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故事

地 主 故 事

 

地主这个称谓，在从小受到的传统教育中得知：大者恶者唯刘文采而已，后来又得知不过是刘文辉的杰作，为了政治宣传安在了刘文采头上而已。今年6月的一次内蒙古河套地区之行，才知道中国的私营地主之中，最大的是清末民初的王同春，刘文采的区区农田，跟王地主的农田比起来，简直就是小咬。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磴口县境内，有一个著名的三盛公水利枢纽工程。由于这里以良好的生态，丰富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资源，2005年10月，被评为国家级水利风景区。实地考查一圈后感到风光一般，但从陪同的巴彦淖尔宣传部的人口中，倒是听到了一个大地主的故事。三盛公水利工程的主要功能就是把黄河在这里一分为二，图片左下方的水流向巴彦淖尔，灌农田。左上方的水流向下游。整个水利工程都是在当年王同春开渠上建造的，老水利的废旧钢铁拆下，因是国有资产政府不允许卖，就修建了下面的由三个锁组成的永固锁，代表锁住不太老实的黄河，使之为民造福。每年凌汛是三盛公水利最危险的时刻，如果处理不好，黄河带下来的大块冰凌会冲击闸门，造成灾难。上面的照片就是在永固锁上的观景台拍下的，由两张照片接合而成。
      王同春，俗名瞎进财，字浚川，是直隶顺德府邢台县人，生于清咸丰元年(1851年)，小名进财。王同春出生在一个破落的商业地主家庭里。5岁时，因患痘，一目失明（还有一说是与人打架，被打瞎）。7岁入塾读书，因家境贫困，仅就读半年即辍学。之后随父谋生塞外，辗转于宁夏磴口一带，后被族叔王成收为嗣子。到16岁那年，他犯了杀人的案子，从家乡逃出来，同拳术家李三侉子一直推车到了河套。河套本来是一块肥沃的地方，谚所谓“黄河百害，惟富一套”。黄河在河套一段，本有两道，在北的叫做北河，在南的叫做南河。后来北河渐湮，其下游在清朝道光年间淤断，和南河不通，土人呼为五加河(也有人写作乌拉河)。从黄河到五加河，叫做后套。这块地方，南北四百余里，东西六七百里，真是天府之国。自从明朝入于蒙古，只充做牧场。到乾隆年间，有几个汉族渔夫捕鱼到此，在近河处用桔槔取水，试行种植，大获其利。到道光三十年，黄河水溢，北岸决成一河，名曰塔布河。河流所及，都成了膏腴。那时山西人民移殖来的渐渐多了，他们在那边种地，有非常好的收获。听说一个人可以种到一千亩，种一年可以吃十年。起初他们只会利用天然的河流，后来也会自己开渠，引水灌田了。王同春就在这个运会中赶到了河套。

有一个四川人，名唤郭有元，他先到河套，娶了甘肃女子，成家立业。他首先提倡开渠，这条渠就叫做“老郭渠”(现在改称通济渠)。同治十三年，王同春投在郭家，充做工人，勤苦地工作。他的身材特别高大，长六尺左右，进普通的门户全须低头而入。力气又极大，一锹下去，掀起来时就有百余斤的土。郭有元见他一表人才，心里着实爱重，就叫他管理渠工，把女儿嫁给他。他既成了家，就向蒙人租了牧地（还有一说是他向庙里的喇嘛租的地），自创一牛犋(这是绥远的特别名词，两条牛为一牛犋，引伸为村庄的意思)。后来再开第二个牛犋，以至于第三、第四……。他的田多了，就隆兴长(地名，在今五原城南)创一牛犋，这是他的大本营。光绪七年，他又自己开了一条小渠，叫永和渠。十二年，又开同和渠；后来开得长了，改为义和渠(在今五原县)，这条渠长有百余里。在这时候，他已经不受他的丈人的节制了。
