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派太极拳“天盘拳”杂言》的杂言
——兼谈《谈谈犹龙太极和陈庆国先生》
——王逸樵
陈庆国先生和其徒闻宇在《武当》2000—6．8月份杂志上发表了两篇文章，其中不少 有悖于武德和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言论。本来他说的一些话，人们可以一笑了之，不值得理睬。但他却堂而皇之地在有影响的《武当》杂志上发表文章，公开散播其错误言论。对此，笔者认为有必要予以澄清，还其历史本来面目，以免在本派和武林界造成混乱、疑惑和不团结。下面就文中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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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龙派太极拳不能与他派太极拳“掺和在一起”，这在道门来说是一个严肃的问题。道门传艺(道)均言祖不言师，更不允许在太极拳之前冠以某人的姓氏，如杨、陈、孙、吴等氏太极拳。犹龙派太极拳的祖师是张三峰，直接传于武当山道教，该拳的全称是武当嫡传隐仙寓化犹龙派太极神功，也可说她是正宗的原始的没有经过俗家改造过的道脉太极拳。她保持着传统的道门传递规矩和戒律。如果犹龙派太极拳融入了其他民间流传并冠以姓氏的太极拳之中和他们结成什么“血缘关系”，就会俗道不分，抹杀了犹龙派太极拳的风格特性和独有的拳理功法，使其失去独树一帜的特色和固有的渊源，流为一般的太极拳，这是培元尘、司新三、张振之等前辈所一贯强调和维护的——要与其他太极拳分开，不能掺和在一起。所以并不是什么其他人“硬性的将李派和犹龙派分开”，而是本派弟子们遵从前人再三嘱咐和戒律，维护犹龙派的正宗传统，不能与他派太极拳掺和在一起，更不能结成什么血缘关系。相反现在陈庆国先生硬是把犹龙派太极拳与李派太极拳掺和在一起，还要“结成血缘关系”，这种公然违背本派戒规，强加于人的做法，不仅犹龙派门人要反对，就是李派门人也不会苟同。陈一而再，再而三的非要将两派掺和在—起，其用意究竟是为了什么?令人百思不解。但是把下面问题联系起来，不难看出他的用心何在。
犹龙派太极门，谁是唯一传人，这个问题在本门中五十多年来，从来没有人提过，也没有听到张振之先生谈过谁是他的唯一传人。所有受教于张振之先生的弟子们也没有—个人标榜自己是门内的“唯一传人”。偏偏在张振之先生的弟子多数作古的今天，陈庆国却公开连篇累牍地在《武当》杂志上发表文章，声称自己是“犹龙派太极门的“唯一传人”，并且还摆出了自己的理由，煞有其事地让他人相信他编造的谎言：一是，“犹龙派太极拳讲单传独传，这就决定了得犹龙太极全体者一般—代仅唯一人也。在张振之先生的众多弟子中，“只有其大弟子张鸿逵先生学得最拿最精”而“张鸿逵，先生生前所学犹龙太极尽数(最全最精——笔者)传与唯一爱徒陈庆国”；二是，“因犹龙太极规定历代只许有一人窥其全体，虽现今有两三人零散的掌握着不全的犹龙太极练法，却难以体现出犹龙太极的精华。所以这就决定了我(陈庆国)要为犹龙太极奋 斗一生”、“发扬光大”。不难看出，前一理由肯定自己，后一理由否定他人。结论是只有我陈庆国“学得最全最精”，是当今犹龙派太极门的“唯一传人”。
陈庆国先生并不满足于他想当犹龙派太极门的唯一传人，他还要充当李派、江南派的传人，他自称得到三家“正宗传法”，“集犹龙派、李派、江南派于一身”，把三个光环罩在自己头顶上，成为三派的佼佼者。这就是为什么陈庆国极力把犹龙派与李派、江南派结成“亲缘混血关系”，其目的是显而易见的。为了证明他的“血缘关系”之说，他还不顾历史事实，编造了两个故事：一是犹龙派太极拳原始架三十六式，故名‘天盘拳’(天盘为‘天罡’三十六)，“司新三在李瑞东再三要求下，．事先讲好‘只教你(李瑞东)一人，不准外传’。君子一言九鼎，李瑞东恪守诺言，对天盘拳自然不往外传，时间—长，李瑞东死后把‘天盘拳’带走了”，“天盘拳是犹龙原始法打。”由此证明李瑞东也是犹龙派传人，其创编的李派太极拳当然与犹龙派太极拳具有“血缘关系”。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到底有多少可信之处呢?笔者从四十年代就与张鸿逵先尘密切交往，并受其犹龙派太极拳的熏陶，五十年代初受教于张振之老师，在以后的岁月里和本门。众多师兄弟的长期交往中，从来没有听张老师或其他师兄弟说过，犹龙派太极拳还叫“天盘拳”。恰恰相反，我倒听张振之老师说过“鼻子大爷的天盘拳最难练，属上乘功夫，只有极少数的弟子学成，先生次子李仲英是其中之一。”我们仅知道本门正式名称 为武当”隐仙寓化犹龙派太极神功”，而且张振之老师经常提醒他的弟子们不要与武清（李派）掺和。这种界限在张老师心里划分得非常严格，谁若是混淆了这个界限，他立即不再授艺于你，甚至断绝师徒关系。这种事情不幸的是却发生在我所尊重的师兄 张鸿逵身上。张振之老师之所以坚持犹龙派不能与他派掺和的界限，是遵从培元尘、司新三等一脉相传的戒规行事的。所谓“司新三就将犹龙派太极拳传于李瑞东”之说完全是陈庆国个人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在没有事实根据的前提下，臆造出来的。假若陈庆国所说是事实的话，从司新三到张振之先生却没有必要再三强调不能与武清掺和在一起的警示了。张老师虽然在门派上与武清(李派)分得很清楚，但对李瑞东先生及其门人们，在感情上非常亲近，保持着深厚的情谊和尊重，以同门相待。
