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奠中为何认为《国风选译》问题太多？

1956年，姚奠中先生曾选译了《诗经》。为什么选译《诗经》呢？因为他读了一本陈子展的《国风选译》后，感到这样的读物问题太多，误人子弟，因此骨鲠在喉，不能不说，写了《<国风选译>试评》,归纳分析了其中的问题：

第一个主要问题

第一个主要问题是： “全部译文，有很大部分不好懂。有时懂了句，不能懂章，有时连句子也不懂。《诗经》里《国风》原诗，对初学者说虽不太好懂，但对有点读古书基础的人，却不觉得过于难懂。而陈先生的译文，不但初学者不懂，即有一定古文学修养的人也不好懂。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根本缺陷。”

为说明这一论点，姚奠中举出陈译《召南·行露》一、三两节的译文进行评述。

《召南·行露》一、三两节的原文是：

厌浥行露，

岂不夙夜？

谓行多露。

……

谁谓鼠无牙？

何以穿我墉？

谁谓女无家？

何以速我讼，

亦不女从！

陈子展的翻译是：

潮湿的路上的路，

难道不赶早夜，

怎奈路上多露！

……

谁说耗子没有大牙，

凭甚么穿了我墙上的洞？

谁说你没有家。

凭甚招致我遭诉讼？

虽然招致我遭诉讼，

也不给你顺从！

对此，姚奠中评价：“谁能懂'难道不赶早夜’、'凭甚么穿了我墙上的洞’、'也不给你顺从’等句的意思？合语法吗？”

此外，姚奠中还指出：

全书中，有大量的句子，主要的字、词都没有译出来，就是换了字、词的，也仍然不好懂。陈先生把“之”，照例译为“的”；把“矣”，都译为“了”或“呀”；把“其”“彼”和用在句尾的“之”，都译为“他”“它”“那”。一些语助词没有意义的也都实译了出来，却不管顺不顺，不管合不合现代语法。像“汉之广矣”，译为“汉水的宽呀”；“匪女之为美”，译为“不是你的怎么美”；“颠之倒之”译为“颠的倒的”；“知子之来之”，译为“知道你的殷勤他”……有些句子，他胡乱加字，歪曲了原意，转变了语气。像：“嚖彼小星”，意思本是闪烁的小星，他却译为“微光闪闪的是那些小星”，语气变了。……像：“定之方中”，本意指定星（营室星）当空的季节，他却用了十六个字译道：“黄昏时候营室星的正照天中是冬天了”；……还有许多把解释的话加入句内，弄得句子更不明白。像：“如金如锡，如圭如璧”两句，他译为“锻炼精纯好像制器装饰用的金锡，光辉成就好像朝会祭祀用的圭璧”；“在城阙兮”，他译为“在南城上不设台的缺口上呵”；“雉罹于罗”，他译为“野鸡着了也叫翻车的罗”。这些句子，简直令人怀疑，究竟是在作注解，还是在翻译？何况所解还不一定正确呢！

据此，姚奠中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这本译著，连起码的通顺明白，都很难谈，更谈不到什么'生动流利’、'活波自然’了。”

第二个主要问题

姚奠中认为陈子展《国风选译》的第二个主要问题是：“这本选译存在的主要问题，还不在于像上面所举的字句方面，而在于它严重地歪曲诗意，宣传了封建思想。表现在每篇诗的'题解’上，十分明显。”

他还举例说明：“像《召南·行露》，写的本是一个反抗强迫婚姻的女子，她不怕'讼’、'狱’，坚决不答应和她所不爱的男子结婚。形象非常鲜明。但陈先生却把她这种反抗，解释为：她因'婚礼手续办得不够完备’，'守礼持正’而'必死不往’。原诗中根本找不到半点'礼’的影子，而陈先生却轻轻地把一个反抗封建制度下不合理的婚姻的女性，变成一个为封建礼教殉身的女子了！”

第三个主要问题

该《国风选译》的第三个主要问题是“牵强附会”的错误批判。对此，姚奠中称：

陈先生主观上很注意批判。他在《导言》中提到“选译工作也是一种批评工作”，“种种曲解不经过正确的批判而加以扫除，我们是无法完全懂得诗的本义的”；还提到“劳动人民的立场，历史唯物论的观点，辩证唯物论的方法”；还引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一段，来作依据，应该充分肯定陈先生的主观愿望和思想倾向，但究竟怎样实现他的愿望呢？如上所举，有许多地方，他是用落后的观点批判了进步的观点，而全部“题解”，表现的不是正确的批判，而是牵强附会。还往往拿一些新的概念，硬贴在旧的头上，搞得难以理解。像《诗经》中的第一篇诗《关雎》，陈先生除同意《诗序》：“乐得淑女以配君子，爱在进贤，不淫其色”外，牵拉到什么“对偶家庭”，说：“国风以此篇为首，可证一夫一妻制的对偶家庭正是当时社会的共同要求”！真不知从何说起！……

