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刻观察——“吴赵对峙”的赵叔孺
陈巨来《安持精舍印话》有论:“迩来印人能臻化境者,当推安吉吴昌硕, 及先师鄞县赵叔孺时桐先生,可谓一时瑜、亮。然崇昌老者,每不喜叔孺先生之工稳;尊叔孺先生者,辄病昌老之破碎。吴、赵之争,迄今未已。”
赵叔孺(1874一1945),名时榈,初字献忱,三十岁后易字叔孺,晚号二弩老人,浙江鄞县(今宁波市)人,以字行。赵氏出身四明望族,赵叔孺的父亲赵右宸为咸丰翰林院庶吉士,曾为同治蒙师,官至太常寺卿,称延尉公。家富收藏,赵叔孺从小耳濡目染,对金石书画颇感兴趣,又为福建收藏家林寿图馆甥,精于金石书画,25岁起任官福建。辛亥革命后,携眷寓沪上,以鉴赏书画 金石篆刻自遣。
赵叔孺画马
赵叔孺印风作为民国五大篆刻流派之一(其余四大流派分别以吴昌硕、黄士陵、齐白石、王福庵为代表),在当时必然有其特殊的意义和价值,最明显的是在赵叔孺印作中所体现出来一种典正渊雅的风格,这种风格是有别于其他四个篆刻流派的。这与赵叔孺艺术观念息息相关,通观赵叔孺书、画、印,大致体现出 一个“秀”的特点,书法取法二赵(赵孟顺、赵之谦),绘画以宋元为宗,山石拟恽寿平,画马拟郎世宁,重写实,篆刻以赵之琛、赵之谦、汪关为法,直追秦汉。
张大千云:“其(赵叔孺)治印,虽导源其家撝叔,旁及顽伯、牧父,然精意所注,尤在汉印。心摹手追,得其神理,寓奇诡于平正,寄超逸于醇古,非世之貌为狂怪险谲者所可望也。”那么,就艺术成就而言,赵叔孺的篆刻较之书法则更具创造性。其篆刻作品能于平实中寓生动、秀雅中见雄劲,在平和、整饬一路的印风中实为翘楚。
纵观赵叔孺所制之印,其肃穆和平的篆刻风格主要有圆朱文风格、古玺风格和汉印风格三类表现形式。
圆朱文风格
赵叔孺的圆朱文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绍继宋元朱文印,参以汪关、巴慰祖之法,并以其婉畅流丽的小篆入印,结体匀整,使得圆朱文的艺术语言更加纯净工致,从而形成了圆朱文的一番新境界。赵氏这类圆朱文上溯宋元赵孟頫、吾邱衍等人,旁涉明清诸家,刀法挺秀清净,笔画匀落,线条圆健,弱化了他们屈曲流转的笔致,强化了笔画的匀净感、静穆感,在布局上追求端庄安详,呈现出温文尔雅而又不失淳古的审美趣味。
另一类是赵氏赵叔孺对邓石如、赵之谦心慕不已,认为“咸同以来,篆刻之妙,当推吾家撝叔”。赵叔孺有大量的印章是仿赵之谦的,在边款中屡屡明示这一审美旨趣。赵叔孺在他们的基础上,弱化了提按等技法,使得笔画更加纯净,并保留了他们风格化的篆法,从而形成了典雅恬静、清新明丽的风格,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拓宽了圆朱文的表现形式。
从诸印可见赵叔孺不仅师其法,更能师其所以法,故其作品上能打上自己的烙印,做到既不违背传统,而面目又是新的,这正是其篆刻能步入渊雅合度的原因所在。
沙孟海先生在其《印学史》中对赵叔孺的圆朱文评曰: 他的圆朱文,端严大方,基本上用元明以来细朱文法,偶也参以邓石如、赵之谦新评,用笔光整坚挺,精到之作,往往突过前人。
秦汉印风格
