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书法名家李北海（邕）的名作《麓山寺碑》，除碑面文字之外，复有碑阴列衔题名赞语等，皆出北海手书。然存世传本多为碑面，其中既有宋拓善本，且不乏明清诸拓，而碑阴旧拓，则颇稀少。究其原因，大概先是宋元以来，多有加刻题名于碑阴、碑侧者，使原刻文字横遭破坏，拓者遂少；后又因砌墙保护，碑阴几度被嵌入壁，致无从拓取，故清代曾对该碑作过专门研究的湘人罗汝怀，就在其《麓山寺碑侧米襄阳题名考》中，有这样的说法：
是碑原有北海自书碑阴，分三截书，备列从事衔名，各有赞语，四言八句，字皆正书，径六七分，较碑面书尤匀美。乃妄人加镌题名于上，遂至参错摧残，致为可恨，而米老题名以在碑侧而得全也。拓碑版者常不及额与碑阴，故传本甚少，人多未见。而此碑自甃石之后，碑阴益不能拓取，故《金石萃编》云亲至碑下，碑嵌亭壁甚周，碑阴不可得见。
罗汝怀（1804-1880），初名汝槐，字廿孙，一作念生、研生，晚号楳根居士，湖南湘潭人。道光十七年（1837）拔贡，曾主讲醴陵渌江书院。崇尚朴学，于文字训诂、地理水道、金石考订等，皆有造诣，并与修《湖南通志》，纂辑《湖南文征》二百卷，有《绿漪草堂文集》《诗集》《研华馆词》等，又曾专作《麓山寺碑考》。罗氏提及的《金石萃编》，即清代乾（隆）、嘉（庆）间王昶编纂的金石学名著。王昶（1724-1806），字德甫，号述庵，又号兰泉，江南松江府青浦县（今属上海青浦）人。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官至刑部右侍郎。生平学问，经史之外，尤以诗古文辞、金石考据为著，有《春融堂集》《湖海诗传》《湖海文传》及《金石萃编》等。今检该书卷七十八“麓山寺碑”条下，在征引明代王世贞、盛时泰，清代钱大昕、武亿诸家相关著录题跋之后，有王氏按语，其中记述：“按碑在岳麓书院，昶数过长沙，渡湘江，诣书院，亲至碑下，见是碑上多裂文，土人作亭，碑嵌亭壁甚固，碑阴所题，今不可复见矣。”（按：王氏所记“碑嵌亭壁甚固”一句中之“固”字，罗氏及嘉庆续修《湖南通志》光绪《湖南通志》所引，皆作“周”）而据王氏《春融堂集》后所附其婿严荣（瑞唐）编撰的《述庵先生年谱》，王氏一生中到过或途经湖南，一是乾隆三十三年（1768）戊子，因赴云南而途经，有《滇行日录》，记其该年十月初十日至次年（乾隆三十四年己丑，1769）三月初五之行程，其中乾隆三十三年十一月初九日进入湖南公安县境，再由洞庭湖经常德、桃源、沅州、芷江，即往贵州，未见其经过长沙及《麓山寺碑》所在的岳麓书院之记录。二是乾隆五十三年（1778）戊申，王氏奉旨由云南布政使改任江西布政使，于该年六月十二日自昆明启程，先晋京述职，有《雪鸿再录》纪行，其中记乾隆五十三年七月二十四日在长沙，“访鸿胪寺少卿罗君徽五（典），盖廿五年前京都旧好，且同己卯、癸未乡、会试，今主岳麓书院，年七十，乞身已十三年矣。因邀往游岳麓，渡湘江……至书院……，李北海碑亭在墙外，重摹《岣嵝山碑》在墙外之东，皆可望见。岳麓寺在半山，秋暑甚，舆人惮于行，故未及往。”