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古龙说过一句话：朋友是拿来爱的，不是拿来利用的。东海学舌曰：人民是拿来爱的，不是拿来利用的。《大学》说“亲民”，孟子说“仁民”和“民为贵”，《尚书》说“敬从天命，怀保小民”，都是强调爱民的重要性和根本性。
仁者爱人，仁政爱民，王道敬天保民。敬天必须立足于保民，保民是敬天的基本要求。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不敬天不足以保民，不保民不足以敬天。有两个成语最能体现儒家对人民的关怀保护之情。《大学》：“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中庸》“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其九即“子庶民”。刘向《新序·杂事》：“良君将赏善而除民患，爱民如子，盖之如天，容之若地。”《孟子·离娄下》：“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赵岐注：“视民如伤者，雍容不动扰也。” 孙奭疏：“言文王常有恤民之心，故视下民常若有所伤，而不敢以横役扰动之。”《左传·哀公元年》：“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仅有爱民之语是不行的，停留于话语的口号话、空洞化的爱民，是儒家道德和政治的大忌。仅有爱民之心也是不够的。爱民有道，必须知道如何正确地爱，有哪些基本原则和注意事项，必须实实在在、真真切切、中中正正地将爱心落实。落到文化、政治、道德、制度、法律、教育、经济、科技等等领域的实处。爱民有道，首先要防止错误的方法，就像父母如果不能正确地爱子女，爱之适早已害之，所谓惯子如杀子。我在《正确对待人民和民意——儒家三忌和王道特色》（待发于《浙江儒学》）中指出：“在对待人民和民意方面，王道有三大忌：一忌唯民是从，二忌违道干誉，三忌逢民之恶。”这三种态度都不是爱民而是害民。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同样道理，儒家爱民，有其深沉之思和深远之计，有其常道、大义和要旨。《春秋》大义，就是围绕着爱民这一中心和主旨而展开的。例如，荣复雠、攘夷狄、恶战伐、重守备、诛叛盗、贵得众、贵正己、贵诚信、贵变改、贵豫、谨始、重民等等，根本目的无非为了爱民保民。孔子说“庶之富之教之”（《子路》第九章），庶之是富庶人口，让人口不断增长；富之是引导人民致富，提供社会保障；教之是以仁为本的文化启蒙和以身作则的道德教化，这是儒家自古不变的为政要旨，也可称为爱民三要素。《尚书》的“正德、利用、厚生”也是爱民三要素。正德，正己之德，不断提升政治道德，这是“教之”的前提。利用是利物之用，厚生是厚民之生，都属于“富之”的范畴。《孟子》第一篇孟子教训梁惠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导致一大误会，认为孟子不言利。其实孟子反对的是“后义而先利”和“上下交争利”，而其仁义本身就涵盖了利。在政治上最大限度地利益人民，维护民众的正当权利和利益，正是王道仁政题中应有之义。“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俾勿坏。”大意是说，大禹对舜帝说，啊！帝要深思呀！道德体现为美好政治，政治落实为养民之道。水火金木土谷六府好好治理，正德、利用、厚生三事要好好配合。这九件事功顺利有序，九事有序，就能获得百姓歌颂。用休庆引导人民，用威罚督导人民，用九德之歌勉励人民，就可以让人民不会败坏。可见王道政治，并非一味宽容，而是宽严并行。严以治吏，宽以养民，宽严相辅相成。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指出：“严以治吏，宽以养民，无择于时而并行焉，庶得之矣。”又说：“严者，治吏之经也；宽者，养民之纬也。”严以治吏，不是治小吏，更是严治上官。王夫之指出：“严下吏之贪，而不问上官，法益峻，贪益甚，政益乱，民益死，国乃以亡。”只有“严之于上官”，才能收到最好的政治效果：“严之于上官，而贪息于守令，下逮于簿尉胥隶，皆喙息而不敢逞。君无苛核之过，民无讼上之愆，岂必炫明察以照穷檐哉？吏安职业，民无怨尤，而天下已平矣。”王夫之认为，朝廷很难具体掌握胥吏的贪腐情况，只有上官以身作则做出表率，才能对胥吏产生直接的预防效果。如此则朝廷减少了监察的烦扰，百姓减少了诉讼的烦恼，社会稳定水到渠成。“严以治吏，宽以养民”是爱民的正道，适合于任何国家任何时代。最可怕的政治是倒过来，严以治民，宽以养吏。那就完全反常了，始而民不聊生、继而官不聊生就是必然的结果。要明德慎刑，德主刑辅，疑罪从去，疑赏从予；要以礼止刑，绝恶于未萌；要勇于惩恶罚罪，义刑义杀义战；要爱有差等，以本国之民为主，先爱本国之民，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考虑异国之民……等等等等，兹不一一。人权自由、人格尊严和国格尊严成正比。人权自由、人格尊严和国格尊严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三要素，与国家的文明度、美好度、强盛度、凝聚力、影响力、号召力正相关，与人民的幸福度、社会的和谐度正相关。人民没有人权自由就没有人格尊严，国家最大也就没有国格尊严可言，如前苏联。如果一个国家能够“不惜一切代价”地维护国民的生命安全和基本权利，这个国家疆域虽小人口虽少也是伟大的，如以色列。在四大自由权中，言论权最为根本。儒家政治不唯民意，但尊重民意，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尊重民意就必须维护民众自由表达的权利。这是王道政治和中华文明一个古老的传统，自上古流传下来。《史记·文帝三年》说：“古者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大意是，古代圣王治理国家，朝堂中设进善之旌，立诽谤之木，所以能通达治国大道，让臣民大胆进谏。反对周厉王防民之口和赞肯子产不毁乡校，从正反两面表面了儒家对人民言论权的尊重。