周建国先生有云:“叔孺先生善学,转益多师, 古人前贤之精要尽收囊中。对汉代的玉印、铸印、 朱文印、封泥的继承、创作自明之汪关后又有弘扬,再显高度。”的确,上追古玺、出入秦汉是赵叔孺印学思想之中心。自周朝印章起源以来, 印章气象万千。到了秦汉,更是全面发展,成为中国印章史上的一坐高峰。印宗秦汉这也是绝大多数篆刻家的中心思想,此处不再赘述。
赵叔孺取法汉印,有大量仿汉官私印、汉朱文印、汉满白文印、汉铜印、汉玉印、汉铸印、汉凿印的印作,其仿汉印并非斤斤于一笔一画、企求面面俱到的摹拟,而是敏锐地、有所选择地抓住其“浑厚”的本质,形成其汉印的个人风貌。
先在于对三代、秦汉印的模仿创作。最明显的做法是换掉汉印中的某字,形成新的创作内容。如白文印“秦淦私印”,边款日:“汉有'秦胜私印’一印,今易一字,以应清曾世讲属。叔孺。” 赵叔孺曾命其弟子陈巨来用这种方法仿《双虞壶斋印谱》中的“叔得意印”刻成“叔孺得意”印一方,而被吴湖帆大加赞赏。笔者细阅赵叔孺《二弩精舍印谱》,其仿古之作占据相当的比重,边款如“师三代银玺”、“取法周秦玺”、“取法两京吉金文字”、“拟汉印”、“拟秦”、“摹汉铸”、“拟汉官印”、“拟汉私印”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故张大千评赵叔孺:“其治印,虽导源其家摄叔,旁及顽伯、牧父,然精意所注,尤在汉印。心摹手追,得其神理,寓奇诡于平正,寄超逸于醇古,非世之貌为狂怪险谲者所可望也。”
古玺风格
赵叔孺自小聪慧,成年之后被闽中收藏巨富林寿图相中,招以为婿,历署福州平潭同知、兴化府粮捕通判、福州泉州二府华洋同知,加运同衔。 林寿图“富藏彝,三代吉金文字、宋元剧迹,靡不备”。赵叔孺在林氏馆“寝馈其中者三年,听夕挥毫,寒暑不辍。尤苦研秦玺汉印,精心结撰,卓然成家。”
赵叔孺所刻古玺,为看家本领之一,尤以小玺见长。此实因 其精于鉴赏,收藏商周铜器颇多,对金石文字的究,非其他名家企及。赵叔孺的印章取法秦代古玺或者吉金文字入印,融合他自身特有的书风,最终形成他独特的古玺印风格。赵叔孺所刻古玺,从用刀看,精确而稳健,用刀极为圆润挺劲,不激不厉,无一点雕琢的痕迹。章法的安排,结体的工致,与其深厚的学养和精深的书法功底分不开的,非常人所及。
诚如沙孟海《沙邨印话》云:“余治印初师叔老,其为元朱文,为列国玺,谧栗坚挺,古今无第二手。”
沙孟海有言:“昔人论古文辞,别为四象。持是以 衡并世之印,若安吉吴氏之雄浑,则太阳也。吾乡赵氏(时桐)之肃穆,则太阴也。” 令人思考的是,在吴、赵二氏身后,两人遭受到了截然不同的待遇。吴昌硕名声大振,被奉为一代宗师,作品流播广泛,相关的文献资料、专著及学术论文到处可见。而赵叔孺则显得不那么幸运了。赵氏作为当时能够与吴氏抗衡的一位重要艺术家,自其谢世之后,似乎淡出了人们的视野。除去赵门弟子怀念乃师的若干文章之外,尚有几篇可数的叙述其轶事和论述其艺术的论文,与吴氏相比,显得如此稀少。当年与吴昌硕并称一时之瑜亮的局面不再,而经历了一个由“吴赵对峙”到“吴盛赵潜”的转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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