而《春融堂集》卷十九“杏花春雨书斋集五（丙午、丁未、戊申）”所收《岳麓书院赠罗少卿徽五十三韵》，即纪咏此行。三是乾隆五十五年（1790）庚戌，时在刑部右侍郎任上的王氏，奉旨往湖南查审案件，亦有《使楚丛谭》记其自该年七月三十日至次年（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二月二十日的一路经历。其中记八月二十八日抵长沙，九月十九日，“仍舍于贡院，良斋以新拓李北海《岳麓寺碑》相赠，锋稜尽出，神采焕发，盖以细纸佳墨，又令良工不论时日，从容拓之，故与书肆所售相去倍蓰，如此当似隆、万前所拓本也。”至十月初七日，“按事毕，拜发奏折，遂同吉少司马游岳麓，前鸿胪寺卿罗君徽五（典）从。入书院……再登寺。”《春融堂集》卷二十“杏花春雨书斋集六（己酉、庚戌）”中，亦存当时诗作《罗徽五院长招饮》。由上所述，可知王氏《金石萃编》所记其“数过长沙，渡湘江，诣书院，亲至碑下”等等，似应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及五十五年（1790）。王昶既无从获见《麓山寺碑》之阴，也许最终又未得拓本，于是，《金石萃编》除了仅录碑面文字之外，便录引稍早亲见碑阴的武亿之记，以为参考。武亿（1744-1799）字虚谷，河南偃师人。乾隆四十五年（1780）进士，官山东博山知县。邃于群经及金石之学，有《群经义证》《经读考异》《三礼义证》《金石三跋》《金石文字续跋》《偃师金石记》《安阳金石记》《授堂诗钞》《文钞》等。其《金石二跋》卷二“唐麓山寺碑并阴”条中记曰：“碑旧为集录者所收，仅见碑阳而已。其阴则自予游长沙始得之者也……予以目验，覩是碑在书院之右十余步，碑阴列衔书名，为妄庸人题名交午横贯，以致损蚀，不可次第。余稍就其可辨者志之……”随又依碑阴列衔书名之分层行次，略记其原文存字。而《授堂诗钞》卷六《游岳麓山归呈傅二同年》诗中，则详述当时场景：“旁见一孤亭，四簷深盖覆。中存北海词，丰碑亘以矗。叵耐妄庸子，镌劖横附属。身名两俱灭，徒使石硗秃(碑阴有唐人列衔，俱为诸题名者镌落）。我过不忍抚，行行追幽独。”据该卷所收前后诸作纪年编次推之，此诗应作于乾隆甲辰（四十九年，1784）间，再据《授堂文钞》卷五《与朱少白书（甲辰五月）》中“某明岁决北上，幸勿过强。然须早自为计，当于十一月解馆归，便宜抵湖南，往返不过三月，即可成行”之语，以及卷七《李仲谋墓志》《国子监生李君合葬墓志铭并序》两篇中所涉武氏与志主交游的时地行踪等，皆可知武氏该年确有湖南长沙之行，则其所记游岳麓书院、得见《麓山寺碑》及碑阴之情状，当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距前述王昶所见碑已“嵌亭壁甚固”，亦仅仅只有四到六年。其实，武亿之前，已有关注《麓山寺碑》碑阴者，刊行于乾隆早期、被孙殿起《贩书偶记续编》注记为“皆湘中名胜掌故”的《潇湘听雨录》卷七，就有这样的记载：
