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猫不卖碗

卖猫不卖碗

——由奇葩博士论文所想到的

刘景忠

一

“综合近年来奥斯卡最佳摄影奖来分析这《拆弹部队》和《阿凡达》两部摄影代表性的强的电影以及奥斯卡对数字时代电影拍摄的审美倾向……”

这个句子你能读得通吗？不读上几遍，你能知道作者想表达的是什么吗？

不错，这就是那一篇被称为奇葩的博士论文。

事情的缘起是：“今年4月，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陈吉德在对一篇教育部抽检的博士论文进行匿名评审时，发现一篇论文漏洞百出，于是发博文吐槽其中一个章节标题雷人、语句不通，连小学生都不会犯这种错误，并提出12条严厉的评审意见。博文引发了网友的广泛热议。”新华网、中国网、中国教育报等众多知名媒体都作了相关报道。

以往遇到此类问题，人们总是调侃：他的语文是数学老师教的吗？但这次没有。各路媒体披露此事时，无不把批评的靶子对准了这个博士背后的东西。“奇葩博士论文揭开考评之弊”、“治学也要有工匠精神”、“奇葩博士论文羞辱了学术底线”、“奇葩博士论文怎会一路绿灯？” ……就连揭露此事的陈吉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指出，“对这篇论文，我最想讽刺的对象不是作者本人，而是他的导师。学生差，可以让他改、让他延期毕业，但是作为导师，一个如此差的论文都能进入答辩流程甚至毕业，实在让人愤怒。”

这就对了！

二

我也常常以评委的身份参加一些教科研课题的开题、结题会议。也许是自己愚笨，不仔细看课题材料，不整理好自己的看法，我是没有勇气坐在评委席的。在我看过的课题材料以及在我参加过的课题开题或结题会议上，几乎没有人谈语言文字方面的问题，专家们点评最多的是研究背景、核心概念、研究目标、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预期成果等。客观地说，从上述方面“找茬”是比较容易的，稍微翻一翻材料便能发现其中的一些不足。无怪乎一些专家可以事先不“备课”，到了会场，一边听课题主持人汇报，一边翻翻材料，点评时同样可以做到“振振有词”。相比较而言，我的“认真备课”倒显得有点“小儿科”了——因为我首先是从课题的语言文字开始形成自己的看法的。

我以为，无论是开题报告还是研究报告首先要做到的就应该是语言顺畅、表达清楚、标点规范、结构完整。反过来说，如果语句不通、标点不对、缺乏文采、结构松散，这样的开题或结题报告首先就失去了“基础分”。然而令我惊奇的是，不仅评课题的专家们不谈，做课题的教师们对这个问题缺乏最基本的认识和敏感，即使被我批评为“不应该”犯如此“低级的错误”，似乎也不能引发教师们的羞愧感。教师们会说“刘校看课题看得很细”！我会在内心反驳他们：这哪里是细与粗的问题！维护祖国语言文字的纯洁（优雅暂且不谈），是每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教师的基本义务。在我看来，教师的工作离不开语言文字，粗心、粗糙、粗暴地对待语言文字，是不能容许的。不幸的是，在中职教育领域，粗心、粗糙、粗暴地对待语言文字已经成了见怪不怪的普遍现象。这个现象，不仅让我感到奇怪，更令我感到可叹、可悲、可怕！

三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上述“普遍现象”的发生呢？教育界要将责任推给社会，学校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社会大环境对祖国的语言文字持不恭态度，教师们能不受其影响吗？社会则会抱怨这是教育的失败：一个人从小学到大学（幼儿园不算在内）至少读了16年书。大学毕业后居然写不出一份像样的工作总结，写不好一个简单的会议通知……

谁是社会？这个问题不能细究，究来究去把教育也就装了进去。就学校教育而言，约定俗成的说法是，除学校教育部门以外，其他的都可以称之为社会，尤其是影响面最大的各种媒体。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当然是有责任的。

媒体追求的是订阅量、收视率、点击率，因此，迎俗、从俗，搞笑、搞怪，必不可少；但俗着俗着、搞着搞着，有的就变成了媚俗、恶俗、瞎搞、恶搞。订阅量、点击率、收视率上去了，说明人民群众“喜闻乐见”了，何罪之有？广告语有云：大家好，才是真的好！现在的情形大约就基本实现了“大家好”，只有极少数像我这样不识时务的人才会从中看出“不好”来，而且还要不知趣地说出来。

央视有个节目叫“幸福账单，为你买单”。恕我无知，每次听到主持人充满激情地说出这八个字的时候，我的身上总要起鸡皮疙瘩。不为什么，就是听着别扭。从小喜欢猜谜，喜欢对联，喜欢读一点古诗词。我所知道的是，汉语中凡属次类上下句押韵的，均不可有重复的字出现，韵脚更不可重复，如有重复，便贻笑大方。