陈庆国编造的第二个故事是：“就犹龙派与李派而言，司三爷跟李大爷苯系最好，感情最深。如果没有李大爷，司三爷也未必能走上练太极这条路。若没有这个前提，司三爷可能也不会得到犹龙太极”。陈庆国编造的这个故事完全是一派胡言。司李二位先生走上练拳之路，他们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李瑞东先生自幼好武，先后在自己家乡学过少林金刚八式、戳脚、八卦、弹腿。1880年4月28日，端王府总管王兰亭由京赴武清王庆坨办事，投宿李瑞东先生家，闲谈中得知王练太极拳，遂在武书房较技试手，李三战皆败北，此后由王代师授李太极拳，成为杨露禅先生的寄名弟子，后又随王赴京学艺多年。而司新三先生是端王府的文案主簿与王兰事先生同在府@@@事，
早于李瑞东先生以寄名弟子随王兰亨学太极拳。待李赴京学艺时才与司新三先生相识，成为师兄弟关系，这是历史事实，有据可查。司新三先生得犹龙派太极神功，完全是他个人在一次偶然机会遇到培元尘先生的，这与李瑞东先生毫无关系。他二人除了是师兄弟关系外，都是各自走上练武之路的。陈庆国编造的上述故事，使人不得不怀疑他是否患了关系妄想症。
陈庆国把有些不同环境、无关的人物、现象编织在一起说胡话，而且还睁着眼睛说鬼话。他在《武当》2000-8期《李派太极‘天盘拳’杂言》中：“1987年因吴宝昌(又名：吴子云)发表了一篇题为《金蟾行功·青龙太乙十三式基本功八卦九宫桩》的文章，为此，张振之说吴子云‘太聪明了’，所以他也没有传他(吴子云)，是后来师叔周文清给他说点犹龙派太极功法(是八十年代以后)。”上述这一段话将两位早已故去的人变活了。一是吴宝昌(又名吴子云)在1987年发表的文章，张振之老师早于1970年冬逝世，事隔十七年却出来评论吴尘吕“太聪明了”，这是活见鬼之一例；二是周文清先生也早于1979年初病逝，却在八十年代以后出来给吴宝昌说功法，这是活见鬼之二例。
陈庆国在说胡话、鬼话，同时也说假话。如他在文章中提到“《李派太极拳谱》是张鸿逵恩师传于我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张鸿逵先生生前从未传他什么《李派太极拳谱》，而是在其师病逝多年后，陈庆国以借阅拳谱为名，向张鸿逵先生之子张冠杰处拿走《李派太极拳谱》，借后长时间不还，当张冠杰向其索要时，陈蛮横地说，此拳谱是其老师留给他的，本应归他所有，拒绝交还。经张冠杰多次交涉催讨，在他人的劝说下，陈才被迫勉强归还。为拳谱纠纷，陈庆国与张冠杰成为陌路人。张冠杰从小跟随其父张鸿逵先尘学练犹龙派太极神功，具有深厚的家学渊源。而陈庆国为突出自己是张鸿逵先尘的“唯一传人”，从不提及张冠杰的名字，深恐自己这个“唯一传人”受到他人质疑。
陈庆国除了说胡话、鬼话、假话外，他还说混话，干混事。在本门中，他目无长辈，不通情理，如吴宝昌师兄是犹龙派门中年岁最大，文化修养最高，谦虚好学的人，和师兄弟们相互关系处得很好。他一生酷爱武术，解放初期因政抬历史问题曾长期坐牢，在监狱不准练拳的情况下，他就创编了一套坐着练的太极拳。由于过早的离开张老师，因此所学犹龙派太极功法不多，成为他一生最大遗憾。当他八十岁左右时，一次偶然机会遇到陈庆国，吴作为师伯辈仍向晚辈陈庆国讨教功法。陈却胆大妄为，连起码的礼貌都不讲，竟然在说手过程中，突施冷手用探马掌拍打师伯吴宝昌的面门。当时吴并未责怪他的不恭，但陈的行为在其他长辈师叔伯中引起强烈不满。陈庆国在师伯面前自认为功夫了得，毫无谦恭之心。在他所写《李派太极天盘拳杂言》一文中竟然吹嘘说：“吴子云找到我，我给他说了‘七星桩’，比划个‘懒搭衣’初始的姿势。”更有甚者，他还在文中公然借他人之口，贬低自己的师爷张振之，他说：“天津武术界的前辈都夸奖张师父(张鸿逵)比张振之(直呼其名)打得还好，但张师父非常谦虚，非常憨厚，非常义气，从不敢自高自大。”(三个‘非常’肯定其言不虚——笔者)。还有一次，陈庆国到其师叔周文清家中，当时周重病缠身，正倚坐在床上休养。陈毫不客气的朝周说：“你不要总坐在床上下来给我说说功夫。”周对其不通人情极为反感。在一次说手中，重重的朝陈华盖穴打了一掌，很很地教训了他一次。
陈庆国上述种种表现，只能说明他的狂妄自大，缺乏武德；不懂礼貌，有悖信义是令武林中人不齿的行为。
关于陈庆国先生上述种种言行写了不少，如再写下去还有许多，但就已经写出的事例足以说明他的为人，并且澄清了一些问题的是非曲直。现在再写两件事用以最后说明陈庆国是不是“犹龙派唯一传人”，以期使不明真相的人对陈庆国的为人做出自己的判断和结论。
陈庆国是不是张鸿逵先生的“唯一爱徒”此事还得从头说起。陈庆国尘于1951年，十七岁时由邻居王洪信引荐，师从张鸿逵先生学练犹龙派太极拳。当时陈学拳比较刻苦，认真钻研，深得张鸿逵先生喜欢，并细心栽培。陈跟随其师学拳七、八年之久，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张鸿逵先生分文不取，完全是无偿传授拳艺，直至其学有所成，其师对陈庆国恩重如山，但就在张鸿逵先生病逝前的1975年，笔者前去看望他，闲谈中鸿逵师兄在谈到陈庆国时，脸上露出气愤和失望的表情，对我说：“师弟，我看错了人。陈庆国这个人不可信他的的品行很坏。从今后我与他断绝师徒关系，不承认他是我的徒弟。”并无奈地表示：“这么多年来，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我问他为什么?他只是说“此人无德”。因为师兄没有细说，我也不便深问，究竟在他们师徒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长时间不得而知。今天看来，从陈庆国的种种言行和为人，印证了其师说的一句话：“此人无德”。当然，知徒者，师也。张鸿逵先生不认陈庆国为徒的事，笔者从未与他人提及。