    光绪初年，开渠垦田的还有几人，西边有一姓王的凿了一条黄土拉亥渠，又有一个姓杨的开了一条杨家河(都在今临河县，民国时叫临河县，现在临河是巴盟盟府所在地)。东边有一曹四，还有一个四老虎，同时开了一条长胜塔布渠(今名长济渠)。凡是一开了利就会发生争端，他们为了争水争霸常时械斗。王同春势力最充裕，他有来复枪、前膛炮，手下养着的逃兵和把式匠(即拳教师)又最多，械斗几年，他独霸了。河套共有八大干渠，每渠周围数百里，他一个人就开辟了五个，拥有良田一万余顷，牛犋七十个。河套地方几乎给他打成一片。

 但他的占胜并不完全靠武力；他有绝特的聪明。开一条渠不是容易的，三丈阔，三丈深，数十里至数百里长，还有许多的支渠，费钱数万至数十万、百万。实在是很伟大的工程。要是开了没有水来，或来而不多，人力财力岂不冤枉花了。但他识得水派，有开渠的天才，一件大工程，别人退避不遑的，他却从容布置，或高或下，或向或背，都有适当的计划。他时常登高望远，或骑马巡行，打算工程该怎么做，比受过严格训练的工程师还要有把握。在黑夜之中，他点了三盏灯，疏落地放着，来测定地的高低。逢到下雨天，他又冒雨出去，说那里有水，锹头挖下去，果真冒出水来了。遇有疑难的地方，低着头看，抬着头想，痴痴地立在渠边，有时竟徬徨终夜。等到豁然贯通，真觉得上下通明，快乐地跳起来，叫起来。他是这样地精神专注的。他又最不会失掉经验。夜中驰驱旷野，偶然不辨在什么地方，只消抓一把土向灯一瞧就知道走到哪里了。有一次，他指着一块地，说一尺以下必有水，旁人不信，掘下一尺，他的话竟验了。这人骇怪，问他原因，他说：“你看，地鼠穿的窟窿，翻起来的土是湿的。这不是很明白的证据吗!”黄河中起泡，他知道水要涨了，对农民道：“你们看，我开这渠，水会跟我来的!”果然渠口一开，水就汹涌地进来了。农民对他信仰极了。真要把他当成龙王拜。后来他和人家打架，被挖了一只眼睛，大家就称他为“独眼龙”，嵌进了这龙字。又因他小名进财，也称他“瞎进财”。凡是到河套去，提起王同春，这名字太文雅了，未必人人知道；一说瞎进财，没有不知道的。他还有一个表字，叫做“浚川”，这当然因他有开渠的功绩，念书人取了尧典中的句字替他加上的了。
    他非常的惜物，爱牲畜，天天先喂了牲口然后自己吃饭。他又非常的刻苦，开渠时自己也杂在工人队里，一齐动手，就是他的爱子也逃避不了这种苦差使。就是他的女儿，脚裹的小小的，也要背了枪在渠里监工。据巴盟宣传部人讲，王同春招募人手，先让这个吃饭，凡吃饭不过一升米的，坚决不用。在他认为，凡吃的多的也干的多一定力气大！
    他的势力渐渐雄厚，于是招兵买马，做起土皇帝来。流氓跑向他那边去，犯罪的也逃到他那边去。三教九流，他都容得下。直鲁豫三省的贫民，去的更不少。本来茫茫的荒野，给他一干，居然村落相望，每天下锹的和担土的有数万人了。他用了兵法部勒他们，个个人要替他做事，不许随便离开。农闲之时，又要施行军事训练，以防敌人的侵袭。清末革命党需要金钱的接济，常去访他，也受过他不少的恩惠。他对于钱财一点不吝惜。凡是去依赖他的人，他每每给这个人娶媳妇，再给以百亩或千亩的田地。光绪十七、八两年，京北大旱灾，他捐输了粮米一万多石。二十七年又是闹荒，他再捐了六千多石。巴盟随行人员说，王同春经常把开渠的工钱折合成土地，使河工直接变成农民定居，然后多给的部分再收租，这样既解决了劳动力，他又得到实惠。因为当时土地很多，只要把水引到哪，哪就变成良田。
     但是他的手段也实在辣。凡是和他有利益上的冲突的，或是犯了他的禁令了，捉了来就要处罚。他的刑罚有三种：第一种叫做“住顶棚房子”，是冬天渠冰，凿开一洞，把人投入。第二种叫做“下饺子”，把土袋装了这人，扔下黄河。第三种叫做“吃麻花”，是把牛筋晒干，像一条麻花似的，把人打死。所以，汉高祖还要约法三章，他则只有死刑一章。有一年，他曾经用这三种刑罚处死了三千五百人。总算起来，在他的手里结果的人可不少咧!四川的刘文采区区一个水牢，跟王地主比起来，被课本批了这么多年，真是有点不值啊！哈哈