《国语》《召公谏厉王止谤》中召公劝谏周厉王的一段话，介绍了王道政治言路的畅通无阻和防民之口的严重后果。他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曚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子产不毁乡校事出自《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对于乡人聚会议政的乡校，然明主张毁掉，子产不同意，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吾闻为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孔子看到子产这一席话，说：“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意谓这就是仁政的一种表现。既然能施仁政，子产就不会是不仁之人。召公和子产不约而同地把防民之口喻为防川。明朝余继登在《典故纪闻》中说：“治国之道，必先通言路。言犹水也，欲其长流，水塞则众流障遏，言塞则上下壅蔽。”然哉。政治不仁，言路不通，民众多灾多难就是必然的。换言之，如果官民不聊生，问题一定出在上面，在上层建筑，或在意识形态，或在政治经济制度，或在领导集体和领导人。其中领导人最为关键。故商汤说：“万方有罪，在予一人。”（《尚书·汤诰》）周武王说：“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尚书·泰誓》）都是最高领导人引咎自责、勇担责任之语。刘向在《说苑·君道》有一篇《夏禹王下车泣罪》：“大禹巡狩，见罪人，下车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顺道，君王何为痛之?王曰：尧舜之人，皆以尧舜之心为心。我为君，百姓各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大禹出巡遇见一个罪人，便下车询问并为他流泪。左右说：“那罪人不走正路，君王为什么要为他痛心呢？”大禹说：“尧舜的人民，都以尧舜仁爱之心为己心。现在我为君王，百姓却各以其私心为己心，因此我感到痛心。”这个故事很好地说明了“万方有罪，罪在朕躬”之理。民众有问题，领导阶层先反躬自省，寻找问题的根源。刘向是大儒，他记叙的这个故事不论真假，说明儒家对这个道理认同。民众的问题，官场的问题，社会政治一切问题，领导人都负有领导责任。故儒家特别强调“正君心”。董仲舒说：“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举贤良对策一》）朱熹说：“天下之事千变万化，其端无穷，而无一不本于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则天下之事无一不出于正；人主之心不正，则天下之事无一得由于正。”（《朱文公文集》）正君心即正政治之本，端正本源、根本。君心是王道政治的根本。君心端正则政治正义，一切无不正。《公羊》“元年春王正月”，何注：“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境内之治。”孟子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离娄上》）程颐说：“天下之治乱，系乎人君之仁与不仁耳。心之非，即害于政，不待乎发之于外也。”君心君德占据主导地位，对于政治制度和官德民风都具有决定性影响，君心正则无不正。正君心就要纠正君王的错误。郭店楚简中有一篇《鲁穆公问子思》，子思明确地说：“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指出、批评君主不对不善，是忠诚的表现和忠臣的责任。孟子说：“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与子思所言一脉相承，都是正君心。要正君心“格君心之非”，非大人不可。孟子曰：“人不足与適也，政不足间也。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上》）那些当政的人不值得去谴责，政治不值得去非议，关键在于“格君心之非”，这只有大人才有可能办到。国君仁，没有人不仁；国君义，没有人不义；国君正，没有人不正。一旦国君品行端正，国家就安定了。在君主制下，君王的权位至高无上，正君心无异是最根本的爱民大法。正君心有道，君爱民、三界精英爱民亦有道，建设王道政治就是对人民最好最大最根本的仁爱。王道之所以特别爱民，是因为有一个最基本的政治原则：民本。《尚书》说：“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本字有根本、本体、本位、第一位之义。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也是民本思想的古典表述。以民为本，意味着保卫人民比保卫国家更根本，保卫国家的目的是为了保卫人民；意味着维护人权比维护主权更重要，维护主权的宗旨是为了维护人权。以民为本，意味着其它皆末。相对于人民，国家、政府和君王的价值都是工具性的。对此贾谊阐述最为全面。他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命也。国以为命，君以为命，吏以为命。故国以民为存亡，君以民为盲明，吏以民为贤不肖，此之谓民无不为命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功也。故国以为功，君以为功，吏以为功。国以民为兴坏，君以民为强弱，吏以民为能不能，此之谓民无不为功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力也，故国以为力，君以为力，吏以为力。”（《新书-大政上》）贾谊用本、命、功、力四个概念论定人民的根本地位和巨大作用。四个概念中又以本字最为重要，命、功、力等字，都是本字的进一步说明。国家、君主、官员群体的命运好坏、功绩大小和力量强弱，无不取决于人民。