过去，我认为，不管张鸿逵先生认与不认，陈庆国曾经是张鸿逵先生的弟子，学过犹龙派太极拳，这是客观事实，也是尽人皆知的事，不能否认。但是其师在与陈断绝师徒关系后，陈即不再是张的弟子，现在再称他是张鸿逵先生的“唯一爱徒和传人”，那是自欺欺人。陈庆国多次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抬高自己的所谓恩师张鸿逵先生，其用意却是抬高自己。所谓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吓唬别人，其目的是把自己放在犹龙派掌门人的位置上。让我再次引用他徒弟闻宇说的话：“虽然张振之先生在世时入座(门)十二大弟子，打破历代单传戒规”，“在这些传人中，只有其大弟子张鸿逵先生学得最全最精”，“张鸿逵先生生前将所学犹龙派太极尽数(当然是指‘最全最精’一笔者)传予了唯一爱徒陈庆国先生”。“最全最精”一说关系到陈庆国“尽数”被授业的根据。所以他必然要极力在张振之先生的十二弟子中把自己师父的功夫抬高到“最全最精”的高度，以此抬高自己，贬低别人。如果陈庆国提出的两个“最”是事实的话，也就罢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
其中的故事说来话长——
我和张鸿迳先生是邻居，他住复兴庄前街，我住在中街，相隔约五、六十米。1942年我十二岁那年，在他家院内一赵姓老先生家读私塾，认识子张鸿逵先生。因他大我十三岁，我在他眼里还是个少年。他喜欢养蛐蛐儿，我有时到开洼地早捉来蛐蛐儿与他养的蛐蛐儿放在罐内撕咬，我们之间山此熟悉起来。有时在假日还带我到郊外去捉
蛐蛐儿，他待我像小弟弟一样。到了我十七岁那年，他教我几式犹龙太极拳。那时我对太极拳的认识还处于朦胧状态，但对它的技击性却引起了兴趣。这是我接触犹龙派的初始阶段。此后他经常带我到山西宋氏形意拳传人李旭洲家(住复兴庄东头)去玩，因李和我是同乡，不把我当外人。我亲自看到张鸿逵先生是李旭洲家的座上客，每次去他家，都是好烟好茶好招待。他们在一起的话题都是谈拳论技，并常在院内和屋子里过招试手。多数情况下，李旭洲处于下风，但李的弟子在场时，他二人只说不动，以维护李旭洲先尘的为师尊严(李以教拳为生)。这是张鸿逵先生武德高尚的表现。
1948年天津解放前夕，一天，鸿逵师兄非常兴奋地对我说，他的老师从沈阳又回到天津来了。此时，我才知道张鸿逵先生从1939年在天津即师从张振之先生学练犹龙派太极拳。后来，张振之先生离津赴沈阳铁路局工作，张鸿逵先生虽已离师多年，仍练功不辍，直至张振之先生返津定居。过去张鸿逵先生学的都是单操动手功夫，对犹龙派太极四气功法并未学全，这次张振之先生回津他可以接续前学，怎么能不高兴呢?不久张鸿逵先生带我去河东大王庄吴子云开设的火柴厂去拜见张振之先生，在见面前嘱我见了他的老师就跪地叩头认师。后来见面，我照他说的做了，也是我与犹龙派太极门和张振之先生有缘，第一次见面就答应收我为徒了。当然，没有张鸿逵师兄的引荐，我也不会有此机遇走进犹龙派太极之门。张鸿逵先生敬师如父母，每月发薪先给老师买面粉等生活用品送到家。记得一次洪逵师兄家里熬鱼，他也分一份让我用碗端着送到张老师家。他教导我说：“你现在正上学，没有经济来源，等参加工作后，不要忘了在生活上关心和孝敬老师，我们不能白学功夫。”张鸿逵师兄尊师重道的仁义品德，使我终生难忘。
随着张振之老师的到来，张鸿逵师兄形影不离地追随在老师身边，更加用心的学练犹龙派太极功法，日常我看到他行、走、坐、卧都在用手比划着招式动作，在家中还照着镜子验证自己的拳姿神意，正应了“小小钥匙贵如金，行立坐卧不离身”，不仅坚持体练，还随时随地用心默练，做到“勤习默会”，简直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一旦
悟化了心得，就把我叫去说给我听，如果我有什么心得体会，他也很高兴地听，并加以鼓励。时间不长，张鸿逵师兄功夫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他与李旭洲的往来一如既往，常常把心得功法说与李旭洲听，并在李的身上加以验证。而李挨打也学功夫，获益匪浅。李旭洲在天津也是形意拳名拳师，所以武林界常有来访他较技的人，往往此时他就招呼张师兄到他家介绍给来人先行山张鸿逵与来人试手，洪逵师兄听说与人较技，比小孩子过新年还高兴，凡来者不拒，所以久而久之也抬高了李旭洲的知名度，真是既学功夫又出名，无形中好事尽落在了李的身上。在这种交往过程中，张鸿逵先尘并未意识到山此将会发生意料不到的严重后果。
李旭洲先生确实很羡慕犹龙派太极拳，他又不便向张振之老师求教，而是从张鸿逵先生那里暗学到不少零散而不完整的功法招式。他把学到的教给他的徒弟，其大弟子外号叫“孟大胡子”的学走犹龙派太极功“猫行步”准妙惟肖，常在马路或公园里招摇过市，而且还公开地在大庭广众面前打起了所谓的龙形太极拳，当别人问起孟是向谁学的太极拳时，孟则答是他李师父与张振之先生换了拳艺。孟大胡子公开演练龙形太极拳和换艺之说，1957年左右就被张振之老师察觉，他看在眼里，听在耳中，再仔细一了解，发现是自己的得意弟子张鸿逵背着他与李旭洲交往中将本门犹龙派太极拳和李旭洲的形意拳掺和在一起，这种违反本门戒规的行为，大大地激怒了张振之老师。张老师多次找李旭洲想问个究竟，李远远避开不敢见面。张老师随即迁怒于张鸿逵师兄，责问他不该将本门拳法与李的形意拳掺和在一起，将秘而不传的功法泄露给李旭洲，还引起降低张老师身份的谣传。张鸿逵至此才‘意识到自己与李旭洲交往是犯了很大的错误，但是后悔已来不及挽回这个过失。虽然一再向自己的老师表示认错，但张老师坚决拒绝接受，并当面宣称不再授艺于他，断绝了师徒往来。张鸿逵在本派师兄弟中为人坦诚、仁义、厚道、热心，他尊师重道，从不藏奸耍滑，大家都愿意亲近他。而且他所犯的错误并非有意的，自他与张老师发生这件不愉快的事情后，以周文清为首的众师兄弟们到张老师面前跪地为张鸿逵求情，无奈张老师态度坚决，拒不收回成命。此后，张鸿逵先生即不再同老师往来。
