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参议长蒋继伊(37)为和平作最后的努力
原创王文胜
1949 年1 月21 日，李宗仁终于如愿以偿当上了代总统，可是当他踌躇满志地走入政治前台时却发现，蒋介石仍牢牢地在背后掌控着国民党的军政大权。首先，蒋介石暗中指使国民党行政院长孙科将行政院搬到广州，拒不执行李宗仁的政令，造成“府院之争”；其次，蒋介石令嫡系爱将汤恩伯将中央银行的金银外汇全部运到台湾，经济上卡住了李宗仁的脖子，弄得这位李代总统在“执政”期间竟一文不名。同时，蒋介石命令成立京沪杭警备司令部，以汤恩伯45 万人马置于东南半壁，随时可以武力解决李宗仁。这时，李宗仁虽贵为新桂系魁首，实际上他已调不动新桂系的军队了。白崇禧将新桂系武装带到了中南，没有他的许可，这些部队调不出一兵一卒。为了自身安全，李宗仁通过白崇禧，仅调得桂系一个团到南京担任警卫。更令李宗仁难堪的是，他宣布释放张学良、杨虎城，毛人凤控制下的军统竟拒不执行命令，致使他的命令成为一纸空谈。
当时，李宗仁的最大愿望就是企图与共产党两分天下，划江而治。因此，上台伊始，李宗仁就积极筹备与共产党的“和谈”，藉以延缓国民党政权的灭亡。同时加紧整顿军队，扩充实力，妄图与人民解放军隔江对峙，分庭抗礼。
李宗仁认为当前面临三大要务，丞待处理：第一，要立即与中共联系，迅速举行和平谈判，结束内战。第二，谋求内部团结，加强民主改革，收拾民心，并阻止解放军渡过长江，求取光荣和平。第三，寻求美援，抑制通货膨胀。
2 月27 日，李宗仁发表文告，表示愿意接受毛泽东在1 月14日时局声明中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为此，他派出了私人代表刘仲容前去与中共接洽。刘仲容，湖南益阳人，生于1903 年。早年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长期任李宗仁、白崇禧的高级参议。抗日战争期间，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曾多次前往延安，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畅谈，商议抗日民主统一战线问题，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刘仲容临行前夕，白崇禧面授机宜：李宗仁代总统后，国共双方都表示愿意和平解决争端，和平气氛有了，希望早日举行和平谈判；今后可以有一个“划江而治”的政治局面，希望中共军队不要渡过长江。国民党军队的主力虽然部分被歼灭，但还有强大的空军、海军和数十万陆军，如果中共硬要渡江，是会吃亏的。而且，既然双方表示愿意和谈，如果中共过了江，打乱了摊子，那就不好谈了。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西柏坡接见了刘仲容，并郑重要求刘仲容转告李宗仁和白崇禧：
一、关于李宗仁的政治地位，可以暂时不动，还是当他的代总统，照样在南京发号施令。
二、关于桂系部队，只要不出击，解放军也不动他，等到将来再具体商谈。至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是这样，如果他们不出击，由李宗仁做主，可以暂时保留他们的番号，听候协商处理。
三、关于国家统一问题，国共双方正式商谈时，如届时李宗仁出席，毛泽东也亲自出席；如果李宗仁不愿来，由何应钦或白崇禧当代表也可以，中共方面则派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参加，谈判地点在北平，不能在南京。双方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后，成立中央人民政府。
四、现在双方已经开始和平谈判，美国和蒋介石反动派是不会甘心的，他们一定会插手破坏，希望李宗仁、白崇禧要拿定主意，不要上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当。
4 月5 日，刘仲容作为桂系代表，从北平飞回南京。一下飞机，刘仲容就马不停蹄地赶到傅厚岗，面见李宗仁，向他一五一十地报告了此次北平之行的经过，并如实地转达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谈话。白崇禧问刘仲容：“中共对渡江有什么决策？”刘说：“中共方面态度坚决，认为政治要过江，军事也要过江。”白接过话说：“他们一定要过江，那仗就非打下去不可，还要谈什么？”
与此同时，4 月1 日，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也到达北平。代表团成员还有黄绍竑、邵力子、章士钊、李蒸和刘斐。中国共产党则派出了以周恩来为首的和谈代表团，成员有林祖涵、林彪、叶剑英、李维汉和聂荣臻。4 月15 日，经过国共双方代表的和谈协商，一致通过了8 条24 款的《国内和平协定》，双方代表商定4 月20 日为签字日期。
16 日，李宗仁再次召集桂系核心人物开会研究这个协定。会上，李宗仁首先作了悲愤激昂的讲话。他对黄绍竑说：“你回北平告诉张文白( 张治中字文白)，叫他向中共代表团力争取消逮捕战犯这一条，我愿意以国民政府代总统的身份去北平负荆请罪。内战罪责，由我一人承担，但不要再追究国民政府所属的军政人员过去的罪过。其他条款我们都愿承认，并认真执行……”
