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查多:学校故事

学校坐落在科斯塔街,是个围着木栅栏的双层小房。那年是1840年。那天,五月的某个周一,我在公主街徘徊了片刻,盘算着早上要去哪里玩儿。我在圣迪奥古山和圣安娜广场之间游移不定,当时的圣安娜广场还没有建成现在这个公园,不是个绅士出入的场所,而是个乡土气十足的地方,几乎无边无际,洗衣妇、野草和散养的驴子散布其中。小山还是广场?这是个问题。忽然,我自言自语道,还是去学校吧。接着,我便朝学校走去。原因嘛,是这样的。

上星期,我逃了两天课。事情败露后,遭到了父亲的惩罚,他拿棒子打了我一顿。那顿打让我疼了很久。父亲是军械厂的一名老员工,严厉而苛刻。他希望我以后能拥有显赫的商业地位,急切地想要看到我具备商人的基本素质——读,写,算数,然后安排我当柜员。他还时常向我念起那些从柜台起家的大亨的名字。好了,那天清早,是上次那顿打的记忆把我带回了学校。我可不是一个品行端正的孩子。

我小心翼翼地爬上楼梯,以防被老师听到。我及时赶到了教室。三四分钟之后,老师才走进来。他脚蹬熟山羊皮凉鞋,步履轻柔依旧;外穿褪色但干净的帆布夹克,裤子笔挺而洁白,衬衫领松开。老师名叫普力卡尔普,约莫五十来岁。他一坐下,便从夹克中掏出鼻烟盒和红色手帕,放到抽屉里,然后用眼睛扫视教室。孩子们在他进来时起立,现在都坐了下来。一切都井然有序。接着便开始上课了。

“皮拉尔,我需要和你谈谈。”老师的儿子对我低声说。

这小矮子名叫雷蒙多。他温吞,勤奋,反应慢。别人三五十分钟能掌握的,他得花上两个小时。时间帮他战胜了脑子无法立即搞定的事。而且,他十分害怕他父亲。他是个纤弱、苍白的孩子,有张病恹恹的脸,开心的时候很少。他在父亲之后走进学校,在父亲之前离开。比起我们,老师对他更严格。

“你想干什么?”

“等会儿。”他颤巍巍地回答。

写作课开始了。让我自己说我是学校里最优秀的学生,实在有些困难,但我的确是。出于一种可以理解的顾虑,以及对完美风格效果的考量,我也不能说我是最聪明的,但我有这个自信。你们看好了,我可既不苍白也不怯懦:我有健康的肤色和钢铁般的肌肉。比如,在写作课上,我总是完成得比所有人都早,之后就在纸上或板上剪刻鼻子,这种消磨时光既无高贵也无灵魂可言,但自始至终纯真无邪。那天也同样如此。我急匆匆地写完了,接着急匆匆地仿造起老师鼻子来。我给它赋予了五六个不同的姿态,现在能想起的有疑问、惊叹、怀疑和思索。我那时还用不了这些词,毕竟我只是个初学写字的可怜的小学生。然而,我却本能地刻出了那些神情。其他人也逐渐写完了。我也没有别的法子,只能住了手,提交作文,回到我的座位上。

老实说,我后悔来学校了。我现在被困住了,心急火燎地想到外面。我想起了广场和小山,想起了其他游手好闲的小孩儿,奇科·泰亚,阿梅里库,卡洛斯·德斯·伊斯卡丁亚斯,街区乃至全人类的脆弱的花朵。绝望到极点之时,透过学校的玻璃窗,我看到,在蔚蓝色的天空之上,在利夫拉门图山巅之上,飘着一只纸风筝。它又高又阔,被一根长绳牵系,在空中鼓胀起来,是个高傲的玩意儿。而我却在学校,端坐,双腿紧闭,膝盖上摊开阅读书和语法书。

“我真是个傻子才来学校。”我对雷蒙多说。

“别说这话。”他低声说。

我瞧着他,他的脸色愈加苍白。这时,我再次想起,他想求我做一件事。我问他想要我干什么。雷蒙多又开始了颤抖,然后,迅速地对我说,让我等一会儿,说是一件特别的事。

“皮拉尔……”几分钟后他窸窸窣窣地说。

“是什么?”

