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洪侠｜“事件发生之后，一切不再相同”
张笑宇在南科大讲堂讲演。
2016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印行过斯拉沃热·齐泽克的书《事件》，介绍这本书的文字中常常引用下面这几句话：
“事件可以是那打碎了日常生活的重大变故，也可以是激进的政治决裂；它可能预示着宗教信仰的萌蘖，也可能意味着新艺术形式的兴起，当然，它还可以是像坠入爱河那样的强烈体验。但无论如何，事件发生之后，一切都不再相同。”
赠书给南科大图书馆。
“事件发生之后，一起都不再相同”。而现在，按张笑宇的说法，我们正同处在一个巨大的“超级事件”之中，那就是新冠疫情）他关于“超级事件”的界定请参考我昨天的公号文章）。疫情已经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最新的变化是，今天的新闻说，为遏制新起的疫情，严防境外输入，城际之间的公交、出租、网约车都需停运；非必要和紧急，国民出入境手续也停办了。
但这远非变化的全部。最重要的变化，应该是观念与思维方式。按着笑宇的观点，现在舆论界与大众认知中通行的话语体系是一种“简单二分法”。比如，任何政治制度都可以被放在独裁 / 民主、暴政 / 自由、专制 / 立宪的简单光谱上，所谓政治进步就是由光谱的一端滑向另一端。
按张笑宇在《商贸与文明》一书中的论述，新冠疫情这一“超级事件”，正迫使我们重新审视这套“简单二分法”，重新思考我们过去对许多重大问题的认知。如果我们超越“简单二分法”，“超级事件”就能在打破种种认知幻象后，为我们打开一个新的对话空间；原先“鸡同鸭讲”的交流，在新对话空间里可能创造出新的意义。如果死抱住“简单二分法”不放，“超级事件”也完全有可能浪费这一空间，或者各种“主义者”更加原教旨，更加排斥与自己理念不同的见解。
合影是如今每个活动的标配。
网上那些行情看涨的“民粹”言论，那些毫无理由也不需要理由的盲目自信，那些对其他国家和地区防疫抗疫做法的嘲笑与敌视，那些对不同观点一方毫无道理与底线的谩骂与攻击，都让人觉得，“超级事件”确实打破了许多“认知幻象”，开出了重新梳理知识、反思历史的空间，但是，也可能会让分歧继续加大，共识更难形成。
“超级事件”造成的认知分裂我们都不陌生，笑宇在书中举了我们大家都记忆犹新的例子：特朗普的支持者闯进白宫。“特朗普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就对此事件有完全不同的解释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更加激烈地指责对方本身就是问题。反对者想的是 ：这些暴徒已经破坏了民主的基本底线，这些人怎么能不受到惩罚呢？支持者想的是 ：人民的呼声已经如此响亮，那些压制真相的掌权者和建制派怎么能视而不见呢？
张笑宇认为：“超级事件”一旦发生，就需要解释，或者重新解释。“但如果我们的重新解释只是基于目前所见的部分现象和短期效应，从而就过快做出判断，只颠倒过去那种简单二分法的思维方式，那么，这种解释就很可能不会制造共识，而是——在长远看来——制造更坚定的原教旨主义者，也就是制造更大规模的分裂与混乱。”
所以，“认知幻象”打破之后，你需要的不是马上颠覆过去的思维方式，而是重新审视历史，扩展视野，梳理过去用以衡量历史的尺度和标杆，打开重新塑造世界的想象力。
南科大这个讲堂的讲者中，笑宇是迄今最年轻的。
这就是张笑宇提出“超级事件”的用意所在，也是我乐于介绍他这一观点的理由所在：作为“超级事件“，新冠疫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梳理和升级各自认知框架的机缘，我们大可以借此动动脑子，读读书，别浪费让自己逃出“简单二分法”的机会。
而他的《商贸与文明》一书，可以看做是他的“超级事件思维法”在“现代社会何以诞生”这一问题上的应用。
他所要回答的问题，也是新冠疫情这一“超级事件”引发的疑问：西方文明因之以强大的现代社会已经在西方没落了吗？现代社会赋予一个文明的力量可以被削弱吗？我们过去认为西方文明缔造现代社会的制度与思想要素，如今已经不发挥力量了吗？
对上述问题，许多人迅速给出了肯定或否定的答案。他们的答案并非来自重新而严肃的思考。他们或未经思考，或来不及思考，或根本不懂如何思考。
而张笑宇要做的，是希望我们一起思考：在西方文明中诞生的“现代社会”，其内核到底是什么？我们过去的认知有没有误差？他问道：如果说我们过去头脑中的那种简单二分法，例如以独裁 / 民主、暴政 / 自由、专制 / 立宪、东方 / 西方为标准而确定现代社会本质的方法，已经被“超级事件”打碎了，那么，那个离催生现代化的本质更近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于是他写了几十万字来讨论这一问题。
南科大学生追着笑宇讨论问题。仅“引言”部分，我已经读得脑洞大开。他的一些说法，比如社会治理的“要命”与“要钱”两种模型、“零增长秩序”与“正增长秩序”、传统与现代不是“古今之变”而是“并列关系”等等，闻所未闻，我读起来常有“石破天惊”、茅塞顿开之感。他总结的“零增长社会”的特点与逻辑，我太同意了，因为我对之很熟悉：不仅列祖列宗，我自己也曾经在“零增长社会”生活了很多年。