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次子，为何自杀身亡？

国学大师王国维自杀而死是众所周知的，而其次子也死于自杀却少有人知。

1969年，王高明即将自杀前，多半想到过他的父亲。

王国维

那是42年前的军阀混战年代，局势之混乱，军阀之暴虐，让清华大学导师王国维觉得已无处读书了。

1927年6月2日 ，王国维自杀日。

据吴宓的日记记载，这一天天气晴朗。早上一切如常，王国维按固有的习惯，早起盥洗完毕，照旧由夫人为其梳理辫子，接着便到饭厅用餐。子女们虽没有上学，但必须与父母亲同进早点，这也是老规矩。王国维早餐后必至书房小坐，然后便到公事房办公。如有东西须带至公事房，总是叫老家人冯友跟随送去。这一天，王国维是独自一人去的。

临走前，他将事先写好的遗书放入衣服袋子里。看看已经顶到屋梁的线装书，那是他的心血与寄托所在，他没有别的爱好，所发工资大多买了书籍。如今，他要与这些无声的朋友们告别。他当然已为书籍们安排好后路，在遗书中写明由陈寅恪、吴宓二人处理。

他出家门的时候，没有任何异常的举动。家人们根本不会想到，这一家之主竟要走上绝路。

早上8点，王国维步行至研究院公事室。隔一会，王国维将院中听差叫来，让他到自己的私第取学生们的成绩稿本，并与研究院办公处侯厚培谈论下学期招生事。9点钟，王国维向侯厚培借钱，欲借洋二元。侯厚培身上没有现洋，遂取出一张五元纸币，递给王国维。

王国维走出办公室，来到校门口，雇了“校中挂号第三十五”的一辆洋车，命车夫拉往颐和园。颐和园在清华园之西，距离不远，很快就到了。王国维下车，给车夫五毫洋钱，让他在园外等候。接着，王国维购票入颐和园，来到昆明湖畔，先在岸边石舫前久立。

昆明湖水在风中荡漾，王国维的内心则波涛汹涌。他正在进行生与死的最后抉择。

很久，很久，他长出一口气。转而来到鱼藻轩。

是日游人众多，但无人注意到王国维。

“鱼藻轩”的名称是有来由的。诗曰：“鱼在在藻，有颁其首。王在在镐，岂乐饮酒。”忧王居之不安也。逸诗曰：“鱼在在藻，厥志在饵，鲜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

鱼藻轩内还有晚清慈禧太后御笔题写的匾额，上书“鞶鉴可征”四个大字。“鞶”为“衣带”，“鉴”为铜镜，“征”有证明的意思。这四个字的引申义就是：一个人的志向品行，可以像铜镜照人一样清晰可证。

因此，王国维选在此处自杀，自有其深意。

据园丁说：“先生约上午十点钟左右进园，初在，复步入鱼藻轩，吸纸烟。旋即闻投湖声，及得救，其间不及二分钟，而气已厌。死时里衣犹未湿也。”

此处湖水虽浅，但底部皆为污泥，王国维以年老之躯，怀必死之志，入水后头先触底，以致口鼻迅速被泥土塞满，气息停止。园丁将王国维救起后，不知道应马上实施人工呼吸等急救法，以至贻误而死。

与王国维一起到颐和园的车夫并不知道园中已发生这样的事。他按照王国维的吩咐，一直在园外门口等候。下午三点钟之后，颐和园就要关门了，王国维仍然没有出来。门前的洋车大多已经离开。守门人看到这位车夫，问：“这个时候了，为什么还不离开？”车夫告以实情，答：“尚有一老先生在园内，所以不敢离开。”守门人便询问老先生的年貌居址，等听明白后，告诉车夫：“此人现已投湖死。”接着领车夫入园核实。果然是王国维。

车夫马上返回清华园，将消息告诉校方。学校赶紧派人转告王国维的家人。王国维家人正奇怪王国维没在家吃午饭。有人报来死讯，家人无不惊骇。

王国维的儿子王贞明心急如火，乘车驰往颐和园。在鱼藻轩中见到王国维的尸体，痛哭不已。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师生们听到王国维自沉的消息，无不震惊。治丧委员会迅速成立，师生们为失去这样的好老师好同事而痛心不已。王国维被隆重地安葬了。师生们为表示对王国维的尊崇，在陈寅恪、吴宓二人的带领下，行跪拜礼。

王国维之死，也在整个中国学术界乃至世界学术界掀起了波澜。他的死令人痛心，也令人迷惑。人们在他的衣袋里发现遗书，封面书写：“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

遗书内容为：“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固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能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五月二日，父字。”

遗书中对死因的解释，只有八个字：“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世变”者，与时局相关。“义”者，“道义”也。“辱”则与人格、尊严、情感有关。

由此观之，王国维的死因，乃综合因素促成，而集中到一点，是在维护一种内在的“道义”。梁漱溟这样评价：“忠于清，所以忠于世；惜吾道，不敢惜吾身。”此评价与陈寅恪的评价互为补充，是很有道理的。

王国维去世后，入葬清华园东西柳村七间房之原。他的妻子儿女们基本上有较好的归宿。不幸者为次子王高明。

 

 文化名人的最后时光

王高明，字仲闻，受父亲影响，洁身自好，又博闻强记，痴迷学问。建国后，他虽在邮局工作，却用业余时间做学问，终以《人间词话校释》、《南唐二主校订》为学界认识。

1957年，王高明试图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几位朋友办《艺文志》刊物，结果被打成“右派”，还被邮局开除公职，不得不四处找工作。

国务院古籍小组组长齐燕铭特地将他推荐给中华书局的总编辑金灿然。王高明因此得以进入中华书局文学组，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他也只能当一个临时工。

1960年前后，王高明为中华书局编辑的《全唐诗》审核标点，接着进行《全宋词》的校订工作，此后用一年时间整理出20多万字的《读词识小》，颇具学术价值。

著名学者孔凡礼曾得益于王高明，他这样回忆：“那时，中华书局文学组副组长赵元珠同志，住在平安里附近的四根柏胡同，离我的工作单位很近。她很喜欢陆游的作品，又特别好客，就这样，我就成了她的座上客。在中华书局工作的王仲闻先生，也常到她那里去。他是国学大师王国维的次子，学识渊博，诗也写得好。他说元好问的一些诗沉郁顿挫，在陆游之上，有关元的资料，可以大力辑集，这就坚定了我的信心。”

孔凡礼文存

可就是这样一位才子，在特殊年代中却备受打击，最后连做临时工的资格都没了。

1969年，在隔离审查中，王高明选择了与父亲一样的死法，自杀身亡。

不同的是，

他无法找一个颐和园那样的所在去自杀，他是喝下“敌敌畏”（DDT）后而亡的；

他也没有像父亲那样留下什么遗书，或者，即便留下也被别人随手销毁了；

他更无法获得父亲逝后那样的荣光；

……

在那样的年代，他就像一粒微尘，在风中，消失得无影无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