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导报》“书坛精英”栏目访谈——赵社英（标题：《“拟古”的真正目的是通达与流变》）
《书法导报》“书坛精英”栏目访谈
“拟古”的真正目的是通达与流变
——赵社英访谈
本报记者 黄俊俭
黄俊俭：你认为，不管学习书法中的任何书体，首先得过技法关。而技法关中，最重要的是笔法关、字法关。笔法不过关，则点画、线质不过关，则控笔能力不过关；字法不过关、则体势就形同虚设，徒有其表了。那么，对于学书之人来说，怎样才能过技法关？有无标准？
赵社英：过技法关没有捷径，只有临古。但最好是在有经验的老师指导下，才能获得正确的临古方法，如在笔法“起、行、收”的总体概念下所派生出的各种用笔方法，包括长短、形状、方向、位置等，也包括何时提、何时按、何时转、何时顿挫、何时收放、何时藏露等，当然还包括如何找到准确的发力点等。那么，字法相对于笔法更加重要，如何解决和处理好字形结构的欹正关系、俯仰关系、向背关系、开合（聚散）关系、疏密关系等，是字法的关键和核心。方法不正确，则事倍而功半；方法正确，则事半而功倍了。所谓标准问题，就是以古代经典法帖为标准，别无标准可言。
黄俊俭：长期以来，临帖与创作如何转换的问题是困扰学书之人的一个难题。你认为，要跨越这道坎，必须得过临帖中“二度创作”这一关（其中包括读帖关）。你能否解释一下你所讲的“二度创作”的含义？并以你自身的学书实践，谈谈你是如何迈过“临帖与创作”这道坎的。
赵社英：有关临帖中“二度创作”的问题，我已在自己的几篇小文中阐述过，这里不再赘述了，但我的实践可以和同道们交流一下。在多年的摹临古代经典法帖中，我总结得出所谓拟古“三步曲”：第一步，对话古人，多读少临。因为初识古帖多有生疏之感，无所谓手感。此时若多临而少读，甚至不读，势必导致机械而盲从，形神皆难入古，久则生厌，进而积习成癖、积重难返了。所以，要多读帖，读懂帖，与古代经典对话，读它千遍也不厌倦，久之则心生欢喜之情。此时再临，手自然就顺了，手顺则事半而功倍。其实，读书也是这样，粗读、细读、精读，循序渐进而已。第二步，形神兼顾，保质求量。临古进入这个阶段，基本上是有感觉地临写了，必然要兼顾形神变化。眼光也随之起了变化，由焦点透视进而转化为散点透视，即由局部而全貌了。随着功课量的增大，就要注意质量了，重点转移到对字形结构的分析上，即对字“势”的欹正、俯仰、向背、开合、疏密等关系的分析研究上。由量变到质变，是一个必然过程，此时的你，似乎大有一种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的感觉。第三步，临古升华，二度创作。此时的临古已不再是亦步亦趋、小心翼翼了，通临、节临、选行、选字等皆由个人安排。一般到了这个阶段，基本上可以背临古帖，即可以适当加入自己的想法了，也就是可以进入“二度创作”阶段了，按照作品形式进入临创实线，力求古中有我、我中有古的效果，亦临亦创，临创合一，然后对照差距，进行有针对性的修正。当然，这里是有个体差异的。但是，除了禀赋极高者外，常人经过这三个阶段的学习训练后，也足以改掉恶习而与古代经典法帖靠近了。
顺便说说流变。所谓流变，就是流传变化。纵观中国书法史的发展脉络，“流变”是永恒的主题，“盖结字因时相传”。如果没有流变，就不可能有书圣王羲之等历代书法大家的出现，更不可能有中国书法的演变史。但是，流变的过程是建立在传统根基上的流变，而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而，流变的前提是通“情”达“理”，这个“情”是传统经典的情本，这个“理”是传统经典的理数，不通“情”达“理”，背离传统，数典忘祖，变则何益？所以，通达而能流变，才是“拟古”的真正目的。不变是相对的，变是永恒的，然而又是万变不离其宗的。书法的通就是要弄通用笔的道理、结字的道理、用墨的道理，以及分间布白的道理，而要弄通这些道理，除了大量阅读和临古之外，似乎没有任何捷径，所谓厚积薄发吧。流变之际，观照两条线的流变过程，即纵线（传统）流变脉络和横线（当代）流变脉络。纵线为主，横线为辅，则为善变者。
黄俊俭：对于学书的取法，你有着自己的见解。你认为“至于备受书法界关注和宠爱的王铎、傅山书法，我也曾拜学过，但终究难以沉迷其中，原因是我无法进入他们的书法世界，难以捕捉甚至难以融入他们的思想脉络，如徐渭、八大山人之书法，我只能高山仰止了，抑或这就是所谓'中庸’也未可知了。毫无办法，这是我个人学书的感受和选择”。那么，你学书的取法对象是什么？也请谈谈你的学书之路。
