八关”之设成为明朝主动放弃关外诸土司的有力佐证，导致明朝疆域的大幅萎缩。如前所述，明初朝廷曾在中缅交接地区设置了麓川、车里、孟养、缅甸、木邦、大古剌、底兀剌、底马撒、老挝、八百大甸等十宣慰使司和孟艮、孟定二御夷府。尤其是明正统十一年(公元1446年)设置陇川宣抚司后，中缅边境形成了南甸宣抚司、干崖宣抚司、陇川宣抚司，以及缅甸军民宣慰使司、木邦宣慰司、孟养宣慰司、车里宣慰司、八百大甸宣慰司、老挝宣慰司等所谓“三宣六慰”为代表的边疆战略缓冲区，共同拱卫云南。“夫六宣慰者，乃国家西南之极际者也。其实腾永之外藩，轮广八九千里，上古无论自汉唐宋以后，咸不能有之。我朝威德，无往不被，乃置六宣慰，曰木邦、曰缅甸、曰八百、曰车里、曰老挝、曰孟养，一宣抚曰猛密，咸为之正疆界，明爵级。二百年来，酋长安其位，彝民安其生。”然而，明朝嘉靖年间东吁王朝统一缅甸后，其势力进一步北扩，不断侵扰明初设置的众多土司。面对缅甸的侵扰，明朝于万历二十二年设置“八关”，意味着主观上放弃了设置在“八关”以外的蛮莫、猛密、孟养、木邦、老挝、八百等地统治。于是，明初设置的众多边疆土司，在“八关”设置前后纷纷为缅所侵占。底兀剌宣慰司、大古剌宣慰司、底马撒宣慰司早在东吁王朝统一缅甸前后便以脱离明朝统治；万历七年(1579年)，缅军进攻孟养，思个孤立无援，败走腾越，中途为其属下所执，押送投奔莽瑞体，终因不屈遇害。于是，缅甸尽并孟养地；嘉靖年间，八百宣慰司被缅甸兼并，八百土司避居景线，名为小八百，此后“朝贡遂不至”。万历十五年(1587年)，八百大甸曾“上书请恢复”，但明王朝官吏没及时上报，终为缅甸所并；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缅甸三十万大军围困木邦，罕氏“请救于内陆，不至。城陷，罕衤盍被掳，缅伪立孟密思礼领其众。事闻，黜总兵官陈宾，木邦遂亡”。万历四十年(1612年)，老挝贡方物，“言印信毁于火，请复给”。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入贡明廷铸宣慰司印补发后，老挝土司“自是不复至”；嘉靖年间，车里宣慰使刀糯猛投靠缅甸，“以大车里应缅，而以小车里应中国”。天启年间，缅甸攻打车里，“中朝不及问，车里遂亡”。可见，由于明朝政府主动放弃“八关”之外区域的政治统治，导致明朝末期出三宣之外，明初设置的麓川、木邦、孟养、缅甸、底兀剌、大古剌、底马撒、八百大甸、老挝、车里等宣慰司均为缅甸所窃，或自立域外，明朝的疆域大幅龟缩。正如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所载:“云南所统，自府、州、县外，被声教者凡有九宣慰司、七宣抚司，其底马撒与大古剌、靖安三慰，久为缅所夺，滇中可以调遣者，惟车里等五夷，并缅甸为六慰，与南甸等三抚而已。迨至今日，三宣六慰尽入缅舆图中。”
再次，“八关”的设置对清朝处理中缅边疆问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古以来，中国封建王朝均奉行“古者天子，守在四夷”的疆域观念，通过与四夷建立藩服制度，对周边民族势力进行羁縻统治，来达到守土安边，拱卫中原的目的。因此，中国古代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呈现出由内而外逐渐衰减的特征，边疆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并没有形成严格的疆域界限。对于边疆地区，中原王朝也常以“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靡不绝”而待之。因此，中央政府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力都较为薄弱，致使边疆地区在地缘政治方面带有孤悬外逸的特征，社会历史方面带有离合漂动的特征，现实发展方面带有积滞成疾特征，文化心理方面带有多重取向的特征。明清时期，是中国国际地位发生变化的转折时期。随着西方列强的接踵而至，以中国为主导、以封贡为纽带的东亚藩属体系被逐渐打破，中国和周边国家逐渐实现了由封建王朝向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古代疆域逐渐定型。
明代“八关”的设置，主观上是为了防止缅甸的入侵，但客观上却导致明初设置的木邦、孟养、缅甸、底兀剌、大古剌、底马撒、八百大甸、老挝、车里等宣慰司均为缅甸所窃，明朝疆域大幅萎缩。更为重要的是，“八关”的设置，使得原本模糊的疆界呈现出清晰化的倾向，并成为清朝处理与缅甸雍籍牙王朝边境纷争的一条隐形的疆域分水岭。满清入关后，虽有“各处土司，原应世守地方，不得轻听叛逆招诱，自外王化。凡未经归顺，今来投诚者，开具原管地方部落，准与照旧袭封；有擒执叛逆来献者，仍厚加升赏”的诏令，但在处理具体边务时，已经明显表现出默认明代“八关”的意识和观念。吴三桂治滇时期，曾先后于顺治十七年(1660年)和康熙元年(1662年)为南甸、陇川、干崖、孟卯、遮放、芒市、盏达等“八关”之内七土司册封上奏朝廷，却没有对关外木邦、蛮莫、孟密等土司积极进行抚化。康雍时期，木邦土司因虽然有两次内附之意，但因为清王朝已经默认“八关”界限，因此表现得非常谨慎，不愿因此重开边衅。乾隆“征缅之役”时，清政府曾一度在车里边外广阔的地域内重新设置了众多大小土司，试图将明代归附缅甸的地区重新纳入帝国版图，但无奈“征缅之役”成效不大，最终也不得不默认了明代以来边外土司归附缅甸的现实。可以说，明代“八关”的设置，已经影响了清朝在处理与缅甸边疆土司的观念和意识，已经默认了关外土司归缅甸统治的事实，放弃了恢复了明王朝全盛时的版图。随着时间的推移，“八关”的政治军事文化意义慢慢深入人心，而边疆土司也以“八关”为界，逐渐走上了各自不同的发展历程，对近现代中缅边疆的变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为方便阅读，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