“你……”

“你什么?”

他用眼瞟着父亲,又瞟向其他孩子。其中一个孩子,库尔韦卢,正满目狐疑地注视着他,雷蒙多提示我这个情况,请我再等几分钟。我承认,我的好奇心开始燃烧了。我望了望库尔韦卢,他看起来很专注。可能只是简单而随便的好奇,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但也有可能是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儿。这个库尔韦卢有些顽皮。他十一岁,比我们都大。

雷蒙多想让我干什么?我还是坐立不安,动来动去,小声和他说话,要他告诉我那是件什么事儿,也说没有人会注意到我和他。或者,等到下午……

“下午不行,”他打断我,“不能等到下午。”

“那就现在……”

“爸爸看着呢。”

老师真的正盯着我们。他对儿子更严厉,因此,总是用眼睛寻找着他,以便更好地控制他。不过我们也十分聪明,赶紧把鼻子埋进书里,继续读书。终于,他累了,拿起日报,就三四页,他读得很慢,品味着意见与激情。别忘了,我们正处于摄政统治的最后时期,公众情绪十分激越。普利卡普肯定属于某个党派,但我未能调查出这点。对于我们,戒尺是他所拥有的最邪恶的一样东西。它就挂在窗框的右边,睁着五只恶魔般的眼睛。只需要举起手,解下来,挥舞就行。用平常的劲儿,但那也真不轻。因此,如果赶上政治热情支配他的时候,我们就不用挨打了。那天,至少我觉得,老师在津津有味地读报纸,他不时抬起双眼,或者抓一撮鼻烟,但马上就转回报纸,认真阅读。

过了一会儿,也就十几分钟,雷蒙多将手伸进裤兜,看着我。

“知道我这儿揣了个什么吗?”

“不知道。”

“我妈给我的一块小银币。”

“今天给的?”

“不是,另一天,我生日的时候……”

“是真银币吗?”

“是真的。”

他慢慢掏出银币,远远地向我显摆。这是王国时期的一块硬币,十二文丁或者两托斯唐,不记得了。但那是钱,而钱让我心血澎湃。雷蒙多以无精打采的目光扫视我,问我想不想要。我回答说他这是戏弄我,但他发誓说不是。

“但你就没了啊?”

“我妈之后会给我弄个别的。她有很多,外公留给她的,放在一个小盒子里,有些还是金子的。你要吗?”

我先瞟了眼老师的桌子,然后遮遮掩掩地向他伸手,以此作为回答。雷蒙多把手缩了回去,嘴上浮现出一个晦暗的表情,像是微笑。接着,他提出一场交易,以服务交换。他给我硬币,我给他讲解句法课的一个内容。他记不住书上的东西,而且害怕父亲。他用膝盖摩擦着银币,就这样达成了交易……

我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不是因为我有成年人的美德意识,也不是因为撒一两个孩子的谎很难。我们都知道怎么欺骗老师。新奇在于提议的内容,是用讲课来换钱,是直接而主动的贿赂。拿去,给你。这才是奇怪的原因。我胡乱地注视着他,什么都说不出来。

大家都懂的,课的内容很难,雷蒙多学不会,为了不挨罚,就找了一种他觉得有用的办法。要是他求求我,一样会遂心的,就像前几次那样。但是,前几次的记忆仿佛是这样的:他发现了我意愿上又懒又疲后很害怕,而自己怎么学也学不会,可能也是因为我没好好教。好像这才是他提出交换的原因。这家伙不难得到帮助,但他想保证效率,所以便想利用母亲给的那枚硬币,他一向视之为珍宝和玩具。当着我的面,他捏着硬币,在膝盖上摩擦,仿佛在诱惑我。真的,它美丽、轻巧、雪白,很白很白。而我,如果我还能带上点钱,口袋里也只有铜板,丑陋、厚重、油绿的铜板……