起初，张鸿逵师兄在精神上受到了很大打击，心情非常沮丧，但他对犹龙派太极神功一往情深，很快就振作起来，仍然练功不辍。师兄弟们背着张老师暗地里常和他来往，交流拳理功法。此前张师兄四气拳式未学全，仅学会一气，其他三气零散的式子懂得一些，但不连贯，周文清师兄、王辅轩和我给张鸿逵师兄陆续补齐了后三气，尤其周文清师兄因他在张老师身边呆的时间长，而且专以学拳架为主，对四气拳架练得既规范准确又全面完整，所以在为张师兄补齐四气拳架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张师兄对于师兄弟们这种无私的精神非常感激，大家所以不避张老师的责难，去亲近张师兄，帮助他补齐四气拳架，正是由于张师兄平日待师兄弟们热心、坦诚、仁义、不自傲，武德高尚所使然，如孔子所说的：“德不孤，必有邻”。这绝不是陈庆国所能做到的。上述情况从根本上否定了陈庆国所说，在张老师的十二位弟子中“只有其大弟子张鸿逵先生学得最全最精”的妄言。也更以铁的事实证明了谁要把犹龙派太极神功与其他拳派掺和在一起，会受到张振之先生多么强烈的反对。
1970年，张振之老师逝世后，其弟子们往来更加密切，大家关系处得非常和谐，相互交流技艺、心得功法，彼此取长补短，推心置腹，开诚布公，从没有人表现为自居人上，高人一等，也没有一个人自称拳法练得“最全最精”是“唯一传人”。我的弟子张玉华从六十年代末期与张振之师爷有过亲身接触，对他的脾气禀性为人等有所了解，特别与师叔伯们接触很密切。他在《隐仙寓化犹龙派太极神功》一文中是这样说的：1971年“经恩师引荐，我陆续认识了张鸿逵、周文清、杜茂、吴宝昌、闫行庄、靳学忠、熊春懋等十位师伯师叔，亦与他们有着密切来往，经常得到他们的指教”，师爷张振之的功法在他们身上演化出各自的特点”，“从他们身上反映出犹龙派太极神功中不同的功法侧面，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以技击为主的，以张鸿逵先生为代表；一类是以功法套路为主的，以周文清、王逸樵先生为代表；一类是以内功为主的，以熊春懋为代表。他们都是张振之先生的亲传弟子，所学功法各有侧重，从而体现了张振之先生的过人之处。”张玉华的印象是客观真实的，他也未发现其中有一人是“最全最精’者，更没有看出谁是犹龙派的“唯一传人”！
最后谈一谈犹龙派太极神功有无拳谱的问题。过去张鸿逵跟张振之老师学拳时，多以单操技击的功夫为主要学习内容，张老师授拳时对弟子们都是口传心授，用眼神、动作、气口、仿生、拟象、技击动作示范出来，让弟子们各自去心领神会，对功夫深浅，理解快慢的人，授以不同的方法，对四气拳架的各式很少明确告诉统一的名称，且对每个人的说法不一，甚至同一拳式有的练法、用法也不尽相同，他对每个弟子都是因材施教，各有侧重。特别是对那些带艺学拳的人，能针对他原来所学拳术特点加以联系阐发拳理功法，根据其功夫深浅给予点化提高，因此每个人仅凭老师口传心授进行练功，并无书策可循，加之弟子之间不能相互交流的戒规限制，都是个人练自己的功夫，在拳势上难免会有差异，而且在拳式名称上也没有统一称谓与共识(但拳理功法基本上是相通的)。1970年张振之老师逝世，此后师兄弟之间打破戒规，得以无顾忌地聚首在一起，切磋拳艺，这时大家才感到犹龙派太极神功四气各式缺乏统一的名称，其说不一，不仅同辈人感到不便，同时也为后学者带来困惑和不解，不利于本门拳艺发扬光大。基于此种情况，张鸿逵师兄提出由周文清先写出一个四气工架拳式名称歌诀谱初稿作为基本参考，再由我和张师兄分别写出一个拳式名称歌诀谱，然后集中起来，再经过取长补短，推敲、修改，最后定稿，形成一个统一而完整的犹龙派太极功总歌诀谱。事后不久，文清师兄即拿出一份拳式名称初稿，抄给我和张师兄各一份。当时全国仍处于“文革”动乱时期，大家的处境都很艰难，不能静下心来考虑此事，不久文清师兄病逝，我在工作之余参照文清师兄的初稿，根据自己多年练功体会和心得写出了四言总歌诀谱和四气工架练法七言歌诀。初稿写成后，因感到还不成熟，故未拿给张师兄看，1976年张师兄猝然去世，因而未能形成一个统一的拳谱、歌诀，这是令人遗憾的事，后来在《武魂》杂志上看到陈庆国先生发表了其师张鸿逵编写的四气拳诀谱，这才知道张师兄尘前参照文清师兄的初稿也写出了拳诀谱。虽然我们三人写的诀谱不尽相同，但基本上反映了犹龙派太极神功架的拳理功法和各式名称； 皆不失为后学者的练功教材。今后本派门人对此三个拳诀谱不能说它们孰真孰假，谁是谁非，更不应把其中一种说成单传独授唯一拳谱，因为犹龙派太极神功根本没有文字记载、书策可循。
最后顺便提一下，陈庆国先生在《武魂》、《武当》杂志上发表了不少他自己写的所谓犹龙太极拳功法、桩法、理法、拳势歌诀等，其中有不少是胡编乱造、东拼西凑、张冠李戴、拆整为零的东西。其内容云山雾罩、令人不知其所云。如果任其流传开来，会把我犹龙派太极神功糟蹋的不成样子，望本派门人要分清是非，以免为其谬误引入歧途。
以上杂言写了许多，其目的并不是要贬低陈庆国先生，而是将一些问题还其历史本来面目，以正视听。说句公道话，虽然张鸿逵先生生前断绝了与陈庆国的师徒关系，但陈庆国先生基本上继承了张鸿逵先生传与他的犹龙派太极神功。孔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如果陈庆，国先生在武德上像练拳一样下功夫修养，达到“德艺双馨”，会受到他人尊重的，他也有资格“光大犹龙派太极”；我想张鸿逵先生也会含笑九泉了。这是我犹龙派门人所希望的。
——王逸樵