《麓山寺碑》，北海有名之书，旧志称碑后有“襄阳米黻同广惠道人来，元丰庚申元日”十六字。案碑裂于兵燹，本朝常廉使名扬因葺旧亭，更以砖护其左右及碑阴三面，竟不可见。蔗畦判长沙时，屡欲发而观之。戊寅九月，因公会城，适山长为竹洤侍御，因属其徹砖求之。言碑阴已裂近半，仿佛有字，骤不可识。既暮，燃炬沃水，涤去尘土，火光中微见无数题刻，文多不全。明日拓墨谛视，字迹凡十余家，叠为三重，如层云斑驳。其最先一重为北海所书题名，自“军曹”至于“尉”凡三十余行，碑上下空不盈尺，字画俱介隐显间。左有“不图”二字，类唐人书；又稍左有“政和”、“淳熙”年月，则宋刻也。中间草、隶互见，题识多阙；最右草书三行，亦没其名，以笔意揣之，为明中丞顾璘题诗；其左最上一重，为嘉靖癸巳学使单北郭登庸八分书，字迹甚完而镌手颇劣。又明日，徹其左偏，则有庆元戊午题名，为王容、陈扈。又明日，徹其右偏，有皇庆初元题名，为兵部郎中梁泉、杜与可；其下有集贤侍讲学士题名，名裂去不可考，书法类米氏，以官证之，殆元刻也，而襄阳之十六字终未之见。但石质剥泐如箨，恐遂崩褫，仍为完甃如故云。乃分所拓墨本寄蔗畦，并作记以示后，诚可备墨林佳话也。
此书作者江昱（1706-1775），字宾谷，号松泉，广陵（今江苏仪征）人。乾隆诸生，通经史及音韵训诂之学，嗜金石文字，亦工诗文，有《松泉诗集》。《潇湘听雨录》系其奉母就养于为官湖南的弟弟江恂处、寓居当地时所记。江恂（1709-？）字禹九，号蔗畦，乾隆二十年（1755）以拔贡补湖南常宁县知县，累官至长沙府、徽州府知府，李斗《扬州画舫录》则称其“官芜湖道。工书画，收藏金石书画，甲于江南。子德量，字秋史，乾隆庚子榜眼，官御史。好金石，尽阅两汉以上石刻，故其隶书卓然成家。”由江昱所记，知乾隆戊寅（二十三年，1758）之前，《麓山寺碑》已经“以砖护其左右及碑阴三面，竟不可见”，江恂（蔗畦）使人拆去，拓得墨本之后，又重新砌封。据此并前述武亿、王昶各自所见所记，似可推知，这样的封拆，随着当年金石之学的渐兴，无论是保护还是搜访，皆多有为之者。而前引罗汝怀《麓山寺碑侧米襄阳题名考》中所记，亦可为证：“闻之老先，云秦小岘廉访于寒月拓碑，篝火其下，碑裂损七十余字，今拓本另一纸文句不完者是也，而米老题名之右有行书六行，云湖南按擦使无锡秦瀛，同新化孙起楠、攸县陈圭、祁阳邓奇逢、宁乡陶沩章来，嘉庆六年七月廿六日。足证篝火烈碑，诚有其事，而其时尚得题名碑侧也。顷同治中修葺讲院，遂坼甃壁，拓取碑阴碑侧，而襄阳十六字复见于此，旋复封闭矣。”此外，张彦生先生《善本碑帖录》（中华书局1984年2月）中，除记罗氏所述秦瀛等五人观款之外，还记有乾隆戊寅（二十三年，1758）欧阳正焕观款及翁方纲庚申（嘉庆五年，1800）刻款，但未说明是在碑阴还是在碑侧。虽然罗汝怀所述同治中坼壁拓取《麓山寺碑》碑阴及碑侧即为其当时之事，但未及具体年份，而与罗氏差不多同时的陆增祥，在其《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五十四“麓山寺碑并阴”条下，有这样的记述：“《萃编》载卷七十八，未见碑阴，故不录入。同治戊辰重葺岳麓书院，因属督工士绅毁其垣，洗濯而拓之。