我不想收下,但拒绝也很难。我瞄了老师一眼,他还在继续读报,聚精会神,鼻烟都从鼻子上都滴了下来。“来,拿着。”他儿子对我悄声说。银币在他的指间闪闪发光,就像钻石一样……事实上,如果老师什么都没看见,又有哪里不好呢?他不可能看见的,他被报纸迷住了,正激动而又愤慨地读着呢……

“拿着,拿着……”

我环视教室,遭遇库尔韦卢看向我们的目光。我对雷蒙多说再等等。我觉得库尔韦卢在看着我们,所以我装得若无其事。不久,我又瞟了他一眼,然后,愿望蒙蔽了我!我什么都没看出来。于是我的勇气恢复了。

“给你……”

雷蒙多偷偷摸摸地将银币递给我。我怀着无法言喻的惊恐,将它装进裤袋。现在它是我的了,紧紧贴着我的腿。只剩提供服务、给他讲课了,而我从没有耽误过,也没有做得不好,至少我认为是。我传给他一张写着讲解的纸片,他小心翼翼、全神贯注地收了起来。感觉为了学到点滴东西,他真是多费了五六倍的劲儿,但是只要能逃过惩罚,也就都值了。

突然,我看了库尔韦卢一眼,吓得我直发抖。他笑着,盯着我们,我觉得那笑容不善。我掩饰着心慌。不久之后,我又一次看他,发现他还是同样的模样、同样的神态,只多了在长凳上不耐烦地动来动去。我对他笑了笑,他却没有笑,反而皱起眉头,看起来像是威胁。我的心跳得很快。

“我们得更加小心。”我对雷蒙多说。

“告诉我这个就行。”他嘟哝道。

我做了个手势,让他不要说话,但他坚持问,而口袋里的硬币,提醒我已有约在先。我一边教他,一边拼命掩饰。然后,我又看向库尔韦卢,我感觉他更不安分了,而笑容,之前已是不善,现在更为邪恶。不用说,我也心急如焚,急着下课。但时钟不像前几次那样走得快,老师也不怎么在乎下课:他一篇接一篇地读报,间或长吁短叹,耸动肩部,拍一两下桌子。外面,蓝天之中,小山之上,那只永恒的风筝,转了个身,像是在呼唤我去和它一起玩。我想象我在那里,带着书本和石头,坐在杧果树下,银币就揣在口袋里,我谁都不会给,也不会弄断。我会把它放在家里,跟妈妈说是在街上捡到的。我渴望看住它,为了不让它逃走,我会摩挲它,手指抚过它的表面,仿佛用触觉阅读铭文。

“啊!皮拉尔!”老师炸雷般的声音喊道。

我瑟瑟发抖,仿佛从梦中惊醒,然后匆忙站起。我与老师迎面相逢,他望着我,脸色阴沉,报纸散落在地,而桌子旁站着的是库尔韦卢。我好像猜中了一切。

“到这儿来!”老师大声喊道。

我走过去,在他面前停下。他锐利目光中的洞察埋葬了我。接着,他把他儿子叫了上来。整个学校都停了下来,没有人继续读书,也没有人再动一下。虽然我的视线没有离开老师,但还是能感觉到空气中充满了好奇和恐惧。

“所以你是收钱教别人学习?”普利卡普对我说。

“我……”

“把你同学给你的硬币交出来!”他喊道。

我没有立即服从,但也无法拒绝。我仍不停颤抖。普利卡普再一次咆哮,要我把硬币给他,我不再抵抗,将手伸进口袋,慢慢掏出银币,交给了老师。他怒气冲冲地查看了正反面,然后便伸出手臂,将硬币扔到了大街上。他对我们说了一堆狠话,说他儿子和我刚刚做了一件卑劣、无耻、低贱、下流的事,而为了改正错误,以示警戒,我们会遭到惩罚。

此时,他操起戒尺。

“饶了我,老师……”我啜泣着说。

“我绝不饶你!把手伸出来!伸出来!快!不要脸!把手伸出来!”

