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史||（王兴伟）叙永蓬莱桥碑记与邑人熊文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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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碣残碑说文灿

文/王兴伟

“状元题柱起蛟螭，总理挥毫又一时。养虎殃民还自害，清流不为洗残碑。”这诗是清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时任兴文县知县的山东济南人王培荀到叙永厅公事，过蓬莱桥所作。首句赞杨慎所题“一水跨云虹，洞洞城门司锁钥；两城连地轴，双双环璧拱金汤”之桥联，次句即言邑人熊文灿题写的蓬莱桥碑记。尾联则感叹文灿主抚张献忠而误国自害之事。

熊文灿，叙永人（《明史》称贵州永宁卫人，其在题建蓬莱桥碑记中称“甲寅冬，啣命如闽，便道旋里”，清道光时王培荀亦称其为“邑人熊文灿”可证），生于明神宗万历三年乙亥（公元1575），三十二岁（万历三十五年）登进士，首任黄州推官，历任礼部主事、郎中，山东左参政，山西按察使，山东布政使，兵部侍郎。崇祯元年任右佥都御使，巡抚福建。成功招抚郑芝龙，平定东南海盗。

崇祯十年四月，擢任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理直隶、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军务，督兵围剿张献忠等农民军。初战连捷，献忠等势蹙，文灿仍行招抚之策。献忠等诈降，拥众谷城，催索饷银，蓄势待发。未及一年献忠等东山再起，势不可遏，西南半壁糜滥，巴蜀受祸尤烈。文灿亦因抚局失败，以“抚议误国”罪入狱受刑。

纵观文灿，以进士出身，饱读经史，识多闻广。孙子兵法有“攻城为下，攻心为上”之条，老杜诗《前出塞》有“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之句，史有诸葛武侯“七纵七擒”降孟获而绝边患之记，且前有招抚郑芝龙的成功之例，文灿败献忠而主抚也就不足为怪了。而罪文灿者则曰：文灿饱学，岂不知饲鹰者有“饥之则附，饱之则扬”之诫，又岂不识岳武穆用兵没有固定模式，“惟存乎一心”之论。时移势殊，执一端而不通变，其偾事丧身，似属必然。难怪乎王培荀在《听雨楼随笔》中有“惜邑人熊文灿作桥记，深为斯桥之辱”之叹。

殊不知，时值明朝末年，朝政日非，内忧外患，民生贫困，国力枯竭，明庭已如傀儡。文灿名虽总理六省军务，而各省之兵良莠不齐。号令未必遵行，指挥未必裕如。献忠新败就抚，即可收平叛之功，力避生灵兵燹之苦，文灿之用心亦可谓良苦也。然而，献忠辈拥兵索饷，而庭臣剿抚之争久议不决，使文灿陷入两难之境。献忠再起，抚议失败，归咎文灿不亦冤乎。

当是时也，献忠等战败穷蹙，若以重兵困之，迫之使降，汰其老弱，收编精锐，北上辽东，以御满清，或可为明庭之福，亦未可知矣。而庭臣纸上谈兵，剿抚之争不决，遂使献忠等得以从容休整，坐大难制，误国殃民，祸及文灿，岂不悲乎。使后人如培荀者“每过斯桥，有遗恨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