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欣赏之六

中国美术欣赏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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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清代美术

    55、白紵山图。《太平山水全图》,画的是太平府所辖的安徽当涂、芜湖及繁昌地区的山水胜景,共四十三幅,每幅图上都题以古代名家的诗,也标明了摹写古代名画家的画法,各具特色,没有雷同。这幅《白紵山图》,是《太平山水全图》中的一幅,画的是当涂一带的山水。画中表现了山川郁郁葱葱之貌,危岩惊险之势,峰峦耸迭似岛屿,山径蜿蜒如盘龙,台树楼阁恬静安然,飞泉流水环绕映带。木、屋字画法谨严,山石多作点子皴,使整个画面体现了沉郁壮丽,清雅优美的意境。萧云从(公元1596一1673年)字尺木,号无闷道人、钟山老人,安徽芜湖人。擅长山水、人物画。明亡后,他避世不仕,闭门读书,笃志绘事,寒暑不废。

白紵山图:太平山水全图之一  清  萧云从

    56、孔雀图《孔雀图》是朱耷六十五岁时所作(清康熙年间),是一幅画面简括,立意深刻的水墨作品。画面作一倾斜石壁,缝壁间蔓生着牡丹和野竹。石壁下面的一块上大下小的危石上,蹲着两只拖着稀稀拉拉翎尾的孔雀,一只竖着脖子,直目四野,一只缩着脑袋,侧眼顾盼,荒寒孤倦之状,惊心掉胆之神,昭然若揭。朱耷(公元1626—1r05年),江西南昌人,是明太祖朱元琼之子明宁王朱权的后裔,当为明朝宗室。他少年得志,应科举而被荐为“诸生”。然而他十九岁时,明亡;二十岁时,丧父。政治挫拆和家道中落曾逼得他佯装狂态,以避不测。他曾在扇子上写个“哑”字,待人遇事,展期绝口。家门上也贴个“哑”字,寡身孤居,绝交于世。

孔雀图  清  朱耷

57、夏木垂阴图,这幅《夏木垂阴图》,就是王翚吸收了古人各种技法之后,又根据自己的意境与要求,脱化变新而绘成的。因此,气韵生动,岩石灵活,林木健爽,苍老浑厚,给人以明快之感。王翚是江苏常熟人,他生长在一个世代文人兼画家的家庭,未涉足仕途。五十五岁时,康熙帝命他主绘《南巡图》,得到皇帝的奖赏,声誉更高,求画者也更众。

夏木垂阴图  清  王翚

58、黄山图,这幅《黄山图》,是石涛屡游黄山神会之作,画中描绘了黄山奇峻峭壁的千姿百态,云海奇观的优美景象。经过他高度的艺术概括,使山川景物,构成了形态肖似,“物我交融”的境界。石涛,俗姓朱,名若极,广西全州人,明藩靖江王朱守谦之子。公元1645年,清兵占南京,石涛的父亲亨嘉遭杀害。这时石祷年尚幼,为逃避灾难,就削发出家做了和尚。十四岁开始学画,其后随其师兄云游名山大川,从潮广到江西庐山,又到江苏、浙江、安徽诸省。后在宣城定居十年左右,屡游黄山,他对黄山体验深切。

黄山图  清  石涛

    59、钟馗图,钟馗图》是清代画家高其佩根据钟馗除魔辟邪的民间传说所作的指墨画杰作。所谓指墨画,就是用指甲、指头蘸水墨和颜料在纸绢上勾较,或问以手掌抹染为方法的画作。高其佩(公元1660——1734年),字韦之,号且困,铁岭(今辽宁)人,虽出身官宦之家,做过刑部侍郎,又为都统,可谓高官厚禄之辈,但酷爱绘画。

钟馗图  清  高其佩

    60、双雀爱梅图,《双雀爱梅图》为绢本设色画卷。画面作梅树堰枝数栋,老干屈曲苍健,嫩枝刚柔挺拔,纵横自如地舒展于碧空蓝天;满枝灿烂的繁花密蕊,迎风舞色,娇奶绰约之姿,更显其蓬勃景象的美好。一只山雀仰峙于悬枝,逗引着另一只山雀飞翔而至,枝丛花间,顿时洋溢蓉双雀悦鸣熔闹的生趣。华喦(公元1682—1756年)字秋岳,号新罗山人,福建上杭人,出身于纸坊手工家庭。因家贫辗学而成了纸坊的漕头工。他常在闲暇之时替工友们画花鸟、山水、肖像。在清代中期享有“并驾南田,超越流辈”的美誉。

双雀爱梅图  清  华喦

    61、墨梅图,作者金农是“扬州八怪”之一,为清代著名的文人画家。他的生活年代是公元1687—1764年,字寿门,号冬心先生、背耶居士、稽留山民等。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久居扬州卖书画。《墨梅图》,体现了他画梅艺术中的特色。这幅墨梅,是他取“不简不繁”之妙,来为“梅兄”写照的。枝干敢斜,著花稀疏,用笔简朴,气韵清逸。

墨梅图  清  金 农

    62、兰竹图,《兰竹图》,纸本卷轴,以半边幅面作一巨大的倾斜峭壁,有拔地顶天、横空出世之势;壁岩以放染间施的笔法运筹,空白以见平整,峰峻以显倔巍,用笔用墨用水,都恰到好处地显示了元气凝结的峭岩体势。峭壁上有数丛幽兰和几株箭竹,同根并蒂,相参而生,在碧空迎风格曳,虽丛生于峭岩缝壁,但又不因子岩壁,自有“竹劲兰芳性自然”、“飘飘远在碧云端”那种雍气凌云,不为俗屈的活力。《兰竹图》是“扬州八怪”中的“奇才”郑燮所作。郑燮(公元1693一1765年),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是一位有“三绝诗书画”之称的清代著名文学家和书画家。

兰竹图  清  郑燮

    63、红楼梦图咏(黛玉),《红楼梦图咏》是风格工细清丽,高人一筹的版画名作。《黛玉》图作林黛玉立身像。她面容清秀,体质薄弱,使立庭院,凝眸幽思,憔悴的眉手间,流露出忧郁痴情的神色。潇湘馆院内茂盛的竹子,可爱的鹦鹉,更反衬出这位少女缠绵可哀的苦衷。作者改琦(公元1r74—1829年),字伯蕴,号香白、七芽,回族,世居北京,是诗词书画并臻的艺术家。

红楼梦图咏(黛玉)  清  改 琦

    64、苏武牧羊,是爱国画家任伯年所作。任伯年(公元1840—1896年),名颐,初名润,字小楼,浙江绍兴人。十四岁到上海,原在扇庄当学徒,后得任熊、任蒸指点,进步迅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画家。山水画虽不多见,但别具一格。

苏武牧羊  清  任颐

    65、梅石图,这幅《梅石图》,以梅为主体,石为客体,互相烘托,相映生辉。刚劲而老辣的枝干运用篆书笔法,疏阔纵放,雄浑有力,更显出磅商而茁壮的气势;枝头上的点点繁花,疏疏密密,富有节奏感。巨石画得水墨苍劲,气势弥满,衬托出梅花坚强不屈的性格。吴昌硕是一位诗、书、画及金石全能的艺术大师。这幅《梅石图》,是他晚年独运匠心的杰作。吴昌硕(公元1844—192r年),初名俊、俊卿,字昌硕、仓石,别号窑庐、苦铁、大聋、老苍等,浙江安古县人。少年时生活清苦,但好学不掇,十多岁即酷爱刻印和书法。年轻时中了秀才,曾做过清未知县,但到任只一个月便辞去,从此他厌弃官场生涯,潜心艺术创作。

梅石图  清  吴昌硕

    66、蒋门神像(泥塑),这个塑像只有十一厘米高,头还没有蚕豆大。你看这条身而九尺的恶棍,双手抄在背后,挺胸腆肚,霸悍之气从魁梧的躯体组散出,如狰狞的猛虎,随时都可能爆发出狂暴的力量。那粗壮的脖颈紧接肩膀,充满蛮横劲头。满面杀气的大脸,绽出块块横肉。嘴角极度朝下撇,眉眼极度向上挑,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他站在那里,虎视眈眈,盛气凌人。一望而知,这是他横行孟州道、抢夺快活林后不可一世得意洋洋的时候。多么绝妙的一个反面人物形象。塑像作者张明山,名长林(公元1896—1906年),是我国清代末年著名的天津民间泥塑艺人。他的作品在巴拿马赛会上得过一等奖,并为许多国家的博物馆所珍藏。群众因此亲切地送给他一个呢称:“泥人张”。