      他还有一件不合理的举动，就是欺侮蒙古人。河套地方已久为蒙古人所占有，他们自己不开发，汉人替他们开发也未为不可。而且开发之后，蒙人日用的菜面油酒都可从近地交易，地方的繁荣本来也是他们的利益。满清政府更加“天高皇帝远”，什么都不闻不问。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王同春既拥有实力，他大可自由行动了。他常常租用蒙人的土地；对方不肯时，他又强立借契，契上写明一万年。再不肯，他就命他的手下人和他们械斗，把他们逐出这个区域之外。蒙汉间的感情就此伤了。他既广辟田地，开沟渠，置牛犋，后套里方园数百里，再没有蒙人游牧的地方，于是他们不是北渡阴山，就是南越黄河，王同春势力所及之地便断绝了蒙人的足迹。他也有人说蒙人很信仰他；蒙旗里有什么争端，只要他一出来，调停事就完了。到底怎样，尚待打听。也许王同春的强垦蒙地比了官垦还能讲些公道，又还舍得花钱，虽然蒙人一样地受压迫，究竟压迫得轻的会得收拾人心呢。
      他不仅对于蒙人毫不客气，即对于洋人也没有礼貌。比利时等国的教士在绥远一带传教历有年，每一个教堂各领有蒙地数百千顷，筑室耕田，自成都邑，仿佛一个个的小独立国，做事自然偏于强横。王同春压不服他们，他们也压不服王同春，彼此积有嫌怨。在这方面，我们虽没有听到什么故事，幸而觅得陕西巡抚升允的一篇奏书。奏书中的事情是这样：蒙人和教民闹起来，在庚子年后蒙方当然不会占便宜，其中有一个乌审旗(即鄂尔多斯右翼前旗)须赔银四万八千两，但这旗太穷，不但拿不出钱，也拿不出牲畜，只得把一个盐池押给教堂；教堂不要，因此招商承领。有人推举王同春承领，王同春自己答应了，而教堂不肯答应，说：“此人最不安分，与教堂颇有宿怨”，竭力阻挡。地方政府无法，把盐池改为官办。从这一点上可以知道，王同春对于外国人是怎样的倔强。
      有一个河南人陈四，到河套时比王同春早些，他也是一个豪侠讲义气的男儿，手下自然收得许多徒众。两雄不并立，他们两家时常械斗，杀伤的人很多。诉到官厅，王同春就被捕入莎拉齐的牢里。莎厅抚民同知文钧觉得械斗的事双方都应负责，不该独使王同春受冤屈，把他放了。后来陈四方面屡次上告，文钧为了这件事情竟革了职。他年老无子，不回家了，寄居在绥远城里，也没人理他。有一天，外边忽然来了几十个大汉，把他抬了去，他莫明其妙。停了一会，才知道他们是王同春特地派来接他的。到了王家，王同春跪下说：“大人，你是重生我的恩人，你没有儿子，我就是你的儿子了!”奉养他终身，殷勤服待，过于孝子，远道的人听了，愈加钦佩他待人的诚厚。 
     光绪二十七年，库伦活佛听得他的名声，聘他到外蒙开渠。他带了一千个汉人去工作。结果如何，因为道远，述说的人也不知道。但他的幸运已在这一年交完了，从此以后，他就一重重地堕入了厄运。
    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西太后等逃到陕西，岑春煊率师勤王，路过河套，看见土地肥美如此，心中着实想用国家的力量帮助农业的发达。下一年他接任山西巡抚，就奏请开发(因为那时的绥远是山西管的)。朝中准了，命贻谷做督办垦务大臣，二十七年先在东蒙着手，二十八年推到西蒙。贻谷到河套一看，见王同春的势力这等雄厚，觉得非把他打倒，政府的垦务是不能办的。因此，对他说：“你办垦务极有经验，我就请你当了总工程师罢!”贻谷带去的一班人，看见那边有这样的大财主，个个眼红，想去揩他的油。他知道政府的势力来了，豺狼当道，对他必然不利，但无法反抗，他任了总工程师，第一件事是修长济渠。他只命工人往低处开，水来了上不去，反把以前所开的渠一起淹了。他达到了败坏渠道的愿望。