陈庆国先生和其徒闻宇在《武当》2000—6．8月份杂志上发表了两篇文章，其中不少 有悖于武德和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言论。本来他说的一些话，人们可以一笑了之，不值得理睬。但他却堂而皇之地在有影响的《武当》杂志上发表文章，公开散播其错误言论。对此，笔者认为有必要予以澄清，还其历史本来面目，以免在本派和武林界造成混乱、疑惑和不团结。下面就文中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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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龙派太极拳不能与他派太极拳“掺和在一起”，这在道门来说是一个严肃的问题。道门传艺(道)均言祖不言师，更不允许在太极拳之前冠以某人的姓氏，如杨、陈、孙、吴等氏太极拳。犹龙派太极拳的祖师是张三峰，直接传于武当山道教，该拳的全称是武当嫡传隐仙寓化犹龙派太极神功，也可说她是正宗的原始的没有经过俗家改造过的道脉太极拳。她保持着传统的道门传递规矩和戒律。如果犹龙派太极拳融入了其他民间流传并冠以姓氏的太极拳之中和他们结成什么“血缘关系”，就会俗道不分，抹杀了犹龙派太极拳的风格特性和独有的拳理功法，使其失去独树一帜的特色和固有的渊源，流为一般的太极拳，这是培元尘、司新三、张振之等前辈所一贯强调和维护的——要与其他太极拳分开，不能掺和在一起。所以并不是什么其他人“硬性的将李派和犹龙派分开”，而是本派弟子们遵从前人再三嘱咐和戒律，维护犹龙派的正宗传统，不能与他派太极拳掺和在一起，更不能结成什么血缘关系。相反现在陈庆国先生硬是把犹龙派太极拳与李派太极拳掺和在一起，还要“结成血缘关系”，这种公然违背本派戒规，强加于人的做法，不仅犹龙派门人要反对，就是李派门人也不会苟同。陈一而再，再而三的非要将两派掺和在—起，其用意究竟是为了什么?令人百思不解。但是把下面问题联系起来，不难看出他的用心何在。
犹龙派太极门，谁是唯一传人，这个问题在本门中五十多年来，从来没有人提过，也没有听到张振之先生谈过谁是他的唯一传人。所有受教于张振之先生的弟子们也没有—个人标榜自己是门内的“唯一传人”。偏偏在张振之先生的弟子多数作古的今天，陈庆国却公开连篇累牍地在《武当》杂志上发表文章，声称自己是“犹龙派太极门的“唯一传人”，并且还摆出了自己的理由，煞有其事地让他人相信他编造的谎言：一是，“犹龙派太极拳讲单传独传，这就决定了得犹龙太极全体者一般—代仅唯一人也。在张振之先生的众多弟子中，“只有其大弟子张鸿逵先生学得最拿最精”而“张鸿逵，先生生前所学犹龙太极尽数(最全最精——笔者)传与唯一爱徒陈庆国”；二是，“因犹龙太极规定历代只许有一人窥其全体，虽现今有两三人零散的掌握着不全的犹龙太极练法，却难以体现出犹龙太极的精华。所以这就决定了我(陈庆国)要为犹龙太极奋 斗一生”、“发扬光大”。不难看出，前一理由肯定自己，后一理由否定他人。结论是只有我陈庆国“学得最全最精”，是当今犹龙派太极门的“唯一传人”。
陈庆国先生并不满足于他想当犹龙派太极门的唯一传人，他还要充当李派、江南派的传人，他自称得到三家“正宗传法”，“集犹龙派、李派、江南派于一身”，把三个光环罩在自己头顶上，成为三派的佼佼者。这就是为什么陈庆国极力把犹龙派与李派、江南派结成“亲缘混血关系”，其目的是显而易见的。为了证明他的“血缘关系”之说，他还不顾历史事实，编造了两个故事：一是犹龙派太极拳原始架三十六式，故名‘天盘拳’(天盘为‘天罡’三十六)，“司新三在李瑞东再三要求下，．事先讲好‘只教你(李瑞东)一人，不准外传’。君子一言九鼎，李瑞东恪守诺言，对天盘拳自然不往外传，时间—长，李瑞东死后把‘天盘拳’带走了”，“天盘拳是犹龙原始法打。”由此证明李瑞东也是犹龙派传人，其创编的李派太极拳当然与犹龙派太极拳具有“血缘关系”。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到底有多少可信之处呢?笔者从四十年代就与张鸿逵先尘密切交往，并受其犹龙派太极拳的熏陶，五十年代初受教于张振之老师，在以后的岁月里和本门。众多师兄弟的长期交往中，从来没有听张老师或其他师兄弟说过，犹龙派太极拳还叫“天盘拳”。恰恰相反，我倒听张振之老师说过“鼻子大爷的天盘拳最难练，属上乘功夫，只有极少数的弟子学成，先生次子李仲英是其中之一。”我们仅知道本门正式名称 为武当”隐仙寓化犹龙派太极神功”，而且张振之老师经常提醒他的弟子们不要与武清（李派）掺和。这种界限在张老师心里划分得非常严格，谁若是混淆了这个界限，他立即不再授艺于你，甚至断绝师徒关系。这种事情不幸的是却发生在我所尊重的师兄 张鸿逵身上。张振之老师之所以坚持犹龙派不能与他派掺和的界限，是遵从培元尘、司新三等一脉相传的戒规行事的。所谓“司新三就将犹龙派太极拳传于李瑞东”之说完全是陈庆国个人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在没有事实根据的前提下，臆造出来的。假若陈庆国所说是事实的话，从司新三到张振之先生却没有必要再三强调不能与武清掺和在一起的警示了。张老师虽然在门派上与武清(李派)分得很清楚，但对李瑞东先生及其门人们，在感情上非常亲近，保持着深厚的情谊和尊重，以同门相待。