蒋门神像(泥塑)  清  张明山


六、清代美术概述

清朝的统治(公元1644—1911年)共计二百六十七年,这是我国历史上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激化和深入的时代。清代统治者继承明朝各种制度,以残酷的手段,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进一步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致使本来就发展得缓慢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具有民主精神的革新思想,以及进步的文化,遭受严重的破坏和摧残。士人学子在统治者诱惑和镇压兼施的政策压力下,不得意而避谈世事,思想界异常沉闷。因此,文坛艺苑的基本倾向是延续明末的现状,寄信山水花鸟,抒发“忧愤念乱”的创作仍旧时兴。当然,也出现了一批经历时代变动,关心现实生活的艺术家,他们通过自己的艺术实践,反映人民的疾苦,颂扬民族正气,鞭笛封建统治,产生了一些思想进步的作品,但这一股潮流,随着社会的变迁而时隐时现,直至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涨,新思潮以排山倒海之势,猛烈冲击封建制度时,才放射出奇光异彩。
    清代美术以传统绘画为主流,雕刻、工艺美术等其他门类在明代既有基础上,有新的发展。清代没有正式的画院,但有供画家作画,以及与雕琢玉器和装联帖轴工人杂居的专门场所。康熙、雍正、乾隆、光绪各朝,时有将画家召入内府、宫廷,进行绘画活动。绘画以山水、花鸟较为发达,人物次之。山水画方面,清初有弘仁、髠残、朱耷、石涛,外师造化,风格独创,其中尤以朱茸和石涛的影响为大。绘画史通称为“四玉、吴、恽”的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吴历、恽格,也是清初功力深厚的山水画大家。这一时期,山水画流派也多,最有势力的是以“四王”中王时敏、王鉴为代表的“娄东”派,以王翚、王原祁为代表的“虞山”派,其他还有“新安”、“金陵”、“扬州”诸派。他们在吸收传统,描写江南山水方面,皆精到备至,各有特色。其中“金陵”派之龚贤,画法宗董源,沉雄深厚,功力不凡。还有程邃、梅育、吴山路等,亦各有成就。嘉庆、道光以后,较著名的画家大都受“娄东”、“虞山”两派的影响,但略有变法,如黄易、奚冈、汤贻汾、戴熙、钱杜、张向陶等,都是享有时誉的画家。清末山水画不及前期,发展不大,虽有胡公寿、吴伯滔、吴榖样等驰名于光绪、宣统间,但他们的作品已无特殊成就可言。花鸟画方面,作梅兰竹菊画的不乏其人,重彩、水望俱备。王武、恽格、蒋廷锡、邹一桂、华喦等,都是各有所长的作家,其中以恽派花卉影响较大。“扬州八怪”中的金农、郑燮、李蝉、罗聘等,独扦个性,勇于创新,他们的花鸟作品别具一格,令人耳目一新。人物画方面,以肖像、行乐图较为盛行。风俗画尚称发达。禹之鼎、焦秉贞以及余集、改琦、费丹旭等所作的人物,都称誉一时。而高其佩的指墨画人物,则另辟跃径,独立画坛,为世人瞩目。除此以外,清代的民间年画,太平天国的壁画,也以独特风格,在绘画史上占据一定的地位。
    鸦片战争以后,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画坛也因此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白紵山图(太平山水全图之一)清 萧云从
    清初著名画家萧云从,擅长山水、人物画。他从“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创作方法出发,灵活运用古人的技法,创作了许多反映大自然壮丽美好景色的山水画,画面呈现出崭新的面目和生动的气韵。如《太平山水全图》,是他晚年的代表作之一,为后人刻版刊行,当时咸推其工妙。这里只着重介绍其中《白紵山图》的艺术特色,以供欣赏。
    “白紵众山顶,江湖下萦带,浮云卷晴朗,可见九洲外,登临信地险,俯仰知天大。”这是王安石的诗,写景抒情,气魄雄伟,诗意引人入股,令人心旷神恰。萧云从选用这首五盲诗,题在《白紵山图》中,使画与诗互相融合,相得益彰。画中表现了山川郁郁葱葱之貌,危岩惊险之势,峰峦耸迭似岛屿,山径蜿蜒如盘龙,台树楼阁恬静安然,飞泉流水环绕映带。木、屋字画法谨严,山石多作点子皴,使整个画面体现了沉郁壮丽,清雅优美的意境。点景人物只有三个,穿着长袍大袖的两位游客正在赏景闲话,另一个樵人正忙于赶路,画得生动自然,充满生活气息。他巧妙地描绘了山岩、峻岭、古寺、行旅等自然景象,充分表现了白紵山的“登临信地险,俯仰知天大”的画境。他自己说,这些优美壮丽的景色,是“以王维之法,惟取山气深郁,末暇外景矣”。其实,他既得王维之法,又是灵活运用古人各家之长,以诗画结合的形式,画出了山气深郁、妙趣横生的意境,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太平山水全图》,画的是太平府所辖的安徽当涂、芜湖及繁昌地区的山水胜景,共四十三幅,每幅图上都题以古代名家的诗,也标明了摹写古代名画家的画法,各具特色,没有雷同。这幅《白紵山图》,是《太平山水全图》中的一幅,画的是当涂一带的山水。他描绘得如此真实生动,绝不是偶然的。他对家乡的一山一水,有深切的感情,并有很深的生活体验。所谓“姑熟风光,岂有不在襟带问”。他在创作这套山水画全图之前,又作了细细的游览,对实景有过深入的观察和精心的写生,有了“游目聘怀”、“胸藏丘壑”之后,才挥笔作图的。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对家乡的热爱,也可窥见他在艺术上写实功夫的厚实。当时,太平府的报官张万选称赞他说:“萧子绘事妙天下,原本古人,自出己意。”秦祖永评论说:“惟所绘《太平山水全图》追摹往哲,工雅绝伦,极为艺林珍重。”
    这套山水画全图,后由徽州的木刻版画好手刘荣、汤尚、汤义三人鎸刻而成。他们对这种极其繁密而复杂的构图和线条,作了精致的雕镂,无一刀错乱纯熟精到的刀法,是十分离超的。《白紵山图》的版画艺术而论,与其说已达到原作的绘画效果,毋宁说更具有浓厚的木刻版画的艺术特色。
    萧云从的另一部版画人物杰作《离骚图》,开始绘于明末,刻于清初。当时因为明“经兵资烟失”,只存六十四图。精细斟酌,特有独到,也为当时推重。 萧云从所作的《太平山水全图》和《离骚图》也是对版画艺术的重大贡献。这两部画册的副本,先后流传到日本,在日本美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萧云从(公元1596一1673年)字尺木,号无闷道人、钟山老人,安徽芜湖人。明亡后,他避世不仕,闭门读书,笃志绘事,寒暑不废。