拓工无善手，不甚精到，取五、六本交相勘订，并参以吴氏所载，录之如右，全身毕现矣。”陆增祥（1816-1882）字魁仲，号莘农，一作星农，江苏太仓人。道光三十年（1849）进士，授翰林院修撰，后出为湖南辰永沅靖兵备道。精金石之学，纂辑《八琼室金石补正》一百三十卷，与吴荣光《筠清馆金石录》瞿中溶《古泉山馆金石文编》，被并推为继王昶《金石萃编》之后影响最巨的重要之作。戊辰为同治七年（1868），陆氏以当时拓得诸本及包括嘉庆续修《湖南通志》在内的前人载记，参校互勘，最终释得《麓山寺碑》碑阴李邕所书列衔题赞存字计三百五十一字，载入其《八琼室金石补正》，成为至今仍具重要参考价值的文献文本。而陆氏提到的“参以吴氏所载”，当指其书中录引的嘉（庆）、道（光）间吴荣光所撰《筠清馆金石记》。吴荣光（1773-1843），字伯荣，号荷屋，广东南海人。嘉庆四年（1799）进士，官至湖南巡抚。富收藏，精鉴赏。其于金石文字，自少至老，好之不倦，搜罗拓本达两千多种，著为《筠清馆金石录》，陆增祥《八琼室金石札记》卷一《书陆劭闻金石续编后》中，称其“生平所见金石家书十余种，类多《萃编》未录之文，其最富者，莫如《筠清馆金石录》，又系未刻之书，世所罕觏”。惜其书今只有五卷本通行于世，且仅录吉金，未见碑刻。而陆氏《八琼室金石补正》“麓山寺碑并阴”条下所引吴氏《筠清馆金石记》，则述及“《麓山寺碑》，李北海所书，载《金石萃编》第七十八卷。碑阴题名，亦北海所书。《萃编》引武授堂跋，载其略于碑后。其石今已断裂，砌入墙内，不能复开。兹据旧拓本，按行细审，较授堂所记为详。”可知吴氏当年，也因碑阴砌壁而只能据旧拓之本著录。又与吴氏几乎同时的瞿中溶，其《古泉山馆金石文编残稿》卷二“麓山寺碑”条中亦谓：“此碑久已断碎不全，今仅存九百九十六字，近人以甎围之，碑阴及两侧题名俱不可见矣。予先见一旧拓整表本，文二十六行，行五十六字，又衔名一行，年月一行，共存一千二百三十一字。”瞿中溶（1769-1842），字苌生，号木夫，江苏嘉定（今属上海）人。邑庠生，钱大昕女夫。邃于金石文字之学，有《三体石经辨正》《续汉金石文编》《汉武梁祠堂石刻画像考》《集古官印考证》及《古泉山馆金石文编》等。瞿氏曾援例捐官，出任湖南布政司理问，于当地金石，遂多用心。近世柯昌泗（1899-1951）先生《语石异同评》（中华书局1994年4月）中，有这样的评说：
湖湘间唐碑，宋人著录本不为少，惜皆湮逸。巨擘推《麓山寺碑》，宋代即已重剜，同一宋拓本，犹有已剜、未剜之别。今存碑本，不足以见北海之真面目。碑阴题字三列，徧赞僚吏，尚是北海真迹。虽其上刻画横加，精采仍炯然照人，碑侧米书题名亦佳，此碑阴、侧拓本重于碑阳矣……莘农于湘碑搜访极力，叶书所云八琼室目，今其书已刊行，《萃编》而后，惟此书足以接武，菁华多为湘中所得。先于星农，为其乡人嘉定瞿木夫理问（中溶），湖南志之金石志，木夫一人所纂辑，虽附通志以行，而精博不减毕、阮之书。湖南石刻流传著录，此两家之功为最。
今上海图书馆所藏善本碑帖中，有何绍基旧藏《麓山寺碑并阴》，即“翰墨瑰宝：上海图书馆藏珍本碑帖丛刊”第三辑中原色影印者，内有何氏题跋三则，皆已收入其《东洲草堂金石跋》卷五中。该本碑面系南宋拓本，后附碑阴旧拓，裱边有何氏手注小字释文，共二百八十四字，而其壬子（咸丰二年，1852）七月廿二日一跋中，又述及由来：