陈庆国编造的第二个故事是：“就犹龙派与李派而言，司三爷跟李大爷苯系最好，感情最深。如果没有李大爷，司三爷也未必能走上练太极这条路。若没有这个前提，司三爷可能也不会得到犹龙太极”。陈庆国编造的这个故事完全是一派胡言。司李二位先生走上练拳之路，他们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李瑞东先生自幼好武，先后在自己家乡学过少林金刚八式、戳脚、八卦、弹腿。1880年4月28日，端王府总管王兰亭由京赴武清王庆坨办事，投宿李瑞东先生家，闲谈中得知王练太极拳，遂在武书房较技试手，李三战皆败北，此后由王代师授李太极拳，成为杨露禅先生的寄名弟子，后又随王赴京学艺多年。而司新三先生是端王府的文案主簿与王兰事先生同在府@@@事，
早于李瑞东先生以寄名弟子随王兰亨学太极拳。待李赴京学艺时才与司新三先生相识，成为师兄弟关系，这是历史事实，有据可查。司新三先生得犹龙派太极神功，完全是他个人在一次偶然机会遇到培元尘先生的，这与李瑞东先生毫无关系。他二人除了是师兄弟关系外，都是各自走上练武之路的。陈庆国编造的上述故事，使人不得不怀疑他是否患了关系妄想症。
陈庆国把有些不同环境、无关的人物、现象编织在一起说胡话，而且还睁着眼睛说鬼话。他在《武当》2000-8期《李派太极‘天盘拳’杂言》中：“1987年因吴宝昌(又名：吴子云)发表了一篇题为《金蟾行功·青龙太乙十三式基本功八卦九宫桩》的文章，为此，张振之说吴子云‘太聪明了’，所以他也没有传他(吴子云)，是后来师叔周文清给他说点犹龙派太极功法(是八十年代以后)。”上述这一段话将两位早已故去的人变活了。一是吴宝昌(又名吴子云)在1987年发表的文章，张振之老师早于1970年冬逝世，事隔十七年却出来评论吴尘吕“太聪明了”，这是活见鬼之一例；二是周文清先生也早于1979年初病逝，却在八十年代以后出来给吴宝昌说功法，这是活见鬼之二例。
陈庆国在说胡话、鬼话，同时也说假话。如他在文章中提到“《李派太极拳谱》是张鸿逵恩师传于我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张鸿逵先生生前从未传他什么《李派太极拳谱》，而是在其师病逝多年后，陈庆国以借阅拳谱为名，向张鸿逵先生之子张冠杰处拿走《李派太极拳谱》，借后长时间不还，当张冠杰向其索要时，陈蛮横地说，此拳谱是其老师留给他的，本应归他所有，拒绝交还。经张冠杰多次交涉催讨，在他人的劝说下，陈才被迫勉强归还。为拳谱纠纷，陈庆国与张冠杰成为陌路人。张冠杰从小跟随其父张鸿逵先尘学练犹龙派太极神功，具有深厚的家学渊源。而陈庆国为突出自己是张鸿逵先尘的“唯一传人”，从不提及张冠杰的名字，深恐自己这个“唯一传人”受到他人质疑。
陈庆国除了说胡话、鬼话、假话外，他还说混话，干混事。在本门中，他目无长辈，不通情理，如吴宝昌师兄是犹龙派门中年岁最大，文化修养最高，谦虚好学的人，和师兄弟们相互关系处得很好。他一生酷爱武术，解放初期因政抬历史问题曾长期坐牢，在监狱不准练拳的情况下，他就创编了一套坐着练的太极拳。由于过早的离开张老师，因此所学犹龙派太极功法不多，成为他一生最大遗憾。当他八十岁左右时，一次偶然机会遇到陈庆国，吴作为师伯辈仍向晚辈陈庆国讨教功法。陈却胆大妄为，连起码的礼貌都不讲，竟然在说手过程中，突施冷手用探马掌拍打师伯吴宝昌的面门。当时吴并未责怪他的不恭，但陈的行为在其他长辈师叔伯中引起强烈不满。陈庆国在师伯面前自认为功夫了得，毫无谦恭之心。在他所写《李派太极天盘拳杂言》一文中竟然吹嘘说：“吴子云找到我，我给他说了‘七星桩’，比划个‘懒搭衣’初始的姿势。”更有甚者，他还在文中公然借他人之口，贬低自己的师爷张振之，他说：“天津武术界的前辈都夸奖张师父(张鸿逵)比张振之(直呼其名)打得还好，但张师父非常谦虚，非常憨厚，非常义气，从不敢自高自大。”(三个‘非常’肯定其言不虚——笔者)。还有一次，陈庆国到其师叔周文清家中，当时周重病缠身，正倚坐在床上休养。陈毫不客气的朝周说：“你不要总坐在床上下来给我说说功夫。”周对其不通人情极为反感。在一次说手中，重重的朝陈华盖穴打了一掌，很很地教训了他一次。
陈庆国上述种种表现，只能说明他的狂妄自大，缺乏武德；不懂礼貌，有悖信义是令武林中人不齿的行为。
关于陈庆国先生上述种种言行写了不少，如再写下去还有许多，但就已经写出的事例足以说明他的为人，并且澄清了一些问题的是非曲直。现在再写两件事用以最后说明陈庆国是不是“犹龙派唯一传人”，以期使不明真相的人对陈庆国的为人做出自己的判断和结论。
陈庆国是不是张鸿逵先生的“唯一爱徒”此事还得从头说起。陈庆国尘于1951年，十七岁时由邻居王洪信引荐，师从张鸿逵先生学练犹龙派太极拳。当时陈学拳比较刻苦，认真钻研，深得张鸿逵先生喜欢，并细心栽培。陈跟随其师学拳七、八年之久，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张鸿逵先生分文不取，完全是无偿传授拳艺，直至其学有所成，其师对陈庆国恩重如山，但就在张鸿逵先生病逝前的1975年，笔者前去看望他，闲谈中鸿逵师兄在谈到陈庆国时，脸上露出气愤和失望的表情，对我说：“师弟，我看错了人。陈庆国这个人不可信他的的品行很坏。从今后我与他断绝师徒关系，不承认他是我的徒弟。”并无奈地表示：“这么多年来，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我问他为什么?他只是说“此人无德”。因为师兄没有细说，我也不便深问，究竟在他们师徒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长时间不得而知。今天看来，从陈庆国的种种言行和为人，印证了其师说的一句话：“此人无德”。当然，知徒者，师也。张鸿逵先生不认陈庆国为徒的事，笔者从未与他人提及。过去，我认为，不管张鸿逵先生认与不认，陈庆国曾经是张鸿逵先生的弟子，学过犹龙派太极拳，这是客观事实，也是尽人皆知的事，不能否认。但是其师在与陈断绝师徒关系后，陈即不再是张的弟子，现在再称他是张鸿逵先生的“唯一爱徒和传人”，那是自欺欺人。