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让人记忆犹新
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或者从更广义的层面来说，每门社会科学的基础显然都是心理学。有朝一日，我们肯定能从心理学原理推导出社会科学的规律。
——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1906年
我们都明白自己所在的世界并不是由经济人组成的，我们身边都是实实在在的人,经济学家也都是人，所以他们也知道自己所生存的世界不是经济人的世界。
“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曾明确承认这一事实，在撰写《国富论》之前，他还写了一本关于人类“情感”的书。
然而，“情感”这个词从未在任何经济学教科书中出现，经济人没有情感，他们只是寻求最优化选择的冷血之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星际迷航》中的斯波克先生）。
经济学家的主要工作就是收集和分析市场数据，他们的研究通常十分谨慎，而且需要深厚的统计学知识。
在经济学家使用的模型上，一度用虚拟的“经济人”代替了真实的普通人，这种经济行为模型大行其道，也作为经济学的核心将其推向影响力的巅峰。
“经济人”做选择时的依据会被视为没有偏见，他们做决定时会基于“理性预期”。
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假设是，人们做选择时会遵循最优化原则。
“约束最优化”是指在有限预算的前提下做出最优化选择，其前提与经济学的另一理论——“均衡理论”的前提可以结合起来。
在价格自由浮动的竞争市场中，价格浮动意在使供求达到平衡。
简化一下，我们可以说“最优化+均衡=经济学”，这一组合十分强大，是其他任何社会科学都无法匹敌的。
于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曲解人类行为的模型反而让经济学成为社会科学中最强大的学科之一，在所有社会科学家当中，经济学家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最大，几乎占据着垄断地位。
与完全理性的经济人相比，真实的人类有很多非理性的行为，所以利用经济学模型做出的很多预测都不准确。
首先，当普通人碰到最优化问题时，往往无法解决它们，甚至离找到解决方案还差得很远。
其次，人们做选择时并不是没有偏见的——经济学家的词典里可没有“过度自信”一词，但它却是人们与生俱来的性格特点。
对于这一点的思考首先来自赫伯特·西蒙，他几乎在社会科学的所有领域都很出名，包括经济学、政治学、人工智能和组织理论。
西蒙提出并讨论了“有限理性”：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们缺少解决复杂问题的认知能力。
不过，西蒙并没有具体说明有限理性的人与完全理性的人有什么区别，而后，心理学家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提出的前景理论为人们提供了一种预测方法。
前景理论是描述性范式的一个决策模型，它假设风险决策过程分为编辑和评价两个过程。在编辑阶段，个体凭借“框架”、参照点等采集和处理信息，在评价阶段依赖价值函数和主观概率的权重函数对信息予以判断。
这个价值函数是经验型的，它有三个特征：
1、 大多数人在面临获得时是风险规避的。
2、 大多数人在面临损失时是风险偏爱的。
3、 人们对损失比对获得更敏感。
因此，人们在面临获得时往往是小心翼翼，不愿冒风险；而在面对失去时会很不甘心，容易冒险。
人们对损失和获得的敏感程度是不同的，损失时的痛苦感要大大超过获得时的快乐感：痛苦让人记忆犹新——人人都怕风险，人人都是冒险家。
实际上，前景理论的最初想法可以追溯到1738年的丹尼尔·伯努利，伯努利是一名全才，精通数学、物理等几乎所有科学。
从本质上讲，伯努利提出了“风险厌恶”这一想法，因为他认为，人们的幸福感或者经济学家所说的“效用”，会随着财富的增加而提高，但提高的速度是递减的。
非理性行为中最典型的一个，就是沉没成本。
如果钱已经花了，并且无法收回，这些钱就是沉没成本，意思是消失的成本。
“覆水难收”“既往不咎”等成语是经济学家建议我们忽略沉没成本的一些表达，但是，这些建议并不容易遵从。
事实上，这种错误十分常见，甚至还有个正式的名称——沉没成本谬误，这种谬误常常出现在基本的经济学教科书中。
不过，很多人，甚至是那些在理论上明白这一谬误的人，在现实生活中也很难遵循忽略沉没成本的建议。
理性经济人会将沉没成本视为无关因素，但对于普通人来讲，沉没成本却阴魂不散。
在这里，一些看似无关的因素实际上可能十分重要。
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当你为某件事投入了很多的时候，那就很难放弃它，即使放弃才是正确的选择。
人们很难对抗本性的力量，如果直面对抗将会非常痛苦，比如让一名作家删除他喜欢的段落。
威廉·福克纳曾经提到，作家必须学会“杀死他们的宠儿”。
这条建议之所以常常被提及，是因为对任何作家来说这都很难做到。
但是有一个比较好操作的解决方案，就是建立一个“删除内容”的文件夹，用来存放那些出现在第一稿中但最后被删除的内容。
无论这些内容最终去向如何，只要电脑里有个名为“删除内容”的文件夹，就足以减轻痛苦。
这也说明了两点：
1、每个人都是普通人。
2、一旦发现了一个行为问题，你就可以采取另一种行为作为解决办法。
事情的起点，在于你是否可以真实地面对自己。
心归航，再启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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