孔雀图 清 朱耷
    清初画坛,出现了一位襟怀浩荡、画风纵狂的怪杰,他就是被张庚称之为有“仙才”的八大山人,即这幅《孔雀图》的作者朱耷。
    朱耷是一位诗、书、画俱精,而以水墨写意花乌震惊于世的艺术家。他的写意画创作,集先人之大成,又凭着自己的旷世之才,大胆驰驱,纵笔挥洒,草创成蕴含凝聚的独特风格,在清代画坛上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在水墨画创作领域中,朱安善山水,尤工花鸟。其山水取法黄公望,但更敬服董其昌,作画多取残山剩水、寒荒凄寂之景,笔情纵恣,不拘成法,特别是晚年之作,脱去了早年略带狂怪冲动之气,大幅小页皆具浑朴酣畅而又明秀刚健的风神韵致。当时的梁淹居士有诗云:“雪个(即朱耷)西江住上游,苦瓜(即石涛)连岁客扬州。两人纵迹风颠甚,笔墨居然是胜流。”其造诣虽不及石祷,但声誉与石祷齐名。他的写意花鸟画,不仅数量多,成就也高。他绘花写鸟,忌作春光花影、悦鸟欢禽之景态,而嗜写“枯柳孤乌”、“枯木孤鸟”、“竹石孤鸟”,且多为半闭眼睛、一足“上距”的寒倦之状。特别是画眼点睛,有意将眼睛画得大而圆、方而大,将眼珠子点得黑而上翻,显出“白眼向人”的冷漠神色,大有孤傲愤世、冷峻诗人的精神气质。有的作品寓意深刻,甚至于含有直接讽刺的意味,令人观赏之余,浮想联翩,如《孔雀图》即属此类。
    《孔雀图》是朱耷六十五岁时所作(清康熙年间),是一幅画面简括,立意深刻的水墨作品。画面作一倾斜石壁,缝壁间蔓生着牡丹和野竹。石壁下面的一块上大下小的危石上,蹲着两只拖着稀稀拉拉翎尾的孔雀,一只竖着脖子,直目四野,一只缩着脑袋,侧眼顾盼,荒寒孤倦之状,惊心掉胆之神,昭然若揭。全图以平正简略的勾泼,求奇特天然的情致,使一花一叶、一鸟一石,都能在变形取貌中得其盎然生意。特别是孔雀,笔墨不多,意态全出,显示了画家以简胜繁,不围于规矩的写意艺术才能。画上题诗云:“孔雀名花雨竹屏,竹梢强半墨生成。如何了得论三耳,恰是蓬春坐二更。”清代官员的级别,以孔雀尾巴毛做的“花翎”帽子为标志,由皇帝赏戴。“花翎”有一翎、二翎、三翎之别,三根“花翎”曰之为'三眼花翎”,是最高官职的标识。这幅画上的孔雀尾毛,画的恰恰是三根“翎毛”,其用心当可意会。“三耳”,倘若是《孔丛子》中所记载的公孙龙与子高辩论时,子高说的“臧三耳”的话,那么指的是奴才,因为奴才要对主子奉承拍马,惟命是听,其耳朵也就特别灵敏,所以俗说奴才有三只耳朵。而正是这一类人在天还没有亮的“二更”时辰,就急于去等候上朝了。“孔雀”们虽炫耀一时,但他们的立足之地则是一块摇摇欲倒的危石。我们如果把诗和孔雀的情态结合起来寻味,便使人强烈地感到《孔雀图》所寓蕴对旧宦新贵的讽刺,是何等的辛辣和深刻! 图中所表现的这种诗情画意,以及所体现出来的作者的勇敢悲愤情调,在当时都有“抄家灭门”的危险。这就更说明了朱耷的傲岸骨气。画
面落款仍采取惯用的形式,将“八大”和“山人”联写成既像“哭之”又像“笑之”的奇特字型。这些,也都不是笔墨游戏和无故凑合,其中白有难以明言的衷怀。朱耷曾说过:“愤慨悲歌,忧愤于世,——一寄情于笔墨。”这幅《孔雀图》生动地说明,朱耷的艺术是他胸怀的袒露,情感的倾泻,是有着画家强烈的个性的。
    朱耷《孔雀图》以及他的其他写意画作品,其景物的变态特征,以及由此而形成的隐晦曲折的风格,是与他的毕生境遇密切相关的。朱耷(公元1626—1r05年),江西南昌人,是明太祖朱元琼之子明宁王朱权的后裔,当为明朝宗室。他少年得志,应科举而被荐为“诸生”。然而他十九岁时,明亡;二十岁时,丧父。政治挫拆和家道中落曾逼得他佯装狂态,以避不测。他曾在扇子上写个“哑”字,待人遇事,展期绝口。家门上也贴个“哑”字,寡身孤居,绝交于世。还一度剃发为僧,在南昌市郊建造青云谱道院,以遁世忘年的态度,抚慰亡国的隐痛,表示不与清代统治者合作的决心。五十四岁时虽被知县“延请”,在官舍住了一段时间,但感到寄人篱下,不免弯腰的痛苦,又佯装疯癫,披袍戴帽,蹒跚啸舞于市。后避居寺庙道观,过着亦掸、亦道、亦儒的生活,习静修真,参研书画,作着类似《孔雀图》的画幅和题诗。晚年寓居北兰寺,孤苦伶仃,一纳无余,在自己编造的“脂歌草堂”之中,悲寂而终。郑板桥题朱耷画写道:“国破家亡鬃总睹,一囊诗画作头陀;横涂竖抹千千幅,墨点无多泪点多。”这可以说是对朱耷艺术生涯和创作思想的精辟概括。

夏木垂阴图 清 王翚
    清初的山水画,受董其昌的影响较深。当时最负盛名的“四王吴恽”(即王时敏、王鉴、王翚、玉原祁、吴历、恽格六大山水画家),大多以师古、摹古为能事,使山水画越来越枯燥乏味,缺乏生气。但是,他们的画风却受到清朝统治者的赏识,风靡画坛,成为支配力量。这实际上是把中国传统艺术引向复古的道路。这一派山水,当时被称为“正统派”,影响画坛近两个世纪之久。
    “四王”中,王翚与另外“三王”有所不问,他虽然也仿古,可是在临古中能融合诸家,变化生新。玉时敏称赞他“集古人之长,尽趋笔端”。他摹古的各家作品有王维、李成、董源、巨然、荆浩、关仝、燕文贵、米芾、刘松年、黄子久、王蒙、吴镇、赵松雪、沈周、文征明、董其昌,等等。因此,他的画具有深厚的传统功力,笔墨纯熟秀润,工致谨严,用笔雄健,有独到之处。这幅《夏木垂阴图》,就是吸收了古人各种技法之后,又根据自己的意境与要求,脱化变新而绘成的。因此,气韵生动,岩石灵活,林木健爽,苍老浑厚,给人以明快之感。 王翚传世之作很多。在他的山水画中,比较有生气、有情味的,除了《夏木垂阴图》外,还有《溪山红树图》、《千山万壑图》、《仿范华原溪山行旅图》、《仿曹云西松亭秋奕图》、《西湖烟柳图》、《澄潭渔业固》等,都既有各家之长的特征,又具有他自己的特色。他的《虞山十二景册》,是写生所得。虞山是王翚的家乡,他朝夕观察,探奇领幽,用古人的笔法,挥写目前的丘堑,所以显得富有生趣。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用古法对景写生是有功夫的。
    王翚是江苏常熟人,他生长在一个世代文人兼画家的家庭,未涉足仕途。五十五岁时,康熙帝命他主绘《南巡图》,得到皇帝的奖赏,声誉更高,求画者也更众。清代山水画的“虞山派”,以他为先导。王翚的受业弟子很多,大多是亦步亦趋,展转抄袭,没有出新,只是少数人有“青出于蓝”的称誉。
    王翚在“四王”中,论绘画技巧是很润熟的,学古的功夫广而深,比其他三王略高一筹。