然而，手握重兵的白崇禧早已下定“只要中共坚持渡江便不能接纳和议”的决心，白崇禧自恃尚有实力，并幻想美国插手援助，甚至发动，因此坚决反对签订和平协定。黄绍竑是希望和平的，他与白崇禧围绕签字与否，激烈交锋。结果双方各执己见，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
李宗仁坐在一旁，听由双方争吵，一言未发。他心里明白，如果他表示同意，就会同军方发生冲突。仍在幕后操纵的蒋介石只要一句话，就会把他轰下台，甚至有生命之危。如果他不同意，则是自食其言，失信于民。退一步说，即使他批准代表团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也不能保证贯彻实施。
思前想后，李宗仁还是不敢接纳和议，只得将签字权推给了“和谈指导委员会”。同时，为了免受蒋介石迫害，他又派张群携带《国内和平协定》到溪口给蒋介石过目。这实际上等于拒绝签署和平协定。
蒋介石仔细看后，顿时气急败坏。他一把将和谈条款扔在一旁，起身愤怒地骂道：“文白无能，丧权辱国。”
20 日，李宗仁、何应钦正式复电北平国民党和谈代表张治中等人，声明不同意签字。由于南京政府拒绝签订中共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和平的希望又一次错失，无数鲜活的生命就要为掌权者的固执殉葬了！
1949 年4 月21 日凌晨，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摧毁国民党军号称“固若金汤”的千里江防。
后来，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在南京出任代总统的三个月期间，本抱'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欲为不可收拾的残局尽最后的努力，期望息兵，达成和平局面，解人民于倒悬。古人说：'尽人事而听天命’。但是因环境特殊，蒋先生处处在背后牵制，使我对这匹'死马’实未能尽应有的努力。”可见，李宗仁当时的苦闷与无奈。
解放军攻克南京后，李宗仁乘飞机仓皇出逃，于1949 年4 月23 日从南京飞往广州途中折回桂林，受到了桂系党政高官的欢迎。
广西省军政高官都集聚李宗仁在桂林的私邸，召开时局谈话会，讨论广西今后应当怎么办。在会上，蒋继伊指出，和平建国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唯有迅速与中共和谈，才能保存桂系的根基。最后大家都认为蒋继伊年高德邵，公推由他领衔，并由广西省政府秘书长黄中廑起草，给李宗仁写了一封很长的建议书——《希望和平的意见书》。信中给李宗仁提出了四项建议：
当前大局国民党政权已至末日，积重难返，迟早必然崩溃，决无挽回的可能。广西省内和平安定，桂系军队尚有二三十万人，据险而守，与中共作有条件的和谈，中共投鼠忌器——是有可能接受的。广西军政领袖们一向与中共不和，但与民革主席李济深友谊深厚，现亟宜运用李济深居中斡旋，与中共言和。广西如想以实力与共军对抗，无异以卵击石。目前应不惜代价，委曲求全，与中共妥协。
除省主席黄旭初外，在桂的绝大多数高级军政人员、参议员联名签署了这份《希望和平的意见书》，并由蒋继伊亲自递交李宗仁，希望李宗仁能够慎重地考虑，别再作毫无意义的顽抗，争取重签和平协定，以免把广西和八桂子弟拖进战争的火坑。
蒋继伊把《希望和平的意见书》交给李宗仁时说：“德公，国民党失败已成定局，我们为什么不能放下屠刀，却坚持要把这祸国殃民的内战坚持到底呢？蒋先生在大陆失败后，尚有台湾可以负隅，你如在大陆失败，则一条退路都没有了。”
李宗仁听后，内心大受震撼，但他仍然认为我国的传统道德是讴歌“断头将军”，而鄙视“降将军”。他说：“低头腆颜向共军投降吗？此事断非我李某人能做得出来的。”
蒋继伊仍不放弃，继续说：“德公，古人有言，识时务者为俊杰，和谈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我们既然在内战中失败，现在倒不如干脆承认失败，把军政大权和平交给共产党，以免内战继续和生灵涂炭。事到如今，唯有重开和谈，才有一线生机，这是最后的机会，是机不可失，时不我待，你要为八桂子弟留条退路啊！”
不久，白崇禧、李品仙、夏威等亦皆由武汉飞桂林。蒋继伊此举遭到白崇禧、李品仙、夏威等军队主战派的强烈反对，白祟禧尤其声色俱厉，直斥蒋继伊、李任仁等主和派为投降派，他表示要顽抗到底，不许再谈和平，对主和者都要抓起来杀掉，以免军心瓦解。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为了杀鸡儆猴，把自己以前的亲信黄朴心以动摇人心为由撤职查办。广西高级军政人员都噤若寒蝉，不敢再讨论和谈问题。黄中廑也劝蒋继伊说：“以后不要谈和了，谈和的要被杀头的！”
蒋继伊知道多言无益，但他已被绑架上了李、白的战车，身不由己，一时之间脱身乏术。
蒋继伊家乡青龙山武圣宫
本文选自蒋钦挥主编；宾恩信，王文胜，王清荣副主编,全州民国人物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2 本文经作者授权刊发 。版权所有。别的媒体采用请联系作者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