“但是,老师……”

“给你看看,这才叫坏!”

我先把右手伸给他,再是左手,一下一下地挨着戒尺,一直到第十二下,我的手心已经红肿不堪。轮到他儿子了,也是一样的惩罚。他毫不惜力,两下、四下、八下、十二下。打完了,又教育了我们一顿,说我们臭不要脸、太过放肆,还发誓说,如果我们再敢做同样的事,会遭受到永生难忘的惩罚。他大声吼道:“臭东西!骗子!不要脸!”

我的头低得都要垂地了。我谁都不敢看,感觉大家都看着我们。我承受着老师的辱骂,蜷缩在椅子上,低声啜泣。教室里,恐怖令人窒息,我敢说,那天没有人会做同样的事了。我相信库尔韦卢自己都要吓死了。我没有立即看他,而是在心里发誓,只要一离开,到了街上,我就要揍他,这就跟一加一等于二一样确定。

不久之后,我瞥了他一眼,他也望着我,但马上把脸扭到一边。我觉得他应该脸都吓白了。他调整了一下,开始高声朗读:他害怕了。他开始动来动去,胡乱晃动,挠着膝盖和鼻子。他可能后悔告发我们了。实际上,为什么要告发我们?我们什么时候抢走了他的东西?

“你等着!你这个坏蛋!”我自言自语道。

放学的时间到了,我们走了。他走在前面,急急忙忙,而我不想在这里打架,科斯塔大街离学校太近了。得去宽阔的圣·若阿金大街。然而,到了街角,我已经看不见他了,可能是藏在了某个过道或商店。我走进一家杂货店,在其他房子里探查,也向一些人询问他的行踪,没有人告诉我他的下落。下午,我翘课了。

当然了,我在家什么都没说。但是,为了解释手肿,我向母亲撒了谎,跟她说那是因为我没学好功课。当晚,我睡觉的时候,让那两个男孩下了地狱,无论是那个告密的,还是那个给我硬币的。我还梦到了那枚硬币,我梦到第二天去学校的时候,我在街上把它找到了,捡了起来,没有恐惧,也没有犹豫……

早上,我早早醒来。我想去找硬币,因此急忙穿衣。那天天气大好,是五月里的一天,阳光灿烂,微风轻拂,更不用说穿上了妈妈给我的新裤子了,再多说一句,裤子是黄色的。一切都好,要是能找到银币……我走出家门,就像要去耶路撒冷登上王位。我加快步子,以便抢在大家之前赶到学校。即便如此,我的步速没有快到把裤子弄皱。没有,裤子真的很好看!看着裤子,我躲避开拥挤与街道上的垃圾……

在街上,我遇到了一队步枪手,鼓手在前,敲着鼓。我没办法安安静静地听。这队士兵快速踢腿,步调一致,跟着鼓点,迈右腿,迈左腿。他们走来,经过我,继续向前走。我觉得脚有些发痒,产生了想跟在他们后面走的冲动。我之前和你们说过了,天气非常好,然后还有人打鼓……我东瞅瞅、西看看。最终,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也开始跟着鼓点行进,我相信有个东西在低唱:穿礼服的老鼠……

我没去学校。我紧跟步枪手,然后行进到萨乌德,在甘博阿海滩过完了上午。我穿着弄脏的裤子回到家,口袋里没有银币,心中也没有怨恨。总之,那是一枚美好的银币,正是雷蒙多和库尔韦卢给我上了第一课,一个关于腐败,另一个关于揭发。但是,敲鼓真是见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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