黄山图 清 石 涛
    清初画坛,石涛是一位富有创造性的杰出画家,画史上称他为明“遗民画家”。他在绘画艺术上形成纵横挥洒,清新超脱的画风,后人评曰:“大江以南当推石涛第一。”
    石涛,俗姓朱,名若极,广西全州人,明藩靖江王朱守谦之子。公元1644年,清兵入北京。次年,清兵占南京。在明朝即将全面崩溃之际,又发生了“同室操戈”,石涛的父亲亨嘉遭杀害。这时石祷年尚幼,为逃避灾难,就削发出家做了和尚。
    石涛出家之后,住在全州(今广西全县)。十四岁开始学画,其后随其师兄云游名山大川,从潮广到江西庐山,又到江苏、浙江、安徽诸省。后在宣城定居十年左右,屡游黄山,他对黄山体验深切,他说:“黄山是我师,我是黄山友。”他在有了生活之源后,便以大自然为师,采用“截取”法,抒写胸臆而创新造化,画出了黄山的气势特色,一幅幅黄山图,有册贞,有长卷,也有巨幅,令人耳目一新。
    这幅《黄山图》,是石涛屡游黄山神会之作,画中描绘了黄山奇峻峭壁的千姿百态,云海奇观的优美景象。经过他高度的艺术概括,使山川景物,构成了形态肖似,“物我交融”的境界。从整幅图画来看,首先是引人入胜的近景,苍苍茫茫的巨松,气势非凡,雄健挺拔,篓时使人恍然如临黄届胜景的名山之中。黄山的苍松尤有特色,千奇百怪,变化万状,石涛画黄山松,最能得其神态、状貌,有的卧如盘龙,有的屹立参天,有的横斜交错,“曲尽其态”,令人回味无穷。我们再细致地深入观赏,那多变的山岩绝望,奇险沉雄,又是另一番佳景,即所谓“深入物理”’“脱胎于山川”。的确,他画岩石和山川的效法,不是随意的信手涂抹,而是力求描绘出岩石层次和苦鲜变化的真实状貌,他不是如实写照,而是从“似与不似之间”去做文章。由于他敢于发挥个性,大胆创造,所以能有再现自然美的独创精神。画面的中景,是层出不尽的云山,烟云流动的大块空白,使画面豁然开朗。画中的虚山脚,空山腰,山无坡脚,松不露根,求其虚虚实实,藏露适宜,使人有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的感觉。也体现了实处是云山,虚处为烟云,把山川氤氲的气象充分地描绘出来。远景是起伏多变的山峦奇峰,醒目突出,富有节奏感,以此结束了这幅画的全局。右上角的大篇题字,填补了这块空白位置,成为构图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此,这幅作品的构图和用笔,是奇险之中蕴藏着沉雄。在极为繁复的画面上,笔墨所呈现的是腴秀中不乏风骨,严谨处迭显清空。令观者百看不厌,耐人寻味。
    石涛极为重视用笔运腕的方法。仔细分析这幅画的笔墨技法,可以看出,他对各种用笔技法的掌握己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钩出山岩的轮廓线,有粗有细,有圆有扁。他画巨松,运用刚柔相济的用笔方法,十分轻松自如。总之,使观者欣赏这幅画时,感到每一笔,每一划,都合乎艺术的规律,也合乎自然景象变化的规律。
    石涛曾在一帧题画跋语中写道:“余得黄山之性,不必指其名。”可见他画黄山,是经过提炼、概括、集中,突出其山川景物的典型形神,它既有来自真山的生活感受,又是经过艺术加工的自然状貌。所以,他又在一首题诗中写道:“名山许游末许画,画必似之山必怪。变幻神奇俗懂问,不似之似当下拜。”其意就是说:艺术的创作,若是如实地再现,那就象苏拭所批评的“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了。艺术的表现,特别是中国画的创作,在于物我神会而写之。因而表现的形象,在于似与不似之间。这是最妙的画法,令人为之下拜。
    因此,石涛的“不似之似”等精辟的论画,在画学史上影响很大,为后人的创新掀起了狂澜,从而猛烈地冲激着腐朽复古之流的污泥浊水,为后来的“扬州八怪”开创自出新意的大道。

钟馗图 清 高其佩
    《钟馗图》是清代画家高其佩根据钟馗除魔辟邪的民间传说所作的指墨画杰作。
    世俗相传:唐明皇李隆基得病,梦见一身穿蓝袍,头戴破乌纱帽,脚蹬大靴子的大鬼,捉住了——形容怪奇的小恶鬼,先挖除其眼睛,后吞食其身体。明皇问他是谁,大鬼奏曰:“臣钟馗氏,即武举不捷之进士也,誓与陛下除天下之妖孽。”唐明皇梦醒,病竞愈。于是召“内教博士”吴道子,照梦意画钟馗像,以作纪念。自那以后,钟馗便成了“驱邪降福”的神话人物,在民间广为传播。在画坛上,以这个传说为题材的绘画创作兴起,产生了不少艺术成就较高的钟馗像作品,以及画钟馗像的名手。除唐代的吴道子以外,五代的黄筌,宋代的石恪、龚开,元代的颜辉,明代的戴进、文征明、钱谷,清代的顾见龙、金农、罗聘、高其佩、华喦、任熊、任颐、赵之谦等人,都长于此道,直至当代仍有名家为之。钟馗“驱邪降福”,虽为旧时神话传说,不足为信,但钟馗像,作为历代人物画的一个品种,则是传统绘画中的珍贵遗产。特别是社会发展进入科学文明的现代世界,人们作钟馗像也好,观钟馗像也好,实际上早已脱去了原先的迷信色彩,而纯属艺术生活的活动范畴了。因此,历代钟馗像作为鉴赏、研究历代人物画创作特色,以及有关画家绘画风格的艺术史料,是有其珍贵价值的。
    高其佩是历代钟馗画像作家中有突出地位的画家。他平生作钟馗像多种,如《钟馗怒容图》、《钟馗变相画册》中的十二幅钟馗图像等,从不同的角度,刻划了钟馗发怒、看剑、罢宴、骑鬼、降魔、读书、磕睡等各种形貌和有趣的意态,显示了画家的丰富想象力和独特艺术手段。这里选择的《钟馗图》,作于雍正六年,是高其佩的晚年之作。画面所作钟馗,头戴乌纱帽,身披大袍服,足蹬黑朝靴,满脸络腮胡,拢袖独立,目光炯炯,威毅中显平和,悦色中露怪奇,大有威镇邪恶,气吞万夫的神力,其神情形貌,生动毕肖。为了突出钟馗的威严神色,画家没有放过脸部的细腻描绘:咧嘴鹰鼻,似笑且厉,双目眯视,神光锐利,特别是飞蓬的须发,更显示出钟馗力挽狂澜的勇猛精神。诚如题诗所云:“由来神
像许人图,丹笔尤因高士殊;余也敢云画灵异,爷爷在在每闻呼。”一幅钟馗画像,令人神魂颠倒地惊呼“爷爷在”,其威慑力量可想而知。据画面题跋记载,宋初画家李远登谨山,奉神命为钟馗作图像,“一日,远醉卧败寺中,闻数人间答云:渣不可往,有爷爷在。”这样看来,这幅《钟馗图》是得意于李远梦迹的传说而作。
    《钟馗图》是指墨画作品。所谓指墨画,就是用指甲、指头蘸水墨和颜料在纸绢上勾较,或问以手掌抹染为方法的画作。本图人物衣榴和发须的线条,用指甲勾勒,工细如丝,随意飞动,既拙且活;统靴和帽子的块色,用指头抹破,浓结如云,水墨淋漓,厚实适度,运指施墨都极为得心应手,而又不留丝毫指迹绍痕,求奔放于规矩之中,恰好地发挥了指墨作画之长,为加强钟馗魁梧壮重的体态,岿然不动的神情,提供了恰当的表现手段。高其佩苦心研修指墨画五十余年,因而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可谓技艺朔熟,造诣精深。所以张浦山在《国朝画征录》中说他“善指头画,人物、花木、乌兽,天姿超迈,奇情异趣,信手而得,四方重之。”《钟馗图》的指墨功夫,说明这一定评是精到的。
    高其佩(公元1660——1734年),字韦之,号且困,铁岭(今辽宁)人,虽出身官宦之家,做过刑部侍郎,又为都统,可谓高官厚禄之辈,但酷爱绘画,平生临枕参访,笔耕不辕,即使是受案陵之累,也从不忘情绘事。特别是对指墨画,潜心不移,到了痴迷的程度。关于高其佩始创这种特殊画法的情况,据高秉《指头画说》中记载:“恰勤公八龄学画,遇稿辄潕,积十余年,盈二能。弱冠即恨不能自成一家,倦而假寐,梦一老人引至土室,四壁皆画,理法无不备,而室中空空,不能潕仿,惟水一盂,爱以指蘸而习之。觉而大喜,奈得于心,而不能应之于手,视复闷闷。偶亿土室中用水之法,因以指蘸墨仿其大略,尽得其神,信手拈来,头头是道,职此遂废笔焉。”把高其佩始创指墨画,说成是得决于梦,虽很有趣,实属假托,不必去追究。但这个故事,说明指墨画是高其佩通过长期辛勤磨练,全神贯注、梦寐以求的钻研,才得以成就,在这一点上,对后世是具有启迪作用的。虽然据传唐代画家张操作松石也曾“以手抹绢索”,似有这方面的尝试,但他未能确立此法; 自唐至清的千余年中,也无其法流传的记载,故评者皆以为高其佩是指墨画的开山祖。自高其佩创此法以来,学者云起,亲受其法的就有甘怀园、赵成穆、朱伦潮、李世悼等。虽各有千秋,但皆难迫尽其业。就以这件指墨画《钟馗图》而言,也足以使后世指墨画诸家瞠乎其后,望尘莫及了。