     本来绥远的莎拉齐厅辖区极广，后套全部在内，现在宁夏省的一部分也在内。自从政府开发西蒙，就把它的西部划作五原厅。二十九年，五原厅扶民同知兼西蒙垦务督办姚学镜为了王同春不肯把渠道公开，亲带几营兵到他家里，勒逼他把渠道归公；他违抗不了，只得屈服。从此以后，政府里设了水利局专管放水，每年在征收水租多少钱；在规定之外，局中的吏役常常作额外的需索，不肯纳贿的就不给水。逼得人不能种，河套里的良田又变成沙碛了!王同春是自开渠道的人，政府里算是体恤他，贴还他一些些的开渠费。
    在那时，他不再能和以前械斗过的人争气了，于是他的二十余年来的敌人，一一上衙门控告他，其中以陈四为最厉害。他派人同陈四说：“从此以后，我固然完了，但你也完了!我们讲和罢，我们把两班把式匠遣散了罢!”陈四听了他的话，果真把自己的爪牙辞退。二十九年腊月三十日，陈四住在义和渠旁土城子(今五原县城南约六十里)，王同春的拳师杜福元带了几人，从隆兴长赶骡子到土城子，夜十二时把陈四打死了。杜福元们跨骡东去，八点钟走了四百里路，到包头，大年初一到处拜年。陈四家属告状，官府捕获了杜福元，但他说：“元旦天亮我就在包头拜年，怎么大年夜的十二点我在土城子杀人?两处相去四百里，难道我是会飞的?”官府到底不能定他的罪。

但是办垦务的官员们发财的机会又到了。他们叫王同春来，斥责道：“你私垦蒙地是有大罪的，杀人也是大罪的，两罪并发，你有几个头?这不是害了自己不够还害子孙吗?听我们的话，你具一个甘结，我们替你消案!”说罢拿出一张纸来，叫他画押。王同春是不识字的，不知道上边写的是什么，迫不得已，打上了一个手萤，这一打，他的田就去掉了无数!
     到光绪三十三年，王同春到底为了打杀陈四案被捕入狱。关了五年，适逢辛亥革命，绥远将军坤岫因人心不安，要把监内五十一个犯人一起枪毙，结果，别的都死了，只有王同春没有死，然而死尸却还是五十一个，原来一个开枪的兵丁误死在内了。将军觉得其中必有天意，没有杀他，仍旧监禁。民国元年，他恢复了自由。绥远将军派他回河套办团练，安定边疆。他回到家里，叫人肩了一面大旗遍走四乡，嘴里喊到，“王老子放出来了，奉将军的命令训练乡团，保护老百姓了!”百姓们听了这话，聚集拢来，不上一个月就部署井然，威声大振。民国二年冬，外蒙入寇，他埋伏了许多团丁，在高阙戍前打了一仗，蒙人大败而归。他因有了这回武功，得到政府里五等嘉禾章的奖赏。可是他的田产很少是他的了，他虽任当地的农会会长，还做得出什么事情来呢?
    听说阎锡山在清末和王同春有过很深的交情，辛亥革命，阎氏曾得到他的兵马钱粮的帮助，因此，民国以来他输运货物，经过山西，很受当地保护。他每年把滩羊皮和软毛细皮从宁夏后套运到顺德，再把绸缎布匹洋广杂货从顺德等处运到后套，车上插了“王同春”三字的标旗，经过山西各税卡，概可免验放行。因此，他在顺德民间的声名也很大。但我们知道辛亥革命时他正关在狱里，或者只是一种民间的传说而已。
     民国三年五月，地理学家张相文旅行到五原，他在归化听得了王同春的名望，访他谈话，一见倾心，觉得他真是一个农村的模范人物。听到他自叙50年来的经过，又深切地替他抱不平。张氏回到北京，和农商总长张謇说了。那时张謇兼任导淮督办，听得有这样一位开河的天才，自然高兴，就聘他为水利顾问，招他到北京，并嘱他带了两个儿子到南通师范学校读书。这年冬天，他们动身，路过绥远城，谒见将军潘矩楹，潘将军的手下人和贻谷的手下人一样，看他有钱又榨，就劝将军加他一个罪状，把他下狱。张相文与张謇函电营救，都没有效果。张謇为了这事特地进总统府见袁世凯，用袁大总统的命令打电报去，方得释放了。他到北京，对人说：“险呵!案子已判决，该枪毙了!只是这命令迟到一天，已不及了!”他想起这些事情，真觉得万念都灰了。