陈庆国多次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抬高自己的所谓恩师张鸿逵先生，其用意却是抬高自己。所谓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吓唬别人，其目的是把自己放在犹龙派掌门人的位置上。让我再次引用他徒弟闻宇说的话：“虽然张振之先生在世时入座(门)十二大弟子，打破历代单传戒规”，“在这些传人中，只有其大弟子张鸿逵先生学得最全最精”，“张鸿逵先生生前将所学犹龙派太极尽数(当然是指‘最全最精’一笔者)传予了唯一爱徒陈庆国先生”。“最全最精”一说关系到陈庆国“尽数”被授业的根据。所以他必然要极力在张振之先生的十二弟子中把自己师父的功夫抬高到“最全最精”的高度，以此抬高自己，贬低别人。如果陈庆国提出的两个“最”是事实的话，也就罢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
其中的故事说来话长——
我和张鸿迳先生是邻居，他住复兴庄前街，我住在中街，相隔约五、六十米。1942年我十二岁那年，在他家院内一赵姓老先生家读私塾，认识子张鸿逵先生。因他大我十三岁，我在他眼里还是个少年。他喜欢养蛐蛐儿，我有时到开洼地早捉来蛐蛐儿与他养的蛐蛐儿放在罐内撕咬，我们之间山此熟悉起来。有时在假日还带我到郊外去捉
蛐蛐儿，他待我像小弟弟一样。到了我十七岁那年，他教我几式犹龙太极拳。那时我对太极拳的认识还处于朦胧状态，但对它的技击性却引起了兴趣。这是我接触犹龙派的初始阶段。此后他经常带我到山西宋氏形意拳传人李旭洲家(住复兴庄东头)去玩，因李和我是同乡，不把我当外人。我亲自看到张鸿逵先生是李旭洲家的座上客，每次去他家，都是好烟好茶好招待。他们在一起的话题都是谈拳论技，并常在院内和屋子里过招试手。多数情况下，李旭洲处于下风，但李的弟子在场时，他二人只说不动，以维护李旭洲先尘的为师尊严(李以教拳为生)。这是张鸿逵先生武德高尚的表现。
1948年天津解放前夕，一天，鸿逵师兄非常兴奋地对我说，他的老师从沈阳又回到天津来了。此时，我才知道张鸿逵先生从1939年在天津即师从张振之先生学练犹龙派太极拳。后来，张振之先生离津赴沈阳铁路局工作，张鸿逵先生虽已离师多年，仍练功不辍，直至张振之先生返津定居。过去张鸿逵先生学的都是单操动手功夫，对犹龙派太极四气功法并未学全，这次张振之先生回津他可以接续前学，怎么能不高兴呢?不久张鸿逵先生带我去河东大王庄吴子云开设的火柴厂去拜见张振之先生，在见面前嘱我见了他的老师就跪地叩头认师。后来见面，我照他说的做了，也是我与犹龙派太极门和张振之先生有缘，第一次见面就答应收我为徒了。当然，没有张鸿逵师兄的引荐，我也不会有此机遇走进犹龙派太极之门。张鸿逵先生敬师如父母，每月发薪先给老师买面粉等生活用品送到家。记得一次洪逵师兄家里熬鱼，他也分一份让我用碗端着送到张老师家。他教导我说：“你现在正上学，没有经济来源，等参加工作后，不要忘了在生活上关心和孝敬老师，我们不能白学功夫。”张鸿逵师兄尊师重道的仁义品德，使我终生难忘。
随着张振之老师的到来，张鸿逵师兄形影不离地追随在老师身边，更加用心的学练犹龙派太极功法，日常我看到他行、走、坐、卧都在用手比划着招式动作，在家中还照着镜子验证自己的拳姿神意，正应了“小小钥匙贵如金，行立坐卧不离身”，不仅坚持体练，还随时随地用心默练，做到“勤习默会”，简直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一旦
悟化了心得，就把我叫去说给我听，如果我有什么心得体会，他也很高兴地听，并加以鼓励。时间不长，张鸿逵师兄功夫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他与李旭洲的往来一如既往，常常把心得功法说与李旭洲听，并在李的身上加以验证。而李挨打也学功夫，获益匪浅。李旭洲在天津也是形意拳名拳师，所以武林界常有来访他较技的人，往往此时他就招呼张师兄到他家介绍给来人先行山张鸿逵与来人试手，洪逵师兄听说与人较技，比小孩子过新年还高兴，凡来者不拒，所以久而久之也抬高了李旭洲的知名度，真是既学功夫又出名，无形中好事尽落在了李的身上。在这种交往过程中，张鸿逵先尘并未意识到山此将会发生意料不到的严重后果。
李旭洲先生确实很羡慕犹龙派太极拳，他又不便向张振之老师求教，而是从张鸿逵先生那里暗学到不少零散而不完整的功法招式。他把学到的教给他的徒弟，其大弟子外号叫“孟大胡子”的学走犹龙派太极功“猫行步”准妙惟肖，常在马路或公园里招摇过市，而且还公开地在大庭广众面前打起了所谓的龙形太极拳，当别人问起孟是向谁学的太极拳时，孟则答是他李师父与张振之先生换了拳艺。孟大胡子公开演练龙形太极拳和换艺之说，1957年左右就被张振之老师察觉，他看在眼里，听在耳中，再仔细一了解，发现是自己的得意弟子张鸿逵背着他与李旭洲交往中将本门犹龙派太极拳和李旭洲的形意拳掺和在一起，这种违反本门戒规的行为，大大地激怒了张振之老师。张老师多次找李旭洲想问个究竟，李远远避开不敢见面。张老师随即迁怒于张鸿逵师兄，责问他不该将本门拳法与李的形意拳掺和在一起，将秘而不传的功法泄露给李旭洲，还引起降低张老师身份的谣传。张鸿逵至此才‘意识到自己与李旭洲交往是犯了很大的错误，但是后悔已来不及挽回这个过失。虽然一再向自己的老师表示认错，但张老师坚决拒绝接受，并当面宣称不再授艺于他，断绝了师徒往来。张鸿逵在本派师兄弟中为人坦诚、仁义、厚道、热心，他尊师重道，从不藏奸耍滑，大家都愿意亲近他。而且他所犯的错误并非有意的，自他与张老师发生这件不愉快的事情后，以周文清为首的众师兄弟们到张老师面前跪地为张鸿逵求情，无奈张老师态度坚决，拒不收回成命。此后，张鸿逵先生即不再同老师往来。