时代大不同了，“幸福账单，为你买单”这样的句子照样可以上央视。

时代大不同了，一些原本稀松平常的词语一不小心便会响彻全国。如姜文导演的影片《让子弹飞》，由于周润发、葛优、刘嘉玲和陈坤的加盟而红极一时。片子红了，“飞”字也跟着红了，于是，媒体推波助澜。比如：《让文化大餐“飞”向农民工》（2011年2月5日《光明日报》），《让健康如脱兔，让幸福感多飞一会儿》（2011年2月5日《新华每日电讯》）等。2012年《舌尖上的中国》播出后好评如潮，“舌尖”一词也跟着受宠。许多城市都不自觉跟“舌尖”勾搭上了，一时间，“舌尖上的××”铺天盖地。连最为平常的节气也被文人写成了“舌尖上的二十四节气”……

鲁迅当年感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现在我要感慨：中国人失掉想象力了吗？

四

还是回到教育的话题上来，我比较有“自信力”。前面说，社会有责任；现在我要说，教育更有责任。因为几乎百分百的社会人都是从学校走出来的。单从这一点看，学校、教育也难辞其咎。

依我看，对待语言文字的态度，若论认真、较真程度，从小学到大学是递减的。小学倒是认认真真地在教孩子读书写字，到了初高中，在应试教育的高压下，语文课已经变成了技能课（应试技能）。到了大学，面对缺乏语文基本功的学生，教师也只好将就——大学的年轻教师也是这样过来的。本科毕业，一些学生继续读硕士博士。越过硕士，直接说博士。我有几个朋友是已读或在读的博士。其中一位在读博士告诉我：“我的导师曾经说过，我可以不懂你的专业，但是，我看的是你的研究规范。”这位朋友还告诉我，他有一个朋友在某学刊当编辑，一天能审100篇左右的稿子。他问她怎么审，答曰：“先看规范性，连规范性都没有的，内容根本不看。”

这就对上号了，我们每年“生产”出不少博士论文，其中自然不乏优秀论文，但为什么个性鲜明、见解独到、富有创造性的论文比例不高呢？以偏概全地说，接受系统的“学术规范”训练，才是博士们的主要任务。我敢断言，开头所说的那篇奇葩博士论文，很有可能在“学术规范”方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比我老一两辈的学者教授们似乎不是这样的。这方面的逸闻很多，比如字迹不工整的论文导师直接退回、考上了工科的研究生导师却要求他们先读庄子，等等。我相信这些逸闻不是笑谈，因为我所接触过的我的上一代学者教授们确就是这样的。

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取了一所财经类中专学校。教我们书法兼珠算的老师就是典型的“上一代”。他要求我们每天写三行数码字，三行汉字，少了不行，多了不看，但这三行要用心写。开始我们不理解，为什么不能多写几行呢？但胳膊扭不过大腿，我们真的每天就写三行。一个学期下来，同学们的数码字都成型了，看起来很“会计”了，汉字书写也有模有样了。这件小事，让我懂得了一个道理：一天写十行、一百行容易，但每天坚持写三行不容易。功夫都是从不容易当中不知不觉地出来的。我们的会计老师，很牛，把我们训得服服帖帖的。但有一阵子学校里面来了一个教授，大约是有什么问题下放到中专校来的。会计老师不肯放过这样绝佳的请教机会，便将自己的备课笔记拿给教授看。几天后，我看到会计老师的备课笔记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红字的批注。让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那位教授的批注，一笔一划，一丝不苟——恰如他的授课、他的风采。

五

综观古今中外历史，时代的发展必然会有一个扬弃的阶段。有扬有弃才叫扬弃，只弃不扬，否定过去，打到一切，违背历史发展规律。五十年代我国曾经为捍卫祖国语言文字的纯洁进行过大范围的讨论，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即使在“文革”时期，有许多大字报还是很讲究语法修辞的。写得好的大字报，人们争相抄写，成为街头一景。改革开放后，我们要和西方、和世界接轨了，我们的眼睛立刻瞄准了西方、瞄准了世界，反而把传统的许多东西丢掉了。就像家里突然来了客人，主人要赶紧把瓶瓶罐罐扔掉一样。说到底，还是穷的心态，不自信的心态。如此说来，鲁迅说的“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并没有过时。

自信，是一种确信，无须他人提醒。自信，是一种文化，无须变来变去。比如，法国人的浪漫、德国人的严谨、美国人的包容、北欧人的自由。如果盲目自信，也就和阿Q的心态庶乎近焉了。

我国历史悠久，文化传承延续了几千年，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可匹敌。如果连这一点自信都没有，恐怕也就丧失了与西方、与世界接轨的资格了。

范伟和高秀敏有一个小品，“范伟”看中的是文物——那只破碗，“高秀敏”先是让骗对方上当，然后只卖猫，不卖碗。因为“高秀敏”知道，破碗比猫值钱。“高秀敏”有这个自信。

我们应该学习“高秀敏”的这种精神：无论卖多少只猫，那个碗是万万不能卖的——尽管那个碗已经破旧了。

由奇葩博士论文，想到这些，纯属感慨系之，语无伦次，一吐为快。

2016年6月22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