余于庚子秋舟泊泲宁，曾于郭氏购得黄小松所藏宋拓《麓山寺碑》并阴，有小松及覃谿、瘦铜诸题记甚精，隔宿乃为中途人夺去，意甚悔惜。儿庆涵复再访之于泲宁，已无可踪迹。老友许印林忽以此拓寄赐吾儿，吾儿因并所藏旧拓碑面本合装成册，请加乙记。余适初返都寓，因积受暑雨，患足蹇，未得出。古墨照人，眼明捥活，检授堂跋，先摩挲碑阴，字多虚谷所未见者，回忆小松珍本，亦不过如此，而此碑面古拓，则又视小松本远胜也。
何氏所忆庚子秋在泲宁得见黄小松藏本，即道光二十年（1840）之事。据黄易《嵩洛访碑日记》及其《嵩洛访碑图》册中“小石山房”一图题记所载，嘉庆元年（1796）九月二十八日，武虚谷（亿）以拓本十数种相赠，其中就有《麓山寺碑》碑阴、碑额，而何氏所见之本，是否即当年武氏所赠者，因黄氏藏本今不知何在，无从检验。又承研究黄小松其人其事多有心得的友人薛龙春先生见告，曾经其检读的南京图书馆珍藏黄氏《小蓬莱阁金石目》稿本中，亦仅著录“岳麓寺碑，行书。开元十八年，李邕文并书，在长沙府岳麓书院”，而未及其他，故上海图书馆藏何氏本所附碑阴旧拓，应已属难得，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上海书画出版社影印苏州博物馆的景朴孙旧藏《麓山寺碑》北宋拓本时，即取以相配。该碑阴拓本天头，尚有罗汝怀据王昶《金石萃编》嘉庆续修《湖南通志》及瞿中溶《古泉山馆金石文编》等所作校补，勘订之外，复补出二十多字，并记时日为“同治三年新正三日”，是在《八琼室金石补正》所记同治戊辰（七年，1868）拆壁取拓碑阴之前，而罗氏《绿漪草堂文集》卷十三有署年“同治三年岁次甲子上元前二日”的《麓山寺碑考叙》，更可见其考索此碑之详情，兹节录其要，以见大略：
余自角丱知有此碑，顾未嘗肄业及之。往岁辛酉，偶得翻本，脱漏数简，因以家藏整幅钩补而重装之，而剥缺犹多，则又从录本注补，亦未辨其讹误也。老友丁君果臣共事书局，见余翻本，遂出其旧藏原本，校对缺字，相与讲论不已。于是道州蝯叟闻而和之，所藏一整装大幅，一翦装巨本，其整幅悬于斋壁，亟往观之，肃穆澄明，有如碑文所云也。大幅不便坐观，即向借翦装之本，几于十索乃得。既友从李君季眉借得一本，而渔猎之心犹不可遏；汤君子惠岁暮归自武陵，一日过余见此碑，云近以四十枚钱市得一本，未知何等。旋往索取，则复别假一整幅并授以归，继又从曾郁文刻店假得一纸。献岁旬日，风雪弥空，旅馆清寂，乃合诸本，勘其剥缺之异同而详著之，大致亦颇了了，而尚有疑不能明者，则非更得旧本参互钩考，不能释然。