赵社英：从3000多年书契历史的发展来看，经典碑帖浩如烟海，无限广大。然而，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所以必须要有所选择和侧重，否则只是徒费光阴耳！我的侧重点完全是个人偏好，走一条“碑帖融合”的创作道路。有人指出，碑帖不能融合，主张碑就是碑，帖就是帖，应该各行其道。其实，“碑帖融合”已不是今天的发明，有资料表明，唐碑中已出现了碑帖融合的迹象，清末至民国时期则更加明显，只是不够完善罢了。如康有为、赵之谦、何绍基、于右任等，他们的底功都是帖学一脉。通过资料显示，今天我们所发现的文献资料，是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比拟的，有了如此丰富的文献资料，足以使我们的想象力更加丰富和靠谱。况且碑的范畴很广，秦汉、魏晋南北朝，甚至唐宋都有碑刻和摩崖石刻，远不止“魏碑”那么简单的一种体式。时至今日，“碑帖融合”已经是自然而然的事，并非“横空出世”的奇葩。然而，无论什么样的选择，都必须建立在“本源”这个基础之上。只有扎根本源的创作，才能融入时代大文化共识前提下的主流，否则也是枉然。
黄俊俭：钱钟书在《宋诗选注》的序言里写道：“诗歌的世界是无边无际的，不过，前人占领的疆域越广，继承者要开拓版图，就得配备更大的人力物力，出征得愈加辽远，否则他至多是个守成之主，不能算光大前业之君。所以，前代诗歌的造诣不但是传给后人的产业，而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向后人挑衅，挑他们来比赛，试试他们能不能后来居上，打破记录，或者异曲同工，别开生面。假如后人没出息，接受不了这种挑衅，那么这笔遗产很容易贻祸子孙，养成了贪吃懒做的膏粱纨袴。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
实际上，这段话讲的是继承与创新的辩证关系问题。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我们如何才能有效地冲破前人的藩篱，开辟自己的艺术新天地，是每一位书法家都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当然，对于继承与创新这个问题，许多书法家都发表有自己的高见。如果用百分比来表示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在你的学书之路中，“继承”占百分之几？“创新”又占百分之几？
赵社英：继承传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根本，事关民族的存亡。没有良好的继承，就没有所谓的创新，也正是我上面所说的，离开“本源”，一切都是枉然。那么，创新又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没有创新，也就没有进步，不进则退，不进则腐，则失去鲜活的生命力。继承和创新，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不继承，就无所谓创新；不创新，也就无所谓继承。也即是继承是为了创新，而创新是为了更好的继承。前面说过，继承和创新，是纵横两条线，纵线“传统”，横线“当代”，纵线为主，横线为辅，比例分配，不言而喻。那为什么说创新是永恒的话题？时代使然，不新也新。
黄俊俭：谢谢你接受我的采访。
（访谈发表于2019年10月9日出版的《书法导报》第十版）
黄俊俭，《书法导报》副总编辑、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河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书法家协会新闻出版传媒委员会秘书长、中央财经大学当代书法研究中心研究员。
微信号：13700873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