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全其美”成都味道
成都：“三全其美”的味道
——成都宗教文化面面观
说到成都的武侯祠、文殊院、青羊宫，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凡来成都旅游的，就在眼跟前的这三处市区内名胜是必要游览的。在成都停留时间稍长的，佛教名山峨眉山、道教名山青城山、一代大儒杨升庵的新都桂湖园，多半也是要去的。其实，无论远近，无论市区郊区，融汇着儒、释、道精神，贯穿着儒、释、道历史的名胜古迹，在成都比比皆是。儒、释、道三种宗教及其文化，在成都的千年共存、共生的情形，已经跃然眼前，触手可及。
就拿武侯祠来说，位于成都市武侯区，该区正因祠而得名。成都武侯祠，肇始于公元223年修建刘备惠陵时，它是中国唯一一座君臣合祀祠庙和最负盛名的诸葛亮、刘备及蜀汉英雄纪念地，主要由惠陵、汉昭烈庙和武侯祠三部分组成，祠庙现存主体建筑（除惠陵）均为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重建，坐北朝南，排列在一条中轴线上，依次为大门、二门、汉昭烈庙、过厅、武侯祠以及迁建的三义庙和新建的结义楼，共七重。祠内供奉刘备、诸葛亮等蜀汉英雄塑像50余尊，唐及后代碑刻50余通，匾额、楹联70多块，尤以唐“三绝碑”、清“攻心”联最为著名。
之所以出现君臣合祀的祠庙合体形式，成都武侯祠所体现的正是“扬君明德、彰臣贤能”的所谓“明君贤臣”儒学正统思想。祭祀诸葛亮，是因为他治蜀有方，为政贤良；而祭祀刘备，则是因为他知人善任，以德治国，君臣的合祀，虽然看似超越了世俗礼法，但仍是在儒学思想框架内的重构与强化。君臣有序的思想，非但没有弱化，反而无形中因为有此“特例”，更增进了士大夫阶层忠君爱民的贤良传统；成都武侯祠在封建帝制时代，当然是继“文庙”之后，儒家精神在建筑样式与形制上又一创举。作为获得国家意志与主流思想认证的一座“特例”建筑，成都武侯祠与成都人的精神世界自然而然的产生了密切而持久的联系。
其实，与遍布于四川各地的文庙相比，武侯祠更像是一座与时俱进、志德并举的儒学教育基地，用源于儒学经典，却在社会实践中成形的“君臣”观念，用源于历史故事，又在通俗流传中成形的“忠义”观念，来更为深入、持续的教化百姓民众。如果说，在文庙——这所以祭祀儒学鼻祖孔子、传承儒学精神为职责的国家文教机构中，更多的只是程序化、程式化的灌输儒学知识与礼仪的话，那么，武侯祠则无疑更具实践与实证精神。武侯祠旁侧形成的“锦里”市坊，终日人流如织、商业繁荣的景象，与武侯祠中君臣合祀、肃穆千古的景况，看似反差强烈，实则谐和默契，极其形象的映证着那一句儒家思想的“金句”——得民心者得天下。
再来看青羊宫，位于成都市青羊区，该区正因“青羊”之道教传说而得名。关于青羊宫的历史，唐乐朋龟《西川青羊宫碑铭》说：“太清仙伯敕青帝之童，化羊于蜀国。”在唐代时，已经具有相当规模。天宝十五年（775年），唐玄宗为避安史之乱而幸蜀，居于观内。恰好诗圣杜甫居住草堂，亲见雨映行宫，即景赋诗《严公雨中垂寄见忆一绝奉答二绝》。中和元年（881年），唐僖宗为避黄巢之乱奔蜀，也在观中驻营。今所见者，均为清康熙六至十年（1667—1671年）陆续重建恢复的，在以后的同治和光绪年间，又经多次培修。宫内保藏有清代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所刻《道藏辑要》经版，共一万三千余块，皆以梨木雕成，每块双面雕刻，版面清楚，字迹工整，为当今我国道教典籍保存最完整的存板，是极为珍贵的道教历史文物。
青羊宫的兴盛与传承，的确是因为道教与唐代宗室之间的相互扶持而形成的。众所周知，唐代宗室因姓“李”而附会道教始祖“李耳”（即老子），而将道教定为国教。整个唐代，都是道教机构发展与广为传播的黄金时代。但成都人崇奉道教与信仰道家精神，却并非始于唐代。早在西汉时期，生于成都郫县的文学家扬雄即深入研究道家著作与《易经》，著成《太玄经》一部，古奥高深，唐代李白也曾发出过“白首太玄经”的感慨；到东汉顺帝汉安元年，在成都近郊大邑县的鹤鸣山中， 张道陵创立正一盟威之道（俗称五斗米道，亦称天师道），奉老子李耳为教主，以《道德经》为主要经典，这标志着道教的正式创立。事实上，在成都周边的眉山地区，就还存有大量的唐代道教摩崖造像；青城山更是自唐玄宗入蜀以来，就被官方加封的“道教名山”；所有这些名胜古迹，都见证着唐代道教在成都地区的空前盛行况。