上海图书馆藏何氏本册尾，又有罗氏同治五年（1866）四月十八日一跋，亦收入其《绿漪草堂文集》卷十九，题作“跋何蝯叟所藏旧拓麓山寺碑”，除揭出“碑在康熙初为茀草所燔，落石三片凡十七字，吴门劳澂在兹藏以锦囊。之十三年，吴三桂寇长沙，在兹弃千金装，独挈锦囊跳去”这一重要信息之外，最后又记：“此本来荷池两载，似涉久假不归。然钩稽颇费日力，成碑考数纸，其聊可解嘲乎？”与何绍基《东洲草堂诗钞》卷二十八（丙寅）中《罗砚生出示陶文毅题麓山寺碑诗用义山韩碑韵属余继作》长诗前小序所记“砚生考订是碑甚勤，遍录各家拓本，以吾所收两本为最古，频辱借阅，今始见还也，时丙寅四月下澣”，正相吻合。而诗中并赞罗氏：“楳根久抱麓碑卧，古拓新本铺淋漓。昨过古荷池舍话，见示印心石屋诗。所据沧州旧珍册，副以楹鑿辉家墀。覆刻虽多袭前谬，隽句自足张此碑。若非多本细参斠，忍令蛇蚓淆蛟螭。”则又能与罗氏《绿漪草堂诗集》卷八所收《陶文毅公集中有李北海麓山寺碑诗，用李义山韩碑诗韵。蝯叟山长要余同作，时方有刻书之役，日与手民辨校俗体也》长篇所咏，并诵互观：
我曾卅年事涉猎，头白批校劳不辞。独于临池未致力，鉴赏别择无能为。前年偶作麓碑考，一知半解非专司。搜寻却费两月日，雪窗展卷闲支颐。林壑肃穆字亦尔，神不外散光淋漓。故知绝艺不兼得，远胜历下亭中诗。或持装本出箧笥，亦展大幅铺阶墀。有唐湖外两杰作，峙立庶媲浯溪碑。深山大泽起光怪，日夜守护蟠蛟螭。叟藏二本最旧拓，不肯久假宁非私。市售近拓日劣下，石经再裂难修治。碑阴久遭俗笔坏，顽石碎璧何心脾。安化重翻多无体，仅纪岁月无题辞。集中云得沧州本，毡蜡定尚先康熙。甲寅前犹未剥落，此刻胡不从摹追？世有精拓当往访，讵惜累茧还重胝。要同作诗者蝯叟，其姓何氏其名基。（碑自康熙初因草燔落石三片，凡十七字，吴门劳澂在兹囊锦贮之。及吴三桂寇长沙，在兹弃千金装，独挈锦囊以遁，说见秦涵村诗集。三桂至在甲寅，则先无剥落可知。逮嘉庆七年，碑复大泐九十四字，今别为一石者是也。余详《碑考》。）
何绍基（1799-1873），字子贞，号蝯叟，湖南道州人。道光十六年（1836）进士，由翰林院编修，历充福建、广东、贵州等乡试主考官，提督四川学政，又先后主讲山东泺源书院、长沙城南书院。其于学问，博洽经史，尤精小学，旁及金石碑版文字，并以书艺诗文，名重后世，有《东洲草堂诗钞》《文钞》及后人所辑《东洲草堂金石跋》等。其于书法，自汉及唐，用力皆深，而于李邕书碑，亦多心得，谓“北海书发源北朝，复以其干将莫邪之气，决盪而出，与欧、虞规矩山阴者殊派，而奄有徐会稽、张司直之胜。”尤重《麓山寺碑》，评曰：“惟此碑沉著劲栗，不以跌宕掩其朴气，最为可贵。碑阴字肃穆静实，与《李秀碑》近，当日书意兼有此两路，而是碑乃兼具之也。”其与罗氏，情谊久远，故罗氏考索《麓山寺碑》，何氏不但慨假珍藏，乐与切磋，甚至还曾共谋重现碑阴，《东洲草堂金石跋》卷五有作于同治乙丑（四年，1865）的《跋吴平斋藏麓山寺碑宋拓本》，其中忆及：“去秋在长沙，方与杨海琴、丁果臣、罗砚孙诸君商量精拓，并坼壁出碑阴，阻雨不果。待今年返湘，或遂此愿耶？”知其事亦在同治三年（1864），即正当罗氏为撰《麓山寺碑考》，借何氏藏本校阅之时。而罗、何之交，始自青年，意趣相得，至老弥笃，今两家诗文集中，尚多有往还赠答、品鉴唱和之什，则上海图书馆所藏何氏旧物《麓山寺碑并阴》，不仅宋拓旧本，配成完璧，更存两家题跋校释，见证当年风雅，弥足珍贵。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