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放生风俗

摘要:放生盛行于中国,明清时期产生了很多观念,有因果报应说、普度说、仁民爱物、恻隐之心说等,放生的过程有正式的仪式和规范,关于其记载较为详细,还产生了结社性质的组织——放生会,并对明清时期的善会善堂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借鉴意义。
放生一词出于大成佛经,盛行于中国,也流传于日本、韩国、越南等地。其活动有佛教徒基于众生平等的慈悲精神以及轮回生死的因果观念,提倡救济众生的生命危难及痛苦,也有儒家基于天人感应和仁爱学说而提倡救助动物的。
放生图,敦煌莫高窟第12窟(晚唐)
关于放生的记载,始于六朝,梁武帝时期即有了放生文,此后历代有之。北宋时期,每年4月8日在杭州西湖举行放生会,参加者达数万人之多。元朝进入衰落期,到了明清,放生的观念、行为记载尤多。

一、明清时期的放生观念

放生的根据,最为佛教徒所熟悉的,是《梵网菩萨戒经》:“若佛子以慈心故,行放生业,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子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若见世人杀畜牲时,应方便救护,解其苦难。”这里强调的放生理念,发展到明清时期予以分化。流传最广的为因果报应说。
如《戒杀延生录》言道:“戒杀不结众恶缘,再能放生惜物命,回此功德向法界,必登西方九品莲。”即是用彼岸的西方极乐世界对人们放生进行号召与鼓动。清朝金堡的《海幢寺放生碑记》明确说:“放生有功,杀生有罪。”钱谦益《书放生池册后》云放生是“慈心功德”。这些都以福报为诱,鼓励放生。
同时,还有人以将福报转移到他人为诱,鼓励人放生的。彭绍昇《钱塘清宁禅院放生池记》云:“以兹微润,上祝无疆,譬如增卷石于泰山,投勺水于巨海。”金之俊《题放生汇纪后》认为放生“小之为吹群伦之善气,大之为挽劫运之杀机”。薛起凤《文星阁建放生会疏》云,吴地生活奢侈,杀生之事极多,薛氏等乃举行放生会,“庶几善气熏蒸,吉祥来止。三灾不作,八难潜消。阴阳和而风雨时,物阜成而民康寿”。
放生在明清时期流行,也有普度说的影响。金堡《雷峰放生社说》中说:“不知我不放生,生亦不我放。生不我放,故死不放生,生生死死,如旋火轮,无有休息。”黎元宽、张岱、释道忞、彭绍昇等也都表达了放生“普度众生”的思想。
“仁”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之一。“不杀是佛,杀岂是佛?”生是生命存在与发展最重要的前提,对生的重视与关注不仅是佛家所具有的,更与儒家主张积极入世,注重人事的观点相契合。孔子曰:“舜之为君也,其政好生而恶杀,其任授贤而替不肖。”明清时期,很多文人笔记中,都将放生这一行为视作儒家“仁民爱物”的体现。徐旭旦《放生说》云:“大儒治世,必先爱人,然亦未尝不爱万物也。”

二、明清放生的具体过程

放生有一定的仪轨,唐代玄奘《大唐西域记》、明代莲池大师有《放生仪》及《戒杀放生文》,这些都是介绍放生仪轨的。现在通用的《放生仪轨》也是依据《金光明经·流水长者子品》的大意而编纂的。
明清时期,放生仪式的仪轨是:先在放生处设香案,准备净水与杨枝,中间供奉观世音菩萨像。维那先举腔唱“杨枝净水”香赞,主法者拈香礼佛;念三遍“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后,主法者举杯说“菩萨柳头甘露水,能令一滴遍十方,腥膻垢秽尽蠲除,令此坛场悉清净。”大众接着同念《大悲咒》,给动物洒净。
然后,大众再念《心经》、《往生咒》,主法者再为动物开示佛法,传授三归依,大众同音念忏悔偈、三归依偈、发愿偈。最后,主法者再次说法,大众唱“胎卵湿化”赞,念佛绕生灵处三周,回向众生。举行仪轨完毕后,将动物送到大自然,让它们恢复生命的自由。
放生行为在明清的盛行,最突出的表现是放生会社。黄辉号称莲花中人,与公安派袁宗道等人曾结成蒲桃社,一起饮酒谈禅。万历十七年,黄辉梦见自己登上了一座宝塔,宝塔之上,焦竑拿出一本书给他看,这本书就是《戒杀放生文》。他在梦中得到这本书,从此不再杀生,见到生物就买下放走,并将该书重刻发放给众人。
清代的一块放生碑
杭州是放生会社较为集中的区域。云栖寺的云栖大师祩宏,在明末结社风气的影响下,组织了上方善会,修订了放生仪轨,使放生在形式上组织制度化。“白云坐断人间世,犹有溪声到上头”的陶望龄组织了放生会,虞淳熙在杭州西湖组织了以放生为目的的胜莲社,江苏常熟、昆山、南京、安徽桐城、浙江绍兴、北京、广东番禺等地放生会社相继兴起,正是这些行会的盛行,导致了放生规模与影响日益彰显。
杭州每逢放生之时,“四大丛林均有放生之物聚集,水族尤多。亦有马、牛、羊、鸡、鹅、鸭、鸟之类,君均汇放于江干范村之大云栖,寺系莲池大师创建之道场,亦有放于城内东园之小云栖,羊市街灵芝寺亦有放生所,若水族,放于三潭印月者居多。是日南北两山,大小船只,往来不绝。”
放生客观上减少了对动物的杀害,过程中形成的行会组织、行会规范对明清时期的善会善堂产生了一定作用,促进了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但是放生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表现形式,而且在放生前,很多动物是从商户那里购买所得,结束后很多动物因为不习惯自然环境而死亡,也有一些动物被猎户和商人捕获,进行二次贩卖,放生的意义大打折扣。
总而言之,放生的风俗在明清时期虽然盛行,但是并没有形成近代意义上的动物保护主义,不过仍不失为一种兼顾人性的爱心之举。时至今日,人类作为万物之长,早已成为地球的主宰。然而时时爆发的瘟疫,仍在提醒着人们,保护动物,维护地球的生物多样性,也是在保护人类自己的生存环境。

参考资料:《陔余丛考》,《东京梦梁录》,《法苑珠林》,《遍行堂集》,《牧斋初学集》,《一行居集》,《正谊堂文集》,《金文通公集》,《香闻遗集》,《经世堂初集》,《坚瓠集》,《卧龙山人集》,《西湖梦寻》,《云栖法汇》,《祁忠敏公日记》,《杭俗遗风》,《小浮山人年谱》,《船庵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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