双雀爱梅图 清 华喦
    《双雀爱梅图》是清代中期享有“并驾南田,超越流辈”美誉的画家华喦所作。华喦善作人物、山水、草虫,但以花鸟出众。他的花鸟画创作,内容丰富,种类繁多,除了“四君子”、“三友”之类的传统题材以外,大部分是所谓的“花乌杂画”,如树梢小鸟、碧池鸳鸯、古相八哥、长空大鹏、梧桐骄凤、古松群鹤、天穹轻燕等,都有所及。其花鸟作品传世也多,其中像《斗雀图》、《鸟鸣秋树图》、《林梢雀跃图》、《鸟悦明花图》、《双雀爱梅图》等,皆为世人瞩目的佳品。而这件《双雀爱梅图》,无论是运思立意,用笔设色,都较好地体现了华喦花鸟画的风格,可作为华喦花鸟画的代表作。
   《双雀爱梅图》为绢本设色画卷。画面作梅树堰枝数栋,老干屈曲苍健,嫩枝刚柔挺拔,纵横自如地舒展于碧空蓝天;满枝灿烂的繁花密蕊,迎风舞色,娇奶绰约之姿,更显其蓬勃景象的美好。一只山雀仰峙于悬枝,逗引着另一只山雀飞翔而至,枝丛花间,顿时洋溢蓉双雀悦鸣熔闹的生趣。这一番情景似乎感染了树下的两只锦鸡。雄鸡伫立秃石之上,昂首翘尾,正欲展翅而翔;雌鸡停立于涧边块石,侧首举目,也有被山雀戏梅情景所吸引的意态。全图以梅树为主体,下端绘以秃石涧流,野草远山,以为烘托,这就使梅树之奇,山雀之姿,得与山水草石之美相辅相成,融山林和花鸟的意境于一炉,收到相映成趣的布局效果。花枝的描绘,用笔细巧,枝条富有弹性感。花蕊以白为主,略染浅红,极符时令。山雀傅色在乾笔擦毛的底色上,略加水墨渲染,以蓬松的羽毛活现鸟雀的体态。画秃石笔墨无多,在简括勾染中求石块的体势。整件作品,结构完美,笔墨疏放,色彩妍丽,装点春光,处处显得恰到好处。花鸟千姿百态的自然美和画家独特的审美观念,被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具有意在其中,情见于外的魅力。秦祖永在《桐阴论画》中说:华喦的绘画,“种种神趣无不领取毫端,独开生面,真绝技也。”从本团所显示出的艺术造诣来看,这当非夸过其理之词。值得一提的是,画家并不满足于画面的臻美,还作了一首意味深长的题画诗:“望去壁间春侣海,半株僵铁万花开。莫奇林叟情耽冷,山鸟亦知解爱梅。”借“梅妻鹤子”的典故来深化画意。诗中的“林舆”即宋代隐士林通,他爱梅成癖,隐居杭州西湖孤山,不妻无子,植梅畜鹤,终生以此为伴,曾作著名的《梅花》诗:“众芳摇落独喧研,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幸有微吟可相押,不须檀板共金槽。”其中三、四句对梅花的风姿写得入神,故成咏梅名句。华喦的题画诗,以拟人化的手段,强调了山鸟有情,也知爱梅的情趣,进一步烘托了梅花的可爱本性,使这幅单纯的花鸟画面脱去了虚幻超世的情调,而赋予它更为可爱可亲的清新意超。《双雀爱梅图》的题画诗,与画意融为一体,互为生发,相得益彰,使作品的“情”和“意”升华到更完美的艺术境界。
    华喦是一位贫民画家。他之所以能创作出象《双雀爱梅图》这类好作品,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他有勤奋攻习,探索不止的精神。华喦(公元1682—1756年)字秋岳,号新罗山人,福建上杭人,出身于纸坊手工家庭。因家贫辗学而成了纸坊的漕头工。他常在闲暇之时替工友们画花鸟、山水、肖像。在他二十二岁那年,华氏宗构修茸一新,乡亲们请华喦作壁画,但豪绅们执意反对。华喦对此极为郁愤,在一个夜晚,趁人不知而挥笔作了“高山云鹤”、“水国浮牛”、“青松悬崖”、“倚马题诗”四幅大壁画,毅然离开了家乡,决心走遍天下,去探索艺术之路。他侨居杭州,客游北京,留离扬州,南访越中,过着漫长的飘蓬生活。虽然一贫加洗,但笔耕不掇,辛勤作画,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也不肯放下画笔。
    华喦画写意花鸟画,您肆挥毫,别出新意,创立了自己的风格,赢得了在扬州画派中的杰出地位。他的创作,为清代中期花鸟画的新发展拓宽了道路,在后世的画坛上有一定的影响。

墨梅图 清 金 农
    金农是“扬州八怪”之一,为清代著名的文人画家。他的生活年代是公元1687—1764年,字寿门,号冬心先生、背耶居士、稽留山民等。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久居扬州卖书画。他平生以“布衣”自乐,曾荐举为博学鸿词科,后未就。仕途失意后,专心翰墨,早年嗜奇好古,精于鉴赏,五十岁以后才从事绘画。擅长梅、竹、鞍马、山水、人物、花卉、佛像,尤工墨梅,也工诗、长书法,以书法入画,画风雅拙古朴。
    从他的传世作品来看,画墨梅较多,艺术造诣也高,大部分是用淡墨画主干,浓墨写枝,勾线圈花,浓墨点蕊,正反转侧,黑白分明,焦墨点苔,墨色质朴,疏密相间,穿插有姿,金石笔意,立意新奇。有时画梅,枝于横斜,花朵繁密。有时作图,梅枝歌斜历乱,花朵疏疏落落,又得另一种情趣。
    这里介绍的《墨梅图》,体现了他画梅艺术中的特色。这幅墨梅,是他取“不简不繁”之妙,来为“梅兄”写照的。枝干敢斜,著花稀疏,用笔简朴,气韵清逸。题款:“冰雪之交”,用隶书笔法作方正的篆体,笔力浑厚,古拙朴茂,有“漆书”之称。据他自己说:“子初画梅竹,以梅竹为师。”因此,他以师法自然的理论作依据,常在天寒地冻时到西湖孤山观赏宋诗人林和靖手植的老梅。天寒欲雪时,乘兴对着梅枝挥毫写生。达到了他自己所说的“戏拈东笔头,末画竞有先”的艺术境界。
    “扬州八怪”的艺术主张、生活作风和绘画风格,有着许多共同之处。他们大都对炎凉的世态人情有所感受,对封建王朝的弊端也有不同程度的认识。他们目睹当时腐朽的社会,而又无能为力,就借艺术作品发泄胸中的愤嫁之情。郑板桥是这样,金农也是这样。他常用梅、竹以示自己的高洁和傲骨。他在一幅《梅花图》中题诗曰:“东邻满座管弦闹,西舍终朝车马喧。只有老夫贪午睡,梅花开时不开门。”通过梅花图表现自己不官不仕,愤世疾俗的思想感情。
    当时摹古风气笼罩画坛,绘画艺术上陈陈相因,毫无生气。而金农和“扬州八怪”中的其他画家一起,反对因循守旧,突破“正统”派的画风,为当时画坛开创了新局面。他的画梅,在继承宋元技法,吸取同时代师友汪士慎、高翔二人的画梅技法的基础上,不断探索,有所创造,因此他的画梅艺术有很高的成就,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

