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音乐上海学”的意义（二）
作者：洛 秦
内容提要：2017年11月27日正值上海音乐学院建院90周年之际，作为献礼作品，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推出了作者主编的“音乐上海学丛书”20种，文章为该丛书的序言。五年前，作者发表了《“音乐上海学”建构的理论、方法及其意义》，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在此基础上，文章通过：1.“音乐上海学”的概念；2. “音乐上海学丛书”（第一辑）内容介绍；3. “音乐上海学”所面对的问题及其思考；4. “音乐上海学”的范畴与特质；5.结语“音乐上海学”建构的价值与意义。作者再次就“音乐上海学”的意义进行了论述。文中提出，如同上海是中国的上海，也更是世界的上海一样。上海的音乐完全不仅仅只是区域音乐的内容和范畴上的意义。因此，“音乐上海学”的建构将为推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起到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音乐上海学；上海城市音乐研究；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
原载于《音乐艺术》2018年第1期，第116~126页
（续）
13.胡斌《文化认同与现代表征：百年上海古琴文化变迁》。著作以近一百年来的上海古琴文化变迁为个案，通过相关史料的梳理以及对当下上海古琴在各个领域发展过程的田野调查，试图从文化认同与文化表征的理论视角对这一个案进行分析，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著作对文化认同理论及有关的琴学研究进行了梳理，并对以认同理论进行琴学研究的必要性进行了说明；从文化地理、历史积淀、社会环境等方面对个案所在文化场域进行了全面分析，同时对以上海古琴文化变迁作为田野个案的典型性和有效性进行了论证；对上海琴人群体在不同时期的文化身份、社会角色以及对古琴文化的多元认同等内容加以分析，并对琴人的角色分化与认同危机进行了反思；对上海古琴文化在不同时期的多元化音乐创作历程以及在琴谱、音量、形制等方面的变革进行了梳理，指出各种类型的古琴音乐艺术实践实际上反映出了琴人群体在认同观念上的变化以及对社会各种强势话语的呼应；从大众文化、公共文化以及“全球化”视角来探讨近年来在上海古琴文化实践中所表现出现的种种机遇与矛盾，力图揭示古琴文化被当代多种阐释话语所改造、重组的复杂过程。在结论中还探讨了以该个案研究反观整个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14.吴艳《从“门图”到“搭班”：上海民俗音乐传统的变迁研究》。传统民俗和民俗音乐仍然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对生活在上海这个现代化大都市中的一部分民众的社会生活产生着重要作用。这种现象无疑是音乐人类学(尤其是城市音乐人类学)值得调查和研究的重要课题。该著作是对上海民俗音乐传统在当代如何发生变迁的研究，其以多个案、宽视野的田野考察资料为基础,结合大量地方文献资料,运用音乐人类学方法,以上海民俗音乐艺人班社的组织方式为切入点,考察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社会环境中,民俗艺人如何调整生存机制以适应变迁的过程。作者对旧时上海民俗音乐班社“门图”制和当下上海民俗音乐艺人“搭班”制，分别加以追溯、描述和解析，其中包括对“门图”“六色人”特征的解释和对乐班在行艺范围、用乐规定等方面如何遵守民俗规约的阐述，对如何“搭班”、用何种音乐,怎样适应新时代、城市化而调适其生存机制等问题的分析研究。在此基础上，进而把握上海民俗音乐形态的历史演变的脉络,阐述了从“门图”到“搭班”这一乐班习规变化的过程及对音乐的影响，并尝试对“门图”制如何转化为“搭班”制的原因加以阐释,从中探究了民俗音乐文化如何以及为何从“过去”转化到“现在”的原因。
该书作者借鉴笔者提出的“音乐人事与文化研究”模式,解读上海民俗“音乐人事”是由怎样的特定机制支撑和促成的,特定机制又是在受到什么样的历史场域作用下的音乐社会环境中产生的,以试图多层面地阐释民俗音乐的“传统”与“现代”如何得以承接和怎样产生变异的关系。并对如何认识“民俗音乐传统”以及如何看待上海城市中的民俗音乐传统所做的进一步理论思考和观点阐释。
