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形象学专栏 || 汉学主义：北美汉学研究新范式
本文原载于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5月14日B06版；作者投稿于本公众号予以发布，特此说明。
周云龙，男，1979年生，文学博士，现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学术集刊《圆桌》主编，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中华文学传承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著述有《越界的想象：跨文化戏剧研究》（2010）、《大陆的神话：元地理学批判》（2011，合译）、《呈述中国：戏剧演绎与跨文化重访》（2012）、《欧洲形成中的亚洲，VOL.1.1》（2013，翻译）、《他乡是一面负向的镜子：跨文化形象学的访谈》（2014，与周宁合著）、《孤意在眉：1946和1947年的张爱玲》（2014）、《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美国卷》（2015，合著）、《云上的日子》（2015，论文集）等。从事学术领域为戏剧学与比较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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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主义：东方与西方
1978年，爱德华·萨义德发表了奠定其学术声誉的著作《东方主义》。该著的写作与发表不仅开启了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的范例，更重要的是，既往人们对学术研究客观真实、价值中立等一厢情愿的假设，在“东方主义”批判的知识背景下将不再有效。学术研究作为一种知识生产方式，它不可避免地协调着权力。于是，关于西方汉学学科合法性的反思，作为对近年来国内学界译介、研究西方汉学热潮的一种质疑，就显得迫切而深刻。其中，汉学主义是这场反思中最具冲击力的理论话语之一。
根据目前的资料，最早使用汉学主义概念，并将其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意义相联系的是德国华裔学者夏瑞春(Adrian Hsia) ，他在1998年出版的《中土：17、18世纪欧洲文学的中国建构》（Chinesia: The European Construction of China in the Literature of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一书中，把汉学主义与东方主义相提并论。在中国，首次使用汉学主义概念，并将其理论化的是周宁。在发表于2004年的论文《汉学或“汉学主义”》中，周宁论证了西方汉学作为一门学科，所具有的“汉学主义”性，即其背后的意识形态或话语特征。中西方关于这一概念的直接碰撞发生于2007年，在北京举办的国际汉学会议上，德国汉学家阿梅隆试图反驳周宁五年前提出的汉学主义概念，认为汉学能够走出“东方主义”的框架，周宁则从中国立场给予明确的否定性回应。借用媒体的话说，双方“陷入萨义德困局”，汉学主义的理论探讨未见深入。
值得注意的是，任职于美国达拉斯德州大学的华裔学者顾明栋自2010年以来，连续发表多篇重要论文，试图将汉学主义深化为一种有效的批评范畴。顾明栋的一系列努力，标志着北美汉学研究的最新动向。顾明栋的汉学主义理论建构来自对东方主义批评范式与中国研究不相适切的观察和思考。顾明栋认为，中国从未被西方完全殖民过，这一历史前提将影响西方人和中国人自己对中国的看法；而且，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主要是以政治为导向、容易引发文化战争，如此就走向了学术研究初衷的反面。鉴于此，顾明栋提出汉学主义的理论范式。其基本内涵是一种中西方研究和跨文化研究中的文化无意识，它源自西方人在与中国交往中处理各种中国事物时使用的隐性系统，比如相关的观点、概念、理论、方法、范式。该隐性系统控制了人们对中国的观察﹑有关中国知识的生产，以及对中国的学术研究。因此，汉学主义在根本上是一种心态，即以西方的知识尺度来解读中国的无意识。其理论核心在于，把西方观看中国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置换为观看自身的方式的内在隐蔽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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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主义与东方主义