成都，原本就是一个非常有“道缘”的城市。“道法自然”的人生信条，“无为而无不为”的生活辩证法，对成都人而言，都再熟悉不过，也再默契不过。无论是老式茶馆里的半日偷闲，还是新式书店里的一杯咖啡，成都人生活节奏的慢条斯理与表情身姿的自然而然，恐怕皆是那老子、庄子发明的“道”之哲学的再度发挥。青羊宫的千年伫立，也正是成都人道家思想的一种集体反映与立此存照罢。
再来看文殊院。文殊院位于成都市文殊院街，作为成都市佛教协会驻地，是全国重点寺院之一。文殊院始建于隋大业年间（605—617年）。蜀王杨秀以“圣尼”名，定名信相寺。唐宣宗（810—859年）时期，予以修复重建，之后历800余年与世并存。经明末战乱之后，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重建，始改名为文殊院。文殊院是成都市内保存最为完整的佛教寺庙。共有房屋二百余间，总建筑面积一点一六万平方米，有僧人六十多人。
文殊院的悠久历史，几乎就是一部印度佛教南传中国史。实际上，位于西南腹地的成都，接受印度传来的佛教思想，有两条线路可循，一是通常提到的经西域传入中原之后再传来成都，统称为“北传佛教”，以这条线路来看待成都佛教，无非是中原佛教的翻版，复制多于创造。而另一条线路，则是经滇缅茶马古道，沿邛崃蒲江一线进入成都，可称为“南传佛教”，这条线路是中国佛教史上一直不为人所重视的线路。
然而，正是这条线路，经成都万佛寺遗址大发现而惊现于世——在这里发掘出了西南地区时代最早、雕刻最精美、样式最奇特的南朝（420—589年）时期佛教造像，与中原佛教的“北方式样”有着极大差异。与成都万佛寺南朝佛教造像同时代的产物，正是中原佛教的代表作品——云冈、龙门石窟的摩崖造像；这就间接说明，成都佛教是当时与中原佛教同时代并行的中国佛教，而并非直接来源于中原佛教，其源头应是“南传”而非“北传”。自隋代创建的文殊院，则可能交替接受着北传或南传佛教的双重影响，而展现着更为复杂多姿的风貌。这所存世千年的都市丛林，就在繁华喧嚣的市井中默念真谛，感染着成都人的心灵；佛教思想悄然渗透进了这座城市的肌理之中，构筑着成都人的多重特质。
无论是积极入世，以经世致用为最高人生目标的儒教，还是超然世外，以神仙至道为人生境界的道教，还是普渡众生，以了悟因缘为人生理想的佛教，在成都本土的文化体系中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不但如此，在磨合与融汇的历程中，儒、释、道三教从共争、共存走向了共生、共荣的大格局，为这座城市的人生哲学与生活美学注入了新的养分。儒教仍在发挥传统价值观的教化作用，但贤者自贤、能者必劳的历史感悟，也常常驱使成都人凡事作退一步想，做慢一拍走。道教从很大意义上支撑着成都人的休闲哲学，顺其自然，无为而为的生活态度，使成都人多了一份从容与自信。佛教还在感化着善良的成都人，诸事向善、凡事思量的平和心态，使成都的男子似乎也少了一点阳刚之气，多了一点随意适然的安稳与理性；512、420大地震以来的灾区重建事务，成都人又以死者安息、生者坚强的“普度”之心，义不容辞的投入其中。
有人说，成都是一座有“味道”的城市。对“味道”的理解，各有各的解释，但归结到一点，无非是滋味入骨，渗透身心。仓央嘉措的情歌里边说，“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在成都，岂止“双全法”可得，儒、释、道三教的“三全其美”也并不困难。我想，在这一场千年的文化大融汇之中，儒、释、道的“三全其美”，已经是深入到成都人灵魂中的东西，它的味道，虽不易描述，却一定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