15.潘妍娜《“回归传统”的理念与实践——上海昆剧团全本<长生殿>研究》。2007年在上海兰心大戏院上演了上海昆剧团的全本《长生殿》,这是昆剧经典《长生殿》300年来首次以“全本演出”的方式重现舞台。上海昆剧团和制作人唐斯复将原著整理为四本《钗盒情定》《霓裳羽衣》《马嵬惊变》《月宫重圆》,分四个晚上演出。这出戏在音乐实践上一反上海昆剧团之前“创新型”剧目常用的对于唱腔和音乐的改革手法,而以“重现唱腔原貌”为原则,以大齐奏为主的方式伴奏。作者从上述活动入手展开田野考察，同时对四本《长生殿》进行文本分析,进而从笔者提出的“音乐人事与文化研究模式”的思考角度对该事件展开分析，认为：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上海逐渐成为一个全球化都市,在此历史场域下政府到社会滋生了一种对于“传统”的需求。同时在上海特殊的城市环境之下,一个希望获得振兴的剧团,一个希望重塑城市\文化形象的政府\国家,一批希望重塑文化身份、回归传统生活的新兴受众群体构成了支撑四本《长生殿》产生的音乐社会。在此需求前提下,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申办成功为昆剧带来的机遇,“不新不旧”的创作观念、多元混杂的艺术实践和关键人物唐斯复是四本《长生殿》获得成功的特定机制。对于四本《长生殿》“不新不旧”的创作观念,多元混杂的艺术实践所塑造的“传统昆剧”形象，作者同时借用赖斯“挪用传统”和霍布斯鲍姆“发明的传统”的理论，将其阐述为全球化与现代化背景下,现代人对于昆剧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原真性”想象与需要。
16.张延莉《评弹流派的历史与变迁：流派机制的上海叙事》。著作以评弹流派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晚清以来有关评弹的大量历史资料的梳理和作者数年的田野考察，对评弹流派兴盛的两个黄金期（20世纪二三十年代和20世纪50年代）与当今流派发展展开历时比较分析，通过使用“流派机制”这一分析工具，通过对各个构成要素的比较，关注了评弹流派的历史与变迁。从而认为，其一，当今评弹没有新流派产生的原因是整个流派机制的缺失，失去流派生成、发展的生态环境；其二，原有流派在当今社会所发生的变迁从而导致流派意义和功能转化，朝着舞台化艺术化方向发展，并产生上海、苏州的地域性差别。著作探讨了评弹流派机制问题，并尝试对评弹流派在上海的生存现状及其文化意义进行历史的、田野的叙事。作者坚持“整体观”和“生态观”，将文化现象放置于动态发展的历史语境与生态系统中，使用历史叙事和现实叙事相结合的叙述方式，试图探讨评弹流派在上海的历史与变迁及其背后的文化意义。
17.宫宏宇《海上乐事：上海开埠后西洋乐人、乐事考（1843-1910）》。著作拟就目前所见的相关中西文文献及中外研究成果来探讨上海1843年开埠后寓沪西侨及来华西人间的音乐活动，所涵盖的时段为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在组织结构上，著作将大致以时间为序，分九章依次讨论以下几个话题：1）早期来沪基督教士及其教会的音乐活动；2）早期外侨社团演剧活动中的音乐；3）寓沪外侨乐人、业余音乐组织及其演出活动；4）来沪造访的各国军舰及当地驻军的音乐活动；5）寓沪外侨专业乐人；6）“贝多芬”在上海；7）外来专业音乐家在上海举办的音乐会；8）外来演出团体、巡回歌剧团带来的剧目；9）寓沪西人与中国音乐研究。鉴于上海工部局乐队近期已有多部专著和博士论文，书中除讨论前人所未涉及的细节外，将不重述其成立过程。
18.肖阳《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乐专科学校音乐教育制度研究（1927~1937）》。著作聚焦于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专的音乐教育制度，以1927~1937年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专的初创十年为研究时限，以上海音乐学院历史档案及民国相关文献史料为基础，从“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专音乐教育制度生成的社会历史环境”“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专（1927~1937）的教育制度保障”“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专（1927~1937）人才培养制度”“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专(1927