第四个主要问题

该《国风选译》的第四个主要问题是大量地抄旧说，把一本普及书弄得更难懂了，也更不被读者需要了。对此，姚奠中这样评论：

陈先生这本书，叫作“选译”，但事实上“选译”部分不到三分之一。全书291面，“选译”用大号字分行排，还不到80面。“题解”“注释”用小字密排，占去200多面。而这两部分的共同特点是“抄”！按他自己说的：在意义上，“或据《毛诗序》，或据三家说，或据朱熹《诗集传》，或据其他成说”，而在解说上，又“以《传》、《笺》、《传疏》、《集疏（传）》为主，《正义》、《后笺》、《通释》次之，其他又次之”。（并见“导言”）陈先生说：这两部分是“为译文服务”的。但是如果这本书的对象是初学，目的是陈先生所说的“普及”，那这样直抄古书的“题解”和“注释”，除引导他们到五里雾中外，还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像《诗经》这样古的诗，题解是需要的。但需要的是：概括地、明白地根据作品内容指出其主题、主旨所在，而不是依据“经师”的谬说，歪曲诗的内容；也不是罗列各家异说，来矜奇炫博，充斥篇幅！假如可能的话，在指出主题之后，再就主题所反映的社会、历史现实，和写作方法等，略作分析，当然也是好的，但绝不应是广抄各家成说，在旧说中打滚，为封建伦理说教。

至于“注释”，在一定范围内，也是需要的。因为虽然语译了，但有些地方不易译出或译文与原文距离较远；有些专词必须转个弯儿才能译出，这就有必要加适当的注解。比如：《七月》一诗，“一之日”、“二之日”，译为“十一月”、“十二月”是可以的，但读者不懂为什么能这样译。加注说明，就很必要。又如《芣苢》一诗的“芣苢”，究竟是现在的什么植物不易弄清，那就可以不译而加注说明。又如《蜉蝣》一诗，“於我归处”，可以译作“归于何处”。原因是“我”字系借为“何”。这里也应加注。总之，必须拿译文为主，加注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译文。绝不应像这本书那样作一次新“集注”，弄得专家不需要，初学看不懂也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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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奠中自己选译《诗经》

由于对陈子展《国风选译》不满意，姚奠中写了这篇评论文章。而在写这篇评论文章的时候，姚奠中也试着怎样翻译才更好。比如，在评论《鄘风·柏舟》时，姚奠中便用自己所译做论据，称：

《鄘风·柏舟》，写一个女子坚决地爱着一个男子，拿死来反抗家庭干涉。陈先生却把它解为“贞女寡妇”，不肯再嫁。试看原诗第一章（括弧内是我试译的）：

泛彼柏舟，  （漂流着的柏木船）

在彼中河。（在那条河中间）

髡彼两鬓，（那个两鬓下垂的少年）

实维我仪。（正是我的侣伴）

之死矢靡它！（到死，誓不改变）

母也，天只，（妈呀，天哪）

不谅人只！（不了解人哪）

这哪里能看到“两鬓”的人是已经死了，而女主角是寡妇呢？究竟有什么理由把歌颂爱情的诗，变成歌颂“守节”的诗呢？

又如，在评论陈子展翻译《郑风·狡童》时，姚奠中也引用了自己的翻译，称：

让我们再举一篇短诗，《郑风·狡童》第一章（括弧内是我试译的）：

彼狡童兮，（这个坏孩子呵）

不与我言兮。（不和我说话呵）

维子之故，（为了你的缘故）

使我不能餐兮！（使我饭也吃不下呵）

这难道不清清楚楚是爱情诗吗？她是那样开玩笑地叫他“狡童”，那样因爱情中的小别扭，而吃不下饭去。诗人抓住了这样生活细节，刻画了青年们热恋当中的恋爱心理和开朗的性格。但陈先生却说：“我宁相信汉儒所说”，也就是：“刺郑昭公不能用贤”的说法，还不厌其详地证明“狡童”可以指“君”。……

在这个过程中，姚奠中先在书上修改，后来干脆加译了没有选的一些作品。因为他觉得学生要理解《诗经》，需要有一本文白对照的白话译本，于是把这些内容合成一本《<诗经>今译一百首》，并于1956年7月18日写了“编后记”予以说明：

一、《诗经》三百五篇，其中：《风》百六十篇，《小雅》七十四篇，《大雅》三十一篇，《颂》四十篇。现在选译了：《风》七十七，《小雅》十六，《大雅》四，《颂》三，合为一百篇。

二、对各家旧注，主要是利用它的名物训诂，而不为它的陈说所拘。近人的创见如确较旧说允当，即予以尽量采用。

三、有些诗，旧注新说皆不惬意，便就自己钻研之后另提新解，像《葛履》、《绸缪》、《宛丘》、《衡门》之类，都是显著的例子。

四、为了节省篇幅，原则上不抄注疏。凡毛传、郑笺、朱集传所已具的注解，一概不录；其他专家的创见，和自己寻绎所得，如训诂易明，即只写直训，如较为曲折，则略作说明，以供读者参考。

五、译文首先求准确，其次求易懂。为了求准确，就不能不对原诗反复推求；为了求易懂，就必须合于现代语言，必须字句贯串。只有个别词汇，没有相应的现代语，才仍写原词，这对全章全篇的理解，是没什么妨碍的。

六、在准确易懂的原则下，我还希望能传达原诗的情感。并且尽量作到口头上谐韵，不一定与韵书全合。一面避免多增每句的字数，一面要求作到明白流利。

七、在对诗文的解说上，我是比较大胆的，但这大胆确实建筑在深入原诗，而且必须有训诂的根据。我的译文，固然希望能作新诗读；但通过它来提高阅读原诗的能力，也是译作的目的。

八、翻译难，译诗尤难，这个译本，当然还会存在许多问题，我希望得到读者、专家们的指教。

这本《<诗经>今译一百首》，2006年8月收入研究出版社出版的《姚奠中讲习文集》中。

2013年，由张建安推荐，商务印书馆以“《诗经》选译”为书名，再次出版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