兰 竹 图 清 郑燮
    《兰竹图》是“扬州八怪”中的“奇才”郑燮所作。
    郑燮(公元1693一1765年),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是一位有“三绝诗书画”之称的清代著名文学家和书画家。在绘画方面,郑燮擅长兰、竹、石,偶作梅、菊、松,作品数量和艺术成就以兰竹为最高。他的兰竹画轴和杂品,存世较多,流传也广, 自清代以来,被世人行家所叹服,成为“人争宝之”的珍品。这幅《兰竹图》是郑燮中年时期的作品,较明显地体现了他的兰竹画风,很值得赏析寻味。
    《兰竹图》,纸本卷轴,以半边幅面作一巨大的倾斜峭壁,有拔地顶天、横空出世之势;壁岩以放染间施的笔法运筹,空白以见平整,峰峻以显倔巍,用笔用墨用水,都恰到好处地显示了元气凝结的峭岩体势。峭壁上有数丛幽兰和几株箭竹,同根并蒂,相参而生,在碧空迎风格曳,虽丛生于峭岩缝壁,但又不因子岩壁,自有“竹劲兰芳性自然”、“飘飘远在碧云端”那种雍气凌云,不为俗屈的活力。兰竹用焦墨挥毫,以草书中竖长撇法运笔,乱中求正,密中见疏,笔墨无多,水墨斑澜,使兰竹峭待别致的美感益增,进而表现出了兰竹欣欣向荣而又几傲萧爽的怠趣,达到了郑燮兰竹特有的清劲秀逸、脱尽时习的风格。画面题跋云:“饮牛四长兄,其劲如竹,其清如兰,其坚如石,行辈中无此人也。屡索予画,未有应之。乾隆五年九秋过予寓斋,目检家中旧幅奉赠。竹无干,兰叶侦,石势厌、恐不足当君子之意,他日当作好幅赎过耳。”以兰竹的自然特性比拟人的秉性节操,字里行间,包含着对友人的深情。题跋以隶书和行书相参运笔,古秀道劲,飘然有致,不仅起了补叙画意和弥缝画面空白的作用,而且给人以精美的书法艺术享受,是画面不可缺少的有机部分。整幅画面,较好地表现了郑燮所作兰竹的纯美意趣,以及工于布置全局,把握整体,细心经营,挥洒成章的作风。郑燮是一位注重师法自然的画家。郑燮作过盆兰笛竹,但他尤嗜好描绘“乱如蓬”的山中野兰,和“咬定青山”的破岩竹。为此,他曾自种兰花数十盆,并常在三春之后将其移植到野石山阴之处,使其于来年发箭成长,观其挺然直上之状态,闻其坚厚纯正之香味,因而得山中兰“叶暖花酣气候浓”的贞美实质。郑燮尤爱赏竹,在题《竹》一文中他写道:“余家有茅屋二问,南面种竹。夏日新望初放,绿阴照人,置一小杨其中,甚凉适也。秋冬之际,取围屏骨子,断去两头,检安以为窗插;用匀薄洁白之纸糊之。风和日暖,凉蝇触窗纸上,哆哆作小鼓声。于时一片竹影零乱,岂非天然图画乎!”他在文中并写下自己画竹的体会:“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计,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纸,落笔俊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总之,意在笔先者,定则也;趣在法外者,化机也。独画云乎胡!”从竹子千姿百态的自然景象中得到启示,激发情感,这样创作出来的什图,当不是自然的翻板。因为郑燮画竹,是经过了从“眼中之竹”,转化为“胸中之竹”,再倾注了画家的主观感受,并借助于笔墨,挥洒于纸的“手中之竹”即“画中之竹”,自然就比生活中的竹子更美,更具艺术魅力。所以郑燮说:“凡吾画竹,无所师承,多得于纸窗粉壁日光月影中耳。”当然,并不是说郑燮排斥传统技艺,恰恰相反,他作兰竹,就是直接取法于石涛,并得徐渭、文与可等先辈笔意。他认为这种学习必须“略其迹”而“取其意”,有所取弃,无论如何不能
以学习、借鉴他人成法代替自己直接的、丰富的生活感受,这就是所谓“十分学七要抛三,各自灵苗各自探’。 郑燮作画尤其力主“务专”,即画家必须精力于某一方面的题材,悉心研修,始终不短。他在《靳秋田索画》中写道:“石涛善函,盖有万种,兰竹其余事也。板桥专画兰竹,五十余年,不画他物。彼务博,我务专,安见专之不如博乎?” 郑燮数十年中所画物类确实不多,以兰竹据要。出于平时打点,闲中试弄,精神专注,苦习勤练,因而对兰竹的形貌本性,烂熟于心,“如在笔底,如在目前”,随手写去,也能得其劲骨,自成局面,练就了不凡的艺术功力。“务专”作为治画的一种途径,不是没有道理的。此外,郑燮的书法艺术兼取先人篆、隶、行、楷之长,创自家体格,曾得意地自称为“六分半书”,大大小小,歪歪斜斜,故被人说为“乱石铺街”、“板桥体”。 郑燮作兰竹,特别是撇叶描枝,很好地运用了书法艺术的遣墨运笔,形成了疏密相间,错落多变的风格,所以清代著名词曲家蒋士拴说:“板桥作字如写兰,波碟奇古形朗翻;板桥写兰如作字,秀叶疏花见姿致。”这不仅是对郑燮书法艺术,也是对他的兰竹画艺的精到之见,说明“书画同源”,画家的书法功力,是可以直接影响他的画风的。
    郑燮是一位做过小官的画家。他四十九岁任山东范县知县,继调潍县,历时十二年。秉政期间,鞭苔奸吏,勤政于民,关心民情,腴济灾民,以至得罪了上司,蒙受诬陷和打击。官场的腐朽黑暗,促使他“掷去乌纱不为官”,愤然绝意宦途,弃官归里。据说在他“囊囊萧萧两神寒”去职南归的那一天,百姓遮道挽留,家家挂像以祀,情景十分动人。他重返扬州后,卖画为生,画誉益高,生活清贫,但作兰竹不妄与人,他自曰:“凡吾画兰画竹画石,用以慰天下之劳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达官显贵们要得其手迹,是难乎其难的。他在《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亟括》诗中写道:“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他寄情遣兴于绘画,不抚媚权贵,能体谅百姓,这种精神情操和艺术实践,无疑是可贵的。

红楼梦图咏(黛玉) 清 改 琦
    《红楼梦》这部伟大的古典小说巨著,白清代乾隆年间刊印以来,在文学、美术、戏剧等各个艺术领域里,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美术方面,自清至今有不少的画家,采用不同的绘画形式,为它作图插画,极尽其力地表现书中的故事、人物、景色和花草。这些美术作品,不仅为人们理解原著思想,了解人物性格,提供了有益的形象化手段,而且本身也是精美的艺术品,所以历来受到人们的欢迎。在这些画本中,以人物图像为最多,从连环画到年画,从插图本到单印本,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仅从清代画坛来看,影响较大的就有程伟元的刊本《红楼梦》插图,王希廉的石印本《红楼梦》插图,钱慧安的《红楼梦十二金钗》,改琦的《红楼梦图咏》等。其中改琦的《红楼梦图咏》尤得世人好评。
    《红楼梦图咏》是风格工细清丽,高人一筹的版画名作。改琦在创作这图诣中,继承唐宋以来仕女画技法的优良传统,特别是吸取明代仇英蕴藉雅逸的画风特色,变化为工笔与写意相结合的画法,使人物造型纤细清巧,线条飘逸明确,落笔洁净,勾画简括,成功地塑造了如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等人物的姿容神情,传达了原若的精神实质。《图咏》原为四卷五十图,共作人物图像五十五人。此处所介绍的《黛玉》系其中的一幅。
    《黛玉》图作林篱玉立身像。她面容清秀,体质薄弱,使立庭院,凝眸幽思,憔悴的眉手间,流露出忧郁痴情的神色。潇湘馆院内茂盛的竹子,可爱的鹦鹉,更反衬出这位少女缠绵可哀的苦衷。“飘泊刃如人命薄:空绝路,说风流”、“叹今生,谁舍谁收”,林黛玉那种寄人篱下、蒙受歧视、孤立无援的处境,象柳絮一般轻薄的命运,美好理想不能如愿实现所造成的伤感,都被画家倾注在画面上,从而恰到好处地塑造了一个个性鲜明的艺术形象,揭示了主人公的性格特征、心理状态和时代环境。这样的画面,使人不依靠文字也能领略到原著的基本精神。为了留给读者以充分的想象余地,画家还采取了弃繁就简的白描手法,通过人物的姿容动态,眉字眼神和服饰,表现内心世界,使形象具有神生状外,生具形中的魅力。戴酵土在《习古斋画絮》中说:“画令人惊不如今人喜,令人喜不如今人思。”《黛玉》因为在有限的画面中蕴藏着无限的深意,从而使观者的联想活跃了起来,丰富了对原著人物的认识,不愧为精心杰构的妙品。
    《红楼梦图咏》每幅还附刊了王希廉、张问陶、钱杜、吴荣光、徐渭仁等的题词七十四篇。于光绪五年(1879年)由报浦居士刊印行世。因其刻工精细,刀法纯熟,较好地保留了原版笔意,发现了清末插图版画的技艺水平,故受到社会的高度评价.翻刻本较多,连日本也有复制。
    改琦(公元1r74—1829年),字伯蕴,号香白、七芽,回族,世居北京,是诗词书画并臻的艺术家。高深的文学修养,不仅促进了他对古典文学作品的理解,而且为他的插图艺术莫定了良好的基础。