     他们到了北京，在张相文办的中国地学会里住了三个月，和张謇等商量开垦河套的计划。他们共同组织了一个西通垦牧公司，由王同春拨出乌兰脑包附近地十万八千亩作为公司事业的基础，张謇和张相文各出二千元作为活动资本，从民国四年四月开冻时办起，张相文亲自去布置。因为交通不便，官吏贪婪，军队骚扰，土匪猖獗，办了六年，不但开垦失败，连牧畜也失败了。
    民国三、四年间，张謇常常请假回南，覆勘淮南工程。王同春曾随着他南行。张謇同他讨论导淮的方案，他主张疏导人海，张也极以为然；但到底为了种种阻碍，没有实行。
    他在南通县住了些时，又到北京和山西应州住了些时，他回到五原。五年，河套田地又归他经营。但他老了，不行了。六年，病死。年六十七。现在五原城内有个王同春祠堂，每年六月六日为庙会期。就是这座五原城，也是他捐贷建造的。据巴盟随行人说，这个祠堂经过文革已荡然无存。

自从光绪末年他入狱后，一班拳师失去了首领，变为土匪。河套的土匪几乎没有不是王同春的把式匠，他们的扰乱区域直蔓延到察哈尔。
    讲到渠道，自他走后也湮塞了。当贻谷办垦的时候还像个样子。到了民国就没有人顾及，垦务停顿了。四年，绥远都统蔡成勋手下有一个族长杨以来，他要包办水利，设立灌田公社，名义似乎很好，但实际只有剥削，水利全坏。五年，虽仍由王同春接办，但过年他就死了。此后水利事业由垦务局经营，当局者只知有田而不知有水，更失败了。十七年，划归建设厅，设立包西水利管理局，困于经费，变成官督民修。无论如何，总不及王同春私人时管理得好。所以有人叹息着说：“民生渠修了三年尚未成功，而且眼看将来也没有希望，如叫王同春来修，那会枉费这么多的时间和这么多的金钱!”
     王同春共生四个儿子，一个女儿。长子和四子早死，五子王吉，号乐寓，是一个谨慎的人，能保守他的遗产。三子王英，号杰臣，民国初年随父到南通，读过几年书。回五原后，他不去种地，专喜招集流氓，聚众至数千人，后又增至万余人。政府任命他做军官，曾在山西骑兵司令赵承授部下做过旅长和副司令等职。但他为人心气高强，不能郁郁居人下，而有势力的又垂涎他的产业，逼得他难堪，二十年，他率了两师兵造反了。这说不定有水浒传中逼上梁山的背景，给国军剿平了之后，至今匿居在天津。他分得的父产，已全部没收了。次女二老财，年已五十外，娴骑术，擅智谋，绰号是“后套的穆桂英”，也有人比她做九花娘。十七年，土匪赵二半吊子围攻五原城，声言破城后要屠城，她挺身而出，严辞责备，他的兵就退了。即此一事，可以知道她在后套的威望。她手下有四千人，又有些军人。她也能指挥军队。王英失败后，后套的土匪更多，有人报信，说他们都住在二老财的家里。政府得此消息，把她逮捕。她侃侃答辨，说：“倘使我帮着王英造反，为什么他失败后我不跟着他跑呢？再说捉贼捉赃，我的赃在那里呢？”问官觉得她理由甚真，没有定她的罪，但也没敢放她。她现在仍住在五原县的监牢里。又有人说，已经放了出来。
    民国十四年，从五原县中析出通济渠以东的地，成立安北设治局；又析出丰济渠以西的地，成立临河设治局，十八年，改临河为县。绥远一省只有十八个县，而五原、临河、安北三县是王同春开发的。一个不识字的人能够赤手空拳创出这番大事业来，那不够我们的纪念?再说倘使官民能够合作，他的成绩又将怎样?所以张相文沉痛地说：“王同春是不幸而生于中国”!
      以上内容是听随行人员讲叙之后在网上搜得民国时期顾颉刚撰写的一文整理的，听讲故事的人说后来抗日战争爆发，王同春的后人做了汉奸，下场不是很好。巴盟宣传、文化部门正在进一步整理原始资料，编写剧本，准备将这段故事拍成电视剧，不仅让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