~1937)音乐教育制度下的办学理念及办学成果”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论证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专在1927~1937年间，逐步构建的一套符合音乐教育发展规律、具有科学合理性、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音乐教育制度，是其办学取得成功并为当时其他音乐学院办学提供借鉴参考的关键；希冀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可为当下上海音乐学院创办国际一流音乐教育以及国家高等音乐教育改革的推进，提供有价值的借鉴与参考。
19.秦萌《一个音乐群体的社会角色研究——上海交响乐团(1949~2009)。该书研究上海交响乐团（1949~2009年）音乐家群体的社会角色。从1949年至2009年，60年的社会、历史、政治的剧变中，每一时期演奏家群体社会角色的转变，都与社会政治风向和文艺政策的变化有紧密的联系。作者针对音乐家群体社会身份的转变，试图以大量历史事实来阐述演奏家群体及其所处社会环境和音乐实践诸方面交互影响下社会角色形成的缘由。研究采用社会-历史双向视角，运用音乐社会学方法，从音乐创作与音乐家的社会关系、乐团的历史发展形成与社会变迁因素等方面着手，分层次、多角度地论述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家群体社会角色转变的形成原因；围绕社会角色问题来分析音乐家群体及其相关的各种文化、商业现象和活动，其研究范围包括社会体制的变化、时代精神、演奏家群体与社会各阶层的关系、谋生的方法，以及音乐创作原则等。研究还试图揭示：演奏家群体如何运用自己的力量和社会权力怎样来改造社会音乐生活。
20.张鸾《政治制度下的近代上海社团的音乐生活（1927~1937）》。作者通过整理《申报》等历史文献，辑录了近代上海社会团体音乐活动的相关史料，了解到近代上海的历史中存在有一批社会团体，它们不以音乐为主要的社会活动，但音乐却成了它们参与社会事务、表达政治立场的一个重要方面。著作描述了近代上海三起社会事件中，社团音乐活动的种类、演员、场地等各个方面，分析音乐活动所处的社会背景、发生的社会环境的根基、涉及的人物之间的关系以及演出剧目的特点和风格等，勾勒社团的音乐及其文化特征。在此基础上，又选择1935年水灾助赈运动中的音乐活动作为个案（事件），尝试在历史音乐人类学视野下，通过借鉴洛秦“音乐人事与文化研究模式”，在历史描述的基础上，探寻支撑和促成该音乐事件的特定机制，阐释事件—机制—语境三者之间的结构性关系，思考1927~1937年间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语境与社会团体音乐活动的互动关系。
从以上这些研究成果的主题和内容可以看到，上海无论在近代，还是现当代，它都是一个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城市。西方音乐最早从这里进入中国，在这个城市里，传统遭遇现代的冲击最为强烈。现代性转型中最直接遇到的冲突就是东西方音乐文化观念、音乐表现形式、音乐传播和接受的方式之间的差异或甚至冲突，文化的冲突和交汇产生复杂的作用。另一方面，近代上海城市文化的殖民性特征，租界在东西方文化碰撞、遭遇中给予了音乐以平台、战场，还是“真空地带”式的庇护地？也许兼而有之？我们对这些问题都进行了思考。特别是，当下全球化概念下的上海，它作为中国的国际经济中心和文化交流中心的地位，更是对城市音乐带来新的影响。我们怎样评价“远东的巴黎”“东方的彼得堡”时期上海城市音乐的样态和价值？往日“国际一流音乐城市”的地位及其形成的因素对如今有什么样的借鉴意义？或许对于殖民文化的产物在所谓“后殖民时代”意识中唤起对以往已经下了结论的观点都在进行必要的重新审视。
20世纪开始，整个中国社会就进入现代转型的无数冲突之中。音乐也同样，尤其是上海，其最早遭遇到现代性的问题。因此，上海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城市，它的音乐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挣扎、协调、选择和发展等都是中国音乐秉承传统走向现代、走向世界中需要反思的问题。因此，“音乐上海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城市音乐研究的“中国经验”的典型案例的意义。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