女娲炼石图 清 任颐
    西汉刘安的著作《淮南子》里有一篇《女娲补天》的神话,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远古之时,天塌地裂,水火成灾,鸟兽横行。女娲炼五色石补苍天,断鳖足立四极,积芦次止淫水,杀狡虫救人民。作者以高度的想象力,创造了一个勇敢智慧,为民除害,顶天立地的女性形象。十九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以后,我们中华民族遭受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浩劫。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卖国投降,致使外国列强在我们的国土上肆意横行。这种情景,与上述女娲补天的故事中的人民遭受灾难的情形多么相似。任何怀有爱国之心的人,无不痛心疾首。任颐,字伯年,出身于下层人民,切身体会到民族苦难,并曾亲自投入太平天国革命战土的行列。这位充满爱国热情的画家,通过《女娲炼石图》,以饱满的热情,塑造了一位小国女性英雄的形象。
    从《女娲炼石图》的画面看,在墨线勾勒,石绿为色的嶙峋山岩下,傲然端坐着一位女子。她凝眸肃穆,略带沉思,嘴唇屏息未启,含有一种自我牺牲的情态。她那坚如磐石的身躯,独立不羁,俨然是坚不可摧的山体。作者在表现“女娲”这个形象时,与他所作的其他人物画的衣籀用线迥然不同,有意采用棱角方直,笔线爽利,近于表现山石的线条勾勒衣纹,然后略加烘染,似有阴阳立体,表现了一种坚硬的石质感觉。女娲炼石,炼的是她自己,她要使自己成为弥补苍天的灿烂巨石。这个女娲不是幻境中的神仙,而是普通的人。她面对着人间颓败动荡的现实,心中似火一般的炽热。这个女娲的形象仿佛是画家自己的化身。这种巧妙构思,不是自然主义或图解式的说明,而是浪漫主义的翩跹,说明作者思想上的高明。
    任伯年是一位爱国的画家。他的人物画,有时反反复复地画同一个题材。例如《钟馗》,他就画了很多遍,但形象构思各不相同,有嘴衔利剑,有手擒恶鬼,有脚踩小妖,也有背手执剑而四顾,……表现了作者对黑暗社会中邪恶势力或外国掠夺者的仇视。又如《关河一望萧疏》,画的往往是一匹马,一个征人。起初画人物,手扶马鞍,回头眺望。后来,画手扶马鞍,目光前视,或昂天凝视远飞的群雁。也有画手执锐利的长矛,作即将出征状。背景则是一望无际的荒漠,显得萧瑟、冷落。有时作者还题上一句跋语:“庸人警句也,有感于斯,常绘其图”。这是画家在抒发自己对国破家亡的无限感慨,反映了任伯年在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中国一步一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个特定时代的思想情绪。诸如此类的作品还有《故土难忘》等。
    任伯年(公元1840—1896年),名颐,初名润,字小楼,浙江绍兴人。十四岁到上海,原在扇庄当学徒,后得任熊、任蒸指点,进步迅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画家。山水画虽不多见,但别具一格。早年师法石涛,中年以后兼师明代丁云鹏和沈周、蓝埃,直追元代吴镇和王蒙。在他的山水画上,人物不再处于点景地位,直欲与山水平分秋色,使不识人间烟火的虚山幻水又重新传来了笑声琴韵。至于花鸟画,著名旅日华侨作家陈舜臣认为“他决非拙于山水。他的审美情趣,与其表现山水,不如说更着意于表现花乌吧!”这个看法是极有见地的。在任伯年笔下,花鸟题材之广,简直随手拈来,涉笔成趣,皆入画境。各种禽鸟,尽以生动正确的造型,洗炼概括的笔法,描绘得无不跃然纸上。各类花卉,苍劲、秀润、清丽、闲雅,别有诗情。更为可贵的,他能创新,别开生面,因而使其绘画声名远扬。
    任伯年在肖像画方面的贡献也是突出的。他往往抓住人物的眼神、手势,典型的细节和外形基本特征,非常概括地传神写照,画得毕肖如生。他反对徒然的“精微谨细”和“空陈形似”,绝不自然主义地记录现象。他曾三度为好友吴昌硕画像——《饥看天图》、《酸寒尉》、《蕉阴纳凉小象》,皆生生放出。国内外评论家把他与同时代有世界影响的绘画大师相提并论。英国《画家》杂志认为“任伯年的艺术造诣与西方的梵·南相若,在十九世纪中为最具背创造性的宗师”。徐悲鸿认为:“伯年先生天才豪迈,工力绝入。”
    任伯年巨大艺术成就的得来,是有雄厚基础的,他善于学习优秀的民族绘画传统和植根于民间的土壤。他从民间艺术,古代绘画,元明以来文人画优秀传统中广泛吸收营养。同时,他所处的时代,正是外国资本主义经济文化大规模地渗入中国的时期,他接触到西方某些先进思想和绘画,加以熔铸,形成了一种新颖的人民大众喜闻乐见,清新明朗的艺术风格。对生活的深入细致的观察与大量的写生,又为他正确传神的表现能力,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纵观任伯年的艺术成就,他确是“近代绘画巨匠”(蔡若虹语)。“一代明星”’“仇十洲以后中国画家第一人”(徐悲鸿语)。王伯敏先生评论说:“任伯年尽管在花鸟画方面的成就超过了人物画,但就清末整个画坛而言,他在人物画方面的影响,却远过于他的花鸟画。”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他留下了大量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人物画,例如《女娲炼石图》就是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的名作。

梅石图 清 吴昌硕
    在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的画家中,吴昌硕是一位诗、书、画及金石全能的艺术大师。他的书画篆刻,别开路径,且作品甚多,影响遍于国内及日本诸国。这幅《梅石图》,是他晚年独运匠心的杰作。
    吴昌硕(公元1—844—192r年),初名俊、俊卿,字昌硕、仓石,别号窑庐、苦铁、大聋、老苍等,浙江安古县人。少年时生活清苦,但好学不掇,十多岁即酷爱刻印和书法。年轻时中了秀才,曾做过清未知县,但到任只一个月便辞去,从此他厌弃官场生涯,潜心艺术创作。他的篆刻融会浙、皖两派,并以秦、汉钤印、封泥及匋瓦文字入印,雄浑苍老,创为一派。后被间道推为西冷印社社长。他工书法,擅写“石鼓文”,朴茂雄健,能破陈规。三十岁后始作画,近师赵之谦、任颐,上溯沈周、陈淳、徐渭、朱耷、石涛、李鲜、金农诸家的格法。他的画脱胎于书法、篆刻的用笔,专精花卉,亦善山水,偶尔也作人物。所画梅、竹、松、石、兰、菊、葡萄、紫藤、荷花、葫芦等,深厚苍劲,笔酣墨畅,处处体现出“奔放处不离开法度,精微处照顾到气魄”的要求。吴昌硕在艺术上作出的巨大贡献,对现代写意花鸟画的影响至深且远。
    梅花是吴昌硕笔下常见的题材,他画梅常伴以巨石,认为“石得梅而益奇,梅得石而愈清”,把梅石结合比作“知交”或“双清”。这幅《梅石图》,以梅为主体,石为客体,互相烘托,相映生辉。·刚劲而老辣的枝干运用篆书笔法,疏阔纵放,雄浑有力,更显出磅商而茁壮的气势;枝头上的点点繁花,疏疏密密,富有节奏感。巨石画得水墨苍劲,气势弥满,衬托出梅花坚强不屈的性格。虽然,画中的笔墨无多,但主体突出,给人有回味不尽的意趣。画的左上方,留出一块空白,他利用这块空白,题上“旧时月色”和“丁卯冬吴昌硕年八十四”等款,铃朱文一印。这样一来,整幅画面的布局,更显得完整而恰到好处。从这里,我们可以悟到题款与画面配合的道理。“旧时月色”是他表现月下之梅的题画句,描绘了他所谓“春夜月下看梅,花瓣皆含月光”“梅下看月,碧玉横空”的画境。
    他除了画墨梅之外,也常画红梅,并佐以顽石,或撇几笔竹子作为陪衬,用石绿色烘染顽石,这样在色彩上产生了黑白对比,红绿相问,益增鲜艳,分外耐看,表现了浓郁的初春景色。他亦爱画雪中之梅,题以“晴雪”,有时题上“不知是雪是梅花”,更增佳趣。
    吴昌硕喜爱画梅,绝非偶然之事。这是由于他早年此和梅花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在安吉的寓楼后面有一“芜园”,亲手种植丁竹和梅以及其他花木,其中梅树就有三十多株。他不时壅土、修剪,待到初春时节,寒梅著花,徘徊园中,反复观赏。他曾说:“背铁道人梅知己。”确实,他对梅花的感情是非常真挚的。当年在“芜园”中有一树老梅,横卧在矮墙上,姿势非常优美,天然自得,分外妖挠。一年冬天,正值梅花初放之际,大雪把这棵老拖的一根枝条压折,落在邻家的据前,他发现后痛惜不已。当邻家老翁把那枝天折的梅枝插在瓦罐中捧来送还与他时,他心情十分激动。睹物动情,使展纸挥笔,画了一幅老梅,并题上一首长诸,诗的结尾是:“风寒日落春夜深,应有花魂根下哭。淡墨聊当知己泪,貌出全神比长幅。残鳞败甲好护持,莫再人间遭手毒。”他的感触很深,对老梅所遭到的劫难,写出了自己内心惆怅的情绪,给画面增添了浓郁的诗意。
    吴昌硕也曾用这样的诗句来赞美梅花:“冰肌铁骨绝世姿,世间桃李安得知。”作为一个洁身自好的文人,在当时的社会里,不愿象桃李那样诌媚奉承,随俗浮沉,是难能可贵的。他从三十多岁开始学画,直到晚年,始终爱梅、画梅,他画的梅花有的如风驰电掣,龙飞风舞;有的秀丽坚贞,孤冷倔强,都抒发了他愤世嫉俗的内心感情。