以民为本，并非泛泛地以民为主，而是要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制之以法。而在导德齐礼之前，需要通过一定的程序获得国民的同意，即政治合法性。东海曾经提出“王道三主论”：主权民主，治权君主，教权儒主。体现“主权民主”的方式有二：直接选举即普选，间接选举即代议。儒式选举近乎西方代议制，民众选举议员，议员选举君主。民众对于君主，没有选举权但拥有否决权。这里的君主，泛指国家领导人。国家、政府和领导阶层是否爱民，爱得是否正确深沉，人民是否被爱，被爱的程度如何，可以从人民的生活状况、人生态度、道德表现中观察和发现。孟子有一段话，论述了王者之民和霸者之民的不同特征。他说：“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杀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孟子-尽心上》）大意是说，霸道政治之下的百姓欢喜快乐，王道政治之下的百姓心旷神怡，百姓被杀而无怨恨，获得利益也不知感谢。民众一天天趋向于善，却不知道谁使他们这样。君子经过之处，人们就受感化；心所存主处，便神妙不测，上下与天地之化同时运行，难道说只是小小的补益吗？王霸的爱民程度深浅有别。霸道也能行善恤民，但霸者德小，爱得不深，爱法不对，急功近利，恩泽表现于外，甚至可能逢迎民众，所以霸者之民欢天喜地。王道因民之所恶而去之，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道大法天，春风化雨，潜移默化，人民安居乐业而不知王者之德，享受王道而不知王者之功，这才是最高境界的和谐幸福。皞皞，广大自得的样子，意谓从容不迫高度和谐。《正义》说：“此章指言王政浩浩，与天地同道；霸者德小，民人速睹：是以贤者志其大者也。”杀之而不怨，就是“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利之而不庸，他们得到利益而不知感谢。据《帝王世纪》载，“帝尧之世，天下太和，百姓无事，有老人击壤而歌。”其辞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这就是“利之而不庸”。“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为之者当然是王者，王者为之有道，靠的是礼，礼乐制度和教化。《礼记-经解》说：“故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这里的君子兼指王者和圣人。君子德大，过化存神，《中庸》说：“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杀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就是“所过者化”的表现。孟子这段话也说明，民众的生活精神状态和幸福度是判断政治高低的主要标准。霸道之民，生活精神状态也不错，但不如王道之民更加和谐美好。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史记礼书》说：“古者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然而敌国不待试而诎。城郭不集，沟池不掘，固塞不树，机变不张，然而国晏然不畏外而固者，无他故焉，明道而均分之，时使而诚爱之，则下应之如景响。有不由命者，然后俟之以刑，则民知罪矣。故刑一人而天下服。罪人不尤其上，知罪之在己也。是故刑罚省而威行如流，无他故焉，由其道故也。故由其道则行，不由其道则废。古者帝尧之治天下也，盖杀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传曰威厉而不试，刑措而不用。”“罪人不尤其上”就是“杀之而不怨”。刑措不用，刑法放置起来用不着。刑措不用、家给人足、比屋可封等成语，都是用来描述古代盛世和王道政治的，这也是“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的表现。注意，不要小看霸道。霸道要旨是尊王攘夷：不足以建设王道王制，但对王权有所尊重；不能耀德化夷而来远，但能抵抗夷狄侵犯。管子实践的就是霸道，孔子称赞：“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朱熹称其“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顾炎武说：“春秋之义，尊天王，攘夷狄，诛乱臣贼子，皆性也，皆天道也。”霸道也有爱。董仲舒曾论及两者仁爱范围之异：“王者爱及四夷，霸者爱及诸侯，安者爱及封内，危者爱及旁侧，亡者爱及独身。”（《春秋繁露·仁义法》）霸者行霸道，逊于王者而又胜于安者、危者和亡者。王者爱及四夷，霸者爱及诸侯，安国之君只爱本国之民，危国之君只爱亲信之人，亡国之君只爱他自己。《孔丛子·记问》篇记载“子思问于夫子曰”的对话中，谈到王霸之别和王道化民之效：子思问于夫子曰：“亟闻夫子之诏，正俗化民之政莫善于礼乐也。管子任法以治齐，而天下称仁焉，是法与礼乐异用而同功也，何必但礼乐哉？”子曰：“尧舜之化百世不辍，仁义之风远也。管仲任法，身死则法息，严而寡恩也。”严而寡恩，就是因为爱民之心不足，爱民之法不对。但比起让人民敢怒不敢言的各种形式的暴政来，霸道毕竟不无值得肯定之处，可以让人民得到一定程度的幸福，可以得到人民一定程度的拥护。故孔子在对管仲有所批评的同时也有所赞肯，说“如其仁，如其仁”云。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暴政之民又不一样，德智特别低下，民日迁恶而不知为之者。陆贾说：“尧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纣之民，可比屋而诛者，教化使然也。”（《新语·无为》）。可见，有什么样的政治，就有什么样的人民。人民可不可爱，取决于他们是否受到必要的权利尊重和政治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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