和东方主义共同作为北美学院中的边缘声音，顾明栋的汉学主义必须小心翼翼地与萨义德的经典论述区别开来。汉学主义理论不在一般意义层面上假设中西学术话语的冲突。相反，汉学主义理论立足于真正的“人本主义”，其根本的学术伦理诉求在于对不同文化的平等看待和同情的理解。这一前提使汉学主义理论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论述间有了清晰的界限，同时，也赋予该理论本身一种包容和对话的品质——它不再假设敌意和对立，而是把寻求“相对纯粹的学术”作为其根本的思想使命。值得注意的是，该理论前提的确立是有历史依据的，即中国从未完全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因此，汉学不同于东方学，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殖民话语和西方人的发明。在很大程度上，汉学主义是一种中西方共同参与的相对中立的学术实践。
除了基本的理论前提和知识立场，汉学主义作为中西方跨文化互动的副产品，它还具备两个东方主义所没有的实践层面：一方面是包括中国人自己在内的非西方人对西方认知框架的吸纳、内化，进而无意识地采用西方范式解释中国事物，以西方的种种尺度思考中国文明，关于该层面最极端的例子就是某些中国知识分子对自我文化进行自虐式的诋毁和贬低。与此相对，另一个层面则是一种本土文化本质主义，过度强调自身文明的独一无二性。从这两个层面的意义看，汉学主义理论提供的跨文化分析范式，针对的正是挪用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所带来的弊端，即摒弃前者暗含的敌意对立和意气用事，从对话的、建设性的角度重新思考中西方跨文化平等交流的可能性。汉学主义理论中暗含着我们这个时代最值得珍视的交往理性、对话伦理。
更重要的是，汉学主义理论的提出，有助于对本土立场展开深刻的反思。既往搬弄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分析模式的研究，根本的危险还不在于其中缺乏问题意识，而在于：过分强调西方的思想宰制意义，把批判的锋芒压倒性地集中于西方的文化霸权，而忽视本土的共谋因素，就为权力结构本身留下了莫大的滋长空间。这种研究现状距离我们“文化自觉”的命题和诉求将越来越远。而汉学主义作为一种隐蔽的“文化无意识”，生成于“坚持以西方标准为衡量的尺度来评价中国资料”的变异心态，因此，对汉学主义的反思将直接导向对本土的批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汉学主义理论彰显了不同于东方主义理论的知识贡献——不再美化对西方的对抗，转向自我反思。这个反思同时指向本土的妄自菲薄和妄自尊大，进而对自我有一种清醒而理性的认识，拥有一种自信和开放的视野，同时恰当地认识他者的智慧，这正是“文化自觉”的基本内涵。换句话说，汉学主义理论在精神实质上与产生于西方学院的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是相通的，共同表现为一种包容、自省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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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主义析疑
作为北美汉学研究的新范式，汉学主义提出的问题是迫切而深刻的。正因为汉学主义论述所具备的巨大理论能量和强烈感染力，它极易激起我们进一步与之对话的渴望。如果把汉学主义理论的提出与论证本身脉络化，我们将会看到其中暗隐着有悖于其批判初衷的不协和音。
萨义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来自第三世界的同行在北美学院中，以富于冲击力的思想反写了欧洲中心主义；而且，其学说在全球知识场域中的迅速散播，为这些学者确立了一个清晰的文化位置。这对流散全球的其他“非欧裔”（non-European）学者而言，不啻一个情感上的刺激，更是促生思想主体焦虑的导引。特别是那个据说来自撒切尔夫人的苛刻判断——中国没有那种可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从而削弱其他国家的具有国际传播影响的学说——几乎成为当代每一位华裔学者内心的隐痛。中国经济增长所引发的“崛起论”，更使华裔学者迫切感受到自己的世界性思想贡献之路任重而道远。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一个清晰的思想主体，我们如何能够解释自身？汉学主义的理论构建事实上正是这一民族（思想）主体焦虑感的投射。
汉学主义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其基本内涵在于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主控下的中国知识生产方式。那么，对于汉学主义的反思与（重新）审视，终将导向一种透明的知识。所以，汉学主义的理论困境不在于是否存在中立、纯粹的知识，而在于其反思的姿态里假设了虚假知识与真实知识的对立。于是，一个未经中介的（mediatized）“中国”论述/“汉学”事实上就成为汉学主义理论的根本诉求。汉学主义理论会否演化为阿兰·巴迪欧所谓的“对真实的激情”？也许，我们可以折返汉学主义理论的总问题脉络，即思想主体的焦虑，并从中一窥该悖论的缘由：当“非欧裔”知识分子在全球学术场域中试图发声时，无论其发出的声音是什么，就已经对全球化意识形态询唤的某种回应。借用“汉学主义”的理论思路来表述，那就是：这种姿态本身已经是对某种学术规则认可的“知性无意识”表征。如果说“非欧裔”学人在西方学术体制搭建的舞台上的任何“表演”，总是已经沦为身份政治的捕获对象，那么，“汉学”是否能够呈现一个未经中介的“中国”就十分可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