丰收图(杨柳青年画) 清
    年画是我国人民喜爱的一种绘画形式,远在汉代已有雏形,以后绵延不断有所发展。但直到明末清初,年画才繁盛起来。当时,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在南方是苏州桃花坞的“姑苏版”年画;在北方,是天津杨柳青年画。
    年画是一种民间绘画艺术,根据我国人民的传统习惯,每当新年来临、陈旧迎新之际,人们便购买年画张站在家中。因此,年画的题材,往往足欢乐喜庆、吉祥如意,或富有情趣的人物故事。在形式上,具有通俗明了,构图饱满,色彩鲜明,造型简练,富有装饰性等特点,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它的制作方法,是在木板上雕制,然后分色套印而成,所以又称木版年画。
    《丰收图》是一幅清代的杨柳青年画。画的是普通农家的一个丰收场面:在农舍前的一片场地上,从田里收割回来的庄稼,经打、晒,已经可以装袋入仓了。男女老幼有十五人之多。男的在打场、收谷,有的正要背走或让毛驴驮定已经装满口袋的粮食。妇女们带着孩子,进行一些辅助性的劳动:筛谷、备谷,或是递送一些劳动工具。几个孩子,小一点的有的牵着母亲的手,欢乐地蹦蹦跳跳,有的拿着绳子在玩耍,大一点的已经能赶毛驴了。远处还有一个妇女,手里牵着孩子走出门来,与近处正在劳作的人们相呼应。场地上整齐地接着劳动:[具,甚至休息时饮用的茶具都安排得极为妥贴。热闹的劳动场面,被描绘得自然生动,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至于环境,房舍黑瓦白墙,整齐清洁,近处有池塘、杨柳、小娇、土坡,远处有山、树、桥、云,历历在目,手法上吸取西洋透视画法,具有很好的空间感。
    乾隆年间,战争平息,商业好转,农村经济也改变了明代后期的凋敝状态。《丰收图》反映的是农村欣欣向荣的富裕景象。画上题有“收来劲麦如山积,妇女咸歌大有年”的赞语。艺术总是需要夸张的。《丰收图》中的人物衣着鲜艳美丽,环境整齐清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亲切和谐。这与当时社会现实相比较,无疑是理想化了的浪漫夸张手法,它体现了我国劳动人民勤劳朴素,富有理想的优良传统,以及追求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这也正是年画被广大人民所喜爱的主要原因之一。
    《丰收图》是全景式构图。场面大,人物多,背景繁复。但作者巧妙地把众多的人物安排在一片池塘的前面,在池水的衬托下,使人物更为突出。池塘周围布置房舍、桥、树,层次清晰,明快饱满。这样的处理手法,既符合年画的传统构图特点,又有其独到之处。
    年画发展到清代,在色彩上,即敷色与套印方面,也有很大的发展变化。它繁复鲜艳,明朗轻快,改变了过去色彩单调,调子沉滞,缺乏浓谈深浅变化的平板面貌。印刷方面,采用浑渲的方法,套印,兼敷彩,深受群众欢迎。《丰收图》在设色上也具有这些特点,特别是吸取了某些西洋画法,更使画面显得空灵、真实。当时有些著名画家如陈洪绶、萧云从、冷枚等,也从事版画创作,对年画的提高起丁一定的推动作用。《丰收图》无论在构图、设色、人物造型上,都达到了一定高度,可以说是清代杨柳青年画的代表性作品。

蒋门神像(泥塑) 清 张明山
    “形容又恶,相貌粗疏。一身紫肉横少,几道青筋暴起。黄房斜飞,唇边扑地蝉蛾;怪眼圆睁,眉目对悬星象。坐下狰狞如猛虎,行时仿佛似门神。”
    这是《水济传》第二十九回“施恩重霸孟州道,武松醉打蒋门神”里描写蒋门神蒋忠的一段文字。单看文字,我们很难得出一个具体的形貌印象,这是文学的缺憾。现在,让我们看看张明山创作的《蒋门神像》,也许会产生更深刻的感受。作者没有简单地图解文字,按原著描写的那么几点特征来塑造游门神,而是通过典型的人物造型与脸部表情,刻画出一个性格鲜明令人憎恨的恶棍,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生花妙笔无法描述的活灵活现、真实可信的艺术形象。你看这条身而九尺的恶棍,双手抄在背后,挺胸腆肚,霸悍之气从魁梧的躯体组散出,如狰狞的猛虎,随时都可能爆发出狂暴的力量。那粗壮的脖颈紧接肩膀,充满蛮横劲头。满面杀气的大脸,绽出块块横肉。嘴角极度朝下撇,眉眼极度向上挑,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他站在那里,虎视眈眈,盛气凌人。一望而知,这是他横行孟州道、抢夺快活林后不可一世得意洋洋的时候。多么绝妙的一个反面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形神兼备。可是,这个塑像只有十一厘米高,头还没有蚕豆大。
    塑像作者张明山,名长林(公元1896—1906年),是我国清代末年著名的天津民间泥塑艺人。张明山出身贫寒,自小随以泥塑为业的父亲学艺,聪明好学,善于摹仿,富于想象,敢于创新。他继承了我国传统的泥塑艺术,又在历代雕塑、绘画、戏剧、民间木版年画等艺术品中吸取精华。经过数十年辛勤探索与实践,终于创造了独具一格的民间泥塑艺术,蜚声四海。他一生创作了一万余件泥塑,不但受到国内群众的喜爱,还远销日、法、德等国家。他的作品在巴拿马赛会上得过一等奖,并为许多国家的博物馆所珍藏。群众因此亲切地送给他一个呢称:“泥人张”。
    张明山创作的泥塑,题材十分广泛,既有表现劳动人民现实生活和当代社会风俗的,也有以古典文学名著、戏剧及民间故事为题材的。《蒋门神像》,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例。此外,他还擅长肖像制作。他具有高度的写真能力,据说年轻时常袖拢泥巴,进戏园看演员表演,一边偷偷在袖里捏像,捏的像酷肖逼真,一时传为美谈。已故现代著名画家徐悲鸿曾高度评价张明山的泥塑肖像,说:“其比例之精确,骨格之肯定,与其传神之微妙”,虽唐代第一塑像名手杨惠之“不足多也’。蒋门神虽不是肖像写生,但形体准确,刀法娴熟有力,充分体现了作者的写实功底。张明山还善于绘画,他运用绘画技巧为泥塑妆蛮,色彩简单雅致,富于装饰趣味,配上写实与夸张相结合的形体,使作品透出一种明快清新而健康的气息和情调。《蒋门神像》没有加彩,而是以雕塑美令人品味无穷的。
    我国古代彩塑艺术,早在彩陶时代就已萌芽。佛教催发了这棵异卉,在南北朝、唐、宋时代开放出灿烂的花朵,过后便逐渐衰败,到清代, 已是枝叶凋零了。“泥人张”的泥塑,实是枯枝上新绽的一朵春蕾,透露了一点新的生意。但这棵古老花树的真正重新焕发青春,却是在新中国诞生之后。党和人民政府对“泥人张”的艺术非常重视,1959年特地成立了天津市“泥人张”彩塑工作室,使“泥人张”的彩塑成为现代我国一枚独秀的艺术之花,在艺术百花园里摇曳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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