起初，张鸿逵师兄在精神上受到了很大打击，心情非常沮丧，但他对犹龙派太极神功一往情深，很快就振作起来，仍然练功不辍。师兄弟们背着张老师暗地里常和他来往，交流拳理功法。此前张师兄四气拳式未学全，仅学会一气，其他三气零散的式子懂得一些，但不连贯，周文清师兄、王辅轩和我给张鸿逵师兄陆续补齐了后三气，尤其周文清师兄因他在张老师身边呆的时间长，而且专以学拳架为主，对四气拳架练得既规范准确又全面完整，所以在为张师兄补齐四气拳架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张师兄对于师兄弟们这种无私的精神非常感激，大家所以不避张老师的责难，去亲近张师兄，帮助他补齐四气拳架，正是由于张师兄平日待师兄弟们热心、坦诚、仁义、不自傲，武德高尚所使然，如孔子所说的：“德不孤，必有邻”。这绝不是陈庆国所能做到的。上述情况从根本上否定了陈庆国所说，在张老师的十二位弟子中“只有其大弟子张鸿逵先生学得最全最精”的妄言。也更以铁的事实证明了谁要把犹龙派太极神功与其他拳派掺和在一起，会受到张振之先生多么强烈的反对。
1970年，张振之老师逝世后，其弟子们往来更加密切，大家关系处得非常和谐，相互交流技艺、心得功法，彼此取长补短，推心置腹，开诚布公，从没有人表现为自居人上，高人一等，也没有一个人自称拳法练得“最全最精”是“唯一传人”。我的弟子张玉华从六十年代末期与张振之师爷有过亲身接触，对他的脾气禀性为人等有所了解，特别与师叔伯们接触很密切。他在《隐仙寓化犹龙派太极神功》一文中是这样说的：1971年“经恩师引荐，我陆续认识了张鸿逵、周文清、杜茂、吴宝昌、闫行庄、靳学忠、熊春懋等十位师伯师叔，亦与他们有着密切来往，经常得到他们的指教”，师爷张振之的功法在他们身上演化出各自的特点”，“从他们身上反映出犹龙派太极神功中不同的功法侧面，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以技击为主的，以张鸿逵先生为代表；一类是以功法套路为主的，以周文清、王逸樵先生为代表；一类是以内功为主的，以熊春懋为代表。他们都是张振之先生的亲传弟子，所学功法各有侧重，从而体现了张振之先生的过人之处。”张玉华的印象是客观真实的，他也未发现其中有一人是“最全最精’者，更没有看出谁是犹龙派的“唯一传人”！
最后谈一谈犹龙派太极神功有无拳谱的问题。过去张鸿逵跟张振之老师学拳时，多以单操技击的功夫为主要学习内容，张老师授拳时对弟子们都是口传心授，用眼神、动作、气口、仿生、拟象、技击动作示范出来，让弟子们各自去心领神会，对功夫深浅，理解快慢的人，授以不同的方法，对四气拳架的各式很少明确告诉统一的名称，且对每个人的说法不一，甚至同一拳式有的练法、用法也不尽相同，他对每个弟子都是因材施教，各有侧重。特别是对那些带艺学拳的人，能针对他原来所学拳术特点加以联系阐发拳理功法，根据其功夫深浅给予点化提高，因此每个人仅凭老师口传心授进行练功，并无书策可循，加之弟子之间不能相互交流的戒规限制，都是个人练自己的功夫，在拳势上难免会有差异，而且在拳式名称上也没有统一称谓与共识(但拳理功法基本上是相通的)。1970年张振之老师逝世，此后师兄弟之间打破戒规，得以无顾忌地聚首在一起，切磋拳艺，这时大家才感到犹龙派太极神功四气各式缺乏统一的名称，其说不一，不仅同辈人感到不便，同时也为后学者带来困惑和不解，不利于本门拳艺发扬光大。基于此种情况，张鸿逵师兄提出由周文清先写出一个四气工架拳式名称歌诀谱初稿作为基本参考，再由我和张师兄分别写出一个拳式名称歌诀谱，然后集中起来，再经过取长补短，推敲、修改，最后定稿，形成一个统一而完整的犹龙派太极功总歌诀谱。事后不久，文清师兄即拿出一份拳式名称初稿，抄给我和张师兄各一份。当时全国仍处于“文革”动乱时期，大家的处境都很艰难，不能静下心来考虑此事，不久文清师兄病逝，我在工作之余参照文清师兄的初稿，根据自己多年练功体会和心得写出了四言总歌诀谱和四气工架练法七言歌诀。初稿写成后，因感到还不成熟，故未拿给张师兄看，1976年张师兄猝然去世，因而未能形成一个统一的拳谱、歌诀，这是令人遗憾的事，后来在《武魂》杂志上看到陈庆国先生发表了其师张鸿逵编写的四气拳诀谱，这才知道张师兄尘前参照文清师兄的初稿也写出了拳诀谱。虽然我们三人写的诀谱不尽相同，但基本上反映了犹龙派太极神功架的拳理功法和各式名称； 皆不失为后学者的练功教材。今后本派门人对此三个拳诀谱不能说它们孰真孰假，谁是谁非，更不应把其中一种说成单传独授唯一拳谱，因为犹龙派太极神功根本没有文字记载、书策可循。
最后顺便提一下，陈庆国先生在《武魂》、《武当》杂志上发表了不少他自己写的所谓犹龙太极拳功法、桩法、理法、拳势歌诀等，其中有不少是胡编乱造、东拼西凑、张冠李戴、拆整为零的东西。其内容云山雾罩、令人不知其所云。如果任其流传开来，会把我犹龙派太极神功糟蹋的不成样子，望本派门人要分清是非，以免为其谬误引入歧途。
以上杂言写了许多，其目的并不是要贬低陈庆国先生，而是将一些问题还其历史本来面目，以正视听。说句公道话，虽然张鸿逵先生生前断绝了与陈庆国的师徒关系，但陈庆国先生基本上继承了张鸿逵先生传与他的犹龙派太极神功。孔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如果陈庆，国先生在武德上像练拳一样下功夫修养，达到“德艺双馨”，会受到他人尊重的，他也有资格“光大犹龙派太极”；我想张鸿逵先生也会含笑九泉了。这是我犹龙派门人所希望的。
王逸樵
二零零二年二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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